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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君王鱿鱼 古代社稷之臣的独立人格和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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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君王鱿鱼 古代社稷之臣的独立人格和操守

 

齐国国君问晏子(晏婴),忠臣是怎样事奉其君王的?晏子的回答很简单:“有难时不陪他死,逃亡时不跟他走。”齐君不悦地说:“君王把富庶的土地和尊贵的爵位封给他,危难时刻反而这样对待,能算是忠臣吗?”晏子回答:“臣子的进言若被采用,臣子的策谋若能听从,国家不可能有难,君王也不至于流亡,用得着臣子去殉难和护送吗?反之,因为昏聩不明而导致国家危难、君王逃亡,随同殉难等于白白送死,随同逃亡则是违心之举。所谓忠臣,就是平常能够让君王向善为民、励精图治,而不是等到危亡时与君王共同赴难。”

作为齐国名相,晏子与他的前辈管子(管仲)一致认为,真正的忠臣是社稷之臣,应当效命于国家,而不属于某一位君王。就是说,社稷的利益高于君王,臣子可以与社稷共存亡,而不必与君王共危难。齐景公曾支使晏子替他取热食和皮衣御寒,被晏子以“我不是为你掌管衣食供奉的职官”为由断然拒绝了。景公问他,那你是干什么的?晏子说他是社稷之臣。景公又问,什么是社稷之臣呢?晏子说,就是立于朝堂之上掌管大政方针之臣。从此以后,景公在晏子面前,总是规规矩矩地按照君臣礼节行事。这也说明,那时的臣子,对职责以外的事可做可不做,而且有权不做。

管子、晏子等一批先秦政治家、思想家,所以能够提出并坚持社稷之臣的理念,除了自身的学养修为外,与当时的君臣体制也有很大关系。同后来,特别是明、清那种君尊臣卑、高下分明的伦理不同,先秦儒家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而且“臣事君以忠”要以“君使臣以礼”为前提。“忠”的含义也不是无条件地顺从,恰恰相反,“逆命而利君谓之忠”,臣对君不可以欺瞒,但可以冒犯。孔子甚至认为,君王愚顽不听劝,臣子可另投明君。孟子则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可见,早期中国的君臣关系比较宽松,与我们先前形成的印象有很大出入。

在先秦政治家、思想家那里,臣子之于君王,不仅关系对等而且积极能动。加上臣子的学识、智谋和能力大多高于君王,君王对臣子的依赖性比较强,君能选臣,臣也可以择君;君能炒臣的鱿鱼,臣也可以炒君的鱿鱼;臣只对社稷安危尽忠,而不必为君王的愚蠢负责;臣奉献于君的只是智谋和体力,并不包括人格和自由。这在晏子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在他的话语系统中,没有也不可能出现“愿效犬马之劳”甚至“肝脑涂地”、“万死不辞”之类的自伤人格的词汇。他为了社稷可以弊衣箪食、鞠躬尽瘁,却不会毫无尊严地把自己“贷与帝王家”,这便是“为臣不卖身”的独立人格和操守。

(原题为《社稷之臣的人格与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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