古代才女
1949年4月24日，中共解放军35军104师312团占领南京总统府。
二十世纪全球头号大输家
国民政府失去大陆国土已经五十六年，至今仍有人诿过于「贪污腐败」，然而今日大陆上共产党的贪污腐败比诸昔日的国民党何止千百倍──自一九八四年至二○○四年四月，有六千多名高干盗窃一万四千四百亿人民币的公帑顺利运往外国；有一万七千名中小官员和六万六千名暴反户将九万四千亿人民币非法套汇移至外国──足令国民党的孔宋家族自叹不如。那么何以共产党不垮台？学术界至今乏人研究中共的间谍战、心理战成效及其严密组织对维护、巩固共产政权所起的震慑作用。
中共的御用理论家与史学家口若悬河似地重覆以下谰言：共产党打败国民党是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必然；共产党是推不倒的，迄今没有一种政治力量能在中国大陆替代共产党，推倒了共产党必定天下大乱。
这显然是欺人之谈。历史实际上是由偶然性组成的，因果或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从目前已经澄清的历史事实可知，国民党败走台湾绝非人心所向或曰天意，而是由许多偶发事件堆砌积累而成的。以下一百个偶发事件大致可分为十八种类型：
一、 襄公之仁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北伐军上海戒严司令白崇禧率廿六军解除中共操控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其首脑汪寿华、罗亦农等九十人被捕。闸北驻军师长斯烈邀中共中央军委会书记周恩来前往谈判，遂予扣押。斯烈之弟斯励是周在黄埔军校时的学生，他让周写了悔过书后开释。四年后周恩来亲率红队成员将顾顺章一家老小八口以及他的恩人斯励勒毙。
一九三○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康生在一次秘密会议上被捕。由于一起被捕的丁济世之叔父是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康生一夥很快获释。八年后，康生在王明扶植下擢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在延安枣园开办训练班，为各地各级党委输送了大量特工人才，诸如乔冠华、耿飙、李强、黄镇、黄华等人，在外交、经济、文化部门从事特务工作，对国民党作出了致命打击。
一九三三年三月，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陈赓在上海治伤时被捕，经黄埔一期同学邓文仪等多人签呈请求赦免，蒋介石法外开恩将他释放。纵虎归山后，陈赓成为共军一员骁将。抗战胜利后，他率先叛乱，上党战役击溃国军十三个师，此后三年半转战晋豫陕鄂皖苏赣闽湘粤桂云贵川康等十五省，攻略城市二百零六座，歼国军七十多万，包括歼邱行湘部二○六师、黄维兵团卅三个团，在云南个旧、屏边歼国军第廿六军，在元江歼第八军，俘虏陆军代总司令汤尧和第八军军长曹天戈，为共军席卷大陆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九四五年八月廿八日毛泽东周恩来飞渝出席重庆会谈，军统局有人建议乘机逮捕毛、周、王若飞等八名匪首，以祭江西湖南千百万枉死民众。事为蒋介石知悉，下令缴了此人的枪，还命令特别警卫组和稽查处对中共人员严加保卫。中共建政后，凡军统人员，无论警卫组、稽查处一律枪毙，以怨报德。
在三年戡乱战争中，共军用「人海」对付「火海」，强迫无辜民众打前锋，用以消耗国军的弹药。国军的机枪射手们面对波涛一样汹涌而来的人潮，杀人杀得令自己害怕与恶心，因不忍伤害百姓，往往在精神压力下放弃阵地。无论国军火网如何严密，却有著永远死不完的「炮灰」来同枪弹相拼，结果是粤语所谓「好佬怕赖佬」。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黄伯韬兵团奉命西进跨越运河铁桥时，数十万百姓的骡车、马匹跟著部队的卡车、辎重逃难。黄伯韬爱民如子，让百姓先过，以致于七万大军无法在规定时限内抵达目的地，当全兵团到达碾庄时，共军主力已从鲁南兼程赶至，形成对黄兵团的包围圈。十二月初杜聿明部向永城转进时，亦与难民混杂一途，窒碍钝重，两天行程仅七十公里，使共军陈毅部获得充裕之时间与机会，完成合围。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惩治汉奸力度不够，无论处死、判刑的汉奸都不及法国、荷兰等国惩处叛国者的十份之一，以致于周佛海的儿子等汉奸成批投奔中共，对国府伤害极大。例如南京失守前，国府释放了判刑十年的汪伪军委会调统部第二厅厅长胡均鹤与镇江特工站负责人刘毅等人，他们联络一群汉奸投效中共，胡被任命为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刘为专员，他们向中共提供了一千多起国府潜伏人员的活动线索，从中破获了四百多名潜伏特工，其中包括中统局京沪地区潜伏首领苏麟阁，还收缴电台八十多部。中共华东局审讯委员会在愚园路青白小学刑讯逼供害死了万千国府地下工作人员，其刑讯头目廖耀林曾在汪伪特工总部当过「扑格打杀」刽子手。汪伪政府财政部税务署署长邵式军投奔新四军时，一次就捐献了廿五万美金，让他们放手发动叛乱残杀同胞。
二、 主帅优柔寡断举棋不定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在砀山奉命救援黄伯韬七兵团时，黄兵团已被围三日，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颟顸无能、迟疑不为，贻误了戎机，陈毅部利用这三日两夜时间在崇山峻岭构筑阵地，而邱兵团十二万人必须仰攻严阵以待的五十万陈毅部，所以邱兵团血战四昼夜才攻到鼓山，离碾庄圩三十公里时，黄伯韬兵团已崩溃。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六日国军徐州剿匪总部中将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优柔寡断，未能果断执行他在南京与总统所定的密案，而听任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调兵救援被共军包围的两个师，致使国军卅万精锐坐以待毙。设若杜聿明麾下三个兵团及时突围南下与黄维兵团会合，将会对刘邓的中原野战军造成致命的威胁，完全可以扭转困局。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下令制裁通敌有据的李宗仁，特别行动组在李逆官邸附近埋伏待命，由于决策者优柔寡断，这个行动组于蒋公下野前结束工作。设若行动成功，一系列桂系头子伏诛，则不会发生李宗仁上台后士气一落千丈、江南不战而溃的局面，至少也能保住半壁江山。
一九四九年一月廿一日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向麾下廿五万官兵宣布已签约投共，时任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特勤组组长的谷正文游说随徐永昌来平规劝傅回心转意的装甲兵参谋长蒋纬国将傅逆绑架回南京，蒋纬国也提起戴笠智擒韩复 促成台儿庄大捷的往事，但蒋在最后一分钟退缩了。倘若绑架成功，将傅押回南京以降敌罪名审理，对其他采取观望态度的国军将领是一项严重警告，进而提振士气，则国军在大西北、大江南仍有可为。蒋纬国以其特殊身份，丧失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扭转形势之良机。
三、 粗枝大叶，麻□轻敌
一九三六年夏，陕西省党部调统室向中枢密告张学良、杨虎城私通中共；九月，东北军总部政训处处长曾扩情密报中枢：东北军不稳，蒋公批示：「胡说，送(张)副司令阅」。同年十一月，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密报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委员齐世英：张学良已与红军达成局部停战协议。齐马上派专人密报在洛阳的蒋公，其他情治单位也密报西安不稳，然蒋公一直认为张学良虑事天真、未必会图谋不轨，他未注意到中共已渗透东北军各阶层。西安事变本可以防止，它的不幸爆发挽救了垂危的红军，使它从数千羸卒发展到百万之众，终颠覆了中华民国政府，导致大陆沦陷，江山变色。
一九四六年二月三日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书记长李光忱策划在长白山麓战略要地通化市发难，以三千八百义军推翻中共政权，成立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与中央先遣军，配合国军收复东北。主事的国民党通化市党部书记长孙耕晓求功心切，策动共方东北人民自治军通化支队军械股股长沈殿铠提供八百支枪，被沈出卖。此时通化是一座空城，中共通化省委书记吴溉之指挥廿多名省委干部与两挺机枪，击毙孙耕晓以下持大刀铁锹十字镐的义军一千八百人，起义被扑灭。
另一则因轻敌大意而酿成的悲剧是稷山暴动。阎锡山部下师长萧荫轩与亲信团团长杨子乘在晋南八个县建立了反共抗暴武装六个纵队与三个支队，相约在一九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发难。由于阎锡山在山西民间建立了根深蒂固的基层影响力，所以义军首领利用亲朋、同乡、师生关系渗透到十多个县区政府、共军宣传部门以及铁路警察，大有创建中条山反共基地的希望。不幸主事人发通知时误将十一月十九日写成十二月一日，所以届时只有稷山一地举义，孤掌难鸣，终于失败。其他各县闻悉稷山失利，便未再行动，此后半年，全省义军被捕杀逾千人。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国军在上海最大的军火库──江湾军火库发生大爆炸，声浪与烈焰持续了几天，主库储藏的美制最新式军火连同仓库设施统统化为灰烬。该案是由中共上海局外县工委副书记周克布置周沙尘通过其外甥、军械库少尉赵聚能引爆的。赵父是县中共老党员，早年曾帮助周沙尘去延安，周沙尘是通缉要犯，竟能以上海粮食日报驻南京特派员身份为掩护，公开活动。赵聚能故意将优质弹药报废、将失效弹药运往前线，居然从未被发现。他去科学仪器公司采买炸药原料磷和钠，引起店员怀疑，居然被他逃脱。军火库规定管库、警卫、保养连各成体系互相制约，可赵犯居然能以几杯酒买通管库人员交出钥匙自由运用。这一切都是国军保防制度的重大缺失，大意失荆州。
国防部保密局布置三大潜伏武装力量之一──东北技术纵队在满州里、哈尔滨、长春三地伏击访苏归来的毛泽东专列，全部计划由国防部二厅全能情报员计兆祥指挥执行。一九五○年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指挥军警突然逮捕了东北技术纵队司令马耐等八人与刚空降的两名高级杀手，廿六日收网抓捕计兆祥。此案破绽出在国防部保密局从香港公开汇钜款给计兆祥的姐姐计采楠，引起了公安部一局侦察科长曹纯之的怀疑。
一九五○年九月廿八日清晨，中共公安部与北平市军管会在灯市口甘雨胡同十七号院逮捕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李安东等七人，他们置备了迫击炮，企图在十月一日中共建政大典时炮击天安门观礼台，刺杀中共要员。这个隶属东京盟军司令部情报机关的间谍组合，拥有教堂、消防仓库、洋行、店铺等掩护，但是粗心大意到竟然用普通邮件传递情报。中共公安部驻邮局的检查人员截获了李安江寄往东京邮件中用铅笔画的天安门草图，上面赫然标有箭头直指天安门城楼的弹道抛物线。美国的情报机关竟然对中共的邮检制度一无所知。
四、 专家判断失误
一九四五年二月，罗斯福赴雅尔达前，让驻华大使赫尔利询问中国政府：日本还能支持战争多少时间？当时专办对日情报的军委会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王□生作出错误判断，认为日本至少还能打三年，他主持此项覆文，却漠视在东北的日本关中军只剩下一个空壳。罗斯福深恐美军伤亡激增，为谋求早日结束战争，遂要求苏俄出兵东北对日作战，且私相授受，同意恢复帝俄时代在旅顺、大连、中长铁路攫取的利益，并允许外蒙脱离中国而独立。斯大林派一百五十八万苏军进入东北，劫掠了东北价值卅美元的工矿设备回国，还将缴获的日制大炮三千七百门、坦克六百辆、飞机八百架、机枪一万二千挺以及六百八十座仓库和国防建筑设备移交给中共。此外，又把堆积在海参崴与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美制耐寒军械移交给林彪部共军，使其如虎添翼，从两万人的自治军一举扩张为席卷东北的四野。苟非东北尽墨、影响民心士气，则通货膨胀绝不可能陷国府于绝境。
五、 忽视情报工作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军统局局长戴笠将军死于空难，使一批直接由他指挥的潜伏共区高级特工变成断线风筝。他的继承人毛人凤、唐纵等尽皆庸庸碌碌之辈，不思进取，也不能守成，以致于总统府九名报务员中竟有七人是共谍，国防部作战厅长期被共谍把持。戴笠殉难翌日，中共在延安举行庆祝大会，周恩来讲话说「戴笠之死，使我们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一九五○年三月十七日在戴笠殉职四周年纪念会上，蒋公沉痛地说：「戴雨农同志不死，我们不会撤退来台湾。」
六、 主管官员尸位素餐、能不称官
一九三七年红九军军长何畏因憎恶中共当权者滥杀无辜而投奔国府，途中被偾事官员扣押六年，以致错失了策反共军高级将领李先念、许世友之良机。后何畏经张国焘营救出狱，万念俱灰，一九四九年共军渡江前，全家投江自尽。
一九四九年六月底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赴苏与斯大林会谈，斯坚持要把「外蒙独立」列入中苏友好条约，宋子文不愿做历史罪人，至七月十三日拒绝签字，且辞去所兼外长职。八月七日，王世杰赴莫斯科重开谈判，这位继任外长是巴黎大学法学博士，熟谙国际法，当时只须委婉表示一下这个条约签不得，事情就可能有所转机，盖既经内戚挂冠而去，复遭新任外长谏阻，相信再固执的人亦必会感到事态严重而对整个条约重作考虑。只要稍稍拖延几日，日本就投降了。日本一投降，美国就不必再求苏俄出兵，自然亦无理由再逼迫国府追认那个私相授受的雅尔达协定。王世杰缺乏文人应具备的「有所不为」的骨气，致使国府遭受无法挽回的灾难。
同一个王世杰，一九四六、一九四八年以「苏俄欲离间中美」而阻止蒋公与斯大林会面，拒绝苏方调停国共战事，致使苏方派到迪化接蒋公的飞机白跑。当时斯大林不欲毛泽东变成第二个铁托，力主国共隔江南北分治，像调停西安事变一样，也确有能力阻止共军渡江，但这国脉最后一线希望被王世杰断送。
盐贩出身的许铁英抗日反共有功，被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任命为河北省保安第二纵队少将司令。一九四六年六月起，他率部坚守永年年余，还主动出击。无奈十一战区自一九四七年四月起停止补给，使围城永年军民吃水草树皮度日。十月六日，他率几百部众突围出城，在成安县吕庄中伏殉难。
另一位民间义士王三祝，自发组织六个县保安团，被顾祝同封为豫北剿匪中将总指挥，还当选立法委员。他比正规军更勇敢善战，且向华中剿总密告第四十军有投共倾向。此举被剿总泄露，四十军军长李希晨衔恨报复，停止分配空投物资，还坚拒王三祝部退入新乡城，王三祝率军转战太行山又杀回安阳，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突围死节。
一九四九年五月，第十八绥靖区中将司令官董钊密电奉化蒋公，谓共军进逼东南，主力已渡长江，中原所留兵力有限，此进国军集结西北五十万部队宜向东猛进痛击，彭德怀、徐向前所部决难抗拒，不惟挽回颓势，且可使共军南犯之主力陷进退维谷之境。可惜此绝妙建议转国防部后被搁置不用。
桂系逼宫，蒋公下野，然而李白执政后毫无作为，昏庸误国。白崇禧驻节桂林月余，坐拥数十万大军，不但对军事部署上毫无积极的整备，且在撤退上乏消极整备，对属下部队不闻不问，例如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晚华中长官公署向南宁撤退时，不通知下属单位就撤除了电讯总机，仓猝出发，沿途人山人海，公路上人潮汹涌，以致两千五百辆卡车在半个月内全部损失，不是滞后被俘，就是被土共洗劫，官兵们群龙无首，各自逃生，几十万大军也很快就覆灭了。
一九五○年韩战爆发前后，大陆形势丕变，民众自发揭竿而起：贵州省义军控制了全省城乡半数以上，至三月底西南地区反共武装已发展到七十五万人，百人以上的队伍就有一千一百支；川南游击队占领了五份之三以上区、乡，川北义军焚烧了胡耀邦的川北行署大楼；西康义军炮击了共军西康省军区政委廖志高的办公室；汪宪率领的人民自卫军扩展成十四个支队十万铁军，控制了以金寨为中心的东西长三百多公里、南北宽二百多公里的鄂豫皖边区；新疆义军占领了哈密地区与迪化地区；在甘肃临夏一地，反共游击队达到五千多人，遣返回青海的七万多马家回军官兵都先后参加了反共抗暴斗争；李森组建的中国人民自由军，发展到十万人，转战闽粤赣三省，重挫中共基层政权；撤至缅甸的孤军反攻云南连克九个县，但他们都是各自为战，缺乏配合，加上后勤匮乏，外援不足，在三年内先后被中共集中重兵各个击破。在台湾的军政机构空喊反攻大陆却不能及时提供援助，徒使志士望洋兴叹。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林彪、陶铸密派黄埔四期同学萧正仪赴香港，密晤流亡香港的前国军补给区司令周游，倾诉自己「处危疑之局，遇多疑猜忌之主，朝荣夕枯，诡变莫测，因思校长(蒋介石)爱护学生无微不至 ，苟有自拔之机……」函由周游送交国防部特呈蒋经国。上述林彪密函表示林彪愿意弃暗投明，可惜台湾方面迟疑不决，错失良机，然而机会是稍纵即逝，陶铸与林彪相继遭受老毛残酷整肃。林彪死讯传到台北时，蒋公潸然落泪。
七、 人事倾轧，以私害公
潜伏在国军任四十六军军长的韩练成与共军陈毅部密谋，导演了一出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现代〈三岔口〉剧，将李仙洲集团七个师送入虎口。韩遂只身溜走，与共军三野司令员陈毅秘密会面后返回四十六军青岛留守处，韩回南京述职时，把失败责任推诿参谋总长陈诚，使陈被撤职，自己却留蒋公办公室任高参。他巧妙地帮助陈毅，把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三万余人送入共军包围圈，致使中将师长张灵甫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被击毙。一九四八年二月，杜聿明向蒋公面告共军三野一名被俘团政委招供韩练成与陈毅秘密来往，陆军官校校长关麟征在旁听见，旋即驱车向韩泄露。关麟征此举是由于他同陈诚有隙，不欲陈诚官复原职。何应钦接国防部长后再接杜聿明密报，乃将被俘共军团政委押到南京重审。于是中统局局长叶秀峰插手调查，还样自讯问莱芜作战实况。韩练成见形势不利，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卅日悄然摆脱监视岗，离南京去了香港。由此案可见国军保防系统千疮百孔。
一九四八年夏，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破获了中共地下党刘仁、李政宣案，循线抓捕了几百名中共地下党员，其电讯网远及渖阳、察哈尔、张家口、西安、上海等省市，正当北平站士气昂扬全面扫荡共谍时，保密局内部因派系斗争导致北平站总务处长刘玉珠、北平行营督察室主任马汉三被捕判死，北平站核心成员不是被捕、调职，就是逃亡，仅三人留任原职。这种大规模的换血，对保密局北平站的业务造成很大伤害：原有的线索皆因布线者入狱、亡故、离职而丧失殆尽。否则，在保密局全国区、站中业绩领先的北京站，绝不至于盲塞到让共谍渗透到傅作义身边(按：傅作义的副总司令邓宝珊、两名保密局处长、傅的女儿傅冬菊都参与了投共活动)。
大陆陷共后，原上海市警察总局局长毛森创立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下辖近百个纵队数十万游击战士，且从美国方面直接挂钩接受武器装备的补给。不料蒋经国接管情治系统后欲大权独揽，乃宣布撤销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司令部的编制，还逼毛森交出南方十个省的潜伏人员名单、移交从美国直接接受后勤支援的渠道。毛森不肯移交这笔多年经营的人事资源，仍然来往于台北与定海之间直接指挥敌后游击部队。富春江纵队司令王某，奋战连年多次负伤，回台治疗时，因系毛森部下，被禁基隆，不准上岸。后设法潜出，一见毛森，即伏地大哭。毛森见其形同乞丐。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日，蒋经国吩咐台北最高法院检察署颁布通缉令，称毛森「抗命不法」。此后毛森在泰国、缅甸等地从事反共游击队组织工作，因失去台湾基地，其东南反共救国军数十万人相继 被共军剿灭，毛森只能流亡美国，一代反共英雄山穷水尽。设若蒋经国豁达大度、深明大义，东南地区反共形势定会是另一种局面。
八、 骄兵悍将阳奉阴违，抗命怠工
一九四六年，隐藏于地下的陆军新编第廿七军军长姜鹏飞同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约定里应外合，配合国军收复哈尔滨。不幸八月八日杜聿明部将孙立人藉口休整按兵不动，致使姜鹏飞既无服装又无经费，弹药也将用尽，只好孤注一掷单独进攻哈尔滨，导致四万地下军与三千名九宫道道徒全军覆没。哈尔滨从此成为共军四野叛乱基地，国军再也没有能力光复。
一九四八年五月，白崇禧接获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密电──命令将图谋叛变的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张轸及其同谋将领押解广州审讯。白氏故意放纵张轸乘隙逃离武昌，让他拉走三个师两万余人投共。此举打乱了华中剿总保卫武汉的部署。同年十一月黄维兵团被围双堆集时，中枢急调宋希濂部两个军从鄂西北开往武汉待船东下支援，白崇禧则下令运输司令部不准运兵，结果黄维部十多万人与杜明所率两个兵团全部被歼。设若张淦、宋希濂两个兵团东下解围夹击共军，徐蚌会战将是另一种结局。
一九四九年九月，参谋总长顾祝同拟定一项计划：乘共军兵力分散之机，让汤恩伯部反攻福州，胡宗南部反攻陇海路西段，宋希濂部反攻宜昌。然而宋希濂怯战，于十月杪率部西撤，一路损兵折将，十一月十八日到白马山时只剩一万人马。十二月十九日率千多人在川康边境兵败被俘。设若宋遵令反攻，绝不至于遭此惨痛下场。
九、 军阀政客引狼入室与吃里扒外
一九二七年刘伯承组织泸州暴动失败后逃到西安，时任国民联军驻陕副总司令的邓宝珊立即资助刘一千六百大洋，把他窝藏在秦中旅馆。养虎遗患的恶果是：刘伯承日后成为中共一员骁将，仅一九四五九月上党战役──一九五○年四月西昌战役，就歼灭国军一百六十八个师一百四十五万官兵。
一九三一年六月廿八日，桂系军阀李白与粤系军阀陈济棠张发奎背叛中央，另组广州国民政府。李白等派遣刘纪文、陈友仁赴日本见首相犬养毅，要求其出兵东北，以便逼迫坐镇北平的张学良回师东北，使冯阎二、三集团军直捣南京，同时两广一、四集团军由衡阳进攻武汉，一举推翻国民政府。这就是九·一八事变的起因，动摇国本的十四年抗日战争由此揭幕。
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主力西窜，身为南路剿匪总司令的陈济棠，表面电令缉拿朱德，暗中却派人与共军和谈，协议互不侵犯。共军保证不入粤境，陈济棠则保证不截击，在湘粤间划定通道让红军通过，且赠以步枪子弹一千二百箱。陈济棠为保存实力稳踞南天王宝座而促使祸水尽快西流。
与此同时，红军主力由湖南边界进入广西，经灌阳、三江等七县边界进入贵州，只用了十天时间。白崇禧亲自在桂林指挥，命令廖磊率第七军紧跟红军之后，彼此相距四十华里，一路相送，一直把红军送入贵州省，双方并无战斗。白崇禧对部将说：「有匪有我，无匪无我……不如留著朱毛，我们还有发展机会」，他令桂军开放桂东通道，让红军尽快过境，还将入桂剿共的中央军万耀煌师和周浑元师包围缴械。以上两广军阀之行径，无异纵虎归山，酿成日后燎原烈火。
一九三五年初，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南下广州与李宗仁、陈济棠密商，李陈同意两广出兵倒蒋，日方则出兵华北以牵制国府兵力，使蒋介石无力南顾两广兵事，从而使陈、李兵力能顺利由湖南经武汉而东下南京。日本欲乘南京中央政府易手于亲日的两广军阀之时，轻易占据黄河以北。李宗仁默许了日寇此一阴谋，不啻引狼入室，于是便有七·七芦沟桥事变的爆发。
十、 军阀作乱的后遗症
一九三○年北方军阀锡山冯玉祥与中央开战，双方投入兵力一百五十万人，前后历时八个月，连续决斗，寸土必争，从无间歇，战区自平汉铁路沿津浦、陇海二路直达鲁西，战线长达九千余里，中央军死伤九万五千，阎冯军死伤十五万。仅河南一省因战争死亡人口即达十二万，受伤近两万，逃亡在外一百一十八万余，被军队拉夫一百三十万人，其中因以致死者三万余。财产损失六亿五千万，百间接损失不计其数，十年才能恢复。双方军费损耗逾两亿银元，各地民间损失当数十倍于此，光是铁路车辆车轨之破坏与营业损失在六、七千万元之谱，农产品仅烟叶一项，豫鲁皖三省已失收二、三千万元。国军全力北调，在南昌、广州两役惨败之共军乃死灰复燃乘机大肆扩张，滋扰赣湘鄂皖闽豫浙桂等省，长沙南昌均曾一度失陷，共军人数突然扩充至六万余人，其中央、湘鄂赣、鄂豫皖、洪湖鄂西、闽浙赣、广西左右江等六个主要根据地皆于一九三○年中原大战期间陆续建立，作为扩大叛乱的基础。之后政府动员全国之兵力从事围剿，历五年，始终未根除，乃成大陆沉沦之祸因。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动机只是为了维护军阀割据、阻止中国统一。然事变将整个抗日计划破坏无遗，一切国防大计、经济建设等均因此变乱而延缓或停顿。原拟由德国顾问协助训练卅六个师充当抗日基本力量的计划。只完成三份之一弱，订购的军事设备大部分未运回，甚至连预备囤积起来打半年仗的粮秣弹药也只储下不足三份之一数量。西安事变使抗战提前爆发，在准备不足时仓猝应战，结果是损失公私财产一千多亿美元(一九三七年币值)、十亿土地破坏了六亿亩，沿海地区工业全部毁灭。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毛泽东对日本社会党领袖佐佐木更三、黑四寿男等说：「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日本皇军来了，我们和日本皇军打，才又和蒋介石合作。两万五千军队打了八年，我们又发展到一百二十万军队，有一亿人口的根据地。你们说要不要感谢日本皇军呀！」
十一、军阀余孽叛变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日，冯玉祥西北军旧部高树勋在平汉线邯郸战役中以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率国军一个军与一个纵队共一万三千余人投共，导致四十军与三十军两万六千余官兵被围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副军刘世英等被俘。高树勋是戡乱战争中第一个投共的高级将领，他又写信策动国军将领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张岚峰、黄樵松等投共，对国军士气打击极大。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在西安事变中欠下二百多条血债的杨虎城爱将、国军第卅八军中将军长孔从周在河南巩县率第五十五师投共，此举使共军炮兵改弦更张、精实壮大。
一九四五年十月三日云南军阀龙云被解除兵权后，念念不忘失权之痛，遂煽动旧部为他复仇。翌年五月卅日，滇军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在辽宁海城率部投共，导致滇军一八二师团长张秉昌兵败被俘、暂廿一师团长徐济民阵亡。此后产生骨牌效应，滇军高级军官相继投共。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七日，国军吉林守备司令(滇军)曾泽生在长春率六十军撤离坚守了十六个月的长春，投降共军，致使共军四个师在夜色中悄然进入长春市区东半部，新七军见大势已去，突围又无力，被迫投降。四天后，踞守长春央银大厦的东北剿匪总部司令郑洞国不得不扯出白旗。长春失守，使东北国军牵制共军入关的战略意图失败，也使四十七万精锐国军南撤或与华北国军夹击共军的计划破产。整个东北的沦丧，是大陆戡乱战局急转直下的开始。
一九四九年保卫大西南时，原西北军杨虎城的侍从副官、时任西南长官公署代参谋长的刘宗宽乘拟订国军防御方案机会，故意虚设川黔边区绥靖指挥部，却不派一兵一卒。他将方案送交共方，共军入川正是从他特意留下的这个空隙进入。共军直插川湘鄂边区绥署主任宋希濂的侧后，打乱了宋部阵脚。八月廿四日刘在军事会议上断言共军不会由川东进攻，故意安排罗广文两个军开赴川西北布防，川东吃紧又急调罗部回渝。就这样把这支精锐部队在连续急行军中拖垮，未到重庆就遭伏击溃散。蒋公调胡宗南部第一军星夜回渝决战，他又派人传送情报，让共军在南川伏击胡部，国军乃仓卒退向成都，重庆的陷落整整提前了三个月。
割据川康廿多年的军阀刘文辉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在四川彭县投共，并策反川鄂绥署副主任董宋珩，逼走孙元良；又策动罗广文(十五兵团)、陈克非(廿兵团)、喻孟群 (川陕边区绥署代主任)率部附逆。还制订「节节破坏，段段抵抗」的战术，在成都至邛崃二百公里的公路线上配备五支游击队，破坏沿途公路桥梁机场，截击国军辎重与驻地。十二月十二日与共军卅六师在岷江夹击国军，在乐西公路以天然险隘构筑工事阻挡胡宗南部廿七军、宋希濂部和王陵基部。一九五○年二月，与共军围歼胡部王伯华师五千将士，在乡间坚壁清野断绝国军粮秣。总之，刘文耀在西康狙击国军历四个月，酿至西南三省大局糜烂。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云南军阀卢汉在昆明通电投共，并扣押西南军政长官张群、第八军军长李弥、第廿六军军长余程万，还将刚抵昆明的上将魏益三，中将十余人、少将以下三百多人以及载运国防部、联勤总部人员与物资的飞机十多架扣押。当时国防部、联勤总部先后撤至昆明的各级军官三千人全被一网打尽，保密局处长陈世贤、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所携部属与电台束手就擒。这一致命打击把国府在西南的布建连根拔起，使国府经营云南为反攻基地的宏图功亏一篑。
卢汉发动昆明一二·九叛乱前，中枢早已闻悉云南不稳，欲解除卢汉的云南绥署主任、省主席职，但被张群阻止，他自信能劝服卢汉服从中央，结果一到昆明就沦为人质。同年秋，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曾建议西安绥署主任胡宗南派两、三个军到云南去，胡部撤至川陕边境时，毛人凤又打电报建议胡抽调一部兵力兼程前往云南，以确保西南反攻基地，胡宗南都答覆暂无适当部队可抽调。设若胡部进入云南，卢汉的几个保安团怎敢造反作乱？
裴昌会早在抗战期间就与中共有所勾结，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五日在四川德阳任第七兵团司令官时率部万余人投共。三周后，他向共军贺龙部献计包围卅八军，诱降军长李振西。裴昌会投共，使胡宗南退守西昌徐图恢复的计划彻底破产。
十二、衔私怨导致叛变
吴化文原任军阀韩复 部手枪旅旅长，一九四三年投靠汪伪，任伪军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抗战胜利后反正，被编入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王耀武麾下。王以吴出身不正，心存歧视，种下了吴叛变之因。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九日，吴化文在整编九十六军军长任上，率三个旅两万余官兵投共。此举使十一万重兵把守、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山城济南，西部门户大开，王耀武口称「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土崩瓦解，于是刘峙派三个兵团北上援济的计划彻底破产。吴降共后四天，济南陷落，国军一个绥靖区司令部、一个保安司令部、两个师部、十一个整编旅、两个总队、五个独立团共八万四千余官兵被毙伤俘，旅以上军官廿三人被俘，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副司令官牟中珩、山东省党部主委庞镜塘等统统被俘，还损失了大批武器装备。济南失陷后，山东全局糜烂，于是华北、华东共区连成一片，直接导致了徐蚌会战的败局。
十三、被俘乞活出卖党国
一九四八年十月，长春陷共，长春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督察长关梦龄被俘，当时自少将参谋长安震东至中尉参谋李中侯均被迅速处决，关梦龄贪生怕死，在看守所中写了一百万字的检举书，使国防部保密局在东北地区潜伏的人员被中共一网打尽，以后再也不能恢复元气。
在昆明被捕的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长周养浩、保密局经理处处长郭旭、总务处处长成希超，中统云南调查处处长孙秉礼、国防部二厅副厅长沈蕴存、云贵特派员公署参谋长温天和等人，向中共招供了应变计划、潜伏计划、游击计划、破坏计划和还乡计划，致使军统在大陆的一百四十个潜伏组织被破获了一百零二个，潜伏人员被枪决数千人。
外号「赛狸猫」的军统上校段云鹏具备飞檐走壁特技，一九五四年他奉派自台赴大陆刺杀毛泽东，他到了香港迟疑不前。中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运用一名贩毒保释的药商、段的盟兄弟在段身边建立内线，一方面及时掌握段的思想、行动，一方面将段按部就班引入囚宠。药商在香港开设了药店，实际上还在共方控制之中。天津市公安局又专门在广州开设一家药店，派侦察员张葆珍装扮成店主韩葆章，由香港药商介绍韩代领通行证让段云鹏从深圳合法入境。段云鹏到广州当晚，在韩葆章接风洗尘酒宴上被捕。段云鹏在中共控制下，与保密局保持联系十几年，长期骗领活动经费，到文革爆发才被处决。
十四、为保身家、发横财而叛变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五日，华中剿匪总部副总司令张轸率三个师二万余人在武昌以南之贺胜桥、金口一带投共。此举打乱了白崇禧保卫武汉的部署。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湖南省主席、湘赣绥靖主任程潜通电投共，部署在长沙──厦门──汕头──潮州这道防线上的华中军政长官所部湖南军队纷纷跟著投共，防线左翼因而崩溃，并且使右翼宋希濂统率的中央嫡系部队不可能再守住剩余的防线，顿使百粤失去屏障，共军得以长驱直下，对播迁广州未久的国府打击甚重，西南半壁江山顷刻沦陷。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西北军政副长官兼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宣布脱离国民政府，率一个兵团部、十六个师(旅)投共。中共兵不血刃取得绥远，便彻底解除了后顾之忧，整个中国北部尽皆变色，藉此消除了国军以绥远为基地卷土重来的希望。
一九四九年九月廿五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致电毛朱宣布投共，使西南、西北地区仍在鏖战的国军士气大伤，共军一野、二野得以对成都合围，迫使政府迁离大陆。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中央、中国两家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刘敬宜率十二架民航机自香港北飞，满载汽油、器材、零件、轮胎等抵达天津机场。两航叛变由周恩来、李克农策动，参叛员工四十人获准每人携带免税西药等一皮箱。此举使国府军政人员再也不能用两航飞机在台湾与重庆、昆明之间来往与运输物资，大西南失陷时，许多军政要员因飞机不足而束手被擒，既打击了国府的军心士气，又提升了中共的空运能力，部分民航机改装成轰炸机后，参加了攻占一江山岛的大规模轰炸。
十五、共谍与内奸偷窃情报、策动叛变
一九三二年，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少将参议李明灏，以研究作战业务为名，从机要室偷出大批军用地图迅速送到毛泽东、朱德手中，使红军如虎添翼，巧布神兵，出奇制胜，击败了国军第五十二、五十九、十一_个师，毙师长李明，生俘师长陈时骥，瓦解了五十万大军进攻井岗山地区的第四次大围剿。
一九三四年九月下旬，蒋公在庐山牯岭召集军事会议，部署第五次围剿的铁桶计划，拟在匪巢瑞金四周围架起三十道铁丝网和三十道火力封锁线，还配备一千辆军用十轮卡车，俾快速运送作战部队拦截，一举围歼中央苏区的红军。混入赣北第四行政区任专员兼保安司令的共谍莫雄出席了这个二百名军政官员的会议，且领取了两斤重的绝密文件、地图、表格，旋即交付他安插在保安司令部谍报科任参谋的共谍项与年，由其从德安送往瑞金。共方接报后，突然实施战略大转移，将红军主力八万六千多人渡过雩都河西去，使国军前锋扑了个空，红军则抢在国军铁桶箍围之前撤出了有全军覆灭之虞的险区。
一九三四年十月，潜伏在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张学良身边任中校机要秘书的共谍潘文郁将国军进攻红军的兵力布置、战役行动、团以上部队番号、军官姓名、防区分布等机密情报偷回家中，转交中共，导致红军多次不失时机地逃出危险境地，转败为胜。
一九四三年五月，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率五个军闪击延安，由于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泄密，以致功亏一篑。一九四六年四月中枢密令胡部围歼中原共军李先念部的作战计划以及翌年三月胡部攻略延安作战计划均被窃走，致使整编廿九军中伏，旅长何奇阵亡、旅长李纪云麦宗禹被俘，国军精锐整编卅一旅、一三五旅、一六七旅被歼，而共军主力顺利撤出延安。
一九四五年，共谍阎宝航打入国防部拍摄复制了关东军在东北兵力部署和火力配备图，为共军抢先接收东北作了充分准备。
一九四六年，共谍余心清混入北平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担任政治设计委员会副主委，刻意安插共谍谢士炎充任北平绥署主管人事的少将处长。当陈毅部在山东莱芜大败时，谢向共方密献军事计划，致使共军反败为胜。他安插在上官云相的天津前进指挥所任参谋的共谍朱建国，偷出天津城防军事地图密献共军，导致陈长捷部防守天津损失惨重。
一九四七年二月第四十六师师长韩练成出卖军事机密，导致美械装备的七十七师在和庄被围，师长田君健殉国。第二绥区司令官王耀武下令突围时，韩故意推迟行动，让共军占先围困莱芜城，副司令官李仙洲部六万人被分割成数段，指挥系统瘫痪，被逐段歼灭。莱芜战役是共军在戡乱战争中的第一次大胜，全歼国军在胶济线上的机动兵力，共瓦解国军一个绥靖区指挥所、两个军部、七个师共五万六千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中将军长韩浚、少将副军长李琰、少将师长杨明、萧重光等十九名高级将领被俘，还损失了大量轻重武器。
一九四八年九月，有十九年中共党龄的国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张克侠利用职务之便自由出入剿匪总部参谋处翻阅军事情报与图表，将徐州国军布防及工事图表复制后派员送达共军华东野战军，致使徐蚌会战国军处处被动挨打。十一月十日，张志侠与另一名副司令官何基沣率五十九军两个师、七十七军一个师以及第一一一团共计两万三千人让开台儿庄至微山湖的运河防线，控制所有桥梁，确保共军三个纵队从第三绥靖区正面渡河南下，迫使掩护黄伯韬兵团西撤的李弥兵团回防徐州，从而又让开了运河防线，使华另两个师主力顺利南下，插到徐州以东，截断了黄伯韬的退路。廿二日，共军在徐州以东碾庄圩地区全歼国军第七兵团，司令官黄伯韬兵败自杀。徐蚌会战本是相持之局，共军几度陷于危境，张何投共使整个黄淮平原战地的国军陷入绝境。
廖运周是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共的，他潜伏国军升到一一○师师长。在豫北山东战场上，故意给共军报信，使国军奔袭计划扑了个空。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廿四日他给刘邓密送国军突围计划，致使共军提前出击，黄继兵团转移部署失利。廿六日黄维拟以四个主力师并进突围，廖主请命打头阵，旋即派人报告共方。廿七日清晨，一一○师从双堆集到西张庄急行军三十里脱离战场，跟著突围的十八军另一个师遭到共军密集火力袭击，伤亡惨重。十三天后，廿三师师长黄子华又率部投共，第八十五军即告瓦解，再五日，十二兵团四个军十几万人悉数被歼。
一九四六年动员戡乱后，潜伏共谍刘斐以国防部参谋次长参加官邸作战会议，存心作出许多错误的部署和献议：叫王泽浚四十四军由海州撤向徐州，叫黄伯韬带一个兵团去援救王泽浚的一个军，叫黄维兵团奔驰千里赶到双堆集袋形阵地挨打，叫刘峙轻易放弃工事做得极好、粮弹储藏极丰富的徐州，叫杜聿明以三个兵团在公路上排成无法作战的难民式长龙，像一个庞大的软体动物，暗中又将所有军事配置部署与作战计划和盘、及时地托向中共，致令国军虽拥有现代化武器与陆海空三军配合，然共军却能避实就虚，按图索骥，瓦解了一个个强大的兵团，国民党的江山竟然断送在这个内奸手里。
另一个高级共谍郭汝瑰在军务署副署长任内向共军提供了国军作战序列及编制装备人马数目表，还提供了对东北战局十分重要的最高统帅派军队接收张家口、北平、塘沽地区，阻止共军出关的计划。在任国防部第五厅副厅长和军调部张治中谈判助手期间，提供了国军整编情况和三人小组会议政府方面的机密情报。在第三厅厅长任内，提供了重点进攻山东的计划及调归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序列的九个军和炮兵、工兵的情报。在担任徐州司令部参谋长期间，提供了国军进攻大别山后徐州司令部所辖兵力配置情况、徐州司令部解围兖州的计划。回任第三厅厅长后，提供了国军解围长春的方案、解围双堆集计划以及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国军的江防计划、十二月初国军京沪地区江防要图等。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徐蚌战场粮尽弹绝，罗掘俱穷，在此千钧一发危局下，京沪铁路管理局局长陈伯庄与退役的前美国十四航空队队长陈纳德密商重建飞虎队，并租用美国驻沪海军飞机到徐蚌前线支援被围的四十万国军。倘此举成功，徐州被围国军可以顺利突围，邱清泉、李弥等精锐部队全可保存，戡乱战事将会开创新局，非但江南国土不至沦陷，徐州剿匪总部还可挥戈北伐收复华北失地。可惜事机不密，半途而废：陈伯庄的私人秘书霍实子探悉此事立即向高级共谍陈铭枢汇报，陈赶赴南京找司徒雷登大使，威胁美国大使「不要插手中国的事」，并以「留有余地」作为利诱、许诺今后充当美国与中共建交之「搭桥人」，硬使司徒出面制止了陈纳德将军的援华壮举。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以廿五万国军统帅身份派邓宝珊签署「北平和平解放协议」，使共军不发一枪一弹开入北平。二月一日，人民日报竟登出共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近两千字的致傅作义最后退牒，先是声讨傅的「罪行」，然后限五日内投降，否则城破后必予严惩云云。傅作义看到这封一月十六日签署的信件，感到震惊与愤怒，他内心饱受屈辱，不禁捶胸顿足，悔恨自己何必投共。此信是毛泽东起草的，一月十六日由林彪交签署协议的邓宝珊转递，邓见此函出言不逊，深怕功亏一篑，便拖延了多日，最后由傅冬菊塞在傅作义书房的大堆文件中，二月一日前，傅始终未看到这封侮辱他人格的最后通牒。据傅作义堂弟作信推测，设若邓宝珊一月中旬将通牒呈交傅作义，以他「宁可站著死，决不跪著生」的脾气，是绝对不会接受那个和平解决协议的。倘若傅作义能像昔日守涿州那样坚守北平，凭藉兵精弹足，再坚持一年多韩战就爆发了，大陆何至沦陷？
李宗仁派桂系立委黄启汉在北京设立电台与南京联系，不料黄启汉经李济深策反投共，把南京傅厚岗李宗仁官邸的秘密电台呼号以及电报密码本全部出卖给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由李指定专人为黄启汉收发翻译李黄之间来往电报，然而黄向李宗仁谎称电台设于傅作义总部。所以和谈期间，中央代表与南京的电讯来往全为中共掌握，故中共在谈判桌上态度十分强硬，终于导致和谈破裂，而张治中、邵力子等五名谈判代表与顾问团顾问竟全部变节投共，此系古今中外历史所鲜见者。
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执一策反了首都警卫师──九十七师师长王晏清，还联络了驻扬中的四十一师师长刘卫和驻沪青年军二○九师师长方懋锴。共军渡江时，上述部队未经抵抗就自行瓦解。
张执一派王锡珍策反国军海军最大的重庆号巡洋舰，一九四九年二月廿五日该舰舰长邓兆祥上校率舰由吴淞口开往共区烟台。由此引起链锁反应，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舰在南京哗变、长治号在长江江面叛逃，不到一年共有大小舰艇九十七艘相继哗变，投共海军官兵达三万八千人，这些官兵与舰艇成了共军海军的骨干。
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透过海军总司令部新闻处上校专员郭寿生策反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承诺邀林组建共军华东海军。接著，林重新部署，将所属舰队集中在几个港口，为东起江苏江阴、西至江西湖口五百公里的江防敞开缺口。林遵为阻挡长江上游国军舰艇下驶，决定在镇江发难。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八日，第七绥靖区司令张世希要求林率舰沿江巡逻，防止共军过江。林遵阳奉阴违，只通知各舰艇在共军炮火射程之外的安全地带作短程巡逻。廿三日，林率九舰、十六炮艇叛变，导致共军顺利渡江未遇狙击。
中共地下党以卅两黄金帮助陆军总部兵工处少将处长戴戎光贿赂总统府军务局局长俞济时，让戴当上了江阴要塞司令，又利用戴氏贪财的弱点，陆续安插地下党员唐秉煜出任要塞工兵营营长、唐秉琳出任要塞炮兵总台台长、王德容任游动炮兵团团长、吴广文任守备总队总队长。四月廿一日凌晨共军专拣江阴渡江，唐秉琳王德容立即叛变，对储备粮弹三个月的黄山守军形成包抄，还破坏了黄山通讯网，使戴戎光与其亲信失掉联系，要塞炮台则由叛军掉转炮口向八圩港的国军廿一军射击，又封锁江面迫降江防舰队。戴戎光被叛军生擒，共军遂以江阴要塞为据点，在东西两侧陆续登岸，使国军苦心经营三个月的长江防线完全崩溃。
潜伏在江防警备司令部任中校作战参谋的共谍沈世猷凭藉人事关系渗入汤恩伯总部第三处，以工作便利，窃取了国军淞沪地区的工事构筑防御配备及作战计划要点、江南主阵地兵力配备、江北桥头堡阵地兵力配备、国军总预备队兵力控制地点、荻港兵力配备详图等，通过地下联络网送到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手中，所以共军首先突破荻港，千里江防溃于蚁穴。
一九四九年九月国军海军第一舰队旗舰长治号奉命从舟山北上封锁吴淞口。张执一策动该舰枪炮长陈仁珊于九月十九日哗变，他率四十一名叛兵打死十一名军官，将舰只由吴淞口开往已陷共的上海，此举对国军海军实力打击甚为沉重。
一九四九年五月廿五日，共军攻入上海市中心，国军仍死守苏州河以北地区。张执一派王中民冒著炮火过苏州河寻找五十一军军长王秉钺，恰好王军长负伤离开，已由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代理军长。王向刘劝降，刘昌义本系西北军冯玉祥部下，历史上曾多次追随冯玉祥反叛中央，其军阀本性难移，故一拍即合，乃过河与共军三野廿七军军长聂凤智见面，同意放下武器。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四日，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奇伟在香港通电投共，指示粤东、闽西旧部放下武器。此举加快了广东全省的陷落。吴奇伟叛变系由黄琪翔策动，黄曾有三次反抗中央的记录，抗战时官至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此乃国民政府姑息养奸之后果。
十六、共方心理战、情报战奏效
一九四六年张执一透过美军心理作战部上海组顾问吴大琨，安插熟谙英语的中共党员董秋斯、王楚良、沈知白等人打入美军这个机要部门担任反间工作，中共遂透过董王沈等人伪造情报迷惑美方与国府。在国共和谈的紧要关头，张执一经佛教名人赵朴初之手送了一份情报给美籍组长科格斯，内容是新四军政治部秘密训令，强调中共对和平建国的诚意。这份文件麻□了美国政府，于是便有杜鲁门总统派特使来华调停国共冲突。半年后，杜鲁门才发现上当受骗，乃下令将科格斯撤职，永不录用，并解散了心理作战部上海组，吴大琨亦被解雇。但这一反间计的后果并未及时纠正，美方暂停对国府的军援与经援，使共军赢得了半年的整训时间。马歇尔祸华的症结是：他下车伊始就以停止军援逼迫国军实施整编方案。按照此整编方案，国军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底之前裁撤了五十一万官兵，而共军不但未依协议整编，反而在美国放纵与苏俄支援之下日益扩充，此事对国军士气之□丧甚钜。上述五十一万官兵，加上敌后游击队编余四十五万人、特种兵团编余十万人、汪伪和平军遣散四十七万人，共计一百五十三万人。这批编余官兵生活无著，或心存不平，遂多投靠共军，使共军于数月之间突增百万以上有作战经验之官兵，不啻如虎添翼，编成五个野战军一百万新军，致令赤祸迅成燎原之势。
中共上海局组织部长钱瑛与华北局配合炮制了一宗沈崇案，声称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廿四日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看电影散场后被美军军士皮尔逊挟持到东单兵营沟渠内强奸三小时伤痕累累。中共控制的亚光通讯社发出这条假新闻，唯成舍吾主持的世界日报予以刊载。廿七日早晨北大有人贴出这张剪报，于是北大女生紧急集会抗议，提出「美军立即撤出中国」的口号。以北大、清华、燕京大学生为主体，在左倾教授与社会名流同情支持下，十二月卅日北京举行了万人大游行。钱瑛抓住时机要求各地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于是各大城市学生纷纷罢课、游行示威抗议美军暴行。反美风潮席卷全国，参加人数逾五十万，超过了一二·九运动的规模。此举迫使美国陆续撤出了驻天津、青岛的军队，并停止对国府的军事援助。中共建政后，曾一九五○年在南京举行表彰沈崇大会，披露她早就是中共党员。沈崇改名后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任职，文革初调往外交出版社。红卫兵造反时怀疑一切，沈崇才露出马脚。据一九三五年入党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聂绀弩回忆，红卫兵审问沈崇时，她坦承自己扯下弥天大谎，当年地下党指示她色诱美军士兵，实际上她并未失身。她承认制造这一假案是为了「积极打击美军，孤立国民党」。五十四年后，中共官方的国防出版社推出《第二条战线》一书，仍认为「以沈崇事件为导火线的全国反美抗暴运动，是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形成的重要标志」。沈崇经文革风浪后移居美国，与右派丈夫、漫画家丁聪相依为命，晚年皈依基督教。她私下对友人表示，因为自己年轻时误入歧途，酿成全国性反美风暴，致使国民政府丧失大陆，她与丈夫也遭逢无穷无尽的屈辱，她感到无比忏悔、对不起受苦受难的亿万同胞。这些内幕秘辛都是蒋公生前所未知悉的，然而沈崇假案导致人心士气崩溃，却是不争的事实。
十七、侥幸与幸运
一九二七年八月，参加南昌暴动被遣散的罗瑞卿在武汉染上斑疹伤寒，经四川同乡解囊相助，送仁济医院急救，昏迷十几个昼夜才脱离险境；一九三一年五月他担任红十一师政委，在观音崖反击国军第二次围剿时脸部中弹，伤口化脓，脸肿得不能说话，吞咽也十分困难，又并发了肺炎，经山中一名老中医以中草药五副治愈。中共建政后，罗瑞卿执掌大陆政法、公安大权，他主持起草、经毛泽东签署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中，所列应判死刑的条款多达十条十七款，比明末流寇张献忠的「七杀碑」更为烦琐。在一九五一年镇反期间，他在人民日报撰文，要求各级公安部门「坚决处死」「限期完成」，毫无法治观念可言，以致残杀了两千六百万无辜同胞。设若罗在两次大病中亡故，镇反运动未必执行得如此凶残。
一九二九年中共党员钱壮飞以美人计收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徐恩曾，获委为该科机要秘书，直接打入了国民党的心脏。国军第一次围剿江西苏区时，钱壮飞及时窃取了围剿计划，致使国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中伏被捕惨死；第二次围剿也因军机被盗而失利。
一九三一年四月廿五日钱壮飞值夜班，夜十时许忽然按武汉发来之六封给陈立夫、徐恩曾的加急电报，注明须由徐主任亲译。钱壮飞心知有异，乃用偷摄的密码影本将电文迅速译出，电报由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拍发，第一封云「黎明(顾顺章化名)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第二封云「明早派军舰将顾顺章解送南京」。钱估计这艘军舰廿七日上午抵达南京，调兵遣将最快廿八日才能在上海举行大搜捕，乃即透过特科二科科长陈赓急告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周紧急召集中央特委举行扩大会议，决定中央政治局、中央各部、江南省委、共产国际远东局等几十处中共中央驻沪机关与各方负责人、机要人员五百余人立刻疏散，顾顺章熟悉的干部尽快撤离上海。廿五日是星期六，徐恩曾带情妇赴沪度周末，钱壮飞恰巧截获密电挽救了中共，也改写了中国近代史。设若周恩来、康生等中共智囊在一九三一年春落入法网，廿世纪的中国又是一番光景，抗战、韩战、越战都未必会爆发。
一九三四年七月，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弃暗投明。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让他为国军轰炸机领航，飞赴红都瑞金沙洲坝轰炸中华苏维埃大会会场。毛泽东等匪酋因大会休会而幸免。
一九三五年，中共内部张国焘与毛泽东派斗争白热化，前者兵力多过后者十倍，张欲挥师南下，毛则计划北上。九月九日张国焘发密电给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指示陈劝毛泽东与其一并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当时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是毛泽东派入张国焘部队的一枚「钉子」，截获此密电后立即连夜策马飞奔，前往毛泽东驻地密告。毛大惊失色，当夜即率红三军秘密北上，迅速逃离险境。设若叶剑英未截此电，张国焘早已处决老毛，凭张国焘的本事，绝无席卷天下之可能，八千万人惨死之悲剧怎会发生？
一九四五年六月，毛泽东派中共华东局情报部部长杨帆赴南京，与日寇华北占领军副统帅今井武夫会谈。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在中国战场又苦于战线过长补给困难；为阻止国军反攻，日方希望与新四军在南方达成局部和平协议，并愿意让出苏北八个地区给中共；若一切顺利，这一模式将推广到华北与东北，形成日本与中共在中国战场全面合作。日军只提出一点要求：一旦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共军须与日军配合狙击美军。两个月后，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方的要求便自告吹。设若裕仁下不了投降决心，共军与美军在连云港接战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共军怎能夺占大陆国土？
一九四八年五月初，国军B25轰炸机根据情报轰炸毛泽东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的住所，掷下五颗炸弹，其中一颗落在毛泽东住所院子里，门窗玻璃均被炸碎，屋内暖水瓶被弹片炸烂。幸亏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及时把老毛用担架抬进防空洞，否则老毛已死于炸弹，此后的中国历史定是另一番模样。
一九四七年国军胡宗南部十五个旅十四万人进攻延安，中共中央机关分三路撤退。六月七日第廿九军军长刘戡率清剿部队直扑毛泽东驻地──陕北安塞县王家湾，毛泽东西撤前安排中共中央直属支队司令部副参谋长汪东兴带领一个加强排断后。汪在杨岭崂湾制高点设伏狙击刘戡前卫部队一个团，又在王家湾后面山顶上设防狙击绕道进剿的国军。正巧下了暴雨，山洪暴发，狙击加上大雨，使国军清剿计划推迟了十二小时，为行周撤离王家湾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若无山洪暴发，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如釜底游鱼，必死无疑。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杜聿明集团南下被困于青龙集，因补给匮乏、粮弹俱绝，不幸连天雨雪直至廿八日，连续十日无晴天，机械化兵团寸步难行，空投亦被迫停顿，数十万大军在饥寒交迫、惨绝人寰情况下，瓦解冰消。设若天晴气爽，杜聿明未待共军合围，早已突出重围。则战事仍有可为，至少江南可保。
一九四一年杨帆在新四军军部担任军法处副处长兼盐埠行政公署保安处长时，曾向中共中央报告蓝苹在上海的劣迹。电报落在蓝苹的同乡康生手里，康为取悦毛泽东，便积压了这封密电。延安整风时，康生电示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收押杨帆，以图杀人灭口。当时饶同新四军军长陈毅闹磨擦，杨帆则亲近陈毅，饶即逮捕杨帆，而且上了镣铐。当时审查小组成员、华中局情报部部长潘汉年爱才，见事有蹊跷便将关押了十个月的杨帆开释，让他重回保卫部门。一九五○年杨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在常务副市长潘汉年指导下，主宰了镇反运动的全过程，上海的杀戮是全国各大城市中最残忍的：一九五一年四月廿七日至廿八日，他出动警备部队、公安部队等三万六千人组成四千四百个小组在全市三十多个行政区逮捕了国特八千四百九十九名，其中有些跟踪追捕五六十里。四月廿九日他在逸园召开公审大会，亲自作了〈必须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报告，翌日上海市军管会处决二百八十五名国特。自四月廿九日至十月底，仅全市工厂企业就逮捕国特五千七百四十七名，其中六百六十八人被枪决。杨帆主持的华东局审讯委员会，装置了各种机械化、现代化的刑具，千千万万无辜民众在此被打断骨头、(电刑)击伤脏腑，呕血成盆，有的被水刑浸得腿脚肿成海绵状，有的被吊得七孔流血昏厥百几次；对女性政治犯施行花针刺乳、火烧阴毛、烧红铁棍插进阴道等酷刑，还使用旷古未闻的轮奸刑──派十名壮汉轮流施暴不歇，比起日本鬼子还有过之无不及。设若饶漱石当年硬下心肠杀了杨帆，至少上海的镇反运动不会由杨帆这样的禽兽蛇蝎来主持。杨帆的下场并不妙，他的下半生是在红色监狱中度过的，出狱时六十六岁，已神志不清；潘汉年坐牢二十二年，死于湖南茶陵县劳改茶场。冥冥之中，似有天谴。
十八、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一九四五年八月，共军总参谋长叶剑英以「送一批干部去太行山麓」为名，巧妙地借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把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薄一波、滕代远、陈赓、萧劲光、杨得志、李天佑、江华、聂鹤亭、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张际春、宋时轮、傅秋涛、聂荣臻、萧克、罗瑞卿、刘澜涛、郑维山、邓克明等高级将领从延安送到晋东南黎城以及雁北灵丘，然后转赴各预定战区，使中共完成了本应多次艰难跋涉至少需时两个月才能完成的重要战略性输送任务，赶在国军先遣人员之前进入各战略要地部署突袭，遂连续发动上党、邯郸战役，为席卷全国奠定了基础，国军马法五上将被俘就是在邯郸战役。美国军用飞机帮助中共叛乱的另一例是：一九四七年夏，叶剑英利用美方提供军调部执行处使用的专机，每隔两三天就从各地运送二、三十_袋法币旧钞到北平，大量抢购民生物资，造成严重通货膨胀，且以此鼓动大城市的「反饥饿反内战」群众运动。运送到其他大中城市的法币由火车、汽车装载，都起到了在大中城市发动经济战、开辟第二条战线的作用。
一九四六年六月八日，周恩来坐马歇尔的专机从延安回南京。在机上，他因疲惫而睡著。回到梅园新村，他才发觉装在衬衣口袋里的一个小本子不见了，想必是睡著时因飞机颠簸而掉落在马歇尔专机的机舱了。那个小本子上记录了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在南京的住址，并在住址旁写有一个熊字。九日下午，马歇尔派他的侍从副官给周恩来送来了一个用厚纸包装、火漆密封的小盒子，里面装的正是他丢失的小本子。设若马歇尔将这个本子交给国府的调查单位，不出半个月，共谍熊向晖就会落网，中共潜伏在国军内部的谍报系统必定一网打尽，此后戡乱战争的四大战役绝不致于毁在间谍战。美国人马歇尔向中共示好，使国府失去了一条绝妙的情报线索。
一九四六年五月，潜伏在联合国救济总署的共产国际间谍、美国人李敦白以记者身份从军调部美方负责人白鲁德手中窃取了极密情报──国军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将于七月一日调动三十万大军清剿共军李先念部。李先念遂于六月廿六日率中原军区五万余人离开湖北宣化店出其不意抢先突围，突破十万多人包围圈，先后创建了鄂豫陕、鄂西北共区。这支部队两年后攻占襄阳，生俘国军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康泽。
一九四八年六月，杜鲁门在国会压力下解冻对华援助，指定四亿美元中一亿两千五百万元系军援专款。然而经手拨款、购买、输运军火的若干美国人从中竭尽刁难之能事，迟至十一月卅日才有一批价值一千六百万美元、并指定直接运送给傅作义华北剿总的军火到达天津。经后勤部门拆开一看，箱子里的枪械等等都缺乏零件，不堪使用。此事使傅作义灰心丧气，遂决心投共。从傅作义之例，足证美国国务院白皮书所曰「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主要应该归咎于美国本身！
白皮书题为〈美国与中国之关系〉是八月五日发表的，共有一千零五十四页，分为八章，收录文件一百八十六份。它公然为美国政府已往的对华政策辩解，对蒋公的抨击相当露骨，附件中有李宗仁致杜鲁门函件的三段话，他竟然在洋人面前诋毁自己的领袖。时值共军大举进犯华南、国府正酝酿在西北、华南与共军展开决战之际，诚为危急存亡之关头，这份重点诽谤国民政府、多方偏袒中共的文件无异落井下石，予国府以致命之打击。其所产生之恶果，使面临生死存亡的中国，民心士气颓丧，更加速了大陆之沦陷，连美国外交家蓝钦大使也坦承：「白皮书在中华民国最危急的时候发表，是对国府致命的一击！」具体例证是同年十一月十六日的厦门之战：近十六万国军坐在四平方里的沙滩上，眼巴巴地等待共军接收，十多架战斗机安静地停在机场枯候共军光临。结果，两个营千多名共军大模大样由公路上长驱直入，对公路两旁睡在田间与沙滩上的十六万国军视若无睹。厦门就是这般失守的！整个过程未见任何一个将官或校官组织抵抗，正合了后蜀主孟昶宠妃花蕊夫人的诗句：「十四万人齐解甲，竟无一个是男儿」，连人数都差不多！
白皮书说：「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来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这段话表明美国不愿卷入中国政府抵抗共产国际侵略的战事，但它不能否认它确实帮助共军完成了本应多次艰难跋涉至少需时两个月才能完成的重要战略性输送任务，把几个司令部的高级指挥官空运到了叛乱的前线。与此同时，苏军、东欧共军、北韩共军都倾其全力参加了这场残酷屠杀中国人民的战争：在锦渖、平津、徐蚌三大战役中都有苏联、东欧、北韩官兵，尤其是技术兵种──炮兵、工兵、通讯兵。在天津陷落时，城墙下的苏联、东欧士兵尸体堆积如山，国军战俘是踩著那些尸体被押上城墙顶的。根据雅尔达协定，苏俄出动三个方面军一百五十八万官兵，循外蒙、黑龙江、乌苏里江涌入东北，驻守旅顺、大连二港，阻止国军循水路赶往东北受降，国军不得已将所有的卅个精锐美械师由陆路推进到东北，一九四六年八月起美国宣布对华军火禁运，这三十师国军凭藉抗日剩余的陈旧武器同美械(麦克阿瑟承认：苏俄把美国运抵海参崴的耐寒武器装备全部交给了中共)、俄械、日械(据一九四八年九月廿七日日本政府外务省报告〈流落东北日军近况〉称：在东北共军中的原日本官兵总数约六万人。翌年共军徐向前部攻打太原时，动用了日俘炮兵六千余人)武装的林彪部共军拼博，两年后弹械消耗殆尽，难免全军覆没噩运。
一九五八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访台时发表联合公报称：「中华民国政府认为恢复大陆人民之自由乃其神圣使命……而达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径为实行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而非凭藉武力」，即逼蒋公开宣布放弃反攻大陆。此后，一九六二年大陆饥荒蔓延，赤地千里，饿殍遍地；一九六八年文革浩劫使共军沦为「语录兵」毫无战力；一九八九年大陆暴发民主运动，北京二百万民众上街示威，中共动用正规军屠杀民众，亿万民众切盼变天，但因美方约束，中华民国政府失去了三次最佳的反攻机会，这便是武器装备燃油全部仰仗美国所结出的苦果。
以上十八种类型的偶发事件，前十四种属于主观因素，须归咎于国府人谋不臧、疏于防谍等失误*，否则每一宗事件都是可以预先防堵的；次三类是客观因素──敌人的残忍、奸诈、狠恶以及幸运(包括天时、地利)；最后一类是列强干涉中国内政，共产国际武装入侵中国以及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对中国民心士气的致命打击，倘若我们制度健全、应对得体，也不是不可避免的。正是由于那么多偶然事件的积累，量变导致质变，才颠覆了亚洲第一个民主政体。结论是：历史的偶然性导致了世界的改变。
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无不梦想传承千秋万代，但焚书坑儒的秦朝只存在了十五年，暴戾恣睢的蒙元只持续了九十年；然而伤天害理、灭绝人性的中共为何能维持其暴政半个多世纪呢？
一则由于中共对反抗势力赶尽杀绝，其严密的社会组织与草菅人命的司法制度能把任何星星之火扼杀在摇篮之中；二则是中国大陆的广袤市场吸引了全球唯利是图的商贾，如今跨国公司、国际财团、港商、台商已同中共特权阶层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共同压榨、欺凌苦难的中国人民。在此情状下，中国人民的反共抗暴斗争不可能得到任何国家的实质援助；三则中国大陆民间维权斗争与民主运动，每年都数以万计，但都缺乏横向的串连，不能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四则当代中国的知识份是垮掉的一代，在他们身上见不到祖辈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与父辈邱清泉「常挥涕泪泣孤臣」的英雄气概，他们汲汲于谋求当官，统治者丢下一根肉骨头就俯首帖耳。士大夫的厚颜无耻与助纣为虐，无异延长了暴政的寿命，所以偶发事件只能是昙花一现，不能积累成整个中国的变天。
*一味渲染共产党得天下是历史的必然者，故意隐瞒下述事实：在戡乱战场上关键时刻拉队伍投共的高级将领中，有许多人本是中共派遣打入国军从事兵运的卧底或曰鼹鼠，例如张克侠哗变时已有十九年中共党龄，郭汝瑰二十年，廖运周廿一年，刘斐廿五年，何基沣十年。所以中共建政后周恩来对何基沣说过一句话：「基沣同志，过去的事，就让它作为党的一个秘密吧！」何基沣直至去世也不敢暴露身份，张克侠在文革中被打成瘫痪，直到临死才打破禁令，表明他本是一九二九年入党的老党员，是奉命打入国军伺机拉队伍哗变的，绝非什么「起义」。至于程潜、董其武、陶峙岳、邓宝珊、裴昌会、张轸等人，根本对共产主义一无所知，都是典型的投机份子，脚踏两条船，见风使舵，谁势力大就投靠谁，祗求个人升官发财。戡乱初期国军捷报频传、势如破竹时，中共南方局情报部部长潘汉年曾一度想向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王新衡投诚；然而戡乱后期国军损兵折将一败涂地时，贪生怕死、眷恋官位的文武百官便纷纷寻找门路意图攀附，张轸、程潜、董其武、陶峙岳、邓宝珊、裴昌会就是典型。促使他们变节投共的转折点是卫立煌在东北葬送国军精锐三十万人，这是民心士气瓦解的开始，此后形势急转直下，倒戈成了骨牌效应。到卢汉发动昆明事变，将国府在西南的布建连根拔起，而且失去大陆上最后一块反攻基地，偶然便成了必然。
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一百个偶然演变成一个必然─国民党为何败走台湾记红朝最大『功臣』──刘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