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事业中最值得称颂的就是奠定宋在四川长期抗蒙的重要基础–建立山城防御体系
余玠的山城防御
淳佑二年，湖北襄樊情势紧张，宋廷调孟珙守京湖，改命余玠继任蜀帅
余玠莅任后，在孟珙既有规模上发扬光大，因此，成就非常可观。他一生事业中最值得称颂的就是奠定宋在四川长期抗蒙的重要基础–建立山城防御体系。山城的防御体系，是余玠采纳少数民族冉氏兄弟的意见而著手推动的。冉氏兄弟之前，蜀人吴昌裔和李呜复都曾从历史的经验和战争现况，向宋廷指出恃险筑城对四川守备的重要性。冉氏兄弟则就战略观点，提出更开创性、全面性的守蜀方案，认为应将合州的钓鱼城作为全蜀防御要点。
合州上通三江(嘉陵江、培江、渠江下达长江)，是重庆的天然屏障，当重庆成为全川指挥中心时，合州已然居于全蜀防御的枢纽地位。邻近合州的钓鱼山，位于三江交会围绕的半岛上，地势险要，适宜长期恃险据守，况且蜀人已有结寨自保、筑城及移州县治于山城的经验。余玠衡量宋蒙战力，认为山城防御为守蜀要计，遂结合旧有经验与时人智慧，规划全川防御体系，展开大规模兴筑山城的活动。余玠帅蜀期间，前后修建或扩建了二十座山城。这些山城在战略上具有下列特点:：
各城寨多位于险崖峭壁上，易守难攻，山顶有数百亩至数十方里的耕地，且富天然泉水，可容纳众多军民，长期驻守。
山城多傍依江河，或居数江交会处，不仅可以隔限骑兵，更能藉水路发挥舟楫之利，对外联络。
山城多邻近通都大邑，战时可以迅速移治州郡，使军政指挥系统不致中断，并且让主城与山城构成互为犄角之势。
这种战略布署，既能限制骑兵的聚集运动和攻势，减弱其迅速出击的战斗力，若将多数山城结成防御网，更能发挥整体战力，达成游击功效，使消极防御产生积极的效果。
余玠在推动筑城时，为了增强山城防御效果，亦同时进行三项强化全川防务的措施：
一是将防御的焦点集中于若干面对蒙军正面攻击的地方，把四万多现有兵力，驻防于青居、云顶、钓鱼和大获几个山城。
二是兼顾耕战。山城本身有耕地，又距大城不远，为了持久作战，平时在山城上耕屯外，也让百姓到大城及临近地区从事生产，避免清野政策造成闭城自困的危险，更能凝聚民心。
三是移治山城。战时将州郡的行政机构、人员移到山城，以便结合军政，持续战力。当时移治山城约川郡共有三十多处。
钓鱼城
山城的兴建，除险峻的地势外，更注意结构与防御设施的强化。山城既为四川防御焦点，因此，除考虑地理条件外，尤需增强防御工事。钓鱼城就是一个结合天然条件与人类智慧而成的山城。该城位于嘉陵江、渠江、涪江汇流的钓鱼山上，海拔高391公尺，形势险要。
城垣依山据险，用大条石块沿四周悬崖绝壁构成，其高度除人工垒石六至十公尺外，加上自然山岩，高度达数十至一百公尺以上，依地势形成内城、外城几道防线。城门特别强固。山的南、北两面，各有由山上延筑一道伸入嘉陵江的城墙，名为一字城。山下南、北两面的嘉陵江边，建有水军码头。山城内的面积达2.5平方公里，有插旗山、校场、武道衙门、居民住宅、寺庙、仓库等建物及千亩良田，加上十多个天池，九十余口井，足供应长年军需民食。
山城防御的效果
当余玠兴筑山城时，蒙古骑兵再度侵蜀。淳佑三年(1243)，蒙古将领按竺迩率兵入蜀，四川在余玠指挥下，除了若干无险可守的州县外，都获保全，余玠的战略获得初步成效。淳佑六年(1246)，贵由继任汗位，再令塔塔与帖赤分四路兵攻蜀，又受阻于山城、无功而退。此后三年，蒙古放弃直攻四川，改而开拓四川西境。但在余玠防卫下，蒙古无法实现绕道云南夹攻四川的战略计划。贵由死后，蒙古内部争继汗位，无心经营汉地及实施侵宋的重事行动。这时，余玠拟将山城的消极性防御，转化为积极性的恢复行动，发动北伐，可惜未成功。此后，蒙古兵只能以偏师抄掠，双方在四川并未发生决定的战争。余玠死后，后继的蜀帅，继续推动山城防御计划，先后再建二十座山城，设防的范围也从长江以北的前线阵地，扩大到长江以南的大后方。
山城的防御功能，在蒙哥汗大举征蜀的军事行动中，得到证明。宝佑六年(1258)八月，蒙哥汗亲率四万蒙军号称十万，由陕分三路入川。在蒙军的强势攻击下，成都、潼川及若干山城相继沦陷，次年二月，蒙军进逼合州城下，知合州王坚移治所于钓鱼城，利用地形与军民合作的优势，据险固守，蒙古军仰攻不易，进退两难。先是，攻钓鱼城的蒙古大将汪德臣死，不久，蒙哥汗也死于城下，最后蒙军北撤，缔造了中国史上以寡击众的成功典范。
宋亡后三年，钓鱼城守将王立降元，宋兵守钓鱼城抗蒙共三十六年(1243至1279)。钓鱼城之外，位于泸州的神臂城，经历宋蒙五次争夺，到宋亡后一年(1277)才被蒙古攻陷，守城达三十四年。余玠的山城防御，看似消极，但军事学者指出以当时宋蒙战争形态而言，余玠的战略布署具有多方面的作用
这是就整体战略著眼的多点防御网，可以弥补单一城池以战术为主的缺失，把敌军引入一种连续的局部性战斗，容易消耗敌军，增强防御的持久性，达成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目的。
城寨为点，江河为线，点线结合，重点防御，形成有一定纵深的防御网络，利于后勤补给，达成多点牵制、游击的战争目标。这一观点可以从蒙哥征蜀时，元臣郝经向忽必烈所献的(东师议)一文中得到印证。他认为四川的地势对蒙军而言，是限以大山深谷，扼以重险荐阻，迂以危途缭经。同时因险以制奇，利于清野，使蒙兵无法补给军需及暴露战略企图，遂形成以有限之力，冒无限之险。战争的结果，也不出郝经所料。
四川原是蒙古攻宋的重要目标，双方冲突以来，受祸也最深。但在余玠规划、经营山城防御之后，有效地遏止蒙兵攻势，使蒙古无法实现由四川顺著长江东下灭宋的计划，只好改变战略，转而突破宋襄阳守备，从长江中游东攻杭州，再回攻四川，这也是四川在赵宋政权灭亡后才降元的原因。
南宋末抗蒙名臣。字义夫。蕲州(湖北蕲春南)人。初为淮东制置使赵葵幕僚。嘉熙年间(1237～1240)任知招信军﹐於汴城﹑河阴战败蒙古军﹐升淮东提点刑狱兼知淮安军。
淳祐元年(1241)﹐赴援安丰﹐败蒙古军﹐升淮东制置副使﹔六月﹐任四川宣谕使。次年﹐改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後又兼四川总领兼夔路转运使。
自蒙古军攻入四川﹐蜀地残破﹐宋朝将吏各专号令﹐犹如一盘散沙。余玠到任後﹐大改弊政﹐遴选守臣﹐惩杀悍将﹑溃将﹐整顿军政﹔轻徭薄徵﹐设置屯田﹔修学养士﹐延纳贤才。同时加强战备﹐用冉琎﹑冉璞计﹐修筑钓鱼城(今四川合川东)﹐又陆续修筑大获(今四川苍溪南)﹑青居(今四川南充南)﹑云顶(今四川金堂南)﹑神臂(今四川合江西北)﹑天生(今四川万县西)等十馀城﹐皆因山为垒﹐或为诸州治所﹐或用屯兵积粮﹔驻重兵於大获城以控扼自陕入蜀孔道﹐驻重兵於青居﹑钓鱼﹑云顶以保障嘉陵江﹑长江﹐形成一个防御网。余玠又作《经理四蜀图》上报朝廷﹐自许十年之内手挈蜀地还宋。
从淳祐三年到四年﹐余玠与蒙古军大小三十六战﹐战果显著。後又率军北攻兴元(今陕西汉中)﹐还击退进扰成都﹑嘉定(今四川乐山)的蒙古军。
然而云顶山统制姚世安勾结权相谢方叔等﹐造谣中伤余玠。宝祐元年(1253)﹐宋廷命余晦代余玠﹐召余玠回朝。余玠闻召不安﹐七月﹐突然死去﹐或说饮毒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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