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才女
2，极端阴险
说他极端阴险是指他用心险恶，极端阴狠毒辣，专搞阴谋诡计。因为他的本质是极端自私，决定了他的动机和目的便见不得天日。比如，他死前遗言如有一句忧国忧民、关心国计民生的话；你看能把“伟大”宣传得怎样地山呼海应吧！现在好了，这方面的话一句也没有，有的却是把自己的家人，甚至是没法称呼的人（要是按革命群众的说法来直呼，就是称作“破鞋”；他老毛这种行为，叫做“搞破鞋”）都安排得停停当当。你总不能让大家知晓，主席奄奄一息，仍念念不忘关心“破鞋”大事。于是，只好把档案绝对保密起来，以免“有损”。“有损”一词尚未入中外词典，是共产党许多政治术语中的一个，类似黑社会的黑话，意思是：“有损毛泽东形象，有损共产党形象……”华国锋用“有损”一词造句说：“政治局有过决议嘛！由你、锡联、登奎三人负责清理，分类解决其中的一些极为敏感、‘有损’的档案，可以由东兴同志代保管。这是主席健在时，也是这样做的。”（见前《汪东兴私藏“毛档案”被抄家》）
保密是中共卷裹脓血的重大措施，虽然他们之间有时狗咬狗两嘴毛，但得利集团的共同利益，使他们都愿意掩住漆黑一团的内幕，而邓小平的《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选二卷第255—274页）便是一篇《“家丑不可外扬”论》。至于毛本人，则是既要做最大的婊子，又要树高的牌坊。对于这种二者不可兼得而又偏要兼得的人，你还能指望他光明正大、说真话，不搞阴谋诡计、不说假话吗？断然没有可能。仍以他迫害刘少奇为例：文革初期，他“隐居”起来，跟李志绥说；“让他们去闹，我们先休息一下。”刘邓到杭州向他汇报运动中的情况，刘邓走后，他心怀叵测地说给李志绥：“让他们去处理运动中的问题，我还在休息。”（47）
刘邓赶回北京，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张派遣工作组。电告毛泽东，毛复同意。
当学生与工作组的矛盾到不可开交时，刘少奇、邓小平于1966年6月11日，在文革汇报会上指示李雪峰、吴德：打右派学生“不要定框框，有多少定多少”。13日，刘少奇批转中南局和西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份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斗争和戴帽”（见《文革大年表》第120页）他们把毛泽东对右派“引蛇出洞”的恶毒阴谋，来了个东施效颦。他们在“引”学生的“蛇”，却不知道，这样一来他们本身这条“蛇”正好被毛“引”出了“洞”。古人有言：“螳螂方欲食蝉，而不知黄雀在后，举其颈欲啄而食之也。”火候一到，毛宣布派工作组是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贴出《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攻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无毒不丈夫的大巫斥责小巫：“又何其毒也！”往下便是前述《左倾二十年》中提到的毛对刘的猫哭老鼠那一段。不过，该书没有提到在文革中已传出的情况：毛对刘自我批评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立即在私下说：“什么老革命，老反革命。”只要有这句话，刘的问题就定了性，就等于判了死刑。其它的鬼话连篇，便只能显示毛之伪善、之阴险、之卑劣、之诡诈的丑恶嘴脸了。
看清了反右后发生的事，也就找到解开前事的钥匙。反右派的手法就是这个样。他已经为《人民日报》写好反右派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却仍对随后就要被划右派的冒广生老先生说：“讲得好呀！我一定牢记在心上。”并且牙是牙、口是口地保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个方针。一定不变。”
至于他对《文汇报》，刚刚还对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当面夸奖道：“你们的《文汇报》办的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办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看你们的报，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工夫再看其他报纸。”同时他还肯定了《文汇报》关于电影的讨论，说道：“这次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电影局不理是不对的。这次争论暴露了问题，对电影局和写文章的人都有益处。”（49）
前言余音绕梁，后语接踵而至：“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助整风’的吗？假的，真的是一场欺骗。”（50）结果，以罗隆基为帅，下有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能干的女将蒲熙修等等工作人员，划了一大片右派；当然敲电影锣鼓的钟惦棐自是在劫难逃。
他这是老一套，比如从前对胡风，临逮捕前一两天还指示周扬派人稳住他。对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也都是这样……
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人们识不破他这个“老一套”把戏？我以为，一开始识破他是不很容易的，但成为“老一套”就不需要多高的政治水平和智慧水平了，问题只是，你绝对地怎么也不会料到他作为领袖会这样坏！这样不讲人格！这样卑鄙下流！会是这样像一个死皮癞脸的下三赖！第二，跪计多端的毛，怎么总是玩弄“老一套”把戏呢？其实，他在具体运用上还是耍了些花样的，只是大同小异，万变不离其宗而已。从哲理性上讲，这是由于，反映本质的现象必然具有反覆呈现性。人们从这里发现有迹象可寻，寻觅出他行为的轨迹，认识到他行为的规律性，这才会对他作出有力的对应。说句老话：往往两个历史过程会出现惊人的相似，惊人的巧遇，惊人的偶合。这种碰巧是常见的，不是偶然的，是必然性的存在形式。这个“反覆呈现性”很重要，如能发现，能紧紧抓住，就会认识：“虎走千里总吃肉，狗走千里总吃屎”，“象牙出自象口，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并且还能见微知著，不失时机地掌握事态发展的火候，如麦熟一晌，蚕老一时，立秋18天寸草结子，水成冰于一瞬，“20世纪90年代，苏共亡党，苏联亡国。世界上第一个由共产党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夜之间灰飞烟灭。”（见《苏共亡党十年祭》）同样。今日中共，处处星火，防不胜防，穷于应付，惶惶不可终日，正处于倒台的前夜；这就是中共今天的处境 、。中共高官们当少先队员时的呼号：“准备着，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时刻准备着！”现在改为：“一夜之间，灰飞烟灭”“时刻准备着！”
我们再来对以下的毛的反覆呈现性，加以观察：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开始于神仙会，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于大鸣大放，何其相似乃尔！凭空捏造出彭、黄、张、周军事俱乐部，要他们交代，反党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这与凭空捏造出章罗联盟冤案的做法又是如出一辙。巧中之巧，由神仙会到反右倾是抓住什么战机、借题发挥的呢？是抓住一封信。这和大鸣大放转入反右派抓住一封信，借题发挥，在人民日报上装腔作势发出嚎叫：“这是为什么？”（社论）又是不谋而合（实质是同[为阴]谋而合）。毛说：“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与瞪眼说瞎话，编造右派进攻的形势“黑云压城城欲摧”，从神似上讲，近乎字字相印。斗争对像彭德怀忧国忧民，代表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向危害国家、民族、人民的错误以至罪恶作斗争，是站在历史的正确方面，右派为民请命也和彭一样，代表民意、得民心。毛为扫除彭广泛的社会基础，将反右倾引向下层，又抓出360多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与反右抓了460多万右派份子（包括中右，最近官方的解密数字）的做法一样，抄袭了反右用的“引蛇出洞”的阴谋诡计。请看《鸿》书中所描写的真情实景：
“四川省负责人开完庐山会议后，带着印有彭德怀在庐山发言的文件回到成都。文件发到17级以上干部，要他们对彭的观点表态。（划右倾却不限于17级以上）
“我父亲已从李省长处听到了一些庐山会议的争论。在他参加的‘考试’会上，他对彭德怀的信作了一些含糊的评论。回家后，他做了一件以前从没做过的事：暗示我母亲这是一个又一次’引蛇出洞’的圈套……。
“在母亲的‘考试’会上，她很惊讶地发现其他许多人似乎都已听到风声。一半以上的同事对彭德怀的信表示愤慨，说他对毛的政策批评是‘颠倒是非’。”（第170页）
“成都市粮食局长和邮政局长曾是彭德怀部下老红军，两人都说同意他们德高望重的老司令员之观点，他们还加上自己在农村的经验来支持彭的意见。我母亲担忧这些老红军知不知道这是个陷阱，如果知道，他们仍说出自己的心里话，真是英雄！……支持彭的老红军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解除职务，下放体力劳动。
“由于许多共产党干部同意彭德怀的观点，清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运动再次撼动全党上下。这次的教训是：不准对毛泽东提任何批评和意见——即使明显是他的错误。干部们都看到：不管你的职位有多高，也不说你过去的功劳有多大，只要触犯了毛泽东，一夜之间就沦为阶下囚……。”（第171页）这里所说的“教训”是极端消极的，迥异于我所说的“教训”，但，这的的确确是大多数人，甚至于是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教训。唯其如此，人才能昧着良心颠倒是非，如：“一半以上的同事对彭德怀的信表示愤慨，说他对毛的政策批评是‘颠倒是非’。”到底是谁在颠倒是非呀？不仅毛在颠倒是非，而且这些自保的人也在用“颠倒是非”来包庇毛。同样，反右时，因为右派给共产党提的意见据说都是“颠倒是非”，才激起左派们愤慨得“义愤填膺”，几乎要脑浆崩裂而亡！也唯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多亏这些奉迎毛的左派以癌细胞的速度增殖，毛泽东的阴谋才能屡屡得逞，中华民族才能陷于深重的灾难——共产党自己也承认是“浩劫”
由于毛心太狠、手太辣，虽然把玩弄阴谋诡计搞得炉火纯青，进入化境，但隐藏于伪善背后的凶相已逐渐暴露；极端自私的居心已为人们识破，估计不会有多少人从真心里认为他搞文化大革命是出于公心；自以为得计的鬼把戏已玩得露了馅儿，发生林彪事件后就玩不灵了，人民群众大都识破毛的“老一套”。毛陷于孤家寡人，喟然而叹曰：“是在反对我老毛啊！”
“老一套”的“套”，不是指细节，因为细节有真相有假象，而是指逻辑。一个极端自私的人，出于实现极端自私的动机和目的，能来正大光明的吗？不能，任谁也不能，只能搞阴谋诡计，这便是逻辑。至于把“阴谋”说成“阳谋”，只能表明说者癞皮。我在1957年，当即查了辞典，“阳”字部根本没有“阳谋”这一条目，倒是有“阳奉阴违”、“阳狂”、阳痿”等等。余孽们继承毛的衣钵，鹦鹉学舌——当人们认透毛的本质，说他是“民族败类”时；余孽们油腔滑调，以“民族胜类”相反驳。余孽和主子一样，以为生造一个词头，就可以改变事物的本来性质。不过，这倒是得了毛倡导的无理缠三分的学风之真谛。作为范文，大家记得，毛泽东批右派的文章，写得是何其洋洋洒洒、痞里痞气、咋咋唬唬！现在再来看看：其中有几句算得上不是装腔作势、假大空谬、男盗女娼？而目前中共和与其帮忙、帮闲者的文章，其痞子气、其土大王气，即毛气，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无理蛮缠，理亏气壮，打肿脸充胖子，不管别人恶心，只管自以为得意、自以为得计！
毛泽东的阴谋跪计之危害，使我民族痛心疾首，若不彻底地进行揭发、批判，让人人皆知、个个喊打；否则，共产党定将以之为传家宝！定将继续得逞！定将继续害人成灾。
毛的一切鬼蜮伎俩的方法论，皆根源于其阴谋哲学《矛盾论》。毛泽东关于《矛盾论》之为用，其精义在一个“借”字，我归结为“三借”：一曰：“借刀杀人”；二曰：“借题发挥”；三曰：“借头过关”。
一曰：“借刀杀人”。
这里，毛遇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他要杀的人岂肯引颈就宰？另一个是他要借的刀别人岂肯拔刀相助？毛的招数是，对前者“引蛇出洞”，对后者威胁利诱。具体步骤如下：
（1）先发制人，
毛说自己是“老子不为天下先”，“你打我先不还手，不但不还手，还要退兵三十里。”“我让了你，你还打，那么我也就动手了，你怎么打过来，我就如法炮制，照样打回去。”（51）
事实正好相反，毛一生的重大行动都是为天下先的，战略上都是主动出击、打对方于措手不及的，即如“诱敌深入”，表面现象是敌人先打过来了，其实是你的“诱”在先。这不仅是毛泽东思想，而且马列主义也是如此说：“革命总是进攻的，”毛总是先抛出圈套、先设陷阱、先发制人于猝不及防，事后声称：“不为天下先”，制造假象，欺世盗名。对于毛来说，“欺骗”就是是其阴谋的形成性要素，其目的是把阴谋掩盖起来，把主动出击、蓄谋害人，颠倒成是由于被害、被侵犯才起而自卫，好像他是一只被人欺凌的善良无辜的兔子，只有无可奈何，兔子急了才咬人哩！
反右之前，他将紧握的拳头缩回袖筒去，先装兔子，甚至于还要掬出笑脸装孙子，给对方一点甜头儿，一点儿让步；其实是为了布置好火力网：他允诺知识份子独立思考（这对知识份子比物质利益更具诱惑性），让其鸣放的内容，即整党的内容是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敏感的知识份子把它叫做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三害”所以，也正好挠到了知识份子的痒处。）。然后又信誓旦旦地保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了让你有100%的安全感，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说：“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随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重申毛的话：“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看！还有比这更保险、更宽松的条件吗？但由于历次运动，特别是刚经过反胡风、肃反运动，杀鸡过多、惊猴过甚，以至千呼万唤不出来。对此，毛的办法是猴不上竿只敲锣。于是有几只猴子出出探探……逐渐成群结队，……跟着下不害怕，……大家一起，跳河猛挤眼。结局是任何人的想像力也达不到的如下情景：说的是“言者无罪”，做出来的是言者家破人亡！
要知朝纲事，乡下问农民。农民说：“知识份子让毛主席当猴子给耍了！”我向一位老农要问个究竟，他回答道：“你们是把书读通了的，怎么会那样说？共产党就是要斗出你们的真话。这样说吧：如果美国人来问你粮食够不够吃，你也说‘不够吃’？”
就大多数右派来说，是这样的。但也不尽然。前面我曾举出的那位守口如瓶的老师，却以“内心歹毒”划了右派；无独有偶，《人民日报》却有一位根本没有言论，而以“骨子里”反党，划了右派。还有我举出过的吴宓和张紫葛两位著名教授的见证，足以揭破毛说的“我让了你，你还打，那么我也就动手了……”云云，是何等地虚伪，以及他的“让步”意味着什么？
装出“让步”是他毒辣的一手，杀人不见血，冤死你，还要你落个“国人皆曰可杀！”这是他的拿手戏，也是“老套子”。1956年，在我的感受中，这一年是没有政治迫害，能静下心来钻研业务、向科学进军的一年，对知识份子说，是少有的黄金岁月。谁都没想到毛泽东会在1957年说：“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份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么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75页）刘宾雁是看透了这一点的：“1956年的宽松，显然又是毛泽东在那里搞他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见《毛泽东一手定乾坤》）
庐山会议前的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4月上海会议，直到庐山会议的神仙会，毛允许批“左”，批评他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带来的特困局面。这便是他“反击”右倾机会主义之前的所谓“让步”。
灾难是以让步为先兆的。文革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最大灾难，之前，毛也作了最大的让步：从暂时交权，把他搞的烂摊子交由刘、周、陈、邓去擦屁股；到更大得不可设想的让步是他在七千人大会上，拧着鼻子作了个假检讨。样子是退、是让、是给甜头，实际是酝酿灾难。小让—小灾，中让—中灾，大让—大灾。并且是，如果你接受让步，去尝甜头，就会如民谚说的：“人只见利而不见害，鱼只见饵而不见钩。”所有事实证明，无一例外的结果都是让步使你大难临头！果然他后来一翻脸，就反起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直到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就是对刘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和其他在“出气会”上出气的人的反攻倒算。
痛定思痛：有没有躲灾躲难的历史经验可资借鉴呢？有：
上策是，根本不上贼船。我上面举出胡适先生，但他不上贼船似乎有某种必然性。我再举出一位年轻时据说是左倾的激烈分子的余纪中先生，他上贼船有极大的可能性。可是，他是一个有大经历、有大见解又有良心的报人，曾亲自目睹斯大林恐怖的大整肃——列宁的战友布哈林等被审的实况。以布哈林曾任《真理报》和《消息报》总编辑这样的布尔甚维克理论家，都被打成托洛斯基右派份子，里通外国的间谍；这绝对是斯大林为消除异己罗织的罪状，其理至明。整个审判必对余先生有极大冲击，让他看到共产党权力斗争可怕的一面，坚定了他毕生反共、笃信三民主义的立场。（参看傅建中怀念三十年代的余纪中：《何处寻行迹》 《芝加哥时报》2002年5月17日转载《中国时报》）这里所以称道胡适、余纪中的主意为上策，在于他们一往直前，无左顾右盼者也。反之，则曰：“人没主意必受穷。”穷者，穷途末路也。
中策是，发觉是上了贼船，毫不犹豫拔腿就跑，切勿耽于幻想执迷不悟，要学司马璐先生走人。“脱去金钩走螯鱼，摇头摆尾不再来。”
中下策是，已成“塘中之鱼”，要学吴宓教授有个清醒的头脑，听天命，尽人事。特别要警惕所谓的“让步”，不要从“让步”中幻化出“希望”；而是要看清他的“让步”只有三种含义：或是为度过他暂时的难关，或是为骗取人心、欺骗舆论，或是一个陷阱、一颗糖衣炮弹，所以当你一看到“让步”或“甜头”，你就要警醒地意识到：“黄鼠狼要来跟鸡拜年喽！”虽然这已是中下策，总比束手无策，引颈以待，刀快脖子长要稍好些，至于，精神崩溃，胡踢乱咬，辱己卖友，以图侥幸，那就是下之又下，为人所不齿了。
吴宓能够活到1978年真正是一个奇迹！
写到这里，看到报载：连战与胡锦涛会谈。会谈不怕你会谈，只是要记住国共交往惨痛的历史教训，并以之衡量你的所作所为，才是上策（始终不能忘记“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千方百计要发挥台湾三民主义模范省之灯塔效应）；中策是尽其所能，要指明共产极权应搞政治改革，先民主后统一，如马英九公开声明的“六四不平凡，统一不能谈。”；下策是为虎作伥，与虎谋皮只为壮选举之声势；下之又下之策是，卖党求荣，使国民党死无葬身之地，因而为人所不齿、落下千秋骂名。孙先生创建，蒋先生继承之中国国民党，李登辉、连战等人妄想把它毁在自己手里！难道你们就没有想一想，大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历经内忧外患而不亡者，何也？无他，只因孙先生立党、立国根正、根深，具有坚韧不拔的生命力之故也。君不见，孙先生的死敌、三民主义的死敌（远非一般敌人），也不敢彰明叫着地反对，只能极尽歪曲孙中山和三民主义之能事；这也说明，我中华民族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优秀民族，绝大多数人是认“国父”的，极少数人认贼作父是大失人心的。尤令人衷心鼓舞的是，喜看年轻的一代，孙先生的青年信徒，甩开一切无耻背叛，重建中国国民党，从此，思想、信仰，变成不可战胜的一往无前的力量！ 青年人将使青天白日再现辉煌，更加灿烂！敢问路在何方？重建共和，重建中国国民党，重建大中华民国——三重建并举，乃是历史的必由之路。
（2）再后发制人
从政治（不是军事）上说，他所讳言的“先发制人”，是侧重于阴谋策划，当然也要配合以行动，作用是为“后发制人”创造条件；而他声称的“后发制人”，则主要是大打出手，但暗中谋划也是不可或缺的。先发的是他，后发的还是他，不管先发制人、后发制人，但总归是要“制人”则是一成不变的。我出监狱后，到农村监督劳动，发现农民把毛泽东思想的“思想”当作动词。一位农妇发问：“毛主席不睡觉，夜里也大睁俩眼儿思想？”他还是要睡觉的，只是在醒着的时候，就思想着：如何“制人”？“与人奋斗”，对毛来说就是“其乐无穷！”
在他的意念中，始终在琢磨人、制人、杀人，而在决策中则是从谁开刀，借谁的刀？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从吴晗开刀，由江青跑到上海来借两个文痞张春桥、姚文元的刀。
毛泽东说，吴晗的《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所以问题就不是学术问题、艺术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了。就像右派向党进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一样，这次为彭德怀翻案是又一次向党发动猖狂进攻！于是他要发动“反击”，“是你吴晗先动手的嘛！树欲静而风不止嘛！我是不为天下先、后发制人的嘛！”
让我们来揭穿两个老底：首先，是他首倡学海瑞、宣传海瑞，并曾对《海瑞罢官》编剧吴晗、演员马连良予以表扬的。说实在话，吴晗干这差事，全是为迎合主子心意的，不料中计而给主子借了“头”。就连彭德怀也是轻信了他“提倡学习海瑞精神”的鬼话而栽了没底筋斗的。御医李志绥旁观者清，在回忆录中写道：“毛这次提倡学习海瑞精神，和先前1957年他用所谓‘引蛇出洞’法，鼓励知识份子批评党、替共产党整风一样，都是他惯用的策略。”（该书第285页）这层意思，我在前面“引蛇出洞小考”一节中已作过详细的论述。
这在《矛盾论》上的原理是，构成矛盾的前提条件是矛盾双方必须处于共同体中。“引蛇出洞”就是把你调进他布置好的战场里，纳入可以造成你死他活的共同体中。
其次，他这一手叫做：“打了孩子娘出来。”也可算做是“引蛇出洞”。果不出毛所料，批了吴晗就会揪出来他背后的一串儿人马；彭真、邓小平、刘少奇。
文革的开展，正是这样按图索骥的：吴晗—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四家店（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刘邓司令部。
可知，一切都是预谋。毛所谓的“后发制人”不是别的，而只是他“先发制人”的后续步骤。只有这样理解问题，才是抢救了历史的真实：先发，引蛇出洞，毛也；后发，聚而歼之，也毛也。这样才能让毛嫁祸于人、加祸于人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也才能使沉冤得申。
（3）借刀杀人，各个击破
毛所有解决矛盾的方法，可以一言以蔽之曰：”借刀杀人”。既然毛认定矛盾斗争是绝对的而团结一致是相对的，所以总是有矛盾可利用、有刀可借的，就像总是有头可杀的一样。
A，大痞子唆使小痞子
毛说他从马克思主义学了四个字：“阶级斗争”。他对千头万绪的马克思主义道理，也概括为四个字：“造反有理”。他的哲学《矛盾论》就是斗争哲学。他的主要政治手段是搞社会运动，这地方运动、那地方运动，这部门运动、那部门运动，以及全国规模的大运动；大运动、小运动，运动之中套运动。这便是他散布仇恨、搞斗争哲学的展开式。他要在运动中制造矛盾、激化矛盾，让鹤蚌相争，他好玩借刀杀人的毒招，周期性地玩弄挑拨离间，兴风作浪，分而制之、分而治之、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之。“老毛不死，国无宁日”，此之谓也。
在运动中，依靠的对象就是他要“借”的“刀”，斗争的对象就是他要“杀”的“人”。由于他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况下，在政治上有不同的“主要矛盾”需解决，所以就会有不同性质的运动和不同的人来充当打手和被打倒者。单从打手来说，从土改中的“革命先锋”，到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派”，所有运动中的积极份子无一例外都是“痞子”。例如在反右运动中，把“言者无罪”的许诺变成以言治罪的恶魔丑行，本来是毛泽东言而无信、自食其言的一贯行径。可痞性十足的郭沫若却把“言者无罪”说成是“无罪者言之无罪。”无怪乎大陆知识份子把他定为“四大不要脸”之首。
当然，首上有首。《人民日报》1957年7月3日，登载严信民的文章说：“（1948年夏天）有一天上午，我专程到九龙章伯钧寓所去谈话，有李健生（章妻）在场。我介绍了解放区情况，谈到各种政策，最后谈到统一战线，谈到周总理对他的期望。我看到章伯钧的脸色苍白，他猛然站起身来，颤抖地喊叫：‘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流氓。’”
《人民日报》8月11日登载吴晗揭露说：“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罗隆基到北平，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接见了他。现在有人揭发：罗隆基见毛主席之后就对他的朋友说：‘毛主席这个人很厉害狡猾，比历代统治人物都凶。’“
当时我24岁，虽已划了右派，但喝共产党的迷魂汤，对毛的盲目崇拜还未醒过来，故读到对毛的这样评价，简直吃惊得目瞪口呆。于今，所有事实都已再清楚不过地证明，毛是大小痞子的总头子，所谓“政治运动”，就是痞子头子唆使大小痞子去进行群体屠杀；农民杀地主，革命杀反革命，老粗杀老细（焚书坑儒）、左派杀右派，左倾杀右倾，文革派杀走资派，造反派杀保守派……如果毛说，知识份子是附着在五张皮上；那么，他自己呢？以我看，他是附着在痞子上：“痞之不存，毛将焉附？”人们之所以把他搞的运动定性为“痞子运动”，是因为痞子在里面起主导作用，即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也正符合了痞子哲学《矛盾论》的原理：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毛还说过，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事物的本质。
B，激化矛盾和制造矛盾
比方说土地改革，你凭白无故没收人家的土地，就已经伤天害理，为什么还要杀害300万地主呢？这纯粹是为了制造矛盾和激化矛盾，最终目的是要借农民的刀杀向国民党，并且促使农民踊跃献刀。事实正是这样：“分了人家的田，杀了人家的人，国民党回来你们还会有活路吗？”所以，一亩或几亩地换一个或几个儿子，喊着“保卫斗争果实”，去迎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反右也是如此：鸣放期间，全国上下，各个单位，都在帮助党整风，那些共产党的官僚主义分子、主观主义分子、宗派主义分子、教条主义分子、腐化堕落分子……被“帮助”得如上了热锅的蚂蚁。正在走投无路，叫苦不迭时，毛一声“反右！”令下；这些共产党人应声回答：“得救！”，遂怀着百倍的愤怒、千倍的仇恨，手执钢刀直刺右派份子胸膛，红刀进去白刀出来。到了文革时，对待刘少奇，也是如法炮制，故伎重演。所以，《矛盾论》应该叫做“制造矛盾”论。挑拨离间计和各个击破是毛的拿手好戏。
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衣钵，用激将法把人民子弟兵激怒得用履带卷起学生的血肉之躯，用机枪射出成排的子弹在学生血肉之躯里爆炸开花！以达到杀20万，保共产党政权再苟延残喘20年之目的。在《中国思想运动史》中，是这样记载着邓小平这段思想史的：“显然，只有把事情弄到用战争解决问题的程度，才能玉石俱焚，才能把政治对手一网打尽。应该说，这才是真正的‘有计划的阴谋’。”（页398）
C，杀人不见血
毛跟李志绥说：“这次一整，可能整出几十万个右派吧。我们还是老办法，一个不杀，一开杀戒，类似的就都要杀掉，就没有界限了。这一条还是延安整风时定下来的。”（51）天呀！“言者无罪”变成了有可杀之罪，只是皇恩浩荡，才没有“一开杀戒，类似的就都要杀掉”。我对毛的宽大政策是深有体会的：在文革中，一打三反时，我的一位右派老师（我划右派的条件之一，是对划他右派表示不满，说他是个大好人）被“宽大处理”。造反派引他的例子动员我交代“罪恶”时，，说：”他犯有‘恶攻’（恶毒攻击毛主席、共产党、社会主义）罪，本该枪毙，但他坦白的好，竟免于刑事处分。”你再也想不到他犯的什么“恶攻”罪值得枪毙？原来是他画的毛主席像穿的是单衣；而画时是冬天，所以他是居心叵测，想冻死毛主席！
李医生对毛的话的理解是：“也是那时我才真正了解被打成右派会有什么样的遭遇—许多人被撤职，送去劳改营‘改造’，摧残致死。毛总是毫不留情地打击他的政治上的敌人或对手，谁敢于冒犯他的，无不家破人亡。他说不杀人，可是‘改造’带给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无非使人更加痛苦地走向死亡世界而已。”（53）
我以身受、目击，来为李医生的见解作证。当把右派赶进劳改营的时候，正值由于反右而带来的大跃进方兴未艾之际，黑夜白日连轴转，大放卫星。你想人会给累到什么样子呢？别人我不说，举我自己一个例子，我解大手时都禁不住要打盹，仰脸朝天坐一屁股屎才被摔醒（实际还带几分呓症）。再加上饥饿难忍，可以说，全国的大饥荒提前降临到劳改队。由于超限度的疲劳、饥饿和拔白旗、扫暮气，反对消极怠工、装病论堆的文武带打的运动，以及不是一两天如此，而是遥遥无期，因而自忖熬不出头的沉重的思想包袱，等等因素，知识份子累死、饿死、病死、寻死上吊投河奔井者如秋木落叶萧萧下；报载，社会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滚滚而来，元帅升帐、卫星上天，右派份子却是发了疯似的掀起死亡高潮！埋都埋不供。可悲可叹的是，有的右派死后还怀揣着对党表忠贞的遗书，有的党员右派把身后的几角钱当作“最后的交党费”。他忘了他已被开除了党籍。
毛何杀人哉？饿死者岁也；累死者缺乏锻练也；病死者天命也；死于非命者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也：即便是不服改造而遭枪毙也者，一曰：自作孽不可活，再曰：非我也兵也。毛主席总是有口可借、有刀可借的。毛泽东从来不曾杀过“伯仁”呀！林昭、冯元春、刘士弟、储安平、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贺龙、陶铸、张闻天、李立三、邓托、吴晗、田家英、傅雷、老舍……认真把名单列下去，可以列出成千上万，上十万、上百万、上千万！这些都是毛泽东不曾亲手杀过的“伯仁”呀！再拿延安整风说吧，真的“一个不杀”吗？许多回忆录写出许许多多血腥的场面，令人惨不忍卒读。这些作者们侥幸没有被杀，他们不称自己是“虎口余生”、“劫后余生”、“法西斯屠刀下的余生”……如陶铸的夫人曾志却称自己是《一个革命者的余生》。这些余生者都保持了革命的“纪律”，把灾难制造者，归功于康生，极少数人提到彭真，只有个别人指出祸根、因而做出“有损”的事情；相反的一端是，甚至有人不避恶心而为婊子大树牌坊，说什么如不是毛主席如何长、如何短，那就更不可设想了……这样形成的主旋律。就是常态下的党文化。
D，借斯大林的刀
我在网站上读到一篇中国外交家的演讲，他是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驻英大使的冀朝柱。我大致判断他是一个对党对国有责任心的人。他批评毛一开始执意“一边倒”，而拒绝了与美国建交的现实可能。“按照毛主席的话说，先扫净房子，然后再请客。现在建交不建交不是大事。先把国内肃清反革命、土改都搞好了，以后再说。这样就是中国本来可能一开始就跟美国正式建交，如果当时这样的话，可能中国发展得更快。因为那个时候苏联的斯大林也不敢对我们怎么样，两个超级大国，我们在中间，是很好的，但是由于主席这样做，使很好的机会就失去了。”并且他从“美国表示对中国内战不干预”，断定当时即可收回台湾。
难道说，这样好的事你冀朝柱先生能想到，给猴掰眼的毛泽东反而能笨蛋到打不清主意吗？问题在于你们两个人是同“党”异梦：你做的是强国梦；他做的是独裁梦。所以他一心一意僵持“一边倒”：“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若依你说的去做，那便要走英美的路了。虽然共产党曾大声疾呼过，中国要实行英美的民主政治；那只是投像你这样的知识份子们之所好，居心骗你上贼船而已。毛泽东自己在1945年10月9日，答英国记者甘贝尔时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今天右派的鸣放也未超出这点。兹再摘录数则《新华日报》，以资印证：
“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其他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和力量的…。。同时，（他们）也有一些批评。他们的批评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发的……全国各党派能够融洽的为共同目标奋斗到底，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们极应提倡和效法的。”（1942年，8月29日）
“单说英美吧。英美是民主国家，这是人人公认的。英美人民有各种民主权利……为了国际的地位，必须从保障基本的民主权利开步走。恐惧是懦夫，疑虑是自私，反对便是倒行。我们再度呼吁：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 1944年2月1日社论）
“我们尊重并且愿意接受美国朋友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正如我们对孤立主义提出批评，应受到尊重一样，这也是从彼此激励互求进步以加强两国人民的合作出发的。我们丝毫不心存疑惧，认为美国朋友的批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3月15日）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家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4月19日）
“像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民主的政治生活中产生的领袖，是虽在战时也一点不害怕民主制度的实行的。他们不害怕民主的批评和指责，他们不害怕人民公意的宣泄，他们也不害怕足以影响他们地位的全民的选举。他们不仅不害怕这些民主制度，而且他们坚决地维护支持这些民主制度，因此他们才被人民选中了是大家所需要的人。”（11月15日）
“年青的民主的美国，曾经产生过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威尔逊，也产生过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领袖罗斯福。这些伟大的公民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民主，就是为多数的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美国现在是反法西斯战争中联合国四大主要国之一，担负了彻底消灭法西斯、消灭侵略、建立世界永久和平安全的重大责任，从美国的革命历史，从美国人民爱好民主自由的传统精神，从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我们深信美国将继续罗斯福的民主政策。不会忽视世界各处，尤其是中国人民的声音，人民的要求。”（1945年7月4日）
“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9月27日社论）
这是共产党自己说过的话，毛泽东把在1957年重复过这些话的知识份子都划了右派。就是在现在，谁要再重复这些话，轻则算是自由化言论，重则判为颠覆罪。问题在于，毛共要借斯大林这把刀子，斯大林的血腥屠杀，受到赫鲁晓夫的揭露，苏联人称他为“暴君”、“刽子手”、“罪犯”。可是，毛泽东说：“你们不要这把刀子，我们要拿起这把刀子，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武器。你们苏联反对，我们不反，我们不但不反，我们还要拥护。”（《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111页）
邓小平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文选》二卷第293页）可见毛打内心里不是不知道冀朝柱所说的道理—英美的民主制度优越于俄国人的共产制度。但，他要的是斯大林的刀。真地说起来，杀人魔王斯大林在毛泽东面前，也只能算是个小巫
所谓“借斯大林的刀”。，就是指共产极权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也就是国家绞肉机。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领袖个人专政，”所以也就是维护毛泽东个人的绞肉机。上面提到的那些被害人，就是都被投进了这种机器里。有些人把毛反苏认作是他的民族气节，甚至把他视作民族英雄，实在是天大的误会。他反对的不是苏联，而是苏联和世界共运中的反斯大林主义，他始终坚持“一边倒”的原旨，现在的“一边倒”就是倒向斯大林的尸体，维护他最黑暗、最残暴的阴魂在中国不散，在毛泽东身上借尸还魂。斯大林的刀子并不是单个一把刀子，而是一台国家机器，隆隆作响的绞肉机。毛反的是赫鲁晓夫丢刀子，这个鬼名堂叫做“反修”。这只能说明他反动透顶，与民族主义不沾边！
并且，毛泽东要和赫鲁晓夫争夺对斯大林世界人民领袖地位的长子继承权。为此，在国内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发疯地要创造奇迹，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在外交上批王稼祥的“三和一少”，举起反帝、反修、支援亚非拉第三世界革命的大旗！这一切都做到利令智昏的地步；刮得人民全国规模地一贫如洗，饿殍遍野；想借第三世界的刀杀向帝修反和拥戴自己做霸主，但却往往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E，借敌杀己和以毒攻毒
这里是指他向敌人借刀，诸如策动当时正在剿共的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拉拢旧军阀冯玉祥、龙云等为共利用而与政府捣乱；唆使大文阀 鲁迅、郭沫若等乱起哄，使国无宁日。大凡在国民党内部进行的策反工作都属此类：李济深、蔡铤揩等的反蒋；程潜、李宗仁、吴石等的吃里趴外；宋庆龄、何香凝等以极左面貌出现……
进一步说，所有统战工作，也都属此列：在大鸣大放中“表现最恶劣”的民盟，其实是在反蒋中为共产党“火中取栗”最勇猛、最激进的一个知识份子政团；又如在文革中，联“美帝”反“苏修”；现在拉拢华侨、台湾国民党亲民党、外国见利忘义的政界商界人士和分化瓦解民运等等。都是拉一批打一批、用明天的敌人来打倒今天的敌人……作的都是这篇借刀杀人的文章。
在大陆社会中、企事业单位中、在几乎接连不断的运动中、处处充满了人斗人、人暗算人、人出卖人。就是毛作的概括：“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另有一句与之相补充的话，既真实、形象，又令人不寒而栗：“别看我们现在坐在一条板凳上，一亮底牌，我们就是敌我矛盾！”即便就是夫妻在一个被窝中，一掀被子就可能是敌我矛盾。毛泽东在任何角落里都可以两面借刀。
在敌对群体中，以毒攻毒这一手来得更毒。康生曾道破其中秘诀，就是，给老鼠屁眼里塞进豆子，缝住，憋得它们实在受不了了，就会互相撕咬。（参见电视剧《吴玉章》）我对此深有体会：在劳改队的时候，这些右派们动不动就破口大骂、大打出手；互相揭发、争相告密，好像都是红眼仇人。我当时想起曾读过的《王若飞在狱中》，实在有点佩服人家左派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 诅咒右派“真不是种东西！”
我当时根本没想到“这都是毛泽东糟蹋的，这都是共产主义糟蹋的。”（牟宗三语）。也不知道这是康生（共产党）的诸如此类的毒招使中毒者毒气横生。在劳改队的加工厂，制酒车间，有些埋在地下的大缸，缸口与地面平，许多硕鼠落入缸底，缸表面很滑，它们拼着死命望上蹿，一蹿几尺高，一鼓作气，再衰三竭，当他们绝望之际，便开始互相咬得叽叽叫、血淋淋，死而后已。现在想起来，康生的毒招原来是来自仿生学呀！他们对人洗脑，即，对人进行“从人到猿”的思想改造，把人们（很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都返祖为生物了。人类利用瓢虫杀蚜虫、抹碘酒以杀菌；共产党把这种借力使力的办法变成借刀杀人，用于人类自身，通过阶级斗争，让同类相食、相残、相杀。！《矛盾论》上明明说：“解决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质的方法。”——怎么能把这种达尔文主义用之于人类社会呢？《矛盾论》在毛手里变成了人吃人的哲学。
反右时，各民主党派互相揭发，右派之间互相揭发，右派家属、亲友与之划清界限，等等，都属此类。
共产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也是“人吃人”的性质。令人诧异的，是辛灏年先生经过考证而指出的下面的“历史的事实”：
昔日，中共李立三的江苏省委竟能够为了激发武装暴动的“革命激情”，而如此大批地杀害自己同志；此时，中共的王明，为了捍卫他自己刚刚到手的权力，又将会怎样地“借刀杀人”呢？
先看当时的中共中央领袖王明是怎样向他的俄国主子“汇报”的。王明在他给共产国际的汇报文件《关于四中全会前反立三路线的经过》一文中，曾明确地写道：“罗章龙把一切托陈，被开除，来历不明及我们一部份同志几十人在一个旅社开会反党，使我们25个同志，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在上海被捕牺牲。上海东方旅馆25人被破获是罗章龙派王拙夫—唐虞告的密。”
按照王明的话来判断，就是25位共产党员在东方旅社被捕一事是共产党自己告的密，并且告密者是反四中全会的首领之一罗章龙“同志”。但是，台湾的中共党史学家王建民，却在他的《中国共产党史稿》中卷，第99页，引用《中共透视》第144页的材料，同样明确地揭露说：“关于何孟雄被捕，乃陈绍禹之告密”。而陈绍禹就是中共领袖王明。
辛先生对此进行了科学的考证，得出了可靠的结论：“综上所述，事实就是，以何孟雄为首的中共四中全会反对派，在他们于1931年1月17日于上海东方旅社举行‘全总党团’反对四中全会的会议时，恰恰是因为中共自己的告密，才遭遇了国民政府的逮捕。”（《所谓左联五烈士（下）》，《黄花岗》季刊总第5期第128页）
是王明告的密，没有错；并且是坚决充当米夫和王明的狗腿子、因而首次当上了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长的康生（赵容、土地老爷，都是他的化名）干的。《毛泽东与康生》一书作者巴彦泰先生查询出线索：当年在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刘少奇身边工作的张琼，在1979年4月回忆，当时人们都在议论：“有的人值得怀疑，何孟雄他们被捕了，为什么土地老爷安然无恙？”有一天，几个湖南老乡在刘少奇家聚会，张琼遇到谢觉哉，谢当时曾是中共中央办的《上海报》的负责人，他十分感慨地说：“人心隔肚皮么！孟雄他们被捕，为什么赵容却很安全？我百思不解。”
关于何孟雄等人被捕究系何人告密，还有其他方面的材料。
吴滨沭原是中共党员，1930年8月被捕后叛变，当了国民党中统特务。1949年以后，被中共公安机关逮捕关押。1967年11月吴在交代材料中说：“1931年1月，我在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里，碰到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龙大道、罗石冰等人，何、龙和我以前就认识，罗与我关在同一牢房。”“据何孟雄、龙大道、罗石冰讲，他们被捕是党内有人有计划的陷害，是利用敌人屠刀屠杀他们。”“他们一批人何年何月入党，工作简历，甚至连本人都记不得的细节，敌人都知道的一清二楚。没有党内人告密，是不可能掌握那么详细的材料的。”“他们到龙华司令部以后，每人只提审过一次，只是核对一下材料。”“所以这是一个叛徒告密的问题。”当时能掌握何孟雄一批人历史情况的绝非一般党员。康生曾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和部长。吴的这个交代材料写于1967年，那时康生掌握生杀予夺大权，即使他知道，也不敢点出康生的名字。然而另有一个中共变节者，早在1933年自首声明中，就直接说出了是康生出卖了何孟雄等人。
这个人是王云程，担任过上海工联党团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书记。1933年2月24日在其自首声明中写道：“共产党内在其派别斗争中，经常使用暗杀或告密手段，借刀杀人，，如何孟雄等20余人都死在赵容（即康生）等所领导的赤色恐怖之下。”还有很多人在自首书中直接点名赵容在1930年“被捕叛变”、“出卖同志”。外国有些书刊也有所披露。1972年，莫斯科思想出版社出了一部名为《苏中关系》的书，作者是奥*博*鲍里索夫和波*特*克罗斯克夫。该书内有这样一段话：“30年代初由于康生参与的背叛活动，上海的共产党人遭到镇压，使党受到重大损失。”（详情，请参阅《毛泽东与康生》）这是共产党借国民党的刀，来替他们消除异己。
再看毛泽东是怎样借国民党的军队来消灭张国焘的军队的？司马璐在《中共历史的见证》中写道：
张国焘原来打算西进，红四方面军遇黄河对岸大雪封山，只好北上。9月13日，“毛派”中央电张国焘表示“十分佩服与欢慰”。10月一四两个方面军在贵宁会合。周恩来赶到同心城局”欢迎”张国焘，随后就挟持张国焘于旺堡，再转保安、毛周又以张国焘的名义调动四方面军，直接指挥徐向前、陈昌浩继续“西进”，待九军、三十军相继渡河后，毛又电令其余部队留原地迎敌，因此，已渡河的红军陷于孤军苦战。11月10日，中央军委将河西红军正式命名为西路军。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新疆，连接苏联，原是张国焘的构想，为毛周所反对。现在这个张国焘的“西进路线”却成为毛周用来消灭四方面军的手段。1937年3月，渡河的红军从两万两千人，打到只剩几百人逃到新疆。张国焘留在陕北不断接受批斗，毛周联手打倒张的目的总算达到了。（页513—514）
司马璐还说，组织上对我们说：“当发现一个同志不可靠的时候，最好是能通过敌人的手把他干掉。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既可以为我们组织上除去隐忧，又可以增加我们的政治宣传资料。否则的话，只好我们自己动手了。”（页126）
记红朝最大『功臣』──刘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