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那个视力仅有0.1，带着望远镜上课考上大学的周芷晴，如今过得怎样了
民国与文革，是中国历史上最百废代兴的两个时期，一个是战乱，一个是内乱。
下面，我们用两篇文章对比一下两个时期的生活水平吧。
酸梅汤与糖
夏天喝酸梅汤，冬天吃糖葫芦，在北平是各阶级人人都能享受的事。不过东西也有精粗之别。琉璃厂信远斋的酸梅汤与糖葫芦，特别考究，与其他各处或街头小贩所供应者大有不同。 徐凌霄《旧都百话》关于酸梅汤有这样的记载：
暑天之冰，以冰梅汤为最流行，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 口，都可以看见“冰镇梅汤”四字的木檐横额。有的黄底黑字， 甚为工致，迎风招展，好似酒家的帘子一样，使过往的热人， 望梅止渴，富于吸引力。昔年京朝大老，贵客雅流，有闲工夫， 常常要到琉璃厂逛逛书铺，品吕骨董，考考版本，消磨长昼。 天热口干，辄以信远斋梅汤为解渴之需。
信远斋铺面很小，只有两间小小门面，临街是旧式玻璃门窗，拂拭得一尘不染，门楣上一块黑漆金字匾额，铺内清洁简单，道地北平式的装修。进门右手方有黑漆大木桶一，里面有一大白瓷罐，罐外周围全是碎冰，罐里是酸梅汤，所以名为冰镇，北平的冰是从十刹海或护城河挖取藏在窖内的，冰块里可以看见草皮木屑，泥沙秽物更不能免，是不能放在饮料里喝的。十刹海会贤堂的名件“冰碗”，莲蓬桃仁杏仁菱角藕都放在冰块上，食客不嫌其脏，真是
信远斋也卖酸梅卤、酸梅糕。卤冲水可以制酸梅汤，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像站在那木桶旁边细啜那样有味。我自己在家也曾试做，在药铺买了乌梅，在干果铺买了大块冰糖，不惜工本，仍难如愿。信远斋掌柜姓萧，一团和气，我曾问他何以仿制不成，他回答得很妙：“请您过来喝，别自己费事了。”
信远斋也卖蜜饯、冰粮子儿、糖葫芦。以糖葫芦为最出色。北平糖葫芦分三种。一种用
离开北平就没吃过糖葫芦，实在想念。近有客自北平来，说起糖葫芦，据称在北平这种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的食物几已绝迹。他说我们在台湾自己家里也未尝不可试做，台湾虽无山里红，其他水果种类不少，沾了冰糖汁，放在一块涂了油的玻璃板上，送入冰箱冷冻，岂不即可等自大嚼？他说他制成之后将邀我共尝，但是迄今尚无下文，不知结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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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芙蓉鸡片是东兴楼的拿手菜。请先说说东兴楼。东兴楼在东华门大街路北，名为楼其实是平房，三进又两个跨院，房子不算大，可是间架特高，简直不成比例，据说其间还有个故事。当初兴建的时候，一切木料都已购妥，原是预备建筑楼房的，经人指点，靠近皇城根儿盖楼房有窥视大内的嫌疑，罪不在小，于是利用已有的木材改造平房，间架特高了。据说东兴楼的厨师来自御膳房，所以烹调颇有一手，这已不可考。其手艺属于烟台一派，格调很高。在北京山东馆子里，东兴楼无疑的当首屈一指。
一九二六年夏，时昭瀛自美国回来，要设筵邀请同学一叙，央我提调，我即建议席设东兴楼。彼此燕翅席一桌不过十六元，小学教师月薪仅三十余元，昭瀛坚持要三十元一桌。我到东兴楼吃饭，顺便订席。柜上闻言一惊，曰：“十六元足矣，何必多费？”我不听。开筵之日，珍错杂陈，丰美自不待言。最满意者，其酒特佳。我吩咐茶房打电话到长发叫酒，茶房说不必了，柜上已经备好。原来柜上藏有花雕埋在地下已逾十年，取取一坛，羼以新酒，斟在大口浅底的细瓷酒碗里，色泽光润，醇香扑鼻，生平品酒此为第一。似此佳酿，酒店所无。而其开价并不特昂，专为留待佳宾。当年北京大馆风范如此。预宴者吴文藻、谢冰心、瞿菊农、谢奋程、孙国华等。
北京饭馆跑堂都是训练有素的老手。剥蒜剥葱剥虾仁的小利巴，熬到独当一面的跑堂，至少要到三十岁左右的光景。对待客人，亲切周到而有分寸。在这一方面东兴楼规矩特严。我幼时侍先君饮于东兴楼，因上菜稍慢，我用牙箸在盘碗的沿上轻轻敲了叮当两响，先君急止我曰：“千万不可敲盘作响，这是外乡客粗卤的表现。你可以高声喊人，但是敲盘碗表示你要掀桌子。在这里，若是被柜上听到，就会立刻有人出面赔不是，而且那位当值的跑堂就要卷铺盖，真个的卷铺盖，有人把门帘高高掀起，让你亲见那个跑堂扛着铺盖卷儿从你门前急驰而过。不过这是表演性质，等一下他会从后门又转回来的。”跑堂待客要殷勤，客也要有相当的风度。
现在说到芙蓉鸡片。芙蓉大概是蛋白的意思，原因不明，“芙蓉虾仁”、“芙蓉干贝”、“芙蓉青蛤”皆曰芙蓉，料想是忌讳蛋字。取鸡胸肉，细切细斩，使成泥。然后以蛋白搅和之，搅到融和成为一体，略无渣滓，入温油锅中摊成一片片状。片要大而薄，薄而不碎，熟而不焦。起锅时加嫩豆苗数茎，取其翠绿之色以为点缀。如洒上数滴鸡油，亦甚佳妙。制作过程简单，但是在火候上恰到好处则见功夫。东兴楼的菜概用中小盘，菜仅盖满碟心，与湘菜馆之长箸
抗战期间，东兴楼被日寇盘据为队部。胜利后我返回故都。据闻东兴楼移帅府园营业，访问之后大失所望。盖已名存实亡，无复当年手艺。菜用大盘，粗劣庸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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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梁实秋《雅舍谈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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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八年陕西旱灾与60年代初的赈灾
西风寒剑
我是陕西人，小时候常听贫农忆苦思甜，在他们讲的事情中，印象较深是民国十八年关中旱灾及三年自然灾害，这二个事件都给上一辈的陕西人留下了深刻的，可怕的记忆。过去了几十年，对老一辈人讲这些故事的神情已经有点慢慢淡忘了，但最近东南亚海啸的赈灾，又让我重新想起了小时听忆苦思甜的时情景。我感觉到，在对待灾害方面，国民党政府的表现其实是很俗套的，而我们伟大的党和政府却曾经表现了空前绝后的创造性，这一点是永远值得名留青史的。
先谈灾情，根据宝鸡县志，“民国十七年宝鸡亢旱十二个月，禾苗尽死，夏秋无收，粮价腾飞，人曾相食。”“民国十八年，天大早，全年无雨，渭水涸竭，车马通行，禾苗枯死，颗粒无收，亩地换小麦一斗，草根树皮食之殆尽．灾民为了生存，拆房卖地，鬻妻卖子。换粮糊口．无奈中壮者外逃求生，弱者坐以待毙，乞讨者甚多，饿殍遍野．”按以上说法，民国十八年的灾难实际上开始于民国十七年，由于旱灾，在连续二季没有收获的情况下，发生了饥荒，演成了一场大灾难。至于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起因一直有些不明不白。在我问起是什么灾害时，我的老一辈也说不清，按他们的说法，地里也丰收，但是吃不到嘴里去。小时候总也没搞明白，既然地里有粮食怎么可能吃不到嘴里去，也搞成个大饥荒出来。其实到今天都还没有完全明白过来。
别的不说，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灾难引起的反应。差别之大，好象一个在人世，一个在鬼域一般。
灾难发生后，国民党政府迅速采取了行动。以下的资料可以提供部分证明。根据中国金融史资料，民国十八年1月8日南京政府公布“民国十八年赈灾公债条例”，规定自本月起按票面九八折发行赈灾公债１０００万元，利率月息八厘，由财政部指定在关税增加收入项下拨给还本付息基金，１０年内还清本息。上行下效，陕西省政府，县政府也忙起赈灾，《同官县志》“合作救济志”一章，记载有“民国十七年，自夏至冬不雨。十八年，旱灾，大饥，斗粟七元余，人食树皮树根殆尽，死者无算。省赈会发赈二千元，面粉二百袋，华洋义赈会发洋一千元，省政府拨发种籽费三千元，地方捐赈六千三百六十八元”。政府一忙起来，小民也起劲，文艺，体育，宗教各界都投入了赈灾活动，从以下几例中，可见一斑。据扶风法门寺文件，民国十九年（1930），国民党元老、华北慈善会会长朱子桥来陕赈灾，在灾情最重的扶风县参拜法门寺,朱子桥立即起草了《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义赈》一文，呼吁各界。如果我们想了解更多，只要输入“民国十八年赈灾”关键词，可以搜出文艺、体育各届的赈活动。那个热闹、热烈简直与前不久全球的东南亚海啸不相上下。反正给人的印象，国民政府的确是很落俗套，根本没有什么创新意识。
再看60年代初的自然灾害，在毛主席和周总理领导下，我们伟大的党和政府的表现出的英明、果敢，创造性与想象力，如果老蒋能知道一定惭愧地要哭死了。首先，我们政府英明盖世的一点是，将有关消息封个滴水不漏，我们的报纸上还是亩产上万斤，形势大好的消息。这样一来，苏修、美帝等国际敌对势力还以为我们真地富得流油哩，这样他们就无法看我们的笑话，他们想假惺惺作态似的提供援助的美梦也就彻底破产了。仅这一点，民国政府就做不到，也不会做。民国十八年时，虽然没有电视，但陕西部分地区大灾的消息还是通过报纸等落后的媒体，传得天下闻名。其次，我们党和政府加大了出口的力度，灾后的年出口比灾前还提高了百分之四十，还提前还了欠苏修的债务。显示了中国人民的骨气，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其三，我们政府也不象几千年前中国的封建皇帝那样，在灾荒之年要求临国提供粮食援助，不仅是这样，在大灾年还无私的援助朝鲜、越南，阿尔马尼亚等其它友好国家。将中国人民助人为乐的美德发挥得彬离尽致。其四，我们大造声势地发动了全国的反满产运动，让广大人民自动自愿地把家里的余粮拿出来交给国家。其五，我们为了保证机密，派民兵把守路口，让那些饥饿的人不得外逃，死也要死在家里。不要说国民政府没有这想的想象力，创造力，执行力，这也是全世界几千年都没有过的事情，我们伟大的党和政府都想到了，做到了，这种创造力与执行力有谁可比？我真是感叹，有这样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中国人什么事干不出来，干不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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