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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陈伯达恶语相逼气绝身亡的中共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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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陈伯达恶语相逼气绝身亡的中共上将
阎红彦

身陷重围保护阎红彦

这年八月下旬,昆明地区成立了造反派组织,造反派们和随着成昆铁路通车而大量涌入的外地红卫兵一起,以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热,炮轰这里,火烧那里。省委自然是他们的攻击目标,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更是集中攻击的对象。当时我心急如焚,一是担心红彦同志的人身安全。他是省委的核心,如果他有三长两短,省委势必大乱,因此我把他接到军区来住,布置了力量保护他,但他感到这样不方便工作,几天后就回去了。我担心的第二件事是怕乱了部队。云南是边疆省份,如果部队受到造反派影响也乱起来,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军区党委为此采取了一些稳定部队的措施。

大概是十月间,根据林彪一伙的安排,军区机关也开展了“文化大革命”。早就摩拳擦掌的军内造反派立即行动,我自然是攻击的首要目标。保护阎红彦,被列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大罪状,日常的工作作风问题、生活细节等问题都是被批斗的内容,我被扣上了走资派的帽子。因为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是党委领导的,所以一开始,我还是把它当成过去经历过多次的政治运动一样对待,认为不管群众提什么,我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向群众诚恳地做检查就可以了。谁知军区党委这时已根本掌握不了运动的主动权。造反派想什么时候斗我,就什么时候斗。想斗多久,就斗多久。

他们还随时到军区领导成员的办公室和住宅来纠缠。为了避开他们,坚持正常工作,军区领导们像地下工作者一样,东躲西藏地办公、开会。我被搞得心力交瘁,两次在批斗会上昏倒。一次亏得警卫员杨在伦反应敏捷,从家中取来氧气筒,我才得以很快苏醒。

那段时间,北京不断传来消息,说某某领导被打倒,某某领导被抄家,某某领导寻短自尽。随着这些消息的增多,再联想到自己的遭遇,我心中的疑虑也越来越多:我们这些人出生入死几十年,是红是黑,毛主席、党中央还不清楚吗,怎么转眼之间就变成了革命的对象?高级干部中真有那么多人坚持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历来重视革命的组织性、纪律性,为什么现在允许无政府主义泛滥?这样乱下去,对部队有什么好处?对边疆有什么好处?对国家有什么好处……

但是,一想到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我又总是把种种疑虑强压下去。

即便在这样的处境下,我仍然关心着红彦的安全。

当时云南地方的形势比军队更混乱,造反派到处揪斗领导干部,甚至抄家。我专门让云南省军区副司令王银山负责保护好红彦同志。

我说:红彦是中央委员、军区第一政委,他出了问题,我无法向中央交待。后来王银山把红彦送到了昆明市郊小麦峪的一个部队驻地暂住。1967年1月4日,地方造反派召开批斗大会,为找不到阎红彦冲击了军区机关,进而进驻军区大院。

阎红彦得知后非常气愤,坚持要出面找造反派说理。省委其他领导和我怕他出来发生意外,再三劝阻,他才勉强同意不出来。他向陈伯达打电话报告云南的情况,不想陈伯达恶言相逼,竟逼得红彦当夜气绝身亡。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遭陈伯达恶语相逼气绝身亡的中共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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