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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来积极推动人口政策。在2015年，北京发表规划纲要，务求将北京2020年的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更在2017年驱逐“低端人口”，要控制人口密度，治理大城市病，以优化产业结构和配合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不少被驱赶的外来劳动人口，有的只能回到自己老家、有的到邻近北京乡村或城市寻找机会或避风头。在高压人口政策下，有内地传媒报道，四大直辖市的常住人口在10年间锐减超过22%，其中北京人口减少幅度高达22.9%。
有内地传媒报道，中国四大直辖市部分核心社区的常住人口在10年间锐减超过22%，其中北京人口减少幅度高达22.9%。根据最新一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属于北京核心区的东城区和西城区的常住人口为181.5万人，相比10年前的216.2万人，大幅削减了约20%，而北京的东城区跌幅更大，从2010年的91.9万人，锐减到目前的70.9万人，降幅达到22.9%，是4个直辖市降幅最高的区域。
内地媒体又称，上海、天津和重庆多个核心区，包括黄浦区、河东区和渝中区等近10年亦出现人口减少的情况，而在中国31个省份中，其中黑龙江人口减少的幅度最快，在10年间减少了16.87%。
另一边厢，不少直辖市的其他城区，尤其郊区的常住人口急速增长。天津西青区在10年间从68.47万激增至119.51万人，升幅高达近75%；北京通州区常住人口亦从2010年的118.4万增加至目前的184.03万，增幅达超过55%。
作为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的大城市，为什么会出现人口锐减的情况？中国居民又为何会搬离城市、走到郊区呢？
核心区生活成本昂贵 居民感觉“相对不经济”
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孙不熟向内地传媒表示，高昂的房价、高生活成本、拥堵的交通等因素，导致大城市人口从核心区流向其他城市城区和郊区。孙不熟表示，大城市核心区的人口密度过大，人口规模越大、效率越会降低，自然也会让居民感觉住在核心区“相对不经济”。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补充称，大城市核心区房价一直处于高企，是因为它的交通和教育优势非常明显，特别是优质的教育资源，很难在短期内转移，相反郊区房价低的原因，是交通成本和教育资源不平均所导致的。不过亦非没有特例，天津和平区凭其强悍的教育资源，吸引了大批外来人口迁入，使其常住人口从2010年的27.35万上升至2020年的.35.3万，升幅达近30%。
城市核心区承载力已满 中央发展新城区政策促人口外迁
被问到人口外迁的原因，孙不熟分析称，中央政策的影响是其中一个因素。他说，北京通州区被当局定位为 “北京副中心”，从2017年底开始，北京市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四大班子陆续迁至通州区，其后更多的商业、教育也在逐步落地，令通州区在10年间人口激增。 “其实中央也强调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把中心城区的非核心功能向外疏散”，孙不熟认为，在这样的政策引导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开始会对不同城区进行差别化管理，例如上海和广州降低郊区落户的门槛，从而引导人口向郊区导流。
高铁和机场等交通配套亦是吸引人口外迁的关键。孙不熟表示，目前城市核心区的容积率已经很高，难以承接那么多人口和产业，自然向外部溢出，因此给予新城区的发展机会。他说，现在大城市都在发展火车站和机场的商务区，因为随着城市人口规模膨胀到一定程度后，“很多人需要“生活在轨道”上，效率才能最高，才能够去适应这种超大、特大城市的生活节奏。”
张大伟分析称，从城市发展观点来看，大城市的扩张都是以卫星城、新城作为发力点，尤其是高铁站点的布局，都以新城区为主，“因此，城市的很多新增人口就会留在高铁站周围发展，尤其是随着基础建设的逐步提升，高铁站附近的生活便利性也在提升，导致整体来看，大城市的新城区过去几年的发展较快。”
他又推测，“按未来趋势来看，中国的城镇化还没有结束，大城市也是如此”，认为目前情况对郊区发展利好，将平稳提升大城市郊区的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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