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铸原：坎坷婚姻

人大当婚是人之常情，然而在那个时候，我却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1962年8月，酷暑已过，气候渐爽。奉山西省晋中行署教育局工作调动之命，31岁的我带上个人的全部家当，离开位于榆次市的晋中工业学校（该校是大跃进的产物，不符办学条件，决定撤销），经太原转乘长途汽车，驶往即将在那里工作的文水县城（该县当时属晋中地区）。

到文水中学报道后， 学校给我安排了住处。我在宿舍铺展行李时，开门走进一个苗条的女生，稚气地说：

“江老师，您来了，欢迎您来给我们教俄语！”这突如其来的一句，把我给楞住了。我初来乍到，这里不会有熟人，便不解地问：“你怎么知道我是江老师，认识我吗？”

“听我爸爸说的，谁不知道您是中央来的大翻译”姑娘扑闪着一双大眼睛。看来我这个从北京来的无名小卒，到偏僻的小县城却有了名气，真没想到。我的基本情况是：1931年出生，1951年在东北铁路学院俄语系毕业后，先后在铁道部和解放军总参谋部当翻译。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军籍、剥夺军衔，发配到山西太谷县修郭堡水库，后被分配到教育界当教员。1961年给我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尽管我在翻译岗位上工作了近八年，但我并不是什么有名气的“大翻译”。

“你爸爸是谁？他在哪里工作？”我问。 “他在县里工作。”

“做什么工作？”我接着问。“他是县委副书记。”在追问下，她才说出父亲的职务。使我感到蹊跷的是文水县委副书记怎么会与我有瓜葛？有必要弄明白。于是我继续往下问：“你爸爸怎么会认识我，你能说清楚吗？”

“当然能！我爸爸原来在晋中行署当文化局长。他从教育局王局长那里了解到您的情况。后来他调到文水县来。”我打断她：

“你怎么知道我要来，且在今天？你并不认识我，怎么见面就敢叫江老师？”

“把您调来是我爸爸要求的。今天您到校报到也是他告诉我的。所以今天新来的老师必然是您！我的判断没有错吧？”她实话实说。

我还进一步了解到，这位副书记到了文水以后，听女儿反映文水中学俄语老师水平低，影响考大学。他正在考虑如何加强文水中学俄语教学的节骨眼上，喜闻晋中工业学校撤销、教师等待重新分配的消息，于是他抓住这个良机，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捷足先登，同管重新分配的晋中教育局的王局长说定，把江铸原给我调到文水中学来。其实，在晋中工业学校我并没有代俄语（那里不开外语），而是教数学。我的俄语情况并无人通过实践知晓，一些人只是从我的经历中，知道我当过翻译而已。

这位副书记还兼着纪检委书记，他叫刘佐（化名），女儿叫刘云清（化名），是文水中学（以下简称“文中”）高一（8班）学生。

把我要到文中这件事敲定之后，刘佐卖乖似地向自己喜爱的女儿炫耀：你不是说文中俄语教学不行嘛。这回我给你们学校调来个好俄语老师，他在中央当过翻译，一定水平不低，并且一再嘱咐女儿一定要跟他好好学俄语，这个人很快就到文水。

到校后，学校分配我的教学任务是：教全部四个高中班三个年级的俄语，每班每周5节，每周共20节。虽然担子很重，但我有信心把教学任务出色完成。俄语是主课，直接影响高考成绩，所以我把教学重点放在处于高三年级的两个班上。对刘云清所在的高一年级，除了正常上课外，我很少顾及。

开课以后，学校对我的教学反映良好。实践证明了刘副书记对我的评价。有心的刘云清也被我的讲课所吸引，总是盼望着上俄语课。在我未来文中之前，父亲对她关于我的一番述说，就已经给他燃点了心中的希望。上了几节课，使她初开的情窦更加浓烈。听从父亲的教诲，小刘（刘云清的简称，下同）很重视俄语，她是课外向我问课最多的一个学生，不仅平时多，就是星期六晚上、星期日也不惜从家里跑到学校来找我。不算太迟钝的我也洞察出了她的含情脉脉。给她讲清楚了她所提的问题，她也无心走开。她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她也偷偷地给我送来。作为还算“右派”的我意识到，长此下去，必有反映，招惹是非，得不偿失。于是，我曾郑重地对她说：

“刘云清，你在学习上有问题可以来问我，我对你和对其他学生一样，会认真解答。但是，你应注意保持正常的师生关系，……”她倒是点了点头，却啥也没说。我认为，有自尊心的女生，听了这份忠告，即使有想法，也得收敛。可没有料到，她不以为意，照样前来，且有增无减。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周六晚上，小刘走进学校，径直进了我的宿舍。她面色绯红，腼腆地开了口：“江老师，我有事，想和您谈谈。”

我一怔，若无其事地回答：“好，有事你就说吧！”她羞涩地说：“江老师，我觉得您有学问，为人正派，是我学习中的师长，是我生活中的兄长，完全可以信赖。您各方面都好，我愿意终身跟您在一起，咱们成家吧！”看来小刘是鼓足了勇气，终于吐出了肺腑之言。

说到“成家”二字，使我浑身陡然发热，心血涌上了头顶。我已过而立之年，何尝不想成家！自从发配到黄土高原，我成了天涯沦落人，孤苦伶仃，形单影只，满腹冤屈无处倾诉，只好像老牛反刍，慢慢地咀嚼。我是个正常人，同样有七情六欲，看到花前月下的恋人，见到洞房花烛夜的小俩口，岂能不羡慕，不向往。但是，自己被打入另册，虽说已摘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仍然受歧视，属于二等公民。一个月30元的工资，只够个人生活，成了家怎么养活得了！自己还是“贱民”，怎可连累别人；没有经济基础，岂能成家！

我梳理了一下自己的纷乱情绪，分三个方面回答：“刘云清，首先我感谢你对我的好感和信任，但是你提的问题很不现实，因为：第一，你现在才念高一，且学习好，家庭也好，将来一定能上大学。过早地成家会耽误你的美好前程；第二，我曾是“右派分子”，历史上有污点，这个你还弄不清楚。我的身份和你的家庭极不相称。我不去高攀，你父亲也绝不会同意；第三，你才17岁，还不到法定年龄，我已31岁，咱们年龄差距太大，不合适。”

我认为，这实事求是的三点应该说服她，没想到根本不起作用。她已感悟到，不是我不想成家，是处境艰难让我无法考虑。于是她面无馁气，回答干脆：“第一，只要您跟我定下终身，我能坚持学习；第二，什么右派、左派，我不管，我认定您是好人。婚姻自主，我父母管不着，实在不行，我和他们脱离关系；第三，您年龄大，我不嫌，再说相差比这大的也有。”

小刘能把心扉表露得如此透彻，着实出于真情实意，难能可贵，但她毕竟还年幼无知，不谙生活真谛，一时感情冲动，难免脱离实际。而我，遇事要冷静，看清可行性，不能感情用事。于是我带着教训的口吻说：“刘云清，不能太任性了。你还不到找对象、考虑成家的时候。你这样做，不仅不可能取得我的同意，就是你的父母也会坚决反对的！”

小刘的坚定、专一、执着，我始料不及，感到不安….心中似乎被一种不祥之兆所笼罩。平心静气地想，我已31岁，应该有个家，安稳度日。小刘倒是眉清目秀、风流倜傥，但她属于锋芒毕露，而不是笃实敦厚的人。对于落魄的我来说，合适的人选是后者，而不是她。再说她才念高一，中学生不准结婚，上大学更是前程渺茫。她父母又是搞政治的，同我不对路。这都是不可逾越的鸿沟。思来想去，同她的事绝对不妥。

小刘有个天真幼稚的想法：江老师是我爸爸指名要来的，说明我爸爸赏识他。我同爸爸赏识的人定终身，他怎么会不同意呢！她认为要过爸爸的关不会很难，自然也不相信江老师说的“你父母也会坚决反对的！”一天晚上，小刘把自己的心事大胆地和父母摊了牌，不出江老师所料，遭到了她父母的痛骂和严词拒绝。

小刘是刘佐夫妇的唯一女儿。她聪明伶俐，娇柔貌美，能歌善舞，主持晚会，一口普通话，演讲、朗诵样样都行。无论是学习，还是文艺活动，都是佼佼者。她的表现给有权有势的父母脸上增添了不少光彩，成了他们的掌上明珠。她的婚姻大事，自然不能由她随心所欲，必须由父母把关。刘佐在思索，我是搞无产阶级专政的首长，江是专政的“对象”。我和他水火不相容，怎么能结亲哪！如果找了这样的女婿，我无脸见人不说，恐怕连乌纱帽也保不住了。我指名要他，无非是要用他的俄语知识而已！

刘佐气急败坏地训斥女儿：“ 我是叫你跟他好好学俄语，谁让你和他搞对象，你真是混蛋！我们这个革命家庭能容得他吗？！”小刘不解地反问：“他受过高等教育，有知识，工作积极，通情达理，哪样不好？”刘佐怒不可遏，高声喊叫“不要再说了，你根本不懂政治！”并且下了《最后通牒》：断了这份心思，不准再与他来往。找‘社会渣滓’，是自投火坑，一辈子好不了……

政治，把小刘给弄懵了，她是不懂，可硬把好人说成坏人就是政治吗？

父亲居高临下的生硬式教训，女儿置若罔闻。小刘像着了迷一样，照样接触我，对我无话不谈，甚至把她父母训他的原话都倒出来。最使我恼火的是她父亲说“江‘右派’是‘社会渣滓’，一辈子好不了……”简直是满嘴喷粪！为了回击他，我考虑再三，还是白纸黑字写到纸上，让小刘把话传过去，于是写出：

刘书记：您说“右派是社会渣滓，一辈子好不了。”这种静止地、一成不变地看问题的思想方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江铸原

刘佐见到这张纸条后，果然勃然大怒，顿足大骂：“江右派胆大包天，竟敢教训我，说我反马克思主义。让他等着瞧吧！”刘佐思索，关上门在家说的话，姑娘都会传他，然后还敢把反驳我的纸条捎回来，说明两个人的关系已经很近。到了这种时候，不能等闲视之。夫妻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对女儿讲道理，可是道理太浅显，讲不了几句，粗暴劲就上来，变为臭骂，挖苦讽刺。越是这样，女儿就越不服气，甚至与父母顶撞起来。这样，被激怒的父母便开始破口大骂，，无端羞辱，并大打出手，敲弯了火钩，打坏了椅子，撕破了衣衫，揪掉了头发，打得女儿遍体鳞伤，然后禁闭起来。这种武力镇压的粗暴方法，不仅制服不了初明事理的女儿，相反却激起了她的反抗情绪。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小刘跑来找我，泣不成声地说：“我父母在家毒打我，您看我身上的伤！” 边说边撩起衣服给我看。确实是伤痕累累，惨不忍睹。我只好再加规劝：

“父母打你是为你好，让你集中精力学习，不要考虑婚事。还是听父母的话，免得皮肉受苦。” 我又想，毒打女儿非同小可，应该让有关人知道，于是接着说：“你应该找县委书记张怀英让他知道你父母毒打你的事，并且让他看看你身上的伤痕。这，对你有好处。“小刘点头答应，又接着原话题说“我爸爸说，不变心，打死我。我变不了，怎么办？”见此情，我耐心劝慰“当然要变心，咱们之间今后只能保持正常的师生关系。一定要听爸妈的话！”“办不到！”小刘回答得斩钉截铁。

为了阻止女儿的这桩婚事，刘佐已绞尽脑汁，精疲力竭。让他认输是不可能的，眉头一皱，他计上心来：制服不了女儿，可以换个方式——整治、诬陷江铸原，让他锒铛入狱，以绝女儿之念。 一个人在政治上的好坏，搞政治的人说了算的，说你“黑”，你“白”不了。鸡蛋里可以挑骨头，没有骨头可以说成骨。你工作再好，甚至成绩斐然没有用，可以说你走白专道路，无功有过。这就叫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此后，刘佐开始施展他的权力，指示文中党支部收集江的黑材料，命令县委宣传部重审江的“反动历史”，责成县法院密切配合。

文中党支部面对“指示”左右为难，深知江在学校是“扛大梁”的角色，搞垮他无异于釜底抽薪，使全校充满生机的俄语教学，全功尽弃，陷入低谷。这绝对不得人心。不搞吧，这是顶头上司的“指示”，怎敢抗拒！无奈，采取了应付、拖延的策略。

刘佐等了又等，催了又催，光听打雷，不见下雨，心急如焚，便亲自到文中，越俎代庖，坐阵党支部，指挥起来。他通过团组织，挖空心思地搜集了一些关于江的材料，但“够格”的不多，大部分是应付差事。所谓“够格”的，也无非是牵强附会，无限上纲拼凑出来的，例如可以分析成为他旁敲侧击社会主义、否定大好形势、宣扬黄色歌曲、崇洋媚外等，但事实都似是而非，站不住脚。刘佐心知肚明，凭这些材料没有“硬头货”是不行的。“硬头货”无处取，只能制造。要制造，谁也靠不住，只有亲自干。经过冥思苦想，鬼蜮伎俩出笼：

1. 一次刘佐家里吃饭，发现饭里有小铁钉，夫妻一唱一和地逼女儿招认这是江“右派”让她放的，并且瞒哄她说，只要你承认并敢在法庭上一口咬定这件事，那就行了。你的一切要求爸爸妈妈都答应。爸爸妈妈这次的话，你一定要听。按照分管公检法的刘佐的谋算，只要女儿略加配合，就能得手。以阶级报复罪，判江铸原两三年徒刑不成问题，然后把他抛进劳改监狱，让他有冤无处伸。可叹的是女儿就是不听话，不配合，使刘佐的苦心经营落空。
2. 一天晚上，刘佐在女儿水杯里偷偷放入安眠药。女儿喝了，昏昏欲睡。趁此，刘佐把事先准备好的白纸、复写纸和圆珠笔摆在女儿面前，声色俱厉地说：“你现在不能睡觉，把你们江老师说的某些话都给我写在纸上再睡！”女儿不从，父亲就软硬兼施，甚至声嘶力竭地叫嚷：“你写不写，不写我打死你！打死你算我白养！”逼得女儿只好照办,“我没有什么可写的”。这时父亲把两张纸给摆正，中间垫上复写纸，把笔递到女儿手里，吩咐到：“不要睡，要工工整整地写，不能潦草，我说什么，你写什么！写完就可以睡。”父亲急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展开后，按事先写好的词句，逐字读下去，女儿必须一一书写，全文是：

     江铸原的反动言行

文水中学高八班（高一年级）学生刘云清揭发如下：

1. 污蔑、漫骂毛主席。1963年5月3日，江在宿舍里愤愤不平地说：毛主席专断独行，施阴谋诡计，发动反右斗争，陷害无辜。第二天，他又说，毛主席表面温和，内心残暴。
2. 反对三面红旗。1963年3月9日，江在宿舍里发牢骚说，总路线是头脑发热，大跃进是大到退，人民公社是瞎胡闹。
3. 江与“苏修”有勾搭，他还订苏联《真理报》，他常吹嘘说“苏修”好，而且表示早晚要去那儿。

这三条罪状确实够分量，单凭漫骂毛主席这一条就可以判为现行反革命。反对三面红旗、崇修叛国也都是骇人听闻的重罪。昏昏欲睡的女儿写完之后，父亲又认真检查一遍，然后他十分得意地说：“这真是一个字一颗钉，太顶用了！”

3. 一个周六晚上快到10点了，我把小刘从宿舍赶走。她说她要进教室拿一本书，不敢进黑洞洞的教室，我陪她把事办了。万万没想到，有人尾随并把这一过程及时地添油加醋地报告给了刘佐。刘佐对两个人钻进了漆黑的教室这件事抱有特殊的兴趣，于是在家便追问并逼迫女儿承认姓江的在黑暗中侮辱了她。女儿断然拒绝，使他随机萌生的诡计又一次落空。这件事警示我要保持高度戒备，行为要慎之又慎，因为我历史上有“把柄”，倘有闪失，被人抓住，后果不堪设想。

刘佐煞费苦心、炮制“硬头货”的三起栽脏事，只有一件得逞，也不枉一赌。

刘佐按既定方针紧锣密鼓。一天中午我被告知，下午四点到县委宣传部找徐部长。我纳闷：自己既非党员，又无官衔，部长找我何干？届时，我前往。这位部长官不大，派头不小，靠在倚背上，大腿压二腿，悠闲自得，看见有人进来找徐部长，他动也不动，哼了一声“就是我”。让我坐下后，弄清我的身份，便盛气凌人地说：“今天叫你来是要通知你一件事。尽管你已摘‘右派’帽子，但来文中后你表现不好。限你五日内写出检查交来，根据你的态度，我们研究重新处理你！宣传部初步决定，一周后在文中召开批判大会，让群众教育你！”徐部长这套严词厉语，顿时把我给弄懵了。我又犯了什么错误？怎么会惊动到宣传部呢？冷静下来，我有所醒悟：这只能是刘佐耍的鬼把戏。他把宣传部看成了自己的御用工具来对付我。徐部长被利用，还蒙在鼓里！

想到这，我身上的紧张情绪立刻消失，一改“绵羊挨宰”的被动，理直气壮地说：

“徐部长，我在文中一心扑在工作上，少有精力顾及其它。这里我必须向您挑明一件事：刘佐的女儿刘云清不顾一切地追求我，她父亲不同意也治服不了她，于是便想歪招陷害我。这件事您不可能知道……” 略加停顿，我继续说“宣传部叫我来，我就感到蹊跷。我是个基层的非党人士，思想问题归基层党组织管。有什么大事，值得宣传部直接过问呢？您也会感到这样做有些‘离谱’。宣传部是党的机关，没有义务管刘佐的家务事。刘佐是在假公济私，宣传部应该给予抵制。因此，我明确表态，我不写检查。如果按您所说，宣传部执意要在文中开批判大会的话，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否则，我拒绝参加！” 这时我已情绪激昂，无所顾忌，徐部长颐指气使般的神气已有所收敛。为了顾全自己的身份，他故作镇静地问道：

“你有什么条件？”我明白地回答：“我的条件是开批判大会，刘佐副书记必须亲自参加，因为我的‘检查’与他有直接关系。他若不到，我也不去。我知道这个您做不了主，您可以请示他，我等待回音！行了吧！” 说完，我站起来，扬长而去。

果然不出所料，宣传部没有给我任何回答：检查不要了，批判大会也消声灭迹。

刘佐在亲自操纵下，罗列了他伪造和搜刮的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拼凑成《江铸原的罪状书》，定性为“绝密”，准备上报晋中地委，只要地委一点头，他就可以打着地委的幌子“行动”。事有凑巧，一天下午，小刘去县委找爸爸，一进屋，寂静无人，桌上放着《江铸原罪状书》，使她十分惊诧。如何办？她脑筋一转：这事不得了，得让江老师知道，于是她将《罪状书》迅速塞进怀里，疾步跑进文中交给我看。我一目十行地看了一遍，重点地记了记，让她马上送回，防止意外。很侥幸，《罪状书》平安送回，没有被刘佐发觉。

这件事，对我来说，如九雷轰顶，眼冒金花！我越来越看清了刘佐的狰狞面目。一个负责公检法的县委副书记，为了一己之利，竟然动用组织，亲手弄虚作假，制造冤案，陷害无辜！面对泰山压顶的严峻形势，我怎么办？一是束手被擒，甘当罪人，一是奋起抗争，不甘受害。我当然选取后者。抗争的办法就是告状。既然刘佐在文水一手遮天，我只好抛开它，奔往党中央。我又想，凭我的身份告状希望渺茫，如果小刘能和我一起控告他父亲，力量就大得多。然而让女儿告父亲，算“大义灭亲”，自古以来稀罕，谈何容易！可是在这紧要关头，我顾不得那么多，就是不成也得试探清楚，于是我主动地也是第一次找小刘谈话。我说：“刘云清，你最清楚，眼下我处境险恶，你爸爸把我逼上了绝境，我只有奋起抗争。现在我提出一个严肃问题：你能不能和我坚定地站在一起，控告你违法滥纪的父亲？”小刘毫不迟疑地回答：“江老师，我早就和您坚定地站在一起了。要不是我坚定，您早就遭到我父亲的陷害了……”这个回答确实已事实为证，我似乎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内心佩服她的明辨是非和正义果敢。有了她的参与，我对告状充满信心！

在见到《罪状书》的当天晚上，我約好小刘在我的寝室写控告。届时，针对《罪状书》的内容，小刘写她父亲如何施阴谋诡计、搞栽赃陷害的种种事实。我写全过程。几乎用了一个不眠之夜，写好了共15页的控告信。次日，借下午自由活动的空闲，我骑自行车跑到交城县邮电局，向党中央用双挂号寄出了控告信（之所以如此，是为了躲避刘佐对文水县的控制。这样做并非出于疑心，因为确切的情报是小刘提供的。）。

晚饭后，静坐在宿舍，梳理了难以平静的纷乱心情，我觉得自己同小刘的关系应该明确了。我已过了而立之年，应该有个家了。可政治上的不幸导致我志衰身辱，寒酸低微，成家的事不敢想，只寄希望于时来运转。我所以没有拒绝小刘的勇气，是因为解决不了心上的矛盾，切不断同他的情缘。她年纪虽小，却爱憎分明，不畏强暴。若不是她坚决抵制刘佐设置的一个又一个陷阱，若不是她把将要陷害我的信息及时透露，说不定我早已成了冤沉海底的阶下囚。她不嫌我人穷，不顾我处境卑微，不怕我毫无社会地位，不听别人风言风语，不为父母的打骂所动，对我一往深情，忠贞不渝。这一些难能可贵，是人间最宝贵、最真挚的感情。小刘秀外慧中，妩媚动人，颇有女性风采和魅力。但一想到她才念高一，学途遥远，且过不了父母关，前程未卜，加上她性情不够沉稳踏实，让我对未来担忧，我就退缩回来。这样反反复复，踯躅不前，使我承受着感情上难以诉说的折磨。折磨终该有劲头。在我存亡攸关的危难时刻，小刘挺身而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大义灭亲，说明他已把自己同我多灾多难的命运连在一起。她不惜付出任何代价要和我同行，难道我还放不下顾虑吗？我不能再让他失望，应该和她定下终身，即使前边有万丈深渊，我也要勇往直前。

第二天，我主动找小刘，敞开心扉，倾诉衷肠：“小刘，我们的关系经受过了严峻的考验，什么也不要说了，就把它定下来吧！”小刘腼腆低下头，一副顺从的样子。“现在，你还是安心学习，不要受影响。婚姻自主是宪法的规定，谁也挡不住。你说呢？”小刘不胜欢喜：“我一开始就态度明确，到现在也没有变。江老师，您终于满足了我的心愿…..”。

有好几天小刘没有来上学，晚上烧茶炉工田二宝来到我寝室说：“我今天去医院碰上了刘云清，她病了，住内科病房，有事让您去一趟。” 我已与小刘定了终身，岂能不去！翌日我去看望了她，了解到，她并无事，只是想见见我。得知她父母刚出去，一会儿就回来，为避免相见，我当即走了。见我很快离去，小刘啜泣起来。父母回来见女儿哭泣，以为受了委屈，当即追问，费尽口舌，终于弄清只是因为江前来又很快离去，她才落泪。同时也摸到了事情与茶炉工有关。于是怒不可遏的刘佐当即赶到文中党支部，一屁股坐到椅子上，颐指气使地吩咐：“把茶炉工给我叫来！”

茶炉工田二宝被叫来，刘佐凶神恶煞地问：“田二宝，江铸原派你去医院干什么？”田解释：“不是江老师派我去的，是我去医院探望同村人谢跟旺时碰上了刘云清。她托我给江老师捎个信，我能不捎嘛！”刘佐根本不信，并威胁说：“田二宝，你不要狡辩，不老实交代，你就不用想再在这里干了！”田辩解：“刘书记，我没说半句慌话，就是把我脑袋割下来，也没那回事。您就饶了我吧！”刘佐继续蛮横：“不行，你非交代不可！你的脑袋不值钱，下去好好考虑考虑！”田走后，刘佐指示文中党支部书记王彬把他关起来反醒，不老实交代，不放他。如此，田二宝被无辜“禁闭”三天，不了了之，最后被解雇。这是一桩奇冤！

自从把《江铸原的罪状书》寄给晋中地委后，刘佐一直焦急地等待。他已做好一切准备，一旦有了批复，立即逮捕判刑，然后把江推进大牢。他担心的是那天把《罪状书》丢在桌上出去一个多小时，难免泄密。根据汇报，他琢磨：那天夜晚江和小刘在一起不知写了什么，次日又舍近求远地跑到交城去邮寄，这里一定有名堂！为了破解这个疑团，必须在自己的女儿身上下功夫。

主意已定，刘佐利用放暑假的机会把小刘“禁闭”在家，非要从她的咀里抠出那天夜晚究竟写了什么不可。小刘几次回答都是“江老师写俄语辅导材料，我给抄写”。富有职业敏感、善于揣摸人心的刘佐就是不信，且连连大骂“骗人，混蛋！”，大骂不见效，就动手打。手打痛了，就用木棒，劈头盖脑，打得她发出惨叫声。挨打的阵阵吼叫声，震惊了四邻，邻里们纷纷议论，消息不胫而走，传到了我的耳里。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坐视不理，刘家即使是龙潭虎穴，我也要闯！一个炎热的夏天，我直奔刘家。家里只有两个人，一是小刘，一是保姆。小刘见我偷偷打了个手势，表示“不能同我说话”，然后回避起来。保姆冷淡地说：“你坐下，主人一会就回来！”看来对应付我来的一切，早有布置。刘佐不愧为“特务”老手！

十分钟后，刘佐夫妻相继赶回。一进屋，刘佐指着我的鼻子问：“你是谁？我不认识你。”既然他装糊涂，我就明说：“我是文中江铸原。”

“江‘右派’，窜到我家作甚？你不要玷污我们的革命家庭，马上给我滚出去！”

“刘书记，您不问我的来意，就轰我走，这不合适吧？”刘根本不听，横眉竖眼，出口不逊：“你是文中最糟糕的教师，思想反动，流氓成性，已经搞到我女儿的头上了。我很快就要跟你算帐！” “刘书记，您这样蛮不讲理，随便侮辱人，不怕失掉您的身份？”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他打断：“我和你没有什么理可讲，侮辱你就侮辱你，怎么着？”刘凶相毕露，我直言不讳：

“刘书记，不是我不尊重您，是您不识抬举，自毁形象。现在我郑重通知您，在自愿的基础上，我已经和刘云清订婚……”  他抢着说：“我不同意，不答应！”

我继续说：“您不同意没有用，这不是您说了算的事。婚姻自主是政策，我劝您不要强加干涉！” 刘佐从来没受过这样的窝囊气，气急败坏地，吐沫飞溅：

“你胡说八道，你放屁，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没门！” 

对这号无赖，我觉得没有必要再进行说理斗争，于是我把来意交代清楚：“刘佐，这次来我是要警告你，随便禁闭人，打人是犯法的。对自己的女儿也是一样。你身为公检法的领导干部不仅不带头守法，相反却严重违法乱纪。我要求你从现在起停止对刘云清的禁闭、毒打。你若不听，继续违法，咱们法律面前论理。文水不是你个人的家，这个天，你遮不住，有管你的人，有治你的法律。告辞了！” 说罢，我扬长而去。

经过这场斗争，外强中干的刘佐，对女儿的暴行有所收敛。她不再受毒打，走出了“禁闭”。我闹刘家，据理争辩，很快传遍全城，刘佐成为居民茶余饭后的笑料。

1963年7月，晋中地委对报送上来的《江铸原罪状书》正待处理时，接到中央监委会转下来的对刘佐的控告信和批示。批示内容是：

控告信指控执法者违法，性质恶劣，如情况属实，当严肃处理。

两份材料，针锋相对。为防止意外，晋中地委监委会书记王荣先口头警告刘佐：

关于你女儿的婚事，从现在起不准你再加干涉。江铸原的问题由文水中学处理，你不要再插手。你的问题，听候处理，

这一警告对刘佐是当头一棒。他做梦也没想到，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从风云变幻中，他预感到搞垮江铸原恐怕不可能了，但无论如何要破坏他们的婚姻。他琢磨，警告我不准干涉女儿婚事，可我仍然有管教女儿的权力。这“干涉”和“管教”如何界定？谁也难说清。从此他大动作不敢，小动作断断续续。他给晋中教育局王局长打电话，让他帮忙，一定尽快把江调走。王局长感到迷惑：对这个江当教师一直反映挺好，人是你要去的，现在又推出来，不可理解！不过，照顾到老交情，面子也得给。

调出江的调令很快从教育系统下来，这事本来不归刘佐管， 可与他利害相关，他硬要依仗权势，插手干预，越俎代庖，他指示调动的事先“保密”，一切听他指挥。次日黎明，他鬼祟地携带女儿，说是去离石，实际上把她秘密送到汾阳中学（在文中不打招呼，不请假，不转学）。因为汾中的霍书记是他的老战友，什么都好说。按照刘佐的要求，霍书记给安排好，小刘在汾中有专人监视，外出有人跟随，来信扣下，电话不接，外人不见。为了便于汾中照办，刘佐出示了专门带去的江的照片，给老霍看，然后交给门卫认清这个人。

刘云清失踪在文中掀起波澜。从汾中归来的刘佐不以为然，却放开了调令，让有关部门尽快落实。这是他苦心孤诣、棒打鸳鸯的阴谋：两个人在不得相见、不知去向的情况下，被拆散，然后又无法取得联系。8月30日校长王在潮通知我调动，先回行署，明天就得离校。事情的骤变，让我始料不及。不过，整不倒，踢开我，在我的意料之中。我被调走的消息，像抛进江里的一块石头，在文中激起了千层浪花。经过江的努力，文中当年高考的俄语成绩已大有进步。有江在，文中俄语教学的逐渐飙升，指日可待。为什么硬要把江调走，直接受益的高中学生不理解，包括校长在内的教师不理解，知情的学生家长也不理解。对付这些不理解，一句官话——工作需要，就能把所有人的咀都堵住。工作需要，说得冠冕堂皇，一接触个人，马上变成私利第一。这叫领导者滥用权力。晚上，离校前夕，我在宿舍捆绑行李，吕老师进来，寒暄几句，临走时留给我一张纸条。我展开一看，上写：

江老师：我爸爸秘密把我送到汾阳中学高二45班。我的行动受严密监视。我知道，给你写信一定收不到，所以才托靠得住的人转交。这封信是求跑校同学带出去寄走的。 现在我很苦恼。你能来一趟吗？                云 清

读后，我十分惊愕。要离开文水了，必须去。到行署报到，只能推后一天。次日拂晓，我骑自行车，赶到汾中，正值下第一节课，大队人马簇拥着出了校门回家吃早饭（那里是两顿饭）。我乘机逆着人流挤进去，找到高45班，正好碰上小刘。她二话没说，示意让我顺着人流出校门，她随后也跟出去。到街上，找个僻静的旅店安排下，她说：“太巧了！要不是这时候，你进不来，我也有人监视。因为第一节课后就是去食堂吃饭，没人跟我。” 我告诉她：“我已被调走，明天去行署报到。你父亲秘密把你送到汾中，然后迅速把我调走，是他拆散我们的险恶用心！不可能得逞！” 小刘茫然若失，心生不悦地说：“江老师，不管你到哪儿，我都愿意跟你去。我不想留在家受罪，更不愿在汾中上学！” 见她的情绪紊乱，我带有告诫的口吻说：

“那怎么行！我还不知去哪儿，？再说你现在的任务是学习。不管怎样，你父母会供你学习和生活。只要你表面上顺从他们，学乖点，不会受罪。等思想成熟以后，生活道路还得由你自己选择。” 促膝谈心达三个小时，小刘要跟我走，自身难保的我只能婉言谢绝，在泪水潸潸的送别下，我跃身翻上自行车，回到了文水。

刘云清在汾中失踪引起轩然大波。霍书记像热锅上的蚂蚁，焦灼不安，命令撒开人马寻找，一无所获，无奈只好如实禀报给刘佐。刘一听，简直气炸了，马上中断正在开的会议，琢磨今天姓江的应该去行署报到，难道他会窜到汾阳？再说事情办得诡秘，他怎么会知道？不过……他立刻跑到文中，隔窗一看，江的东西还在，一切清楚了。他又及时给老霍回电说明江没走，肯定是去了。到了第四节课，小刘还没回来。霍带着内疚的心情，命令45班第四节课不上，全班出去找小刘。过了10分钟，已是下午一点半，霍书记兴奋地向刘佐报告：“刘云清回来了，安全无恙。” 刘佐垂头丧气，有气无力地嘱咐：“你就代表我弄清，这么长时间干什么去了，和谁在一起？必要时加点厉害！” 霍书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逼问出真相，然后愧疚地向刘佐做了检讨。

气归气，恨归恨，刘佐还得照计而行。汾中事件虽说是坏事，但要巧妙利用，难说让它变成好事。暗中心喜的他马上给王局长打电话：“老王，向你反映一个不寻常的情况。江铸原不按通知时间前去报道，今天窜到汾阳中学，拉出一个女学生在旅店鬼混了一上午，性质恶劣，影响极坏，应该严加惩处，至少驱除教师队伍。这是汾中书记提供的，绝对属实。这个人明天去报到，你们务必把好关！”

1963年9月1日，我悻悻地离开在那里只工作一年多的文中，来到晋中教育局报到。一到教育局，一位姓高的干事劈头盖脑地就训我：“江铸原，你已经丧失了人民教师应有的品质。这次调你回来不是重新分配，是要处分你！”好厉害，我不得不问个究竟：“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我犯了什么错误？” “你做的事你不知道？昨天你到哪里去了？”一语道破，我恍然大悟，又是刘佐借刀杀人。既然有人挑战，我只好迎战了。我从容回答：“我要离开文中，临行前，不该到汾中探望并告别我的未婚妻吗？”高听说是“未婚妻”，傻了眼，心神一转，他反问：“你说是未婚妻，有什么证据？”

“ 没有也不需要证据！订婚不办法律手续，双方同意就行，不信请去了解！”高弄得二难受，应付差事地说：“江铸原，事情我们会澄清的，现在要你写检查，你必须老实交代昨天去汾阳的事情！”见此情，我没有必要难为一个执行者，于是答应写。高给了我笔和纸，我很快写完《揭发刘佐对我的迫害》。高看到说：“这怎么行?” 我说：“我只能做这样的交代。你处理不了，请教给上边！” 高不再说什么，让我明天再来。

次日，王局长接待了我。他没有趾高气扬，平和地说：“你写的东西我看了。事情应该由文水处理。我看这样办：“我们把你介绍回文水，那里处理完了，我们再考虑工作。”我成了足球，在你们之间踢来踢去。我不干，于是表态：“我不相信刘佐，不回文水，请你们在这里处理我。需要什么我交代。如果我不老实，可以加重处分我！” 停顿了一会，我看得出左右为难的王局长有点尴尬，于是试探着给他解围：“王局长，我不让您为难。您告诉我，哪位地委领导分管教育，我直接找他去。”王局长顺水推舟：“那也好，你到楼上去找苗峰副书记好了。”

我转身上楼，进了办公室，正巧苗副书记在。我上前说：“苗书记，我是文水中学的江铸原，来教育局报到遇上了麻烦事，必须找您。”苗书记从上到下打量我一番，好像我身上有什么特殊的东西。这是因为他看过我写的控告刘佐的材料，然后带有好感地问：“遇到了什么麻烦？”我把情况，前前后后，都说了一遍。苗耐心听完，同情地说；“没有什么可处分的，我告诉教育局正常对待就是！”次日就分配我到灵石中学。

刘佐企图接刀杀人，结果人没有被“杀”，自己却挨了“刀”。他在接受警告、听候处理期间，又为自己增添了不思改悔、继续作恶的浓重一笔。

1963年9月初，我到了灵石中学。因为户口迁移地点是按调令回行署填写的“榆次”，在灵石不能上，我必须返回文水把“榆次”改为“灵石”。傍晚，我到了文水，已下班，什么也办不成，既然又回故地，我想不如再去汾中（30多公里）试探一下小刘是否还在？夜幕降临，我到了汾中。一进大门，我说找学生刘云清。门卫一听找刘云清，引起警觉，仔细一瞅，来人正是霍书记提供照片上的人，于是立刻让我登记、坐下，说“稍等，找的人一会就到！”其实这一切都是布置好的，虽然小刘已离校，还要以她为诱饵，抓捕我。我果然“上钩”了。过了約20分钟，进来两名公安人员，问清我的姓名后，严肃地说：“有人告发你，跟我们去趟公安局！”

莫名其妙的我只能顺从，推上自行车，在前后两名公安干警的夹击下悻悻地走进了汾阳公安局。审讯室正面坐着两个人：一是首长，一是陪审兼记录员。两人先弄清我的身份，然后说：“江铸原，有人检举你，说你在8月31日在城内光明旅店和汾中一名女学生混了一上午，你侮辱了她。你先就这件事做个老实交代。”听了这番话，我明白了，原来是老生常谈。如何应对，我轻车熟路，游刃有余。

我被汾阳公安局抓到的消息，霍书记及时通告了远在文水县的刘佐，并要求把小刘（已在家）受辱的证据从速反馈，交给审讯室。刘佐使出浑身解数，要求女儿就范，可女儿就是不从，不配合，气得他垂头丧气，顿足大骂，他抓起电话：“老霍，这个死丫头实在不听话，跟她什么也搞不成，算了，算了……”霍书记无法向审讯室及时提供证据，使整垮江的良机白白错过。

关于刘佐迫害我的事，我从头说起，面无惧色，谈到了我已向党中央提出控告、他等待处分以及刘霍狼狈为奸陷害我的情况，使两位干警感到震惊。他们的冷酷面孔似乎变得温和多了。于是为首的干警开口：“江铸原，你的问题若不是有人告发，我们不会干预。现在，你已讲了全过程，我们要研究一下。你明早再来！”

次日，我又去，被告知：“昨晚是误会，对不起您了！”一场虚惊结束。我回到文水，办完户口迁移地点的更改，返回灵石。

在灵中，接受教学安排后，我开始上课。使我牵肠挂肚的是小刘渺无音讯。考虑到刘佐的封锁，我不能直接给小刘写信，只能通过别人转交。我前后写了六封信都到了文中党支部。原来情况是这样：我走后，在刘佐的控制下，在文中开展了一场“肃清流毒”的运动，说白了就是肃清我的流毒，即让全体师生同我划清界限，标志就是如果有我去的信，一定要原封不动地交给党支部。这样做才算忠于党。正因为如此，我寄去的六封信都落到了党支部，交给了刘佐。为了进一步证实克扣私人信件的事实，我用双挂号专门给刘云清寄了一封信。按国家规定，双挂号信，必须由接信人亲自签收。如本人不在或拒收，原信退回。结果这封信本人还是没收到，依然落在党支部。有鉴于此，我向中央邮电部控告了刘佐公然操纵文中剥夺我通信自由的权利。

过了一天，我收到了一封十分离奇荒唐的信。信封上写：江铸原野兽收。“野兽”二字写得比“江铸原“大得多。拆开后，使我目瞪口呆：

江混蛋加流氓：你狼心狗肺兔子肝熊下水，你这只王八羔子，我算看透了。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是白日做梦。你披着人皮，做的不如禽兽，简直是人间野种、败类。你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人类不齿的狗屎堆、下三烂。像你这样没羞没耻的行尸走肉还不撒泡尿浸死算了。祝你狗命早日断送！         彻底决裂、永远再不理你的刘云清

信里还把我送给小刘的照片寄回来，照片上勾画得乱七八糟，特别是把眼睛桶瞎，以示解恨。经过审视，字迹是小刘写的，但词句绝不是出自一个纯洁幼稚的女孩。信封上除地址外，都是小刘的笔体。地址是别人写的。小刘被操纵，被愚弄昭然若揭！

既然我与小刘定了终身，我就该忠于这个承诺。我又给与小刘同班的俄语课代表宋玉仙写了信，其中夹了给小刘的一页，。宋玉线接到后，敢冒天下的大不韪，没有把信交给党支部，把其中一页转给了小刘，这样，迷网终被捅破。愁眉不展的小刘的心上顿时开了花：她知道了我的下落，。小刘很快给我来信说，我走后爸爸就把她接回家，进行整训，他认为整训得差不多了，就逼我写那封绝情信，不写不能复学。我只好抄写，内容全是他编的。除信封的地址外，都是我写的。你的相片是爸爸从我的相簿里取出的，怎样处理寄了回去，我不知道。为了让地委进一步了解刘佐心地的龌龊，我把刘佐编造的离奇荒唐的那封信和小刘澄清真相的这封信一并寄给晋中地委。

在文中，因为我无辜受牵连的有：1)茶炉工田二宝：污蔑他是我的密探，被禁闭三天，后解雇；2）学生、我的课代表宋玉仙：因接到我的信不交给党支部，且胆敢把其中夹的一页转给小刘，后受批判，不能入团，政治鉴定不好，影响上大学；3）教导主任闫居仁：对我走后肃清我的流毒“运动”，态度消极，说过公道话，结果遭批判，停职一个月。这三人是刘佐在文中横行霸道的受害者和见证人。

1963年11月，晋中地委下达了对刘佐的处分：留党察看、党内通报。应该说，这是正义的胜利。搞极左的刘佐受到了处分，实属不易。

身处逆境的小刘，看透了父亲的狰狞本性，下定决心与他决裂，她写信告诉我；我已无法在家生存。现在我别无选择，毫无顾忌，毅然决然离开这个家，投奔你！不管前边有多大困难，我不怕，不后悔。请速安排！

得到这个消息，我只能配合营救，决定于10月22日在太原相会。22日接近中午，在气候渐冷的时候，小刘穿了一身破旧瘦小的烂单服，只背着装得满满的一个书包，哆哆嗦嗦地从汽车走下来。在接站人群中的我，见此情，不禁感慨：一个花季少女，为了争取婚姻自主，历经坎坷，如此凄凉，令人同情……

终于见面了，千言万语，难以表述。她泪水涟涟地说：“ 母亲把柜子锁上，好衣裳、秋衣秋裤，其他东西，一概不给，只准穿早已淘汰了的破衣衫。父亲态度坚决：学不能转，户口不准迁，爱走你就走，我看你能走出我的手心？父母一分钱、一两粮票也不给。我是借了5块钱，买汽车票就花4.块5.。”

鉴于这种情况：没有转学不能上学，不迁户口没有饭吃，我把她带回灵石怎么办？思来想去，别无出路，只有去地委求助。于是又转乘来到榆次，晋见了地委副书记苗峰和监委会书记王荣。了解情况的他们，对敢于抗争的我们似乎寄以同情，愿意帮助。他们认为在这这种情况下只有办结婚，才能合法地迁户口，解决粮食供应问题。                                                      

原来我一直不同意结婚是因为一旦结婚，小刘就得退学（有规定中学生不准结婚）。可现在看来，小刘必须跟我去灵石，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其它就顾不上了。小刘接着说：“要结婚，在文水连张结婚介绍信也开不出来！”两位首长异口同声地说：“那不怕，你们去开介绍信，如果不给开，提出来，我们便可干预！”

次日，我们返回文水，先找个偏僻的旅店，两个人分开住下。事有凑巧，小刘在去往开结婚介绍信的路上碰上了文中王在潮校长。他了解并同情小刘的遭遇，答应给她转学。小刘马上折回把事情告我。情况使我眼前一亮，既然能转学，回去上学，不要介绍信，不考虑结婚了。下午小刘去找王校长，果然给开了转学证书。小刘立刻拿着转学证书去派出所办迁移户口。没想到，干警说：“刘云清，你不要瞎折腾，你爸爸早有指示，户口不能迁。我劝你听爸爸的话，还是回文中上学！”

既然要到灵中上学，小刘是共青团员，应该把团的关系也转过去。为此她去文中团委，却遇到了麻烦。受刘佐的委托，团委书记给她做起了工作：“ 你已在政治上走错了路，泄漏了党的机密（指把《江铸原的罪状书》透露给他了），团委希望你有所悔悟，不跟“右派”走，若真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既往不咎。如果你执迷不悟，那只好开除你的团籍！”

这一番话弄得小刘不知所措。我万万没有想到，又遇上了刘佐的挑战。这个人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 。我和小刘研究了如何对付顽固不化的刘佐，决定让小刘先去团委表个态，说感谢团委的帮助和挽救，愿意在大会作检讨，然后再准备发言。小刘的表态得到团委的赞赏，团委决定明天下午4点半开大会。双方都在积极准备。刘佐夫妻最为兴奋，认为还是团委干得漂亮。

次日接近4点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小刘按时赶到。到时，团委书记主持会场，他说：“今天召开大会，主要是听取刘云清迷途知返的检讨。下边就开始！”

刘云清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不慌不忙地说：

同学们：党教导我们做老实人、办老实事、说老实话，教导我们坚持真理，主持正义，反对邪恶。今天我就是要根据这些教导谈谈自己的问题。昨天团委指责我犯了两大错误，一是泄露党的机密，二是投靠“右派”。下边让我予以澄清：

1. 县委副书记、我的父亲刘佐干涉我的婚姻自由，在家辱骂、毒打我。靠武力征服不了我，就利用职权，栽赃陷害江老师。我把他栽赃陷害的所谓机密材料透露给江老师，就算我泄露党的机密。试问栽赃陷害人能算党的机密吗？退一步说，就算我泄露了，请问是谁先让我知道的，这始作俑者才算真正的罪魁祸首。应该惩治的是他，而不是我。现在，我应该告诉大家，我爸爸因为干涉我的婚姻自由和陷害无辜已经受到晋中地委的党纪处分，这足以说明我没有错。
2. 说我投靠“右派”我想不通。江老师已于1961年摘掉了“右派”帽子。摘了帽子还算右派与理不通。再说江老师是上边派下来的，如果他像某些人说的那么坏，为什么不撤销他当老师的资格？既然是我的老师，我就该尊敬他，就算我投靠他，又有什么罪过？值得学校兴师动众来批判我吗？还有没有“婚姻自由！”

以上两件都是铁的事实，不容歪曲和否定。团委还警告我说，如果我不听劝告，执迷不悟，就开除我的团籍。在这里我郑重声明：我没有什么错误可检讨的。如果团委硬要开除我的团籍，请办！我的话完了。

小刘讲完，一片寂静，与会者面面相觑，哑口无言。小刘的发言把刘佐挂羊头卖狗肉的鬼蜮伎俩戳穿得淋漓尽致，使他只能喟叹咎由自取。听人使唤的团委书记像挨了闷棍，有苦难言。可他还是大会主持人，只能故作镇静地宣布散会！。

事已至此，小刘的团籍只好搁置。户口也转不成。我们返回灵石了。

在灵中，小刘凭转学证书入学，编在高二10班，住在女生集体宿舍，吃饭先用我的粮票，不够再借，只好不顾脸面地向亲友们求援。

11月底王荣来灵石。得知后，小刘找到他，苦述没户口无饭吃的困境，博得了他的同情。于是他破格答应：“我回去给你办户口。” 果然，一周后，小刘的户口转到了县公安局。这是刘佐握在手里的最后一张王牌，可以说，从此，他输了个精光。

在灵中学习期间，因受到长期的折磨，小刘经常感到头昏、头疼，呈痴迷状，严重时，不能坚持上课。她的病症有增无减，引起了旧病复发。这种病需要治疗，更主要的是休养。休养需要有个适当环境。女生集体宿舍不行，我住的宿舍（两人一间，寝室带办公）也不行。再说，一个男老师同吃同住地持俸一个女学生，却不是夫妻怎么合适？思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可走：让小刘退学，结婚治病、养病。也只能如此了。

办了退学，准备结婚，学校倒很照顾，提供给一间房。但胆小怕事的陈彭年校长不敢给开介绍信，可又躲避不了，只好在他的授意下开了个这样的介绍信：

灵石县镇人委：

兹介绍我校教师江铸原前去办理结婚手续，请予受理。特此。   灵石中学

镇人委看后哄堂大笑，江和谁结婚不知道？堂堂的灵石县最高学府竟然连结婚介绍信也不会写！无奈，我找了县委尹副书记。在他的说服下，才重新开了一封像样的介绍信，总算把事情办成。

1964年3月，我与小刘组成了家庭，那时我已33岁，她19岁。因为贫困交加、多灾多难，婚事办得十分寒酸。婚后，先后添了两个孩子，一家四口靠我30元的工资维持生活，艰难困苦，可想而知。若不是我父亲的资助，我是支撑不下来的。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战鼓在灵中敲响。我被列入“黑帮”，停止工作，进行劳动改造。紧接着，铺天盖日的大字报贴满全校和我住的家。一天上午，在我家门上贴着一张通令：江铸原，限你的臭老婆在一昼夜内搬出学校，否则将采取革命行动！                                                                                                           

                                虎山行造反司令部

好厉害！限我一昼夜，怎能办到。无处栖身，我只好让小刘带着一岁多的孩子乘火车回青海西宁我父母的家。剩下我一个人爱怎么折腾都行！

文革十年，我受到最长、最重的精神折磨。总算熬过了这场劫难，可多灾多难的家庭又陷入风雨飘摇之中。长期的平淡的贫穷生活磨灭了小刘的坚强和是非感，使他淡忘了自己的斗争史。苦海无边，使她心灵扭曲，她不愿再为这个没有指望的家庭操劳，不想尽母亲的义务，开始好吃懒做、无理取闹、喜怒无常……  

早在成家之前，刘佐夫妻就咬牙切齿地表示非拆散这个家庭不可。老两口果然言出必行，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趁小刘思想起变化的契机，他们拐弯抹角地搞渗透，证明跟江这种人一辈子好不了，使她越发感到前程迷茫……周围的人说啥的都有，但评论低调的对她影响很大。

她不再珍惜自己的过去，不再爱护这个家庭，动不动就摔东西，使本来就穷的家庭更穷。她闲在家不做饭，等待忙得不开交的我去做。做了饭，得意的才吃。不可口的，她会给你掀翻锅。两个孩子她基本不管。30元的工资到了她手，不顾过日子，购化妆品，买高级食品，一天就花光。特别是她疑神疑鬼，让我不能与女老师说话，在班里不能任用女干部，晚上开会迟回来，她一口咬定我搞流氓去了，弄得我生活过不下去，工作无法干，有苦难言，如何是好？她的表现，不见好转，使我焦灼、忧虑、彻夜难眠，陷入痛苦的沉思……

现实引起了我的反思：当年我没有想也不敢想与小刘结成伉俪，总觉得不般配，即使走到一起，也担心中途变故，酿成不幸。只因始作俑者的刘佐坏事做绝，逼人太甚，使我不得不与小刘站在一起，控告他，来有效地保护自己。可现实捉弄得我无法定夺：维持下去吧，难以为继；就此结束吧，顾虑有辱同甘共苦的斗争史，不念患难夫妻之恩，带有绝情绝义之嫌。瞻前顾后，我的思绪只能定位在这个基点上：历史是历史，现实是现实，处理面临问题，只能从现实出发。

一天晚上，静坐在家，我向小刘摊了牌：“咱们自主成家已有13年，现在过得很不好。今天我们都说说心里话！”“我不知道……”想了半天，小刘蹦出这么没头没脑的一句。我继续说：“咱们这个家来之不易，就是到了今天，我也希望你收回心来，把日子维持下去。你应该珍视过去，面向未来…”

“这样的日子我过不下去！”小刘倒很直率。“你当初的山盟海誓，今天就丢得那么干净吗？”“跟上你这么受苦，这么受歧视，而且没有个盼头，我没有想到……”是的，小刘说的是实话。让一个从小娇生惯养、养尊处优的女孩子一下子过上苦不堪言、前途渺茫的生活而不动摇，是不现实的。要求她坚持下去，也是强人所难。  

“既然你已对这个家庭失去兴趣，认为它是一种羁绊，就该摆脱它。我也不愿意让你再委屈下去。咱们分道扬镳吧？” 小刘不作声是默许的表示，我继续问：“两个孩子怎么处理？”“我自己的生活都无着，怎能要孩子…”这是实情。她要的话，孩子未必跟她。“家产由你挑，剩下的归我。另外，我设法筹措200元钱（相当于我七个月的工资），作为对不住你的一点补偿，是很少但已尽了我最大的努力。”

就这样，于1976年10月，经灵石法院判决，我们这个遥遥欲坠的家庭，经过13个春秋，终于破裂。历经艰难险阻、惊动了党中央、几乎轰动了晋中、从某种意义上讲堪称可歌可泣的婚姻家庭，就此解体。

离婚后小刘安排在麻纺厂当女工，食宿在厂，破天荒地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我拾掇了剩下来的一片狼藉的烂摊子，偕同屈灵灵的两个孩子（在波浪汹涌中诞生，分别叫江波涛和江澎湃），鼓起生活勇气，既当爸爸又妈妈，继续苦熬艰难的奔程。

聪明好学、品学兼优的刘云清，只因婚姻问题，被充满“极左”思想、不善教子的父亲逼出家门，她的聪明才智没有得到点滴发挥，最终却沦为“极左”的牺牲品和殉葬人。

像刘佐这样靠政治吃饭、不讲人情世故的人，在荒唐的时代不是个别的。统治者就需要这样一批没有灵魂、甘当驯服工具的人。

 社会的不公酿成类似我这样的人及其家庭不幸的畸形。这种不公，是极权统治——一党专政的必然产物。它表现为最高领导者恣意妄行，长期地、顽固地推行“极左 ”，使大批无辜的知识分子蒙冤受难，株连家族，使国民经济崩溃，使整个国家受损。这段历史该澄清，向后人做个明白交代了。

（作者系九三学社山西省晋中市委名誉主委，原晋中煤校副校长；电话：0354——3113201，13203440484；地址：晋中市文苑街180号原煤校家属宿舍，邮编：030600，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                         2009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