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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接一个地死”,仅剩20人在世的常德细菌战受害者

不能忘却的记忆。

作者:王秦怡

再过一个月,徐万智就整82岁了。

他的身体大不如前,肠胃不好,动不动就发炎,犯得最厉害的是眩晕症,“头晕起来,什么事情都顾不上”。

虽然辞去了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常务副会长的职务,但赶上重要的事,他还是尽力参加。比如,每年11月4日就是一个大日子——要缅怀常德细菌战的无辜死难者。

1941年11月4日,天色刚刚破晓,一架日本军机出现在常德城区上空。飞机沿着关庙街、鸡鹅巷、高山街一带低空盘旋,投掷了大量麦谷、高粱、破布、棉絮等杂物。

几天后,一种“怪病”开始在常德流行并迅速蔓延,造成至少7643人死亡。这7643人无一例外,都“高烧呕吐、脖颈肿大、全身现紫斑黑斑”,去世时病状凄惨。

“犯人瘟了!”当地人都这么传。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很多普通老百姓才了解到,“人瘟”其实是日军当时实施的大规模细菌战。

据史料显示,日军单在常德鸡鹅巷一带投下的烈性传染鼠疫细菌,就有36公斤。此后,鼠疫在常德地区肆虐了两年多时间。

消息像一把刀,插在了那些幸存者及死难者遗属的心口上,他们决定上诉日本政府。

侵华日军在伯力审判庭审上的供述。

“一个接一个地死”

81年后,提起细菌战的往事,徐万智还是无法讲出口,“一讲起,心情又不好过,讲一次痛一次”。

个中情绪,旁人很难理解:那时,徐万智不到两岁,那么小的孩子,开始记事了吗?

只有他自己清楚,那种不安的氛围弥漫于他的成长阶段。徐万智记得,母亲常常讲起家里死人的情况,每次讲起都泣不成声,“一家12口人,一个接一个地死,死了5口人”。

先是徐万智的父亲走了。徐家距常德城区十来公里,为了养家糊口,1943年秋,徐父背米去城里卖。回家后,他便高烧不止,紧接着脖子肿了、胯部起坨、屙血,不到5日撒手人寰。

还没来得及悲伤,徐家人都病倒了。随后几天,徐万智的堂哥、奶奶、叔叔、哥哥相继去世,去世时的症状与徐父完全相同。“为父亲抬丧(送葬)的人、来看望奶奶的人,回家不久都染病死了。”

徐万智调查并记录常德细菌战情况。

徐家接连死人的消息在村子里传开,整个村子陷入惊恐之中。道士不敢上徐家做道场,请来的大夫也说不清病因,村里人迷信,认为徐家犯了“三皇五煞”、阴气太重。

而在更远处的城区,人们的恐慌又要放大数倍。

1941年11月末,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常德城区建造火葬炉,强制火化死者遗体,这显然与传统的“保全尸”、入土为安、重葬土葬等文化习俗相悖,在普通民众中引发强烈的抵触,隐藏尸体、偷走尸体的事情接连发生。

这些事虽然都是听别人讲的,但以身体记忆的形式提醒着徐万智,细菌战真实存在。

据其姐姐回忆,1943年,眼看着家里一个接一个地死人,舅舅便将孩子们接了去,按照土医生的法子喂服中草药。拖拖拉拉大半年,徐万智才死里逃生。

活下来的徐万智头发几乎掉光,因为用药太猛,肝脏、肠胃也都落下毛病。“肠胃经常发炎,上厕所稍微慢一点,就会拉到裤子里,几十年来一直是这样。”

学者聂莉莉结合大量的田野资料,认为细菌战带给受害者“终生的伤痛”,“人们往往对死了人的同村邻居以及周围的村落抱有种种猜疑,孤立疏远他们”。

1942年5月,常德芦狄山乡伍家坪村鼠疫肆虐,造成201人死亡,活下来的人也多外逃。

鼠疫发生前,村内居住150多户,近600口人。鼠疫过后,村里仅剩20多人。周围一带则认为伍家坪“风水不好”“犯煞”,没人愿意嫁过去。到1962年,村里的人口也只有42人。

“大胆撒网、小心求证”

1941年11月4日,当日军在常德城区投下棉花、谷物等杂物后,当时的县卫生部门联想到日军1940年在浙江省衢县等地实施的细菌战,当即收集了空投物,送到广德医院检查。

次日,广德医院报告检查结果,说明投放鼠疫病菌的可能性极大。随后,为了防止疫情扩大,政府制定了各种防疫措施。

但在民间,一是被强行送入隔离医院的患者多数不治身亡;二是防疫宣传并没有达到目的。

国民政府派遣的外籍防疫专家伯力士就曾提到:“鼠疫主要流行于贫民层,仅靠报纸、海报、宣传册子、公共集会演说等手段是不够的,贫民层鲜能识字,劳作繁忙亦无法参加集会。”

这导致普通民众对上层宣传不信任,对鼠疫认识不足,更不可能知道所谓“人瘟”其实是日军实施的细菌战。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一些日本老兵回忆录及战时日记的披露,掩盖50余年之久的日军细菌战罪行才逐渐浮出水面。

徐万智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日本的正义之士一濑敬一郎律师找到常德官方,表示不需要当地人承担费用,只需要他们调查细菌战受害实情,他将无偿帮助受害者到东京法庭找回正义。

就这样,1996年,“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正式成立,开始寻访幸存者、死难者遗属。

第二年,徐万智看到电视上的寻访信息,联想到家人的经历,立马拨通了联系电话。此后不久,他就作为志愿者加入了调查委员会。

按照徐万智的话说,调查人员都是“老家伙”,平均年龄六七十岁。他们骑着自行车、带着干粮走街串巷,跑遍了常德市区、郊区和附近乡镇,最远的时候一天骑了100多公里。

徐万智在调查。

这是一件相当耗费精力的事。

起初,志愿者们根据历史档案记录找人,不需要花大力气鉴别。后来,随着报纸电视的宣传,很多在历史档案上未记载的疫点的群众强烈要求当原告。

如何保证受害事实的准确性成为当务之急。

为了清算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罪行,调查人员秉持“大胆撒网、小心求证”的原则,对死难者的姓名、讲述人与死难者的关系、发病症状、发病时间、死亡时间等一一进行登记、审核。

有的遗属描述亲人发病时,时冷时热,调查人员仔细询问后判断那是感染了疟疾而非鼠疫,有的死难者姓名无可考,这些都不在此次登记之列。还有的死难者死亡时间弄不准确,调查人员就从讲述人回忆的结婚、生子、贺屋或其他家庭大事去推算,直到弄准为止。

2002年,在细菌战诉讼一审判决前3个月,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名册》终于完成。

《受害者名册》记载了7643名受害者,分布在13个县、70个乡镇、486个村落,是志愿者们从15000多份控诉材料中筛选出来的。

“实际受害人数远不止7643人。双桥坪乡蔡家湾99户371人,除了1人因外出帮工幸免于难,其余370人全部感染而死,这370人大多因不知道姓名而无法登记。”徐万智至今感到遗憾。

“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

1997年和1999年,常德61名受害者、遗属与细菌战另一重灾区浙江的原告,先后两次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细菌战诉状书,起诉日本政府。

这61人中,先后奔赴日本出庭陈述、作证的有16人。

徐万智就是其中之一,也是唯一出席一审判决的原告代表。他清晰地记得2002年8月27日那天的场景,“日本外务省、厚生省等政府代表坐在被告席上,无论我们怎么讲,他们都不做声,既不赞成,也不反对”。

最后,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从法律层面采信和认定了常德细菌战受害“7643人”这一数据,认定细菌战“属于非人道的行径”,但驳回原告的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向细菌战受害者谢罪和赔偿损失的正当诉求)。

徐万智当庭表示不服,要继续上诉。法庭审理结束后,在当天下午1点多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面对世界各地的媒体,他义正言辞地说:

“必须记住历史,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我们绝不放弃向日本政府索赔的权力,不管打多长时间都会坚持,我们死了儿子会接着来,儿子死了孙子继续来,子子孙孙打下去!”

徐万智接受媒体采访。

2005年7月,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宣布维持原判。2007年5月,日本最高法院通知,驳回细菌战诉讼上告,三审不予受理。

自始至终,徐万智认为,判决结果反映了日本政府的态度,“一是‘拖’,一是‘赖’,等到这些知情人全不在了,他们就不了了之”。

如今,常德61名受害者原告,仅剩20人在世。

61名原告中,朱九英年龄最大,家里有两个儿子因为感染鼠疫而去世。1997年,调查人员寻访时,她已92岁高龄。

转年6月,朱九英去世,儿子高绪官继续任原告。

时间侵蚀着这些“老家伙”们的健康乃至生命。徐万智的眉毛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灰白色,早些年,他就开始有一种危机感。

“我们老了,告不了好久了,谁来继续担这个担子?”

一场没有结束的战争

律师高锋闯入老人们的视野。

高锋出生于1975年。90年代,他跟着实习律所的老师,配合调查委员会寻访受害者,逐渐了解到日本细菌战的真相。

为了继续对日维权,2011年11月,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成立,老人们选高锋为会长。

在高锋看来,“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是整个人类的事,有现实意义。美国在乌克兰建造生物实验室,正说明如果我们忘记了历史,历史将可能重演”。

这些年来,尽管协会运营面临“缺人缺钱”等重重困难,但高锋还是尽最大努力让常德细菌战这段历史不被遗忘。

前几年,高锋从律所挤出一个十来平米的房间,这成了协会的固定办公场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他每年都要组织协会成员去日本,在日本民间举办听证会,让更多日本人了解常德细菌战的真相。

2010年,高锋在日本国会,呼吁日本政府谢罪、赔偿。

围绕常德细菌战,协会还声援了日本民间多起派生诉讼。二战结束后,美国以豁免侵华日军731部队成员战争责任为条件,获得731部队实施细菌战的大量资料,后将其返还给日本一所学校。

日本民间团体上诉学校拒不公开资料,高峰听闻后组织成员赴日声援。

2018年,日本民间团体来华调查常德细菌战受害者情况,协会全程陪同。

现在,高锋希望能建一所常德细菌战死难者同胞纪念馆,或常德细菌战史料展览馆,让历史记忆能得以保存,也让人们能有了解这段历史的渠道。

对“徐万智”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在有生之年,等到那些“刽子手”的道歉,赢得正义和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