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却的记忆。
作者：王秦怡
再过一个月，徐万智就整82岁了。
他的身体大不如前，肠胃不好，动不动就发炎，犯得最厉害的是眩晕症，“头晕起来，什么事情都顾不上”。
虽然辞去了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常务副会长的职务，但赶上重要的事，他还是尽力参加。比如，每年11月4日就是一个大日子——要缅怀常德细菌战的无辜死难者。
1941年11月4日，天色刚刚破晓，一架日本军机出现在常德城区上空。飞机沿着关庙街、鸡鹅巷、高山街一带低空盘旋，投掷了大量麦谷、高粱、破布、棉絮等杂物。
几天后，一种“怪病”开始在常德流行并迅速蔓延，造成至少7643人死亡。这7643人无一例外，都“高烧呕吐、脖颈肿大、全身现紫斑黑斑”，去世时病状凄惨。
“犯人瘟了！”当地人都这么传。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很多普通老百姓才了解到，“人瘟”其实是日军当时实施的大规模细菌战。
据史料显示，日军单在常德鸡鹅巷一带投下的烈性传染鼠疫细菌，就有36公斤。此后，鼠疫在常德地区肆虐了两年多时间。
消息像一把刀，插在了那些幸存者及死难者遗属的心口上，他们决定上诉日本政府。
侵华日军在伯力审判庭审上的供述。
“一个接一个地死”
81年后，提起细菌战的往事，徐万智还是无法讲出口，“一讲起，心情又不好过，讲一次痛一次”。
个中情绪，旁人很难理解：那时，徐万智不到两岁，那么小的孩子，开始记事了吗？
只有他自己清楚，那种不安的氛围弥漫于他的成长阶段。徐万智记得，母亲常常讲起家里死人的情况，每次讲起都泣不成声，“一家12口人，一个接一个地死，死了5口人”。
先是徐万智的父亲走了。徐家距常德城区十来公里，为了养家糊口，1943年秋，徐父背米去城里卖。回家后，他便高烧不止，紧接着脖子肿了、胯部起坨、屙血，不到5日撒手人寰。
还没来得及悲伤，徐家人都病倒了。随后几天，徐万智的堂哥、奶奶、叔叔、哥哥相继去世，去世时的症状与徐父完全相同。“为父亲抬丧（送葬）的人、来看望奶奶的人，回家不久都染病死了。”
徐万智调查并记录常德细菌战情况。
徐家接连死人的消息在村子里传开，整个村子陷入惊恐之中。道士不敢上徐家做道场，请来的大夫也说不清病因，村里人迷信，认为徐家犯了“三皇五煞”、阴气太重。
而在更远处的城区，人们的恐慌又要放大数倍。
1941年11月末，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常德城区建造火葬炉，强制火化死者遗体，这显然与传统的“保全尸”、入土为安、重葬土葬等文化习俗相悖，在普通民众中引发强烈的抵触，隐藏尸体、偷走尸体的事情接连发生。
这些事虽然都是听别人讲的，但以身体记忆的形式提醒着徐万智，细菌战真实存在。
据其姐姐回忆，1943年，眼看着家里一个接一个地死人，舅舅便将孩子们接了去，按照土医生的法子喂服中草药。拖拖拉拉大半年，徐万智才死里逃生。
活下来的徐万智头发几乎掉光，因为用药太猛，肝脏、肠胃也都落下毛病。“肠胃经常发炎，上厕所稍微慢一点，就会拉到裤子里，几十年来一直是这样。”
学者聂莉莉结合大量的田野资料，认为细菌战带给受害者“终生的伤痛”，“人们往往对死了人的同村邻居以及周围的村落抱有种种猜疑，孤立疏远他们”。
1942年5月，常德芦狄山乡伍家坪村鼠疫肆虐，造成201人死亡，活下来的人也多外逃。
鼠疫发生前，村内居住150多户，近600口人。鼠疫过后，村里仅剩20多人。周围一带则认为伍家坪“风水不好”“犯煞”，没人愿意嫁过去。到1962年，村里的人口也只有42人。
“大胆撒网、小心求证”
1941年11月4日，当日军在常德城区投下棉花、谷物等杂物后，当时的县卫生部门联想到日军1940年在浙江省衢县等地实施的细菌战，当即收集了空投物，送到广德医院检查。
次日，广德医院报告检查结果，说明投放鼠疫病菌的可能性极大。随后，为了防止疫情扩大，政府制定了各种防疫措施。
但在民间，一是被强行送入隔离医院的患者多数不治身亡；二是防疫宣传并没有达到目的。
国民政府派遣的外籍防疫专家伯力士就曾提到：“鼠疫主要流行于贫民层，仅靠报纸、海报、宣传册子、公共集会演说等手段是不够的，贫民层鲜能识字，劳作繁忙亦无法参加集会。”
这导致普通民众对上层宣传不信任，对鼠疫认识不足，更不可能知道所谓“人瘟”其实是日军实施的细菌战。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一些日本老兵回忆录及战时日记的披露，掩盖50余年之久的日军细菌战罪行才逐渐浮出水面。
徐万智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日本的正义之士一濑敬一郎律师找到常德官方，表示不需要当地人承担费用，只需要他们调查细菌战受害实情，他将无偿帮助受害者到东京法庭找回正义。
就这样，1996年，“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正式成立，开始寻访幸存者、死难者遗属。
第二年，徐万智看到电视上的寻访信息，联想到家人的经历，立马拨通了联系电话。此后不久，他就作为志愿者加入了调查委员会。
按照徐万智的话说，调查人员都是“老家伙”，平均年龄六七十岁。他们骑着自行车、带着干粮走街串巷，跑遍了常德市区、郊区和附近乡镇，最远的时候一天骑了100多公里。
徐万智在调查。
这是一件相当耗费精力的事。
起初，志愿者们根据历史档案记录找人，不需要花大力气鉴别。后来，随着报纸电视的宣传，很多在历史档案上未记载的疫点的群众强烈要求当原告。
如何保证受害事实的准确性成为当务之急。
为了清算侵华日军细菌战的罪行，调查人员秉持“大胆撒网、小心求证”的原则，对死难者的姓名、讲述人与死难者的关系、发病症状、发病时间、死亡时间等一一进行登记、审核。
有的遗属描述亲人发病时，时冷时热，调查人员仔细询问后判断那是感染了疟疾而非鼠疫，有的死难者姓名无可考，这些都不在此次登记之列。还有的死难者死亡时间弄不准确，调查人员就从讲述人回忆的结婚、生子、贺屋或其他家庭大事去推算，直到弄准为止。
2002年，在细菌战诉讼一审判决前3个月，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名册》终于完成。
《受害者名册》记载了7643名受害者，分布在13个县、70个乡镇、486个村落，是志愿者们从15000多份控诉材料中筛选出来的。
“实际受害人数远不止7643人。双桥坪乡蔡家湾99户371人，除了1人因外出帮工幸免于难，其余370人全部感染而死，这370人大多因不知道姓名而无法登记。”徐万智至今感到遗憾。
“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
1997年和1999年，常德61名受害者、遗属与细菌战另一重灾区浙江的原告，先后两次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细菌战诉状书，起诉日本政府。
这61人中，先后奔赴日本出庭陈述、作证的有16人。
徐万智就是其中之一，也是唯一出席一审判决的原告代表。他清晰地记得2002年8月27日那天的场景，“日本外务省、厚生省等政府代表坐在被告席上，无论我们怎么讲，他们都不做声，既不赞成，也不反对”。
最后，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从法律层面采信和认定了常德细菌战受害“7643人”这一数据，认定细菌战“属于非人道的行径”，但驳回原告的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向细菌战受害者谢罪和赔偿损失的正当诉求）。
徐万智当庭表示不服，要继续上诉。法庭审理结束后，在当天下午1点多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面对世界各地的媒体，他义正言辞地说：
“必须记住历史，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我们绝不放弃向日本政府索赔的权力，不管打多长时间都会坚持，我们死了儿子会接着来，儿子死了孙子继续来，子子孙孙打下去！”
徐万智接受媒体采访。
2005年7月，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宣布维持原判。2007年5月，日本最高法院通知，驳回细菌战诉讼上告，三审不予受理。
自始至终，徐万智认为，判决结果反映了日本政府的态度，“一是‘拖’，一是‘赖’，等到这些知情人全不在了，他们就不了了之”。
如今，常德61名受害者原告，仅剩20人在世。
61名原告中，朱九英年龄最大，家里有两个儿子因为感染鼠疫而去世。1997年，调查人员寻访时，她已92岁高龄。
转年6月，朱九英去世，儿子高绪官继续任原告。
时间侵蚀着这些“老家伙”们的健康乃至生命。徐万智的眉毛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灰白色，早些年，他就开始有一种危机感。
“我们老了，告不了好久了，谁来继续担这个担子？”
一场没有结束的战争
律师高锋闯入老人们的视野。
高锋出生于1975年。90年代，他跟着实习律所的老师，配合调查委员会寻访受害者，逐渐了解到日本细菌战的真相。
为了继续对日维权，2011年11月，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成立，老人们选高锋为会长。
在高锋看来，“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是整个人类的事，有现实意义。美国在乌克兰建造生物实验室，正说明如果我们忘记了历史，历史将可能重演”。
这些年来，尽管协会运营面临“缺人缺钱”等重重困难，但高锋还是尽最大努力让常德细菌战这段历史不被遗忘。
前几年，高锋从律所挤出一个十来平米的房间，这成了协会的固定办公场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他每年都要组织协会成员去日本，在日本民间举办听证会，让更多日本人了解常德细菌战的真相。
2010年，高锋在日本国会，呼吁日本政府谢罪、赔偿。
围绕常德细菌战，协会还声援了日本民间多起派生诉讼。二战结束后，美国以豁免侵华日军731部队成员战争责任为条件，获得731部队实施细菌战的大量资料，后将其返还给日本一所学校。
日本民间团体上诉学校拒不公开资料，高峰听闻后组织成员赴日声援。
2018年，日本民间团体来华调查常德细菌战受害者情况，协会全程陪同。
现在，高锋希望能建一所常德细菌战死难者同胞纪念馆，或常德细菌战史料展览馆，让历史记忆能得以保存，也让人们能有了解这段历史的渠道。
对“徐万智”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在有生之年，等到那些“刽子手”的道歉，赢得正义和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