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4月17日，中日讲和条约《马关条约》经过艰难谈判终于达成妥协。这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四大条约之一，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12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究竟应该怎样理解这个条约呢?
甲午战争自1894年夏季正式开打，几个月下来，几十万清军不仅无法阻止日本军队在朝鲜的进攻，而且举三十年之国力营造的北洋海军竟然是银样镴枪头，中看不中用，一夜之间化为灰烬。
清军的一连串失败，彻底粉碎了清政府、清军以及统治阶层的信心、信念和勇气。相反，日本军队在一连串胜利激励下，长驱直入，直取大清腹地。
大清国一时间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与日本人继续拼杀，或许能够有个鱼死网破，留下一股正气;后退，像近代以来历次中外冲突一样，屈辱求和，虽然有失大清国的尊严，但谁又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呢?
平壤失陷、黄海海战大败后，清政府确实有了警觉。1894年9月27日，鉴于前敌指挥系统混乱情形，翁同龢、李鸿藻等重臣向朝廷建议，起用赋闲十年的恭亲王奕。
恭亲王奕是清廷中出名的主和人物，30多年前就以三寸不烂之舌智退英法联军，化解外交危机。恭亲王在与西方人交往中逐步建立比较客观的认识，看到西洋文明的价值与意义，不似那些盲目排外的人一味拒斥西洋文明，因而有“鬼子六”的雅号。十几年前，恭亲王被免去一切职务退出政治，现在有人吁请他重出江湖，显然是看重他的外交经验。换言之，这也意味着清廷开始转变，不再与日本人死磕，似乎在寻找和解的可能性。
1894年10月5日，恭亲王密函李鸿章，表示战守均不可恃，应该利用外交斡旋化解危机，看看俄国、英国等友邦能否在这个时候伸出援手，劝说日本，息兵止争，无伤国体。恭亲王还告诫李鸿章，不要介意舆论和清议，不要只顾爱惜羽毛，逃避嫌疑，要有担当，要负责任，要为“我大清”安危负责。
在恭亲王、李鸿章等人积极活动下，列强确实表示可以居间沟通，但日本认定一个死理，就是不愿让列强介入，只愿意和中国“单挑”。而且更厉害的是，日本利用在战场上的优势，一刻不停地进攻、进攻、再进攻，一点点粉碎中国寻求和解、寻求停战的希望。
日本政府的目的，中共政府当然很清楚，但中共政府还是要尽量选择中日双边接触，以免给国人造成单方面求和乃至投降的印象。中共政府的困境在于，既要尽早停止议和，又不能让人感到是中共政府求和、投降，否则大清的威严必将随着战争结束而丧失，其后果肯定不堪设想。
然而，中共政府这些心思都被日本人识破。中共政府先是派遣德国雇员德璀琳，稍后派遣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前往日本，都被日本人轻而易举予以拒绝。日本的目的很明确，中国如果想议和，就派能够作主的重臣比如恭亲王、李鸿章前来。
恭亲王刚刚复职，身体似乎也不好，此行只好落在了李鸿章的头上。这确实是李鸿章的尴尬，李鸿章也知道此行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恶评。恭亲王反复告诫李鸿章要从朝廷立场想问题，不要听信那些风言风语爱惜羽毛。
李鸿章的尴尬在于，他在战前竭力主张不要轻启战端，不主张为了朝鲜未来与日本开战。结果朝廷顶不住开战压力，但朝廷并没有任命主战派主持战争，反而指派他这个不主张开战的人去主持。这或许是战争不顺的一个原因，但对李鸿章个人来说，肯定是一个莫名的尴尬。
战争不幸开始了，又不幸在事实上打败了。到了这个时候，朝野内外竟然又找不到一个对方可以接受的议和代表，朝野上下似乎又没有一个自告奋勇前去议和的大臣。这个使命又不幸落在了李鸿章头上。对李鸿章来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重温《马关条约》签订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