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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片段
1951年3月18日毛泽东一份批示的片段
文化大革命前17年，公安部一共召开过14次全国公安会议。这些会议大都是在毛泽东亲自关心、指导下召开的。尤其是1951年5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更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召开的，倾注了他非常大的精力。会议通过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初稿是由彭真、罗瑞卿主持起草，但是毛泽东看了以后很不满意，亲自修改了四遍，把原稿改得面目全非，所以这个决议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写的。
公安部原来计划于1951年6、7月间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汇报、总结自“双十”指示下达以来，全国各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情况，总结、交流经验，布置第二阶段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任务。但是，在5月初，毛泽东把罗瑞卿叫去，明确告诉他，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必须马上紧急召开，不能等到6、7月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会议提前于5月10日召开了，会议通过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决议，要求“全党全军均必须坚决地完全地照此实行”。
1958年，罗瑞卿在第九次全国公安会议上，总结建国以来9年公安工作时说：“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是我们公安工作历史上一次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对于巩固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成绩，防止和及时纠正错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且对于整个肃反斗争来说，我们所以能在短时间内，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残余势力，而又没有犯扩大化错误，这次会议也是一个决定的关键”。
罗瑞卿如此高度评价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是因为和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内容直接有关。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决议”的主要内容，就能一目了然。
“决议”明确要求：将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紧急加以收缩、休整，在四个月时间之内，除进行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及时捕、办外，暂停捕人、杀人;杀反革命分子的数量要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内，即占总人口千分之零点五至千分之一左右，最高不能突破千分之二;将捕人批准权由县一级，收归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由地委、专署一级收回到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并且规定，今后捕人、杀人要遵照以下原则：凡是界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是界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杀反革命的原则是：对于有血债或有其他严重的罪行(如强奸妇女等)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决议”特别要求对于在共产党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人民解放军系统内，在文化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内清理出来的应当判处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以处决十分之一、二为原则，其余十分之八、九均应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决议”还布置了清理积案，组织对罪犯劳动改造，为国家创造财富等其他内容。
“决议”为什么要对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紧急刹车呢?那是因为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展以来，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就已经逮捕了200多万人，杀了50多万人。进入5月份，大规模捕人、杀人还在继续进行，其势头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而领导镇反运动的各级党、政、军干部中，特别是地专和县以下干部，普遍弥漫着多捕、多杀的情绪，草率捕人、杀人，不少地方已经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杀了一些可杀可不杀的人(据调查均约占三分之一左右)，甚至错捕、错杀了一些人。如不紧急刹车，将会有更多的人被错捕、错杀，后果将不堪设想。
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捕人、杀人数据，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一个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0000余名，其中杀掉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人，教育释放38000余名。徐子荣说的是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捕人、杀人总的数据。而第一次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进行了3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0年10月至1951年9月;第二阶段为1951年10月至1952年9月;第三阶段为1952年10月至1953年底。根据公安部门统计，第一阶段杀人数量约占整个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杀人数量的75%，按712000人计算，即有543000多人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一阶段、主要是在1951年2、3、4、5几个月内被处决的。因为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一阶段从“双十”指示下发起，有一个传达贯彻、组织实施的过程，实际执行时间是从1951年1月开始，而高潮在2、3、4、5四个月，在1951年1月份之前只捕、杀了少数人，6、7、8、9四个月是收缩、休整期，要求暂停捕人、杀人(现行除外)。所以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一阶段被处决的50多万人，主要是在2、3、4、5那四个月。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就杀了50多万人，超过国、共双方在内战中三大战役(辽沈、平津和淮海战役)中在战场上战死的人数总和，实在令人震惊(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记载，解放战争四年间，我军阵亡约30万，国民党军队阵亡40万，国共相加大约70万。其中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国共双方战死人数为40多万)。当时全国党、政、军领导都在忙着杀人，而且是急急忙忙地杀人，有的人前一天被抓，第二天、甚至当天就被枪毙，夜里被抓，白天枪毙，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将会出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指挥镇反运动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中，普遍弥漫着左的情绪，要求多捕人，多杀人，如果不及时纠正这种思想倾向，镇压反革命运动就会走向邪路。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明确指出：“杀人不能太多，杀得太多了，丧失社会同情，丧失了劳动力”。
那么，草率从事，大捕、大杀，错捕、错杀这一股风是怎么刮起来的呢?从根本上讲是中央。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初期一些领导人束手束脚，对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打击不力，毛泽东批评了“宽大无边”这一倾向。中共中央在《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以致有大批的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同时，“双十”指示也明确指出，为了防止“左”的倾向，必须坚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防止逼供信，严禁肉刑。
在如何开展这样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保证运动健康发展问题上，中央和毛泽东都没有提出过操作性很强的有效措施，仍然采用革命战争时期打仗的办法、群众运动的办法来代替运用法律的办法。中共中央在1949年初，就宣布废除“六法全书”，而此后又没有制定新的法律加以替代，政务院稍后虽然出台了《惩治反革命条例》，但那都是些实体性的不易掌握的原则规定，没有任何程序性的规定，所以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实际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完全靠中央文件和最高领导人、主要是毛泽东的指示办事。而毛泽东在具体领导镇反运动上，仍然沿袭革命战争年代指挥战争的办法，在捕、杀人问题上，下指标、定任务、定时间，主观臆断，急于求成，不断地发出指示，要求某地、某时必须逮捕多少人、必须杀多少人。虽然“双十指示”要求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要“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判处死刑时，党内必须经过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及受委托的地委批准”。但是在毛泽东指定的时间、任务、指标面前，这些规定都不可能执行，而捕人、杀人批准权限也被最高领导毛泽东给下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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