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只是报纸的宣传话语，一种形象化的口号。“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阶”或“清队”)才是正式的文化革命的官方语言。“横扫”与“清理”异曲同工，而1968年“清阶”时的“红色台风”，更甚于六六年八九月份的“红色恐怖”。1968年中共中央指挥下的“清理阶级队伍”则是毛泽东亲自领导、周恩来协助进行的文革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清阶”不仅使毛泽东批判的刘少奇一九六六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为相形见绌，甚至也比红卫兵高喊“红色恐怖万岁”抄家、破四旧，打死“狗崽子”的文革初期更为恐怖。
打倒刘邓后，收回“民意”牌
共产党的宪法倒写明了，人民有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但那是做做样子的，中共执政十七年，从来没实行过。
早在一九五七年，北京大学就有人贴过这样一张大字报：“党独揽一切，专断一切……党即国家，党即法律。所谓”民主“实际上已被党主所代换。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然而报刊、广播、电台均为党所垄断，凡发表与党的调子不谐和的言论，概以反革命论罪。宪法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然而凡结社、集会不经党批准，并接受其指定领导人，均有可能被冠以反革命罪。”当然，写这张大字报的人被送进了劳改农场。
到了一九六六年，为了扳倒其党内的敌人刘少奇、邓小平，借助红卫兵和学生运动，才有限度地给了人民一点写在宪法上的自由，给了人民一点集会、结社的自由。他允许人民成立组织，许可民间出版刊物。那并不是为了实施宪法，还政于民，而是为夺权而实施的权宜之计。
尽管对人民的控制只放松了那么一点点而已，全国性的报刊、广播、电台还是共产党垄断着，毛泽东也看到了允许人民结社成立组织的后果。对人民的控制只能放松一时，言论出版自由绝不能长期实行。只要打政敌的目的一达到，他就要把给人民的那一点自由收回去。所以，到了1967年一月，毛泽东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已经有了十分把握，“民意”这张牌，他就要收回了。他开始转移斗争矛头。
一月二日，毛泽东指示：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1]一月三十日，他在一份关于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上写了个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2]
这是文革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没提“当权派”，而只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而且他所谓的“运动中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来”，点明了不是指共产党干部、当权派，而是在文化革命中的积极分子。
从那之后，一般老百姓、普通人不再安全了，运动的矛头就要对准他们了。
一月夺权，各地造反派把权夺到手里，以为可以掌权了。殊不知毛泽东另有安排，请军队出来把权接过去。他设想的是：支持群众组织夺权，但不让群众组织掌权。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各级军队领导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将造反派苦斗了半年才到手的大印收走了。
二月实行军事管制后，全国大肆“镇压反革命”，抓捕造反派，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运动中自己跳出来”的积极分子。
六月，毛泽东派其警卫部队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北京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等几家工厂，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执掌权力后即开展所谓“对敌斗争”。新华印刷厂军管会进厂不到两个月，就揪出了十个“反革命分子”。所以总结出了“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说：“对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狠狠打击，毫不留情。”此外，斗争的另一个主要对象就是所谓“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渣余孽”。1968年五月，姚文元将新华印刷厂军管会的文章送毛泽东批阅时，用了“清理阶级队伍”这个名词。毛泽东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3]从此“清理阶级队伍”即在全国展开。
“清阶”是文革一个主要部分
毛泽东在1968年十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叫搞到底?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4]“现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这件事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5]
因此，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发布公报，说：“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混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6]此后，“清阶”即成全国文革的主要内容。而文化革命起先的斗争目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倒不是“清阶”的主要对象。
共产党所有的派系联合起来，对人民实行专政。毛泽东依靠的还是原来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党和政府机构的系统。他本身就是那个系统的一员，没有那个系统的正常运作，他在中南海一天也坐不住。
毛泽东依靠党组织和军队控制社会。一切都是旧的。唯一的新东西是“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工人阶级宣传队”。
红卫兵运动偃旗息鼓了。又轮到姚文元替毛泽东阐述其思想了。他的文章名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其实是党领导一切。党又胜利了。工人是点缀品。工人在“工人阶级宣传队”里是跑龙套的。进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军宣队”和“工宣队”的主要头目迟群、谢静宜都不是工人。各地的“军管会”、“军宣队”，以及由军人控制的各地“革委会”，才是这场“清阶”运动的直接领导者。
遍布全国的“红色恐怖”
文化革命的重点本来是揪“走资派”，但除非被冠以“叛徒”或“特务”，走资派却不是“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目标。按毛泽东的说法，“清理阶级队伍要搞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7]
1967年12月，中共中央曾下达《关于城市(镇)街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指明任务是：“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在各省、市(镇)的代理人”，“揭露打击社会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隐藏的各种敌特分子。”[8]这表明打击的重点实际还是传统的“阶级敌人”。“清阶”时各地被“清理”的对象不尽相同，但“地、富、反、坏、右”这五类分子是不可少的。他们是所谓“老运动员”，斗争这些人已不新鲜，新鲜的是各地因地制宜归纳的“××类人”。被归于“××类人”的五花八门，形形色色：“反动资本家”、“政治骗子”、“国民党嫌疑”、“阶级异己分子”、“反动会道徒”……
“政治、经济大扫除”
台风最大十二级，可是江苏武进县革委会的口号是“刮二十四级红色台风”。五月间，先将县一级的现成的“牛鬼蛇神”一百多人挂上牌子、大会批斗，满城游街。湖南凤凰县把所有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集中到由民兵看守的指定地点，然后逐户翻箱倒柜搜查，称是“政治大搜查”。湖南攸县的口号是“横扫政治垃圾”，六八年九月在县城召开大会批斗、挂牌游街;全县抄家五千多户，拘捕了九千余人。[9]
“红色台风”：第二次抄家
地主富农的财产在“土地改革”时已被没收，他们只剩下一两间陋屋遮遮风雨，已过了十七年的赤贫生活。如今又革命再次光临，云南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却提出：“对地主富农进行第二次革命”。于是全省没收地富的所谓“多余财产”。“地、富、反、坏、右”再次任人宰割。[10]
甘肃正宁县革命委员会认为一九六六年的“破四旧”不够彻底，宣布进行“政治、经济大扫除”。他们派出清查小组在全县范围内对地、富、反、坏、右及少数农户，强行索要和搜查黄金、白银、银元。“全县清扫出白银二千五百八十五两，银一万五千两……”[11]
湖南醴陵县，“九月九日，全县开始刮‘红色台风‘，大清查、大批斗，抄家9，824户。”邵东县，“九月七日、二十七日两个晚上，全县统一行动，绑走所谓‘坏人’9，243人，查抄财物折人民币71万元。”[12]
江苏如东县也大刮“红色台风”，仅三千户人家的掘港镇就有六十人被关押，一百八十三户被封门抄家。1966年全国大抄家时没抄尽的黄金、银元，这次基本搜罗干净，甚至连家具也在查抄之列。[13]
湖南邵阳县，在三次“刮红色台风”行动中，抄家9302户。
江西丰城县泉港公社，四月间成立革命委员会，五月里就以“揪斗牛鬼蛇神”的名义行动起来，“没收一大批黄金、白银和银元，折合人民币287，885元。没收地富房屋九十二幢。”[14]
这场全国性的“二次抄家”延续了一年多。直到1970年，广西阳朔县还组织了两万三千多人的“大清查”队伍，查“二十六种人”，共抄了4，683人的家。查抄物包括现金、黄金、光洋、银毫、银器、宝石玉器、手表、自行车、收音机。[15]
经过这场“大扫除”，中国民间的黄金及银元才算大致搜罗殆尽。
工厂、城市的“红色台风”也不弱。山东小城市枣庄在“清阶”中被抄家的就有5，014户。江西洪都机械厂是一间大型飞机制造厂。四百多人被抄家，抄家过程中造成十人死亡。[16]
江西大屠杀
江西在全省“三查”：查叛徒、查特务、查现行反革命。在“三查”中有个口号，叫“群众办案、群众定性、群众判刑。”结果便是胡乱屠杀。
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江西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说：“杀死一个阶级敌人，就节省了我们一颗子弹。”[17]
武宁县黄沙大队已在“三查”中用酷刑打死了三个人。大队负责人又到县里去听了一个报告，题为“燃起‘三查‘万把火”。回到大队传达说：“上头说了，打死个把反革命分子，还节约几颗子弹。”他还从县里学得一个特殊的刑罚：割耳朵。“耳朵割下来往地上一丢，狗就衔着跑了。”回到大队，他马上召开大会，将早已拷打过几十次的“反共救国军”小队会计郑家树(祖父是地主，父亲曾在国民党时期做过乡长)揪去斗争，由他的弟弟动手，割了他的右耳。郑昏倒后，被人抬回家。大队派人对他下了通令：“明夜到大队交待问题，再不交待，命都不留你。”为寻活路，他不得不出逃，隐姓埋名流浪了十一年。[18]
江西在“三查”中疯狂屠杀“阶级敌人”。兴国县杀了二百七十多人，瑞金县杀死了三百多人，于都县杀了五百多。[19]
瑞金县发明了新名词：“民办枪毙”。把杀人的权力下放到大队干部一级。瑞金县各公社仅从9月23日起至10月7日，就杀了177人，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只有11岁。其中有40多人是地主富农的子女，50多人是贫下中农出身，其他都是所谓“四类分子”。[20]
怎么杀的呢?瑞金县有个小理发店，有三个剃头师傅。其中两个说自己是革命群众，而另一个是“现行反革命”。这两个人就成立了一个“革命群众法庭”，拿起《毛主席语录》，对另一个说：“根据《毛主席语录》第几页第几条，现在判处你死刑，立即执行。”这两个人就把他给杀死了。杀死以后，还在理发店门口张贴了一张布告。
有一个人民公社，把揪出来的各种“分子”集中起来，要他们到山上去挖树洞，分散开，见不到彼此。谁报告说“挖好了”，还不等他说完，看押的贫、下中农就一顿铁锄，把他打死，埋在那个“树洞”里。
各种“分子”的子女也杀。有一个公社，把十几名五类分子的子女抓到公社的院子里，一个个捆在树上。正在这时，县委来通知，因为杀得太多了，要求各公社停止。这个公社的负责人说：“反正明天就不杀了，今天还是杀了吧。”这十几名五类分子的孩子就这样被杀害了。
掌权的军人是指挥者
执掌各省、市党、政、军大权的军人是这场运动的指挥者。几乎每个省、市都是他们在主持这种大规模迫害运动。他们控制了“新生的”革委会，接过红卫兵的“红色恐怖”口号，改成“刮红色台风”：“十二级台风”、“二十四级台风”。他们经过权力斗争的洗礼，以巩固权力为第一要务。他们需要靠“红色台风”产生威慑力量，压制曾经对自己的权力有过威胁的反对派，恫吓可能跟反对派走的普通老百姓，借以巩固政权。
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湖南省委书记卜占亚的口号是“捣老巢、斩黑线、挖隐患。”1968年8月下旬，湖南省军区在南岳召开“刮红色台风”会议，提出：请农民进城抓坏人，“清理阶级队伍”。邵阳县支左办公室负责人、县人民武装部政委柴德林提出“台风刮12级不行，要加大到24级。”他先后三次组识12万农民进城，背起梭标、鸟铳，挂起“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招牌，进驻县党政领导机关、厂矿、学校和企事业单位抓人。县委和县人委机关支持过群众组织的中层干部，群众组织头头，出身不好的人，站错队的人等，三分之一以上有机关干部被五花大绑，头戴高帽，身挂黑牌，游街示众。
1968年八月，吉林省革委会主任王淮湘搞了个“省市文化系统学习班”，将省直和长春市的文艺工作者全部拘留，限制人身自由长达一年。
大庆油田自1967年三月起实行军管，革委会成立时由陆军第十六军副军长诸传禹担任主任。六八年初开始“清阶”，“自杀、打死人的现象不断发生，并逐渐增多，一至四月份自杀十五人，五至六月份自杀三十六人，打死七人。”[21]
辽宁省新金县武装部副政委王立龙是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标兵。1968年四月，他带了两名助手到下面公社去寻找阶级斗争的新情况。当他一听说有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同一个姑娘许连荣有染时，马上断定“这就是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是敌人向共产党干部施行了美人计。许连荣被严刑拷打，被打得死去活来不得不“招供”，“按指印”后被放回家。当天晚上，许氏一家，老夫妇、两个儿子及三个女儿，七口人一起并上吊死。事后，人们看到他家墙上写了两个大字：“屈死”。许连荣腰间别着一份遗书，要求对她的尸体进行检查。检验结果是：她还是个处女。[22]
天津市塘沽碱面厂有八个工程师，被军管会定为特务。军代表指挥打手，将他们抓起来不久就用种种酷刑全部害死了。其中一位刘姓老工程师的妻子已五十六岁，也被关押。她被逼交出电台，交不出就打，就不给饭吃。折磨了两年后回到家里，军代表扔给她一个骨灰盒了事。[23]
安徽大学在“支左”的军代表指挥下，“搞法西斯专政，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安大原有教职工八百○九人，受审查的有二百六十二人，其中被非法专政的有一百二十人……并有五人被迫自杀。”[24]
各类“敌特分子”遍布全国
由于中共中央文件中指明要清查“隐藏的各种敌特分子”，凡与外国有点瓜葛的人都成了“审查”、揪斗对象。
苏联、外蒙古、朝鲜都“修了”，所以还要抓这三个国家的特务。从一九三八年起，中共东北抗日联军中有十几个人被苏联红军挑选到边防部队当侦察员，潜回中国，侦察日军边防设施、工事，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归国。安徽大学政治部副主任李东光是其中之一。清阶时，他被指为“苏修特务”投入监狱。他的战友们“关的关，坐牢的坐牢，死的死……”[25]
黑龙江省黑河地区地处与苏联接壤，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说：“黑河地区特务如毛。”所以重点是抓“日本特务、苏联特务、国民党特务”。嘉荫县“私设监所六十五处，关押539人，共用刑罚33种290样;致死76人，致残192人。”望奎县重点在“深挖”苏联、蒙古、朝鲜“特务”。“许多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被看管、批斗，造成一千八百八十三人的冤、假、错案，五十五人非正常死亡。”[26]
“国民党特务”冤狱遍地
由于毛泽东说过文化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各地“清阶”中大抓“国民党特务”，一时间“国特”冤狱遍布全国。
1968年六月，王洪文代表上海市革委会在《深入开展对敌斗争大会》上做报告说：“有那么一个办事处，这地方只有四百多人。他们通过学习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揪出了国民党的特务、叛徒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二百多名。”[27]
辽宁凌源县，仅子虚乌有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团”一案便揪了九百十三人，“致死二十五人，致残五十一人。”[28]
从菲律宾归国的干部二百多人被打成“美蒋特务集团”，关押批斗，致死十多人。[29]
1938年周恩来到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工作，以郭沫若名下的“政治部第三厅”为招牌，将共产党领导的文艺工作者组织成几支抗敌演剧队，到各战区演出，宣传抗日。各队均有中共的支部秘密领导，直到抗战结束。如今被打都成“反革命别动队”。“据不完全统计，仅抗敌演剧队成员被迫害致死的就有十四人之多。其中在北京、江苏、浙江、湖南、广东、云南等地共死七人，上海一地就死七人。”[30]抗战时期的首都重庆，电影制片厂实行军队编制。女演员舒绣文也得了个校级的军衔。现在就成了“反动军官”。1968年在监狱中自杀身亡。
陈伯达亲抵邯郸市对清查“国民党案”作了指示后，隶属邯郸的邱县运动愈搞愈烈。教育局局长刘雷也成了“国民党员”。他被关押后，很快在刑讯拷打时死去。他的手指被斩下，泡在防腐液里。想要揪谁，就写一份说谁是国民党员的“揭发材料”，把刘雷的手指取出，按上红指印，算是人证。就这样，五十多个人先后成为“国民党员”。[31]
黑龙江省宾县弄出“常安国民党部”、“猞猁国民党建军”、“猴石国民党部”等组织，揪斗近千人。其中一百四十三人致死，另有三十二人致残。[32]
北京密云县，“制造了‘反共救国军库北地下野战军’假案，有一百余人遭陷害，其中七人被迫害致死，多人致残。”[33]
前所未有的农村“阶级斗争”
驻上海川沙县的军宣队、工宣队在金桥公社制造了一个“青年反共救国同盟军”，在蔡路公社弄出一个“青年救国军”，“进行破坏性抄家，逼取伪证……有二百十五人受残酷迫害，致死的二人，致伤残的二人。”[34]
陕西安塞县是个人口不足十万的小县，“清阶”持续两年多，弄出一大批冤、假、错、案，“十一名干部、职工自杀，农民十二人自杀。”[35]
山东广饶县大王桥村出了两位国民党将领。李延年是与日寇血战台儿庄的将军，驻防徐州时，老百姓捐资修建“延年桥”，调防时各店铺门口都放水一盆镜子一面，为其送行。李玉堂为国民党海南岛守军司令，一九四九年与中共叶剑英部联络，决定率部起义，因事泄未成。李在台湾被枪决。1968年春，李尚未被中共追认为烈士，凡与李家有一点联系的就统统揪出来。谁为李家牵过马、挑过夫?谁的爷爷给李延年的奶妈祝过寿?谁的父亲到李府喝过酒?五百户的庄子，揪出了二百多人。入夜，二百多人的扫街队在村子的胡同里都摆不开。
早已离开农村的前地主富农被揪回去斗争。漫画家、主持《漫画》杂志十年的米谷四岁丧父，由寡母一手拉扯大。他成“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后送静海县团泊洼农场。1968年九月，留在北京家中的母亲被故乡浙江海宁来的人揪走，按“地主婆”之罪日夜批斗。月底，老母自缢身亡。
全国被揪斗者近三千万
这是一场在中共中央统一指挥下的对人民大规模政治迫害。各地运动的成绩是按“挖出”各种“敌人”的数目衡量的，数量之大，空前绝后。
为了对敌人形成威慑，一般都先将各类分子“示众”。譬如河北成安县革命委员会召开万人大会，把全县的各类分子揪到会场“亮相”，拳脚相加，令其爬行。会后层层仿效，捆绑吊打遍及全县。
云南瑞丽县搞的不是游街，而是让老百姓“观看”各类分子。观看前，先给分子们套上书写了各人罪名的麻袋，拳打脚踢。而后让他们跪下低头，供人“观看”。由于“分子”的人数太多，“县粮食局的商品麻袋几乎用光。”[36]
更普遍的是游街示众：各“分子”一一挂上注明其“身份”的牌子，被解押游行。一般一个县揪斗的人都在万人以上。譬如河南新安县，六月召开“深挖叛徒、特务，清理阶级队伍誓师大会”，将各类分子游街示众。被关进“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的有一万多人。江苏昆山县总共四十六万人，“学习班”办了一万一千多个。各类“分子”天天挂牌子，押上街游行。“至年底，全县共揪斗一万八千余人。”[37]
贵州思南县甚至有三岁的女孩和五岁的男孩，因撕破了毛泽东像，被挂上“现行小反革命”的黑牌。其母被勒令抱着孩子在县城游街。[38]
江苏省，武进县“刮红色台风”期间揪斗了一万四千六百多人。如皋县，“全县共有二万三千三百四十五人被揪斗。”高邮县军管会从七月开始搞“清阶”，“至1969年底，全县有一万三千三百二十六人先后被当作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叛徒、特务、反动会道徒而审查。”[39]如东县六月初开始“大打对敌斗争的人民战争”，揪斗一万五千余人，其中八千四百余人被定为“敌我矛盾”。[40]
各省均不相上下。除极个别的县份[41]外，一般揪斗人数都超过万人。如浙江淳安县，清理出各类“阶级敌人”一万一千多人。武义县，九月“掀起‘清阶‘运动，有11，471人被审查批斗。”[42]
广东和平县，“全县被揪斗(者有)一万二千余人。”[43]
陕西西乡县“大打清队人民战争”，揪斗了一万多人。安康县，清理“阶级敌人”一万一千多名，其中八千五百多被定为“敌我矛盾”。[44]
四川新津县，“被揪斗的在万人以上。”什邡县“审查”、斗争了一万多人之后，宣布清理出两千六百多个各类“分子”。[45]
只有人口较少的小县，揪斗人数才不到一万。广西大新县，人口共二十万，“揪出”了三千多人。十二万人的安徽祁门县，揪斗了2，648人。人口3.25万的陕西甘泉县，清出“阶级敌人”1，155名，其中八人自杀。[46]
以人民公社为单位看，一个公社达数百人。如岳阳县乌江公社“集训审查”了六百多人。[47]
全国两千余县、数万人民公社，被揪斗者超过两千万，加上数百大中小城市，共有三千万人在“清阶”中被批斗迫害。
农村“新挖出阶级敌人”数百万
当时盛行一个词，叫“漏网”的什么分子，用得最多的是“漏网右派”、“漏网反革命”。在全国的清理阶级队伍中，揪出的“漏网者”都算是“新挖出的阶级敌人”。譬如刘少奇的老家湖南宁乡县，“清阶”中“新挖出阶级敌人9，835个。”衡阳县，“有2，528人被打成‘叛徒’，5，005人被定为‘特务‘，14，909人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48]陕西长安县，“查出”所谓“阶级敌人”4，334人。[49]
上海川沙县，除叛徒、特务、走资派外，更着重于揪“漏划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九类对象”共揪出四千多人。
河北阜平县柳树底大队，“总人口1，300人，打成‘国民党‘的有264人……除四人有历史遗留问题外，其余260人都是被逼供‘乱咬’出来的。”[50]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至1969年二月，全旗“挖出”新的“阶级敌人”6，666人。批斗拷打之中，“当时死亡十七人，严重伤残久治无效后期死亡二十人。致残三十人。”[51]江西景德镇“新挖出敌对阶级分子九百七十二人”，“其中地主156人，富农145人，资本家464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坏分子207人。”此外，还有三百八十个“怀疑对象”……[52]
“群众专政指挥部”
毛泽东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也就是“革命群众”有权对所谓“反革命”实行专政。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各地都层层建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如江西万年县总共二十一万人，一下子抓出八千一百○七个“阶级敌人”，全部押往农村“劳动改造”。“凡被‘深挖细找‘出来的‘阶级敌人’，无不惨遭毒刑，诬陷逼供，屈打成招。”“群众专政指挥部”采用的“刑罚种类有捆绑、吊打、压杠子、占凳头、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喷气式、电触、红铁烙、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反穿羊皮大衣晒太阳等数十种。大黄公社一位女医生被诬为‘现行反革命‘，揪出来用电触奶头，用开水浇阴道，当场昏死，目不忍睹。据公安局统计，全县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二百一十四人。”[53]
吉林伊通县成立了“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各公社分别成立“群众专政小组”，制造出“红旗党”等三起假案。“受株连的干部、群众589人，致死14人，致残48人。”[54]
1968年五月，山西乡宁县“群众专政指挥部”“乱捕乱斗、挂牌游街、殴打干部群众一千二百多人次，其中打死二十六人，打伤打残五十多人。”六月，抓捕一批中学生，刑讯逼供，又打死三人，打伤打残十多人。[55]
1967年冬，广西容县城厢区对“四类分子”实行“群众专政”。“全区19个乡，除木井外，18个乡都召开了‘群众专政’大会，先后乱杀死133人，逼死50人。”[56]1968年9月7日至17日，上思县革委会在上思中学召开群众专政大会，公开杀人。一次杀了干部和群众12人。[57]
有的地方不叫“群众专政指挥部”，名称变种，干的事与“群众专政指挥部”无异。譬如浙江武义县5月1日建立革命委员会后，即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该指挥部并未指挥武斗，却先后关押了6，425人，“其中打成重伤的181人，被打死、谋害和自杀的59人。”[58]
造反派被“清理”
其实，文革中无论哪一派，包括红卫兵、造反派、保守派，都没有造共产党反的企图。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构不成威胁。造反派已被缴械，可是执掌大权的各省、市革命委员会的首脑们对参加了失败了的那一派的人，以及运动初期斗争过党的干部的人，无例外地利用“清阶”予以清算、镇压。
1967年二月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后被捕、四月《十条命令》下达后获释的人，大多数成为“清理”对象。譬如湖南宁乡县，一千多人被扣以“打砸抢抄抓分子”、“造反派坏头头”罪名关押，“自此造反派组织解体。”[59]
湖南邵阳县，在县支左办公室负责人、县人民武装部政委柴德林指挥下，凡曾站在支左办公室对立面的群众组织头头及相关人员全部被抓，所有的群众组织全被冲垮，全县上下，到处一片吊打声。七里山园艺场22岁的回乡知青向启文、24岁的国营河伯岭林场工人蒋绍毕，都因参加了“湘江风雷”群众组织被活活打死。该县小溪市公社群众组织“资江烽火”，有九千多人，是全县最大的群众组织。“刮红色台风”时该组织中被关押吊打的有264人，死3人，受株连者不计其数。
大学是“清阶”重点
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是当然的“清阶”重点。湖南大学自“学校革委会成立后，被乱捕乱关和游斗的就有三百多人，其中，被迫害自杀死亡的十八人，长期挨斗折磨致死的六人，被错判刑的十六人。”“据兰州大学统计，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立案审查的达四百五十人，迫害致死的就有二十三人。”[60]
清华大学六千名教职员工，五分之一被“审查”，一百七十八人被定为“敌我矛盾”。[61]十二人自杀，包括水利工程系教授陈祖东、李丕济，以及在北京香山双双上吊自杀身亡的基础课讲师殷贡璋、王慧琛夫妇。
北京大学在文革初和“清阶”期间，共有二十四位教授自杀。[62]
苏州大学有十几人自杀，基本上是所谓“有历史问题”的老教师。有跳楼的，有跳河的，有跳井的。还有喝农药的，自己用斧子朝脑门上砍死的。
上海同济大学教授陈浩煊，于六八年七月自杀身亡。
华东师范大学的“清队”运动为时半年，“八百多学生定为敌我矛盾”，“六十多人自杀”。“自杀犹如一场死亡比赛，有卧轨、跳楼、割脉、服毒各种方式，是全上海最悲惨的单位。”[63]
北京农业大学学生郭世英因“反革命”案被关押。1968年四月二十一日夜里被打死后，又从三楼窗口扔下，年仅二十六岁。周恩来闻知此事，欲安慰其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夫妇，却急不择言，说“‘为有牺牲多壮志’，干革命怎么会不死人呢!”[64]
农村中小学教师遭殃
在没有大学的县城，“清阶”重点就是中、小学教师。江西崇义县将全县教师集中起来审查，清除了三分之二。河北邢台县有四百多名教师在“清阶”中被“审查”，八人被逼自杀身亡。广东和平县，共有一千一百余名中、小学教师，被抓起来“审查”的多达四百二十四名。山西省山阴县，六百多名教师集中到县里“清阶”，在残酷的“清理”斗争中，“有的人熬不住就自杀，找不到自杀的家伙，便在吃饭时把筷子插进鼻孔，把头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进脑子;还有的跳粪坑活活憋死……”[65]
邵阳县小溪市公社原有教师73人，被揪斗批判的有57人，打死一人，重伤六人，开除九人，辞退三人。县一中是湖南省属重点中学。老教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陈剑候被活埋，易权民被沉河，刘文林、邓星杞被迫自杀，李江被判刑坐牢，还有五名出身不好的教师被开除回家。全县中小学教师死了29人，其中8人系重刑当场致死，16人被迫自杀，5人被打成重伤后不治身亡。教师中被刑讯逼供，捆绑吊打的857人。
科研单位“开杀戒”
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所属二二一厂及开采铀燃料的矿区，是重要的核武器研究和生产基地，由科委派出的工作组负责人赵登程与科委副主任赵启明(原海军副司令)指挥“清阶”。他们下达指示：“不杀人打不开局面。”赵登程在该厂宣布：“二二一厂的反革命特务一伙一伙的，象花生一样一串一串的，象白薯一样一窝一窝的。”在他们指挥下，该厂设了四十余处监狱，先后关押四千余人，从全国各地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调去的一百多名专家、教授、工程师，百分之九十成了“特务”、“反革命”，其中一名爆破专家和一名工程师在逼供时被活活打死。他们声称“九院要杀人，要开杀戒”，先后枪毙了五人，并指使警卫团挖了十六个待日后枪毙人时用以埋尸体的坑。全厂被打死、被逼自杀的达五十九人，打伤、打残的则有三百多，被逼疯的职工和因双亲被抓而吓疯的小孩近百名。[66]
英文里，中国意即“瓷器”。有“磁都”之称的江西景德镇陶瓷研究所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陶瓷研究人员。五月下旬，“清查”的台风刮到该所，一百五十七名研究人员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军”。拷打是题内之事，“所长傅德鑫和一位女翻译含冤致死，不少人受伤致残。”[67]六八年十二月，景德镇陶瓷学院和陶瓷研究所被省革委会指示撤销。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六百多人被诬为特务，其中二百多人被“隔离审查”，二人被活活打死，十人打成残废，四人自杀，包括一九四九年从美国归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九人自杀获救。[68]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萧光琰一九五○年自美国归来，一九五七年成为“内控右派”;如今则加了个“反革命特务”的头衔。1968年十月，他在“牛棚”内服安眠药自杀。于是“工宣队”张贴“特大喜讯”，欢呼“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又把正在农场劳动改造的萧的妻子、原美籍华人甄素辉(大连海运学院教师)拉去，要她“继续交待”。甄以看望多日不见的女儿为由请假回家，与年仅十五岁的女儿一并服药而死。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大连海运学院的“工宣队”联合成立“专案组”，追查“以萧光琰为中心的特务集团”，一下株连了几十个人。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发现这是个“工人阶级占领科研部门”的好样板，将其“经验”登上了《人民日报》。[69]
文艺界大恐怖
张海默，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剧作家，1968年五月十六日被装入麻袋，封住口，乱棍打死在摄影棚内，年四十五。
在江青说“上海人艺还是老家伙霸占舞台，最坏了”后，上海人艺一团团长高重实被连续三天拷打逼供，自杀身亡。
四川省级文艺机关团体被集中起来办的学习班里有“专政大军”，几个月间打死逼死七人，包括著名的电影演员冯哲。被打伤的达四十余人。“在专县，打死迫死，打残打伤的不胜枚举。川剧名演员张德成、琼莲芳都是这样悲惨死去。”[70]
三月，上海当局宣布拘留名京剧演员周信芳，其子周少麟也被拘捕。其妻对儿媳说：“别哭了，一切都结束了。”遂绝食，三天后死去。
四月，一代名优黄梅戏名角严凤英不堪凌辱，自杀身亡，年仅三十七岁。
十一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来了两位“外调人员”，指明要提审押在“牛棚”里的女演员上官云珠。来人说上官云珠是国民党潜伏下来的战略特务，毛单独接见过她七次，她在搞毛主席的情报。他们勒令她逐日“写清楚那段历史”，第二天上午交出。上官云珠回到“牛棚”，女演员王丹凤、黄宗英均发现她表现异常，但没能探问出缘由。当晚，她从家中的窗口跳下，自杀身亡。[71]
革命样板戏之一的京剧《沙家浜》是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改编而来的。〖文牧原作，汪曾祺改编〗上海钢管厂的青年工人谈元泉不明白《沙家浜》已成江青的专利样板，原来的沪剧不得再登台。他与几位沪剧爱好者组织起来，在里弄里演出了《芦荡火种》。1969年九月，有人将此事报告给徐景贤，徐在市革委会的会议上说“这不是一般的演戏，这是破坏样板戏的现行反革命行为”，四位沪剧爱好者都被逮捕。徐景贤说，应该判处谈死刑，谈元泉就死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下。[72]
中央戏剧学院图书管理员符冰的母亲、女作家谢冰莹抗战胜利后赴台湾师范大学执教，再也没有回来;父亲符号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成右派，已被遣送回湖北老家。有此父母，符冰是戏剧学院当然的“清阶”对象。在一次围斗后，她跳楼自杀身亡。学校给其父符号发电：“反革命、右派符号的女儿符冰反对革命群众的斗争，自绝于人民，跳楼自杀。”[73]
六八年三月十三日，上海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揭露贺绿汀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电视斗争大会》，一周后“上海市政法指挥部”逮捕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四月四日，上海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将贺的女儿、该院学生贺晓秋关押审讯。六日，贺晓秋留下遗书后，自杀死去。[74]
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傅其芳、姜永宁都因为是从香港回来的而被怀疑是特务，相继悬梁自尽。一九五九年为中国挣得第一个世界冠军称号的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也是从香港回来的。一九五七年他归国时才十九岁，可是也是“特务”嫌犯。六月二十日，写下了“不要怀疑我是敌人”的遗书，他像教练傅其芳一样，用一根绳子将自己吊死在一棵槐树上，年仅三十岁。[75]
老工人也被“清理”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标，但毛泽东有“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的指示，国民党时期的老工人变也成了斗争对象。
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毛泽东亲自抓的所谓“六厂二校”之一。毛派出北京卫戍区八三四一部队于1968年九月进驻该厂实行军管。由军宣队主事，新华社派员帮助总结经验，弄出一份《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对敌斗争政策，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报告，印发全国、作为“清阶”运动的学习文件，让全国照此办理。军宣队宣称该厂“反动势力相当庞杂，线多、面广、根子深”，大搞毛泽东的“群众办案”，将一千四百多名一九四九年前进厂的老工人“审查”了九百多，二百多定案处理的工人、干部中有三十二人戴上各类帽子在厂内“群众专政”，四个“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逼得十四名老工人自杀身亡。说了一句“江青也不见得一贯正确”的、无意将谜底为“烂肉好酒”谜语写在周恩来、江青讲话小册子上的，或生产中出了事故的，都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帽子。有一个老工人因无端被冤，与军代表吵骂时动了手，被以“行凶闹事，进行阶级报复”的罪名判处十五年徒刑。[76]
由于该厂是毛泽东亲自搞的“样板”，全国各工厂都将国民党时期的老工人当作主要清理对象。
甘肃玉门油矿曾是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国主要的石油企业，凡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接管油矿时年满十八岁的都要“过筛子”。油矿革委会大刮“十二级台风”，揪出了两千多人后还说：“玉门三万多人，现在才刮出两千多，不算多。”革委会大肆追查“玉门油矿潜伏特务组织”，整死了九名干部和八名工人，数百人被毒打致残、精神失常。由于以前国民党执政时期，甘肃玉门油矿曾是全国主要的石油企业，全国各地石油部门都有曾在玉门工作过的职工。“玉门潜伏特务”案还便波及到了全国石油部门，“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派出去的特务。”不知制造了多少冤案。[77]
柴达木盆地，戈壁滩深处的32109石油钻井队，不足百人，揪出了十几个“反革命分子”，包括当年与王连喜一起打出第一口油井的于连杰。
省革委会副主任胡炜(二十一军军长)宣布“陕西敌情严重”，全省大揪“国民党特务”。在汉中的飞机制造厂一七二厂，从在国民党时期就在工厂做过工的老工人入手。先将六十多人抓进“学习班”，用刑讯逼供，然后扩大“特务集团”的范围，有五百多人为定为“特务分子”，株连一千多人。在审讯中，捆绑抽打、铁丝勒嘴、假枪毙是土方，烤大灯泡、关干燥箱、全身通电用的则是现代化设备。运动中逼死了二十一人，包括一个听说丈夫被定为“特务”、用煤油浇身自焚的家属。全厂另有十五人自杀未亡，七十四人被打伤打残。[78]
陕西铜川市焦坪煤矿将一名曾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的老工人熊坤抓起来，要他交待“罪行”。在三天三夜没喝到一口水、还在炉边干烤的情况下，他被迫乱说一通，说在一九六二年参加过“反共救国军”，还是个“副司令”。矿革委会往上报告邀功。上级也正需要出战果，于是层层上报，一直报到了省里。胡炜亲自驱车到焦坪煤矿督阵，“进一步掀起对敌斗争新高潮”。连不识字的、以卖豆腐为生的也成了国民党的“少将师长”;瞎了一只眼、断了一只手，以割荆条编织器皿为业的也成了“胡宗南部少将旅长”。五百多人无端受株连，八人含冤自杀。[79]
石家庄铁路局的“清队”，是该局一场空前的浩劫。一千多人被诬为特务组织的成员，关进“牛棚”：凡被揪进“牛棚”的，一律编成号码，所受刑罚，名目繁多：老虎凳、灌凉水、打落牙齿逼迫吞进肚、将窝窝头扔在地上强迫双手被绑的的犯人趴在地上如狗一般吃食;有如摔跤般将“特务”活活摔死;一早起床逼迫“特务”们用小便互相冲脑袋;逼迫他们互相拷打，然后互相舔血喝尿。文革后官方的记载说：“许多下流无耻的非刑，有污纸笔……连日本法西斯的‘宪兵队’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的‘渣滓洞’、‘白公馆’也望尘莫及!”“仅这一血案，被迫害的干部、工人，就达一千六百四十五人，其中致死四十八人，致残一百二十八人。”[80]
若干大案
山东枣庄“反党叛乱反革命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一万一千七百二十人被关押，一万○六百五十九人遭到毒打，打伤后留有后遗症者两千四百二十五人，致残的六百九十二人，被打死逼死的九十四人。”在临沂地区弄出一个“马陵山游击队土匪集团”，“在这一事件中，全地区有四万多人被抓捕、关押和惨遭毒打，有九千多人被打伤致残，有五百六十九人被打死和逼死。”[81]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文革：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