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才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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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一切鬼蜮伎俩的方法论，皆根源于其阴谋哲学《矛盾论》。毛泽东关于《矛盾论》之为用，其精义在一个“借”字，我归结为“三借”：一曰：“借刀杀人”；二曰：“借题发挥”；三曰：“借头过关”。
一曰：“借刀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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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发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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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后发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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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借刀杀人，各个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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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大痞子唆使小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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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激化矛盾和制造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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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杀人不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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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借斯大林的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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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借敌杀己和以毒攻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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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杀人杀个死
毛对你一旦起杀机，要砍你的头，你央求道：“能否只砍我一条腿，留我一条活命？”他会斩钉截铁地告诉刽子手：“说砍头就砍头，决不能拿原则做交易！”
A“毛真的要坚持‘杀人要杀个死’吗？从毛对邓小平的处理是‘留党查看，以观后效’，说明也不尽然。”
用归纳法解决问题，你就必须把天下的事例归纳完，不能有例外，就是要做到“尽然”。这样来搞”证实’是很难的。另一条思路是举出反例，仅仅只用一例，这样来搞“证伪”，倒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我为了证明我的结论成立；推翻邓小平这个例子。就成为必要条件。如果这个例子推不翻，我说毛“杀人要杀个死”的结论将被证伪。
我想了几条：邓小平原是毛路线上的人，被称为“毛派”；他有很大的革命功劳；他参与毛的许多重大罪恶行径，是共犯；特别是他直接指挥反右，杀气腾腾，喝知识份子的血以自肥，用知识份子的血染红头顶。毛曾想让他当接班人，只因他和刘少奇走得太近，毛才另选林彪，1967年7月16日，毛曾对中央文革成员王力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出来，邓至少是常委。”（毛毛《邓小平‘文革’岁月》第46页）即便在这个时候，毛仍未放弃把林、邓往一块捏；邓小平说：“‘文革’开始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要我跟林彪搞好关系，我答应了。但与林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同上，第37页）毛虽把他打成二号走资派，但对刘少奇起杀机时对他并无杀机，所以在八届12中全会上把刘永远开除出党，而没有开除他。当他曾表态：“一万年不翻案”，毛说他“人才难得”，让他第二次复出的时候，他虽曾昧着良心奉迎毛，在政治局会议上批周；给周以致命伤；但他更多的是逆着毛的意志而搞的那许多方面（甚至全面）的“整顿”，直到最后使毛坚信不移，这个“老帅的头儿”（邓小平）在他死后“要翻天”。这是毛最嫉恨的，因而，毛就对邓有了杀机。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毛对邓竟没有一杆子到底、杀人杀个死，反而会刀下留人呢？这时候再用上面那些理由就解释不通了。因为，如果他要念上面那些，刘少奇、林彪、彭德怀……都应该刀下留人；甚至右派也不应该反。陈毅就说过，反右是卸磨杀驴，对不住人。这到底该怎么解释？难道毛的本性不是“无杀机则已，起杀机就要杀人杀个死”吗？
解答这个问题，正好就是揭示了《矛盾论》的灵魂所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毛从最肮脏方面对此加以利用；总归他耍的所有阴谋诡计，无一例外，都是这个“灵魂”附于实体之表现。
无奈天到这般时候，毛实在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保夕。情况的确如此，以此谓毛的生理生命可，谓政治生命尤可。林彪事件已基本上为文化大革命敲响了丧钟，毛的身心已大丧元气，多赖周恩来助纣为虐，毛作垂死挣扎的灰头土脸方始改观。冻僵的毒蛇一旦得到复苏，毛这时候就又想要批周，批宰相、批大儒、批投降派、批林批孔批周公，都非空穴来风。只是因为，“批周民不依’、“批周必大乱”，才没敢明批。但在上层内部的批周却从未休止过。周恩来在死前在医院同有关人员愤然提到：“他们那些人有些事做得太过分了！最近评《水浒》，批‘投降派’，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当然应该批，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历史上虽犯过错误，但几十年来还是努力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周恩来的最后岁月》第352页）。毛是多么想在全民中搞一场批周运动啊！但这事对他已是“挟泰山以超北海，不能也，非不为也。”同理可证，对邓小平的未置于死地，也是此时、此地、此条件下的产物：“不能也，非不为也。”
毛阴谋一世，落了个“赞成的少，反对的多”；一辈子以“运动群众”为能事，而成就“霸业”；到现在，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全国广土众民山崩海啸、风起云涌，兵锋直达黄龙府。“四五运动”刚过，毛第二天给华国锋、王洪文、汪东兴说：“广场，外地，都搞得火热，悼念总理，要邓小平上台，这都是针对我的，要打倒我，我是‘豺狼’的后台。”（见前）据说，毛真的变成了他自己说别人的：“向隅而泣的可怜虫”。他面对着自己过去的“过五关，斩六将”，譬如，对着解放军的入城式，群众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他本该趾高气扬，却是泪流满面长叹息！周恩来的秘书说：“毛泽东晚年时，常常落泪，有时不能自已。陈永贵去看他，他握住陈永贵的手，讲不出话，泪如泉涌。陈永贵也跟着痛哭不已。毛泽东请常年跟随他身边劳累过度而住院的护士长吴旭君看电影，看到解放军入城，痛哭失声，以致满场哭声，电影未能放完……”（《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128页）《矛盾论》上说，矛盾向着自己相反的方面发展。玩弄群众、运动群众的毛，发展到了相反的方面，尝到了群众运动的滋味。阴谋诡计、作恶多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政治性命。这就是必然的规律。“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情不见了；“我们是秦始皇的100倍！”的骄横不见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狂热不见了；镇反、肃反、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的杀气腾腾不见了……“俱往矣！”一切都走向了反面，一切都等待着历史法庭的严峻审判。
毛泽东晚年
让我们还是回到邓小平，大胆地假设，毛又多活了二年，把局面又挽救了过来，那样，你想，邓小平会凶多吉少、死多活少，还是会相反呢？
B 知毛者，莫若邓小平。
何以这样说呢？因为邓有双重的大经历：大起大落，能上能下，使他体认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更使他体认到：“翻案大得人心”；而他由“毛派”被贬为走资派，又使他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克服了常人认识的局限性：如果没有机会入乎其内，则会产生“不是个中人，不解此中情”的局限；如果不出乎其外呢，则又会造成“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情由。就是在这样一个坚实的基础上，邓复出后，才敢开钢铁公司，大刀阔斧进行全面整顿，在国人面前故意与四人帮（实即与毛）互别苗头，甚至我在火车站工作的一位学生告诉我：“车轮旋转的速度，都可以反映出邓小平的复出；列车前进时喊着：‘老邓！老邓！’”这时，邓小平认定，非如此破釜沉舟不足以在毛后之中国，让天下人对他归心。这是他对毛的生命及政治了如指掌，因而对毛撮了总，估了堆，才作出的实用主义大手笔。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说：邓认为“时间，机会对他来说，都太珍贵了”，说他“早已将个人政治前途甚至生命置之度外”。这话是对的，但女儿不一定理解父亲的深远用意；别人当然就更不明究竟了，比如《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先生就指责道：“不过以笔者之见，时间，机会固然难得，稍纵即逝，但欲速则不达，导致后来政治上的大翻车，岂不更可惜？而且对于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来说，仅仅不怕被打倒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个人的进退攸关整个大局，否则只是一种匹夫之勇，不足以成大事。
“事实上，正是因为邓小平在推行‘全面整顿’时不知戒急用忍，一味逞强躁进，急于抓出成效来，结果被党内文革派抓住不少‘辫子’密报给毛泽东，从政治上杀回马枪过来，最终导致大局逆转。”（第581页）
“邓小平不成熟”？这种评论真是隔着门缝看扁了邓小平！邓小平对于这一层，恐怕会不止一思、再思、三思吧！举世公认的成熟的政治家周恩来却是说邓比他干得好啊！不过，二人是各有各的“矛盾论”。周恩来他总是以“毛”之矛，攻“毛”之盾；而邓却不时以“邓”之矛，攻“毛”之盾。让我举例说明：邓在反高岗、饶漱石中是崭露头角、立了头功的。高饶反的是刘少奇、周恩来，反的内容也正是毛要反的，所以高饶实际上是毛的人。邓反高饶是违背毛的原意的。邓为什么要反呢？又为什么能取胜呢？简单说：高饶如果得逞，对于邓的仕途将是一个莫大的阻力；维护刘、周于他仕途有利，这就是邓要反的原因。而他所以能取胜，是高饶阴谋篡权的把柄落到他手里，同时，他深知毛是阴谋家，却最嫉恨他身边有像他一样谋权的野心家。这样一来，高饶“刮阴风、烧阴火”（毛泽东语），彻底完蛋；刘周受到高饶攻击的错误因中毛意，所以毛还要他们检讨；与此同时，毛也不得不失掉心腹干将；所以我说全盘皆赢的邓小平，是有勇有谋的成熟的政治家。我的另一个意思是说，他吃透了毛，并高于毛。比如说，大跃进他是跟毛的；批判大跃进时他则是跟刘少奇的，二人同声相应地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难道他不是明明知道这是非常触怒毛的吗？这一点是政治平庸如我辈者百思而不得其解的。
我们推断，大概是邓看透毛错误的严重性及品质非常恶劣，已失去党心、民心，政治上走下坡路，刘的威望正在升高，在全国、全党已营造成功的“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的政治心理气氛中，刘邓合手，毛已基本上被架空，成为一具偶像。{在这里，我刚从《观察》网站看到一个信息，是周恩来死前的谈话记录，证明我以上推测是对的：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九日：“一九六二年一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工作会议（编者按：即七千人会议）。会上总结人祸带来灾难的教训，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会上有不少同志提出：主席（编者按：指毛泽东）退下。在二月十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表示：愿服从会议决定，辞去主席退下，搞社会调查。朱老总、陈云、小平表态：欢迎毛泽东辞去主席。是我坚持：主席暂退二线，主席还是主席。”}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毛不按牌理出牌。任谁也想不到毛宁肯发动一场反党武化大革命政变，拼上老命，拼上亡党、亡国、千百万人头落地，也要把旁落的统治权重抓在双手沥血的魔掌之中。邓根据党史形成的规则和程序，就只能估计到，毛最好的归宿是他们为他安排的中共名誉主席。这便是我们能设想到的当时邓的所思、所为、所据。与此相反，周恩来是既不会这样想，更不会这样做的。
文革中的周恩来
周打的是另一路拳。他是怎样在毛连续攻击之下败中求存呢？他采用的致胜之道是什么呢？就是“败狗战略”。在他的十八般武艺中，最拿手的一件是“检讨”。他是领袖人物中检讨最多的一个。毛在他奄奄一息时还要通过“检讨”来降低他的威信。但他总能以“心诚则灵”的检讨“回敬”毛，结果是毛周双“赢”。周的民望如日中天，毛则成强弩之末；《文汇报》仅仅透露一丝批周的风声，全国的读者便是声声讨伐：这可算一明证。上面我们就是用毛不敢明批周这一道理说明：毛为什么没敢置邓于死地？接着我们还要用毛采取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最终置周恩来于死地这一事实，来说明毛是坚持要“杀人杀个死”的。《晚年周恩来》一书，提供的就是字字有据、字字滴血的铁证：
“在年初大病一场以后，急于安排后世的毛泽东非常担心自己活不过周恩来，而一向在政治上态度暧昧的周恩来如果在他身后带头翻文革案的话，以周在党内外的声望和手段，一呼百应，失去了庇护的党内文革派根本不是对手。这就是毛随后在周治病问题上的态度，让人感到其中暗藏玄机的缘故。
“周恩来是在1972年5月中旬做每月一次的尿常规检查时，偶然发现尿样中有几个红血球和形态异常的细胞。周的保健医生不敢掉以轻心，马上又做了第二次检查，请北京各大医院最著名的细胞病理学、泌尿、肿瘤专家对检查结果进行会诊鋻定，确诊周恩来罗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因为事关重大，医疗专家们争分夺秒，随即派人听取天津、上海两地专家的意见，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与此同时，专家们又翻阅了国内外大量的参考资料，开会进行讨论，认为周恩来本人目前没有任何症状，病变尚在早期，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率，而一旦错过时机，发展成晚期膀胱癌，后果是严重的。
“根据讨论的意见，医疗专家们随即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详述周恩来的病况，力陈争取及早治疗的好处和疾病发展的不良预后（这是专家们的委婉说法。实际上，膀胱癌一旦错失早期治疗，结果只有等死——高文谦注），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等待中央批准。因为按照中共党内保健制度的规定，凡是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的治病方案，必须经由毛泽东批准后才能实施。
“然而，毛泽东的表态却令人感到十分蹊跷。他通过汪东兴向负责周恩来保健的医疗专家们传达了四条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
“医疗专家们深知时机对于治疗膀胱癌是致命的，因此对中央作出这样的决定十分不理解，要直接写信向毛泽东陈情，却遭到了显然是深知内情的汪东兴的阻吓。汪代表中央出面找他们谈话，让他们先‘稳住’，强调中央这样的决定是‘保总理’的，说：你们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虑全面的问题，可能过一段时候再看。
“这样一来，对周恩来的治疗工作便拖延下来，失去了早期发现后及时治疗的先机，等到后来一切都已经晚了。这让医疗组的专家们后悔莫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不过，由于这件事涉及到毛为人品质中最恶的一面，明摆着把周推上死路，时至今日仍然三缄其口。大陆官方更是讳莫如深，惟恐这种杀人不见血的事情揭露出来，损及毛的‘伟大形象’。”（第377—-379页）
说明毛泽东不敢公开批、就内部批，明杀不成、就暗杀，向人借刀不成、就向癌细胞借刀。总之是“杀人要杀个死”；难道这还需要我再着一字吗？
（5），卸磨杀驴
陈毅对反右派运动很有意见，说这是“卸磨杀驴”，对不住朋友。这些朋友曾为共产党夺取政权冲锋陷阵，贡献了人力、物力、财力、军力、道义力量，确实为共产党拉了套。其实，仔细想来，毛杀害的刘、林、周、陶、彭、贺……一大批共产党人及党外统战人士，谁没有拉过套呢？这些内容前面已经说过，后面还会提到，这里就暂不多说了。值得提请引起深思的是，两点：一是想一想像周恩来这样的老黄牛都逃不脱毛的屠刀，你还要设想毛会对右派情有独钟吗？可就有人冒充“糊涂”，今天还在网上说什么毛的确开始并没打算反右，只是真的冒出许多右派言论如“平反委员会”……这和说毛搞文革是为了摧毁党内官僚体制，开始并无意害刘一样，都是“没”认识到毛的心是多么黑，手是多么毒！因而起到了美化毛的动机的作用。前述，四川省委张宣传部长出于爱党而揭露出毛发动文革的真正动机的罪恶性。还有一个人，就是王明，我在文革时偷听苏联电台，听到他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毛泽东发动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其中，指明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活着不被打倒，死后不被清算。”这也就说明了毛为什么要让许多人（比如周恩来、田家英等）一定要死在他之前？很自然的，他如有可能，会让邓小平死在他之后吗？人们所奇怪的，连让刘少奇活着当个农民也不让；谜底不就昭然若揭了吗？从这里引出另一点，就是要你想一想这些有汗马功劳的元勋们的下场，然后及于自身：光凭你替共产党撒了撒谎、捧了捧场，就想捞到稻草吗？“妄想”是你的权利，不过我要提醒你，可别在临死前学吴晗咬破舌头，写四个血字——“悔不当初”——啊！
二曰：“借题发挥”。
常态的人生，总是逢山开路、遇河架桥，顺理成章地解决问题。毛泽东的一生则总是借题发挥。所谓“借题”，就是制造藉口找说词；所谓“发挥”，就是小题大作、兴师动众。比如，藉着胡风给中共中央的一封关于文艺问题的上书，毛泽东就亲自动手打出个“胡风反革命集团”来，共抓出2100余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检查73人。最后，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78人，划为骨干分子23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胡风本人判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文革中加为无期。毛死后，落实政策的结论则是：全属无辜受害。
（1），毛还要让“借题发挥”滚雪球，而成为一环扣一环的链条。这原是出于权谋的考量；又因因果循环，造成了情势：“借题”已属不正派，但毛总是硬将“谬论”变“真理”，故而，只有求助于，第一巴掌的错打要用打第二巴掌来“证明”该打；接连用第三巴掌、第四巴掌、第五巴掌……继续没完没了地证明下去。
A，以子虚乌有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出现为藉口，借题发挥，又开展了一个造孽更加深重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即肃反运动，并且还规定了反革命占5%的基本估计，而使肃反严重扩大化。
我当时22岁，在解放那年初中毕业，算是历史清白，可因家庭问题，在肃反中整得我死去活来；又因没有查出我个人的任何问题，所以没有给处分，当然我也就不属于“扩大化”的范畴了；我什么都不是，只是落个“鬼剃头”，医学上叫做“斑秃”，就是头发呈星罗棋布，圆片状脱光；身上也出现一条条的红道道，奇痒难忍。医生说是“神经性皮炎”，并偷偷告诉我：“是吓的！”而那些后来划为右派的肃反对象就不像我那样幸而只是一场虚惊了；他们受足了人间苦罪！
到反右时，说我对肃反不满，就又成了划我右派的一条罪状。这非但是我，而且是很大一部份人划右派的原因。这个“不满肃反”，和不满镇反、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抗美援朝以及农业手工业合作化、私人资本主义改造，合起来就叫做“反对五大运动、三大改造”，谁占其中之一者，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
B，毛利用反右派斗争搞借题发挥滚雪球，可就滚出了天字第一号的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篡改党和国家的总路线，毛按着权力私欲来确定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划定某人的阶级属性，进一步再胡诌个“阶级斗争为纲”，于是便想打倒谁就打倒谁。这样就导致毛泽东把党内外的大多数人置于自己的对立面，他自己就真正成为了“一小撮”。
李志绥医生说：“毛往后所有的政治行动—共产党整风、大跃进、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全是为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总路线而做的出击。”（《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173页）“八大”的总路线是什么？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117页）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称之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但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认为“八大”的决议是错误的，还坚持回到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虽然在1957年五一节前夕，毛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各民主党派及知识份子时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开战，”随后，历史真相就已经大白，这是阴谋家抛出的剧毒蜜饵，导致巨大的鱼群中毒而亡。毛泽东一石投二鸟：一是毛自称的“钓大鱼”、“引蛇出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阳谋”得逞；二是藉口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进而证明仍然存在 着“尖锐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以推翻“八大”的决议。从此出炉了一系列鼓吹阶级斗争的文章。
这些文章中，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是《人民日报》6月8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指出写恐吓信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一个月后毛在上海讲：“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性质，主要是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有各种形式，这次主要是政治斗争，不是军事斗争，不是经济斗争。”（《毛泽东选集》五卷第445页）在青岛会议期间写了《1957年夏季的形势》，劈头写道：“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中间指出：“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同上，第456，458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写道；“（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轻率地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为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根据。”毛“认为我国当前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份子）、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第123页）。对这些无稽之谈，暂且存而不论，倒是首先证实了李医生关于毛要推翻“八大”总路线的正确论断。如果从这样一个迂回曲折的深度来论述；反右是“毛想利用知识份子将他的党内敌手整一整”（，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190页）也是不无道理的。但是，如果说，“其实毛开始时是想借用民主党派人士来替共产党整风，目标是‘反冒进’的那些领导。”（第195页）这就错得太离谱了。一则在毛的眼中，知识份子（包括为共产党卖了命的李公仆、闻一多）都是民主个人主义者，是他实行专制独裁的主要障碍物，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是定然要拔除的，也就是说，右派是一定要反专制独裁的。对反右的起因，我是围绕着“匈牙利事件”进行论证的。而有的人说：“许多书刊、文章多将当时的国际形势—由苏共‘20大’引发的‘匈波事件’以及国内形势—各地爆发了许多起的罢工、罢课和上街游行事件这些表面现象，视为‘反右运动’的起因，认为是毛泽东‘错误地估计阶级斗争的形势’而引致扩大化的错误。其实‘反右运动’具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即这是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发展，即使没有‘匈波事件’和国内的罢工游行，也是必然要发生，迟早要到来的。”（冯治军《毛泽东与邓小平》第213页）我认为说得好！比我分析的深刻。二则，“反冒进”是什么性质的事件？人民日报社论说是对右派做的“可耻的内应”。毛认为是“离右派只有50米”。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民主党派、知识份子，尤其是右派份子，大多是“反冒进”的，而不是拥护毛泽东“反‘反冒进’”的。请看我的例证：人民日报载，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1957年5月16日发言：“希望领导上认真总结一下是保守思想对社会主义造成的损失大，还是盲目冒进造成的损失大。”22日，罗隆基就工作中的主要偏向是“保守”还是“冒进”这个问题发言，他认为，从1956年以来主要是冒进，而不是保守。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哪个部的问题，而是全部的冒进。张奚若、陈铭枢等指责毛泽东“好大喜功”更是使毛长久地耿耿于怀，毛说，好大喜功，看是好什么大，喜什么功？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革命派里也有两种：是主观主义的好大喜功，还是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我们是好六万万人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这种胡搅蛮缠的跪辩，令人难辨他是厚颜无耻而可恶，还是理屈词穷而可怜？千万别让我们听到如法炮制的狡辩：“是革命派的厚颜无耻，还是反动派的厚颜无耻？我们厚的是无产阶级之颜，无的是马列主义之耻。”
6月10日《沈阳日报》刊出张百生、黄振旅的文章《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课题》，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面冒进”。例如农业合作化，“我们的农具同两千年前没有什么两样，就这样一窝蜂似的组织起来，很多是变相的强迫命令，干部水平低、工作混乱、非生产人员增多、生产积极性降低（比单干时）等毛病就在所难免。”
1958年5月17日人民日报载：中共甘肃 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发言说：“党内外的右派份子利用我们工作中的个别缺点，大事向党进攻。说‘500万亩水地是人命换来的’，是‘秦始皇磨民’；说1956年各项工作都‘冒进’了，这些‘都是领导上的脑袋发热造成的’；说批判‘甘肃落后论’是‘无的放矢’；说1956年春召开的区委书记会议是一个‘冒进’会等等……。经过全民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特别是经过了传达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党内清除了孙殿才（原省委常委、副省长）、陈成义（原政法党组书记、副省长）、梁大均（原省委委员、银川地委第一书记）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情况大变，一个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一日千里地向前迈进。1956年的水利工程六个多月的成绩就等于1957年的十倍。原来准备十年基本上摆脱干旱威胁的愿望，现在看来，只要苦战三年就可以实现。”
1958年7月15日人民日报载：广西反出的党内右派集团，从1956年6月开始，“就打着‘反冒进’、‘反主观主义’的旗帜，极力诋毁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取得的巨大成就，攻击党的领导，进行破坏团结的活动。1957年6月，中央宣布处理因灾饿死人事件时，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发展到最高峰。硬把因灾饿死人事件说成是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所带来的恶果，并进而全盘否定广西的工作成绩，认为党在农村工作上‘犯了路线错误’，要求‘重新估计农村工作’，要省委‘肯定错误’。”
1959年，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在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问及“你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话对吗？”毛答：“一切事物都有两重性，这话也有两重性，对，怎么样？不对，又怎么样？”李说：“如果说对，那就意味着精神的力量是无限的，就是主观唯心论。”这时毛看到旁边有人在暗暗制止李达，便气呼呼地说，“不怕，说吧，不划右派！”由此可见，把反冒进的人和观点，毛是将之划归于右派的。毛泽东认为“反冒进也促进了右派的进攻。”周恩来顺着毛的思路，作检讨说：“反‘冒进’的错误是严重的，幸而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及时纠正，还由于这些错误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抵制，同时，也由于资产阶级右派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因此，才使这个错误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得到纠正，没有继续发展成为更严重的错误。1957年春天，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利用反冒进的错误，全面否定1956年的建设成就，把1956年跃进中的某些缺点，扩大为‘全面冒进’，并进一步否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成就。，在这个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我开始觉悟，因而在1957年6月政府工作报告中，彻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冒进’的错误估计，坚决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转折。这是从敌对方面得到的教训。”（转引自《周恩来与毛泽东》第398页）。这在说明，民主党派、知识份子是反毛泽东的冒进的。是与反冒进的领导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毛泽东怎么会利用他们、他们又怎么会去整“那些‘反冒进’的领导”呢？这正好是把事情说了个相反。毛泽东对这一点很清楚：知识份子和民主党派是反冒进的社会基础，所以只有反右之后，反“反冒进”才能奏功；同时，他对反冒进的人，也以“右派”相预儆，相归类——据毛说，两者相距只有50米。这也是借杀右派之刀，杀向“反冒进”者，而且使后者无还手之力。
C，批周恩来的“反冒进”，只是毛批周“借题发挥”大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王若水在《新发现的毛泽东》一书的第八章中有详尽的说明：
在1957年9月到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开始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他说，1955年来了一个高潮，1956年吃了亏，来了一个右倾，来了一个松劲，扫掉了一个“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给右派进攻以口实（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49页）共产党应该是促进委员会，只有国民党才是促退委员会。这是毛第一次对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务实派的批评。会后，人民日报在11月13日社论中要求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说有右倾保守毛病的人，“像窝牛一样爬得很慢”，“这是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社论还号召：“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宣布了苏联的雄心：要在15年内赶上或超过美国。
好大喜功的赫鲁晓夫刺激了另一个好大喜功的毛泽东。他在会上建议赫鲁晓夫再加把劲，用十年的时间在主要经济指标上超过美国。他用这种形式来暗示苏联的劲头还不够足。至于中国，毛说：“我们15年超过英国。”（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163页）
其实毛泽东的真正目标不是英国，而是苏联。苏共已在内部确定了一个没有宣布的目标：从1959年起，在12年内（即到1971年）达到共产主义。毛泽东正要同赫鲁晓夫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中国的经济建设怎能落在苏联的后面！
然而，八大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和周恩来主张的反冒进方针，对雄心勃勃、急于求成的毛泽东无疑是一个障碍。
年底，毛泽东到华东去了将近一个月，其间，还在杭州召开会议。会上表扬了安徽的治淮工程，并用这个例子来批评右倾保守。他说，安徽人民1957年一个冬季就搞了16亿土方，超过过去七年，说明原来的计划低了，保守了，应该批评右倾保守。批评右倾保守就很舒服，越批评越高兴，要愉快地批评右倾保守。毛还采取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办法；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周恩来。（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37页）
从八大以后，毛管的事可是越来越多了。一是反右派，一是批判反冒进。这两件大事都是他亲自抓的；接着就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第一个五年计划，毛自己也知道没有经验，所以他开始时没有多插手。后三年开始插手，“以农业的跃进促进工业的跃进”，结果弄得国民经济失衡，在反冒进中窝了火。现在要开始第二个五年计划，他要亲自出马了。为了证明工业并非高不可攀，他当然要表现出，由于他的领导，中国经济面貌立刻大变。从八大后，毛发动了一个又一个对所谓右倾保守思想的攻势，矛头指向周恩来等人。他必须贬低别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绩，以此显示出自己的高明。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是这场紧锣密鼓的第一个高潮。毛找了九省二市的第一书记参加，后来加上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会议的重点是反冒进。会上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印发了周恩来、李先念的反冒进言论作为反面教材供批判用。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更加严厉地批评反冒进，批评周恩来和陈云。会上气氛紧张，毛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但反冒进首先没有把指头弄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就只讲一个长了疮的指头。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六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要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如果当时不提反冒进，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这三个东西。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属于业务问题。
1月12日，毛说：我就怕六亿人民没有劲。不是讲群众路线吗？六亿人民泄了气，还有什么群众路线？看问题要从六亿人民出发。又说：我对分散主义的办法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当着众人批评。小范围不行，就开中央全会，总要有点压力。毛还尖锐批评了印发的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说这篇社论讲，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说没弄清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是资产阶级的方法；社论中引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几句话来说明反冒进，“是用毛泽东来反对毛泽东”。他在这篇社论上批注：“不看”、“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
1月14日说：反冒进伤了很多人的心。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
1月15日，毛泽东搬出“用地方压中央”的办法，大大表扬柯庆施。说柯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党代会上所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很好，要大家学习“柯老”。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许多同志不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16日，毛泽东又拿出柯文，当众问周恩来：
“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回答，我写不出来。
毛接着说，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93页）
周恩来在19日晚上作了检讨，说：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并表示他对错误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写到：“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计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1957年右派份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我党在历史上吃过这种方法的大亏，”“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不平衡是普遍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个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
南宁会议，确定了今后不再提反冒进，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的不受约束的权力。毛后来也承认，如果没有南宁会议，搞不出总路线来。（《毛泽东思想万岁》第251页）
“宜将剩勇追穷寇”，毛不善罢甘休，于是，又有一连串的会议，继续批判反冒进。
2月18日，在北京召开政治局的扩大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当天，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笔写的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毛在会议上说；不要一讲缺点，就搞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中国六亿人口、1200万党员，能没有一点缺点？反冒进反得那么厉害，把群众的气泄下去了，加上右派的猖狂进攻，群众的气就不高，我们也倒霉。我们这些中央委员，你就那么舒服呀？我是不舒服的。毛说，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们相距不远，大概50米远。又说，如果说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或者是反马克思主义，而反冒进是马克思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在中国变了样子，把搞得少的叫马克思主义，搞得多的不叫马克思主义。我不赞成反冒进叫马克思主义，赞成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这个冒进好嘛，使农民多搞了水利嘛！毛还说：今年下半年你们就看到要有一个大冒进就是了，我看是要比哪一年冒得还要厉害。
陈云、李先念和薄一波纷纷在会上作检讨。毛又摆出宽大的姿态，说，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我看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先念同志现在还睡不着觉，吃安眠药。何必那么紧张。今后还是靠你们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
陈云讲到分散主义问题时，毛泽东插话说：
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毛还批评说：有人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只能有一个核心。毛重申要“大权独揽”。
周恩来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说：在经济工作中，有些重大的工作问题没有及时地向中央请示汇报，即使请示报告了，也是材料数字一大堆，使中央来不及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
再接着三月份的成都会议。毛在会上作了六次讲话，多次批评反冒进。“反冒进是个方针性的错误，南宁会议提出了这个问题，有许多同志紧张，现在好了。讲清楚的目的是要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
他在3月9日说：“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南宁会议批评了‘反冒进’的错误。究竟应该采取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例如除四害，一种方法是除掉四害，一种方法是让四害存在，除四海也有两种路线，有快有慢，快一点能除掉，慢一点除不掉。执行计划，一种方法是十年计划、二十年搞完，一种是十年计划、二三年搞完……。两种方法要比较。苦战三年，改变面貌。但‘一天消灭四害’、‘苦战三天’，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反右倾这个口号为什么不打击群众呢？反右倾所打击的就是一部份人的官气、暮气、娇气、骄气，一些人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应该加以打击。”
3月19日，成都会议期间，毛为重印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部份按语写了说明，其中说：“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把反冒进与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匈波事件和右派进攻相提并论。而且，在3月25日的讲话中和在王任重发言时的插话中，也反覆说这两个“没料到”。（这里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 李医生说毛本意并非要反右，而是要借用知识份子鸣放来整那些“党内敌手”，那些“反冒进的领导”，这是和说毛想利用知识份子去打倒赫鲁晓夫或镇压匈波事件的闹事者一样，是太过离谱了。李医生为什么会这样？下面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毛同我谈到反右派运动的情况，问到我医学界的反右。我毫无所知，回答不出。毛诧异地说：‘你可真是“山中不见人”了，你到协和医院去看看那里的大字报。那里有你的老师和同学，同他们谈谈，回来告诉我’。”（《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202页}原因找到了，是他太缺乏对“山外”的接触，受到只入乎其内、不出乎其外的局限所致。—紫丹）
3月20日毛又说：“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还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好？”“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流好？”
4月上旬，毛还说有些人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还会有人出来说“我早就有先见之明，还是我的对”。到那时又会刮刮风的，党内中间偏右的人是观潮派。
针对周恩来的“稳妥可靠”，毛泽东批评说：所谓稳妥可靠，结果是既不稳妥，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妥派”的办法是到了一定时候提出新的口号，使他们无法稳。毛为了使冒进变成可取的，就换用了“跃进”这个名词，说：“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
毛在修改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做的工作报告时，加了一段话：“一个马鞍型，两头高，中间低，1956年—1957年—1958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也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马鞍型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
周恩来在会议上，又一次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经济工作中，有些重大的工作问题没有及时地向中央请示汇报，更没有经常地系统地向中央反映情况。即便请示了，报告了，也不是“毛毛细雨”，而是“倾盆大雨”，材料数字一大堆，使中央对于需要作出决定的问题，来不及进行仔细的分析研究。周恩来在开始准备这个发言稿时，他说一句秘书记一句，有时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秘书建议自己走开，让周恩来安静地构思，秘书走开后，周独自在办公室坐到凌晨两点多。后来还是在邓颖超的劝说下，周恩来口述，秘书整理成文。在秘书整理的稿子中，有一句“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周恩来删掉这句话，他严肃地对秘书说：在延安整风后，可以这样说；整风前，他和毛主席的关系不能引用这句成语。“这说明你对党史知道得太少！”他说这些话时，几乎流下了眼泪。（可见周知道，毛对他的“借题发挥”是源远流长、没完没了的——紫丹）秘书发现，在起草这个检讨的十多天里，周恩来的头发又白了不少。（《庐山1959》第132页）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毛要把周的总理撤下来给柯庆施干，只是别的中央领导人都通不过，才算作罢。
1958年5月26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及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其他同志的信中不无得意地说：“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毛总是强词夺理，就像他把“阴谋”改成“阳谋”就自以为得理一样，现在他用“跃进”来代替“冒进”就又自以为理直气壮了。其实不然，这样做，丝毫也掩盖不了他原本的无理，相反，却暴露了他原本的无耻——紫丹）
毛泽东到底为什么要如此大动干戈、反反覆覆强调批判反冒进呢？（上面这些，够得上是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了吧？其实，我从该书该章摘抄中，还删去好多重复的絮道和海阔天空的哲学议论呢！）一句话，是为了他个人的大权独揽；包括想打倒周恩来，以及随后更大的“借题发挥”滚雪球。
但是。对毛批“反冒进”的“借题发挥”，认识至此，还只能算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其二是，这里面还包含着毛的更加勃勃的政治野心，第八章的题目可谓是画龙点睛之笔，一语破的之言：“谁将是国际共运的领袖”？从此我们看出，毛开始了他类似当年在井岗山的，如今却是在世界范围内的要当国际“山大王”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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