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商业片：九十年代中国豪华酒店图鉴

我拍商业片：九十年代中国豪华酒店图鉴
文、图｜任曙林

1995年以后，社会的变化有些迷幻。单位重组，下海风潮涌起，回望自己空空如也，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摄影的心劲儿消失得无影无踪。

出外靠朋友，四月影友范生平多年有旧，他迁居深圳事业有成，1996年我南下投奔了他。

我们志存高远，分析了天下大势，决定进军空间摄影的领域，为此我们有了香港摄影师的入伙，海外归士的加盟，贴身学习地道的商业摄影，在开拓信息社会的道儿上混口饭吃。

下海之前，六年的女友关门而去，我像是失重了。我的小学同学在珠海的一家酒店做了老总，听说我下海了，让我过去看看。

一下子来到靠近香港的都市是有些迷瞪的，光是穿着得体，就让朋友老范费了老大劲儿。出入五星级酒店，我的黄花城打法是行不通的，加上香港摄影师的鼓噪，我开始了上刑般的改造。大热天穿衬衫不能挽袖子，凉快的短裤是永远的拜拜了。最可怜的是我这双脚，他们认为我穿一双高帮厚皮鞋显得有气质。大夏天的，朋友特意领我去品牌店买了一条万宝路的牛仔裤，又黑又厚，说是上等布料穿上不热，怎么可能！要命的就是那双大皮鞋了，真是好皮子，可真厚呀，他们说我的个头儿高大，只有这种鞋才匹配。

拍摄4×5的胶片要使用座机，钳工善于机械，力气我也是有的。师傅有两个，开始是广州的阿牛，精瘦的南方汉子，一头长发，机器玩得挺溜，有一身干巴劲儿，喜欢喝茶。后来是香港的阿耘，这家伙技术了得，个头儿比我还高，脑子很快。活儿干得规范，满是职业化的做派，我得到了不少真传。我学过拍电影，商业摄影必需的灯光准备倒是难不住我。

我们在北京买了七八个大铝箱子，又置办了一堆大小灯具，开始了转战南北拍摄酒店的征程。

那次珠海酒店的拍摄是我第一次见识现场拉测试片。光天化日之下，一张相纸拉出匣子，几分钟后，影像就固定在上面了。作为在胶片时代长大的摄影师，这怕是我在现场见到的效果极限。在黑暗中转来转去的胶片，不经过冲洗是不知道胶片上面会留下些什么的。用宝丽来测试是很贵的，而且要经过现场一系列的工作。常常是为了某一块亮度某一处颜色而劳动好几个小时。就算如此，真正的胶片会是什么样子，也要等到冲洗后才能确定。在这之前一切都是未知数。

酒店大堂人来人往，璀璨华丽，但那只是你眼睛看到的样子，转化到胶片上则是另外的样子，而且往往不是你想要的效果。胶片的麻烦之处就在这里，胶片的神奇也正在这里。

摄影师的本事就是在现场与胶片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中间找到一种平衡，而且是你所要的平衡。现在，数码技术部分取代了这种中介的过程，结果立现。确实方便了许多，但是也抽离了许多。你无法知道现场空间的组成，也就无法做出你想要的改变。最重要的是使你丧失了对空间组成的分析能力，自然就谈不上什么感受力了，一切都简化为视觉冲击，至多是技术上的追究与调整。电脑PS出来的场景没有生命力，基本无法适合人类居住，道理就在这里。

以前，我对房间照明的理解就是明亮与否。但有一次在给希尔顿酒店咖啡厅的拍摄中，我着实明白了人在空间中需要什么，照片要给消费者看什么。

酒店老板是个瑞士老者，他非常欣赏一张徕卡相机的宣传海报：一座古老城市的俯视中全景，暮色茫茫中，满幅黄褐的调子，古堡的顶部，大小有致，若隐若现，由于透视的作用，影纹清晰与模糊并存，构成一片充满生命力的建筑群落。它稳定中些许微妙的变化，精细填充在一片大气魄之中。整幅广告没有文字，更没有一丁点儿相机的影子，规规矩矩的一张胶片摄影，却把几代徕卡人的追求与梦想尽情宣泄在画面中。你静静端详着那张照片，对徕卡相机的品质与可能性有了生动的领会与笃定的信任，这是没有宣传的宣传，真正的润物细无声。

老板说，他的咖啡厅也在追求这样的效果，希望我们拍出这样的照片。这难度很大，充满挑战，也很刺激。九十年代中期，外资酒店开始进驻，不仅带来了企业文化，也带来了视觉上的开拓。我们在跟着混口饭吃的同时，对影像的视觉可能性有了新的认识。

另外一次很大的挑战，是给北京华润大厦拍摄照片。

据说在我们之前已经有好几拨应试者夭折了。那是个很难对付的美籍华人。不知谁向他推荐了我们。1999年秋天，我带上自己的作品来到了24层楼的高度。那家伙见面倒不寒暄，径直问我：“你想怎么拍摄我们的大厦？”

这是我几年攻关经历中最开门见山的打法了。我看了看他说：“可以有几种拍法，你喜欢什么样的效果？”

他没有说话，从柜子里拿出一本画册，应该是一本建筑年鉴样的东西，打开其中的一页，告诉我就是这样的照片。

我坐在沙发上仔细端详着那张照片，记住了它的感觉，也似乎明白了他想要什么。我告诉他我们可以完成这单活儿，他却要求先试拍两张再签合同，我说可以，但试拍的两张要全款付费。这时他倒是非常爽快，没有讨价还价，那次我们的报价是挺高的。几年的闯荡市场，我发现你越是靠压低价格去争取越是被动。许多时候你要坚持自己的东西，对方反而相信你了。

九十年代以后北京掀起了扩城狂潮，垃圾建筑遍布，总有一天其中的大多数会被处决掉，而留下来的不多几座应该包括华润大厦。事出有因，听搞建筑的朋友讲，设计华润大厦的公司隶属于贝聿铭先生。拿到了大单，自然要大干，那一个星期我们几乎是不分日夜地在那里转悠。直到今天，那座建筑最棒的几张照片还是出自我的座机。

我曾经为北京的瑞士酒店服务过几年，重点是为他们的主题宴会拍照，特别是一年一度的圣诞大餐，往往从计划到实施要一个多月。届时声光电齐上，演员道具频出，那场面堪比人民大会堂的国宴。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任务书、现场调度图纸，万事俱备，给我的时间不会超过三十分钟。那时我也像个导演，在那几十分钟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有一样，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仗着出奇的冷静和高度的兴奋状态，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摄影的乐趣已然把我淹没。

那些年，企业多是实实在在地为自己宣传，这个市场还是良性的。在北京挣钱的外国摄影师也有不少，他们要价高，水平也的确不错。

我观摩过德国人的拍摄，一间餐厅，没有人物，他们却把摆台处理得如同活物。灯光布置机巧得很，如果不是有酒店方的陪同，他们决不愿意让外人看到他们的手段。我知道了他们拍摄一张照片也需要几个小时，便有了自信。我也见过香港人的拍摄现场，是一场会议的摆台，场面大却单调，如何拍出气氛有些难度。当那位摄影师要调整一个灯位时，我已经把那盏灯摆放到位了。他很赞许我，我却觉得我可以走了，他的那几下子不比我高。

做商业摄影是给别人干活，客户不满意你就拿不到钱，你的想法如果不能取得对方的认可，这是很尴尬的事情。商业摄影本质上是一种买卖，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呀。以前不管是在体制内拍电影，还是自己拍照片，都是自己做主，自然是独往独来、天马行空。这一下海，最大的变化是要看别人的眼色，于我真是一种无奈。

我在深圳以拍摄酒店为主，时间一长，都觉得自己变成个贩子了，因为那种拍摄，虽然可以尽力发挥，但毕竟最后要看客户的认可，如果从创作上讲，这却是一种被肢解的感觉。

后来回到北京，面对着房地产的狂潮，我们也被卷进各种空间里面，不仅钻研房子，还钻研家具、涂料、地板，甚至钻研起怎么做窗户，还合伙给人家设计房子的空间。

九十年代末期，大家一下有了钱，开始追求舒适的生活了。那时中产还半遮掩着，街面上流行的是“白领”，一个已经成为历史的阶层。那时大陆市场上销售量最疯狂的几本杂志就是直接为他们服务的，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了精神世界的注脚。一时间，所谓文化被豢养在各种空间：居住空间、休闲空间、娱乐空间甚至是工作空间。

当时我们办了个大苹果公司，也成了这场狂欢的共谋。我和老范当然脱不了干系，摄影理论家李媚、当代艺术家韩磊、艺术评论家巴力，还有那个与姜文一起演电影的刘利年，这几位也是逃不掉的。大家几乎天天躲在北京东南角的一栋大房子里，策划、谋划、计划并实施着大苹果的新生活运动，最后居然出版了一套图文书，有九本呢。

居室的摆设与空间的处理当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的心情，只是这种风气在那阵子已经到了不如此你就不配在这个时代里生存的地步。

九十年代后半，我扛着大座机和沉重的三脚架，在商业摄影上东跑西颠。这是我接触社会很丰富的一段时光。

无论如何，那些高档菜肴的味道我是知道了，那些高级别的大厨戴着高高的帽子，把一道几百甚至上千元的东西分解为一个个具体，我则精致地布置好一个人工的环境，想方设法把那些半生不熟的东西拍摄成一眼望去就想要入口食之的美味。在现场，我是没有任何食欲的，并非是我敬业，我总在想，费了如此牛劲，于我是换几个饭钱，在消费者面前它真的不只是一顿饭了。

那么，我们在干什么呢？

一次给瑞士酒店拍摄早餐，天不亮我们就开始了现场准备，趁助理布置灯光的时候，我来到如此豪华的后厨房。五星级酒店的早餐不只是简单的一顿饭，那就是一场宴会的架势。洋面孔的胖子们熟练地飞舞着厨刀，普通的物质几下就被点石成金。鸡蛋怎么吃，面包怎么吃，这些对我而言非常简单的事情变得如此陌生。就餐环境要雅致，各种器皿要一尘不染，连那一方方怕弄脏衣服的口布都要叠出花样，并且在餐桌上立体起来。餐台总是要有鲜花的，那是凌晨现从郊区采购而来，我要把一抹柔和的光线准确地洒在它们身上，不多不少，不能强也不能弱。我站在高高的椅子上，透过磨砂玻璃的倒影仔细观察着画面中每一寸面积，平衡每一块亮部与暗部，任何一处调整都在肉眼与测光表的双重监视下，一点点地接近完美，或者说和谐。如此动静，不能返工，也不容许返工。商业摄影，特别是酒店的这种场面，要求是零差错率。

德国的燕莎是较早进入中国的纯外资企业，凯宾斯基酒店是落户中国很早的高级酒店。开始他们都是请德国人飞来北京拍摄照片，他们知道同当地人打不赢官司，现场拍照他们输不起。后来中国人开始分食这块蛋糕，精明的日耳曼人会算成本。我们是直接闯进去的，这符合德国人的概念。我们制作了自己的样本集，他们看了就记住了。

几个月后，他们打来电话约我们去谈谈。其实他们就需要一张照片，一张董事会黑白晚宴的场面。我们详细制订拍摄计划，他们仔细询问每一个细节，商场如战场，靠的是严谨与周密，空洞的大话与信任没有用。

整个现场都用黑白幕帐腾起，中国员工悄悄说像个灵堂，但德国人崇尚黑色。餐具器皿全部黑白，座椅套菜品单全色黑白，还从非洲空运来一批黑色的花。那天的服务员都换上了专门定做的服装，怪不得那些姑娘小伙子们感到很不适应。我们动用了2000瓦的灯具，现场助理多达四人。全幅宝丽来拉出来了，完全是一张黑白照片，透亮无比，与将要出世的4×5胶片大小一致。总监转送至酒店Boss，一行飞舞的签名落在宝丽来画面上，得到确认，成功大半。为了这一张照片，彼此可是费了不少工夫。挣德国人的钱不容易，但一张是一张呀。

我和老范弄大苹果公司的时候是三个人，每年的第一天我们都要去爬爬香山，图个好兆头。这天鬼见愁上的人不多不少，能来的都是有点儿想法的吧，世纪末的香山怎么也找不到年轻时爬它的味道，一路攀去就像逛马路。走走停停，聊天中就到山顶了。冬天的山不好看，远处的昆明湖也是灰灰的，再放眼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北京城已经淹没在一片现代生活的灰雾中。

刚参加工作时，我也爬过香山。冬天在山顶上可以看得很远，虽说有几次也没有找到传说中的北海白塔，但那一片高高低低的房屋楼群还是可辨的，才三十年的时间，香山顶上的北京城就不见了。我站在山顶上不知能看什么，也不想再看什么，只有石头缝里的野草还有当年的模样。二十一世纪对我将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