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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今已是他乡──大陆行记

  • 历史
大饥荒没有反抗?北大学生组织发动反共暴动

1971年8月,黄立众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在1949年后的北大历史上,有一些反抗中共政权的勇士迄今未能进入北大的正史,因而鲜为人所知,但他们的名字无疑让那个黑暗的时代、黑暗的北大出现了一抹亮色。他们中除了林昭、黄宗奇、张锡琨等人外,还有一个叫黄立众的学生。…

 

少小离家老大回

    到达温哥华,安顿下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信告诉中国大陆上的亲人们,说我们已居住在加拿大。在台湾时,因为不准通信,顾虑很多,写信时除互道平安外,不敢详谈。尤其不敢告诉他们,我们是住在台湾。来到加拿大后,至少对加拿大政府不必有甚么顾虑。而且可以直接通信,比较方便。

    我写信并寄钱给二弟,教他将父母亲的遗骨合葬。不久二弟来信说已办妥,并附有照片,总算完成了我心头的一件大事。

    一九八八年,台湾政府准许人民回大陆探亲,我和永英也决定回去。于是办妥手续,于四月二十五日,自温哥华起飞,经上海转飞北京。永英的妹夫赵学智,特别从重庆赶到北京来接我们。在他的协助下,我们在北京停留了两天,然后乘火车前往成都,四月三十日晨抵达成都火车站。永英的弟妹们群集在月台上等我们,除七弟在香港见过外,其余的九弟和小弟,她已是三十九年未见面了。小妹是她离开成都后才出生的,还是第一次见面。一同乘车去七弟家,拜见岳母。老人家当年在成都时,我见过一次,别来也是四十一年了。岳父已经去世,但坟墓却因公用建筑而被毁了。

    我欲祭无觅处,无可奈何!

    四月三十日晚上,自成都乘火车前住重庆。永英的六妹永芝在火车站接我们,姊妹俩也是三十九年未见面了。

    五月二日早上,我同永英去南坪二弟家。见到二弟和他的家人。我们分别了四十三年,彼此都老了。我又见到了姚三娘。姚姑爷已经去世。三娘现住她的女婿家。二弟特地接她过来让我们见面。吃过午饭后,我将永英送回她六妹家,我再单独回二弟处,准备次日回老家去。

    现在我才知道了中共占领大陆后,家乡发生的一些事情。先从二弟说起:

    民国三十八年,陆军官校撤离成都。在前往西康途中,邓锡侯和刘文辉宣布投共,派军将军校的部队包围。派代表前来说明,他们也是不得已。大势已去,除此别无他策。劝说投降,或各自回家,二弟选择了后者。回家后与李元德结婚,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力行,很小就因病死了。后来又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名力,次于名李明。祖力远出打工未能见面;李明已结婚,媳妇梁满,刚生了一个儿子。祖力曾与一女人同居。生了一个女孩,由二弟收养中。二弟本人曾去北京受训,不久即被斗争,送往眉山县劳改了二十年。我的第一封信是大公家的业培么叔收到后转给他的,那时他正在劳改营。他请示上级,获得允许后,才敢写回信给我。他是毛泽东死后,四人帮垮台,才获释回家的。他感慨地对我说:

   「对弟妹们,对太太,对两个儿子,都未能尽到应有的责任。在劳改营惟一的收获,是大饥荒年代有公粮可吃,未被饿死。」

    家里,共军到后,先是收缴武器。父亲的手枪被收缴以后,就开始被斗争。先是关在县城里,后来放回家,罚他去为邻人挑水,做苦工,不准任何人拿东西给他吃。邻人见他饿得可怜,偷偷的让他吃点东西。大约是民国四十年三月,他被判死刑。与曾任乡长的文树成,李希成,郑治等七人,同时被杀。父亲死时才四十五岁。行刑的那天,大公家的业培公叔不让二弟前去,因为如果去了,很可能同时被杀。只有三娘,六妹和元德去了。三娘说,父亲不让人扶往刑场,昂首阔步,自己走去。当他看到三娘时,大声地对三娘说:

   「长治,长泽,一定要读书。」

    这就是父亲最后的遗言。

    子弹正中父亲的头部。六妹和元德跑过去将脑浆捧起来,再将尸体搬运回家,觅地下葬。不久有人来说那地是他家的产业,母亲只好又将父亲的尸体迁葬到另一处地方,后来再被人辟为农耕地,幸余么娘记住确实地点。我从温哥华写信回去、敦二弟将父母亲的遗骨合葬时,还是么娘协助将父亲的遗骨找到的。

    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间,当过保长、教员,这就是他被判死刑的罪。加上我投考了国民政府的空军官校,跟国民政府到了台湾,当了国军的空军飞行员,于是就罪上加罪,难逃一死了。我问当时是谁判的?二弟说,就是那位一向为死人做道场的道士。共产党到来后,就任他为乡长。告诉他杀那些人,他就杀那些人。我问他还在否?二弟说,他后来也被共产党杀了。

    父亲死后,共产党将母亲和弟妹们赶出家门。除身上穿的,不准带走一针一线。房屋田产全部没收。母亲带着弟妹们住进戴家湾毛草屋,祖父也一同搬进去,住在一起。家里没有吃的,母亲叫三弟去六见滩三舅娘家要点粮食。三舅娘拿了一点粮食给三弟,但却一再叮咛:

   「长治,下次不能再来。不是三舅娘舍不得,而是上级不准。要是被上级知道了,我也是要受罚的。」

    母亲在走投无路时,只好自己出去要饭。无奈左邻右舍都不敢给,因此一家人经常挨饿。

    民兵共干经常找上门来,要这要那。一天夜里,一批民兵要母亲交出我的党证。母亲说我人都不知道在那里,那来的党证。民兵不由分说,将母亲、二弟、六妹,吊在门外大树上。三个年纪尚幼的弟妹躲在屋内,听到母亲,二弟和六妹的惨叫声,又不敢跑出来,吓得抱头痛哭。

    家里没有饭吃,么娘来将祖父接去住在她家里。老人家冬天要烤火炉,有一次下小心将火炉打翻了,差一点闹火灾,不久又送了回来。共干强迫祖父和大公去为人家做工,匡不动就打耳光,大公三次跳水自杀未遂。大公家的长庆大哥,师范学校毕业,算是高级知识份子,共干将他吊在门外的树上,两脚只离地一寸,但却不能站立。他痛苦惨叫,大公想去救他,共干不准,而且逼他站在旁边看。长庆大哥已经结婚,生了一个儿子。因为房屋已被没收,在屋外的坟土具上搭了一个草蓬栖身。大嫂回娘家去了。一天早上,人们只听到蓬内小孩的哭声,进去一看,大哥已死,小孩还在他的怀中。

    大公死后,没有棺材,埋在曾祖父母的墓旁。

    祖父本来有预先做好的棺材,被共产党拿走了,死后也是草草下葬。

    母亲实在养不活一大家人,姚三娘在云台乡的一位覃姓朋友,愿意领养一位男孩。母亲有意让三弟去,三弟不肯。四弟对三弟说:

   「三哥,你不愿去,我就去罗!」

    结果是四弟去了,取名覃翰林。

    民国四十二年五月,母亲在贫病交迫中去世,只活了四十九岁,从此人亡家破了!余大娘为六妹做媒,让六妹嫁到邓家去,夫婿邓耀杰在吉林,由邓家出路费,二弟送六妹去重庆,然后她独自乘轮船去汉口。还未满十七岁,就被迫离乡背井,远走他乡。在汉口换乘火车去北平,再去东北吉林,与邓耀杰结婚。一同在煤矿场工作,生了两儿一女。邓耀杰因曾在上海当过警察,被判劳改。六妹独自一人持家,将三个儿女养大。

    母亲死后,三娘和姚姑爷商量,让么娘领养小妹,他俩领养三弟。三弟住到三娘家后,距四弟的覃家很近,兄弟俩经常见面,后来又一同去长寿县读中学。毕业后,三弟去余大娘家附近当老师,认识了余自辉,两人后来结为夫妇,生了四个儿子。四弟认识了赵天敏,两人结婚后生了三女一男。

    三弟和四弟参加新疆生产兵团,到了新疆,后来两人回川将小妹也接去。小妹认识了张宝瑜,结婚后生了两男两女。

    我家的房子,共产党没收去,分给原来曾被我家救助的李二。后来房子也被拆了,全部木料被搬到另一处,盖了一户独立屋。李二曾为我家送了一件羊毛衣去大姨妈家,共产党教他去取回来自己穿。

    当我知道了这些事后,悲喜交集。悲的是父母亲死得好惨;喜的是弟妹们都健在,而且一大家人丁兴旺。

    五月三日清晨,我同二弟搭乘轮船去长寿。长江的江面似乎比过去窄了些,山也不如从前的高了。同舱的一位妇人,一直向地上吐痰,旧习惯依然未改。到达长寿后,下得船来,有电缆车直上县城,这倒是一大进步。我们在县城里吃过午饭,然后在街上步行,看看街景。县政府以南的街道已经拓宽,以北的则没有变。我第一次去照相的那个纯真相馆的牌子还挂在那里,长寿县中依然如旧。

    我们乘公车前往石堰。途经葛兰场,在昔日叶云林家门前停了一会。我想到叶妈妈当年煮饭做菜给我们吃,那已是四十七年前的事了。经过普子场时,二弟说余大娘家有一位表弟被人打死,迄今尚未了结。大约下午三时半我们就到达石堰乡,下车后步行到原来的街道上。街道仍然是那么狭小,房屋仍然是那么破旧,街上的石板仍然是那么不平,清源栈仍在。那个昔日看来好庄严的区署,今日竟变得那么矮小。我们走到一家店铺去买香烛钱纸,二弟与老板相识,原来是我家昔日的邻居。那位女人还记得我,但我却一点印象也没有。她说大饥荒年代,我家一带的人民公社共有一百三十七人,结果饿死了一半以上。我暗自庆幸弟妹们都还活着。

    我们步行回岭岗湾。出石堰乡场口时,我远看了一下昔日的小学南宗寺,只剩孤零零一幢房子了。沿途地形地势都已有变化。石垭口的庙已没有了,踏水桥仍是老样。行过踏水桥,先到祖母的坟前跪拜。那坟似乎比我离家时大了一些。然后去父母亲和祖父坟前跪拜,再步行到岭岗□。我站在从前我家的前面细看,房屋十分破烂,屋檐都是歪的,那些瓦似乎仍然是四十三年前的瓦。住在里面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他们也不知我是谁。我向二弟走到屋后曾祖父母和大公的坟前跪拜。然后绕道昔日的芋头田走到前面。旧时的景观完全没有了。我家的菜园、果树、竹林,都不见了。正是:

    西望故乡落日斜、故乡今已在天涯,

    四十三年始归去、只见故乡不见家。

    家不见了,父母亲也不见了。万感交集,满怀怨愤!

   

   我站在坟土具上向四周了望。龙头庙没有了,五华山变矮了,安平寨也看不见了,附近的山头,房舍,也与从前不一样了。四十三年,不仅人事全非,山河都变形了。我十九岁离开这一块土地。

    回来已是六十二岁的老人,铁石人也会伤心!

    我们从小岭岗湾前往业培么叔家。在途中遇到么叔,他也老了。谈起往事,伤感不已。因为天气匆热忽冷,我不能适应,夜里觉得不舒服,第二天起床后有感冒的现象。我同二弟再走回岭岗□。途中遇到长恕七哥。他听说我回来了,特地前来看我。我们一同走到母猪龙河边。那是我们小时候戏水之处。如今河边的竹林没有了,松林也没有了。河面比从前高,原来在下游高洞地区筑了水土具,建了一个水力发电厂。我们在河边话旧、忆旧。河边的石脚盆已淹没了。母猪龙深处的那块大石应该还在原处,小时候光屁股游水的情景犹如昨日。


回到么叔家,再去祖家祠堂,那是小时候读书的地方。在那里见到一位同姓的兄长和嫂嫂,彼此都认不出来了。不久七哥的一家人也来了。七嫂和四个侄女儿都是第一次见面,一群苦哈哈的面容,象徵了故乡的贫苦依旧。
    岩脚??那边传来杜鹃的啼声,教我特别伤感,那是我最熟悉的声音。小时候,每年春夏之交,都曾听到。今年的啼声依旧,但可以肯定不是昔年的杜鹃了。

    午后我们步行去兴隆场余么娘家。业培么叔也一同去。道路和沿途的地名仍有印象。石高滩的渡船似乎比从前大一些,龙溪河却变小了。黄昏时抵达余么娘家,四十三年未见,么娘也老了。余姑爷已九十多岁,表弟余秀然已结婚生子,靠做苦工维生。晚饭后我病情加重,躺在床上休息。么娘坐在床缘上,拿住我的手,慈祥地看着我,欲言又止,令我十分感动。

    次日一大早,我同二弟步行去苦竹崖。么舅娘还在,已八十岁了。我看到祥初表弟和他的太太,然后由他陪我们去昔日外婆住的地方。房子还在,石阶也没有变。再去狮子??,昔日二外公和四外公两家人住的地方。房屋破旧,院子内杂乱无章,外曾祖婆的坟还在。后来我们找到二外公家一位表弟,在他家坐了一会。之后去二外公和二外婆的坟上行礼、回到么舅娘家,又去外婆坟上行礼。

    在么舅娘家吃午饭。她特别做了几样家乡菜给我们吃。四十三年未吃过了,觉得特别好吃。饭后休息了一会,即辞别么舅娘,祥初表弟送了我们一程才回去。

    回到余么娘家,看到刘大娘家的几个表弟。他们是从黄葛场赶来的。大娘已去世多年,姑爷还在,已八十多岁了。次日乘车回重庆,么娘也一同去看三娘。业培么叔在石堰下车,我们即直往长寿,再换车往重庆。将么娘送往三娘家后,我同二弟回到他的家里,稍事休息,我即回赵学智家。次日我请学智为我订两桌酒席,请三娘,么娘和重庆的亲友们吃饭,共话家常,大家都故意不谈伤心事。

    梦里不知多少次回去过的故乡,如今真的回去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不但人事全非,景物也不如旧了。心中多少解不开的结,也只有无语问苍天!

    从小读书就知道我们有四干六百多年的历史,号称文明古国、礼义之邦。然而看看眼前的社会,文明何在?礼义何在?甚至于人性何在?中国人一向都以中华文化自傲,都说中华文化如何伟大。回到中国大陆去,看看那里的政治作为,人民的生活状况,再扪心自问,有甚么值得自傲?伟大之处在那里?

    想到父亲的惨死,想到母亲和弟妹们被吊打凌辱的惨状,我能不伤心,能不恨吗?叙述式的文字,只能记载事实。惟诗能发泄我的一腔悲愤!

    四十三年梦故乡 梦里故乡断人肠

    几回似梦疑非梦 醒后情怀最感伤

    如今果然归故乡 故乡已非旧时样

    房舍田园无故主 亲人不见墓荒凉

    往来尽是新面孔 不解乡音暗自伤

    故旧相逢不相识 耳聋齿缺发苍苍

    提起别后伤心事 未曾开言泪两行

    历尽浩劫幸未死 剩得残生话沧桑

    自从解放天地变 主义政策太荒唐

    一意孤行搞共产 要将传统一扫光

    地痞流氓充打手 无知乡愚坐公堂

    贤达名流屈辱死 知识份子枪下亡

    没收房舍与田产 富人地主惨遭殃

    平时邻里称兄弟 反目无情似虎狼

    前日奴才今作主 似海深恩一夕忘

    吊打凌辱任所欲 公然抢劫又分赃

    野蛮民族无文化 尚知兄弟不□墙

    中华历史最悠久 号称文明礼义邦

    居然如此无人性 文明不见礼义亡

    放眼且向周遭看 几处古迹尚在场

    千年名刹无踪影 合围大树被砍光

    古墓完全遭铲除 破落户是旧祠堂

    幼时居处最堪叹 破瓦歪檐半倒墙

    名花果树无一棵 路径淹没蔓草荒

    昔时梁燕飞何处 村犬不识旧舍郎

    多情杜宇声声唤 归去归去莫旁徨

    日暮归往何处去 故乡今已是他乡

    无情岁月添惆怅 往事如新永难忘

    四十三年梦已醒 家仇国恨满胸腔

    从今不再梦故乡 梦里故乡断人肠


探亲之旅

    故乡愿已了。还有张二娘、三弟、四弟和小妹在新疆,六妹在吉林。我请二弟全程陪我走一趟,他也是多年未见过弟妹们了。秀然表弟也想去新疆,于是我在重庆打电话给成都的七弟,请他为我们买去新疆的飞机票。我和永英先回成都,二弟和秀然表弟于五月二十目前来成都会合。永英留在成都陪岳母,我预计六月底返回成都,为岳母庆贺八十大寿。

    我们三人于五月二十日下午自成都起飞,两个多小时后抵达乌鲁木齐机场,然后乘车前往鸟鲁木齐市张二娘家。二娘老了,所幸身体依然硬朗。表妹先华、妹夫姓应,他们有两男一女,都已结婚生子,二娘已当曾祖母了。表妹为我们收拾了一间客房,晚上又设盛宴款待,谈起往事,都不胜伤感,好在都熬过来了。第二天,表妹的大儿子亲自开车送我们去昌吉市四弟家,二娘也一同去,看到四弟和小妹两家人。小妹第一次见面,很像母亲,只是稍矮。他们都是务农,收入还算不错。住的房子虽然粗糙,足能遮蔽风雨。穿的衣服也能保暖御寒,比我小时候家里的情况好多了。

    到四弟家不久就吃午饭,菜里面的油太多,喝的水也似乎有一种怪味。原来他们用的是地下水,矿物质特重。饭后不久我就开始腹泻不止,乡间又没有医药,我暗想可能会死在四弟家。二娘也急了,她走到外面的树林里去焚香求神救我。回来后在口袋里摸出一个纸包,打开一看,里面居然是几粒土徽素。原来是她几个月前生病,未吃完剩下的。我立即服下一粒,腹泻渐渐停止。继续服用,直至完全恢复正常。第二天四弟用脚踏车载着我去看医生,又拿了一些药,我收藏起来准备万一再腹泻时服用。

    小妹家离四弟家不远,她一定要做一餐饭给我吃。她的厨房里仍然是土??铁锅,烧木材,跟小时候我们家里的情形几乎完全一样。看她作菜做饭的神情,也很像母亲。我离家时,母亲四十一岁,而她今年也正好四十一岁。我坐在厨房一角,愈看她愈令我想起母亲。母亲死时,她才五岁,那么小就没爹没娘了。我问她小时候知不知道我这个大哥,她说知道,只是不知道大哥在那里。她又说,住在么娘家时,有一次被么娘责骂,她负气跑到兴隆场街上,躲在一家人的后院里,晚上等那家人吃完饭后,都离开厨房了,才走进厨房去偷饭吃。又有一次,也是被么娘骂了,她竟独自一人走到云台乡三娘家找到三弟和四弟,后来三弟再送他回么娘家。

    我原以为新疆的情况不如四川,不料却出乎意料的好。他们种的地是从政府租来的,每年按规定缴纳多少粮食给政府,其余就是自己的。因为有灌溉系统,所以不愁天旱,每年的收成都不错。自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当权,允许私有财产。四弟曾养过貂,赚了一些钱,生活情况称得上小康。

    四弟说他们刚到新疆时,真的是赤手空拳。经常吃不饱,穿不暖。他与赵天敏结婚时,被子枕头都是二娘为他俩送去的。二娘把他们当自己亲生的子女看待,他们也把她当父亲看待。天涯海角,有如此亲人照顾,是缘也是福。四弟讲他在生产大队时的故事:他说有一次他私自养猪,被人告发了,前来收查的人又在他住处找到两颗手榴弹,于是开斗争大会,问他私藏手榴弹准备炸谁?他回答说是准备炸省领导的。这下子把他们的大队长吓坏了,说他胡说,命令马上停止斗争,事情也就不了了之。我问他为甚么敢那样讲?他说,理由很简单,在我们大队里面,有人要炸省领导,大队长居然不知道,他如何脱得了干系。如果继续斗争下去,大队长就要被斗争了。他最后才感慨地对我说:

   「大哥,这种斗争场面,我见识多了。我早已横了心,随时拚命。只要有人不怕死,敢来要我的命,我就决心跟他同归于尽。就是因为我敢于这样,才能活到今天的!」

    我既感动,又佩服。在那种弱肉强食的社会里,只有随时不惜一死的人,才能存活。四弟,从苦难中长大,居然有这样的胆识,我自愧弗如!

    我对小妹说,虽然她小时候很苦,然而长大后却能跟四哥住在附近,有四哥照顾,这也是福气。在我们六个兄弟姐妹中,只有她们两兄妹最幸福,实属难得,需知珍惜。

    在四弟家住了几天,我们动身去伊犁三弟家。二娘、四弟夫妇、小妹、二弟,秀然表弟和我,共七个人,估计要乘两天的汽车。四弟坚持不让我花钱,由他同小妹负担全程的费用。那汽车是硬木板坐椅,公路修筑于戈壁沙漠上,一路上尘沙飞扬,中途住了一夜,第二天下午黄昏时才抵达三弟家。看到三弟,兴奋,伤感,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的太太原来是我读小学时,同班同学余自淑的妹妹。他们以种植果园维生,工作很辛苦,但收成也不错,说得上丰衣足食。

    三弟已知道我们要去,早已准备好床铺被子。他的家在伊犁乡下,他说房子是自己盖的,周围是果园。离住家不远处有一个小山坡,站在山上就可看到中俄边界。他养了一匹骡,用来拖水果到马路边或市场上去卖。跟四弟一样,幼年时的苦难,将他磨练成一条敢做敢为的汉子。能够活出来已不容易,背井离乡,在外面能撞出一片天地,更不容易。

    二娘最有心,她教三弟做粽子,粢粑给我吃。那是从前在家乡,过端午和中秋节时的食品。我们几弟兄在三弟家前面的院子里打粢粑,真是一乐。粽子我在台湾时常吃,粢粑一直未吃过,打粢粑也是四十三年来的第一次。

    我们乘坐三弟的骡车去伊犁市,那里有一个游乐场,内有云霄飞车,二娘居然敢坐上去,飞翻滚转一阵下来,面不改色。街上有百货公司,专卖时装,街道也相当宽敞,可能是靠近中俄边界之故,比国内的一些城市要进步很多。

    一天下午,我们在三弟的果园里闲谈。四周无人,我将我几十年来在外面的生活情况告诉他们。我干过甚么工作,当过甚么官,他们才知道了我的底细,然后他们再讲一些各人的际遇,冥冥之中,似乎确有一股力量在巧为安排,在大动乱之后、我们居然都还活着,又能相聚在一起,这岂不就是证据?因此我劝大家,过去的已无能为力了,要珍惜现在,努力未来。我们这一代虽然年轻时都很苦,毕竟已熬过来了,希望下一代比我们幸福。

    在三弟家住了将近一个星期,我们在公路旁的汽车站告别,又乘车返乌鲁木齐。小妹和四弟的太太在呼图壁下车步行回家,我看着她们离去,不知何时再见,心中一阵酸楚。四弟陪同我们前往二娘家,次日我在鸟鲁木齐市设宴款待大家,下午我同二弟辞别二娘和表妹一家人,赴机场乘机前往北京。四弟亲自送我们王登机门口,同样的,也不知何日再见。

    我曾问过三弟和四弟,有没有回故乡去的打算?两人都说:

「大哥,这里就是我们的故乡了,还有那里是故乡?」
    他们的心头同样有一个解不开的结。那个出生地的故乡,有太多的苦难,太多的伤心。当年是被迫逃走的,余痛犹在,如何回去?

    我有同感。那个故乡,教人又怀念又伤心。在新疆的这一段时日里,另有所感。特填浪淘沙词一阙,以志不忘。

    飞越太平洋,又到新疆。年年魂梦绕家乡,今日却来万里外,共诉衷肠!

    不复少年郎,历尽风霜。似曾相识旧模样。往事不堪重记取,无限凄凉!

    我同二弟从北京换乘火车,经两天一夜,抵达吉林通化。六妹教她的长子邓琪和媳妇刘坤在车站接我们,然后坐了一段公车到达浑江市,再步行到六妹家。看到六妹,悲喜交集。当听到她叫我大哥时,那声音似孰悉,又陌生。毕竟四十三年了,我老了,她也老了,想到她小时候的模样,再细看眼前的她,几十年的磨难,完全变成了两个人。当年母亲想要一个女儿,她出生以后,母亲特别疼爱,我也特别喜欢这个妹妹,想不到一生中居然受那么多苦。母亲泉下有知,一定也会伤心!

    她初到吉林时,在煤矿场工作。先是在矿坑内推煤。据她说,坑内经常有土石坍塌,非常危险,随时都可能丧身坑内,因此也随时都有警觉心。偶有预兆,就尽速往外逃,后来在坑口管电器。在妹夫邓耀杰被抓去劳改期间最苦,独自将三个孩子带大。我看她家的情况,远不如新疆的三个弟妹。妹夫仍在外做苦工赚钱,她已退休,每月的退休金不足以养家活口。

    我和二弟在他家住了五天,临行时他亲自送我们到火车站。离别了四十三年,终于见面了。然而这以后还能再见吗?我没有把握,只有硬着心肠走了。探亲之旅,至此画下句点。下一辈的,除二弟的长子和三弟的长子未见到外,其余的都有一面之缘,一个个都长得很健康结实,颇感欣慰。

    到北京后与二弟分手,他回重庆,我去成都,准备与永英会合后,同返温哥华。

    中共在中国大陆上实施严格的新闻管制。很多事情,在国外知道的都不够真实。在没有回去以前,就已打定了主意,希望能弄清楚这四十多年来的真象。重庆离我的故居只有一百多公里,那里发生的事,最具有代表性。此次回去,在重庆停留了十天。口问、目见、耳闻,可谓收获丰硕,既精采,又惊心。

    四十三年前,我曾多次在重庆逗留,对一些街道地名尚有印象。如今抗战时期的精神堡垒已改名为解放碑,听起来颇为刺耳。惟民族、民权、民生三条街的名称仍如旧。是共产党不敢改,或故意不改而另有用心?令人费解。

    且听一位计程车司机告诉我的一些事情:

   「重庆是毛泽东死亡,四人帮垮台以后才安定下来的。在文化大革命那一段时期里,全中国以重庆斗得最厉害。很多高级干部被红卫兵拖出来,游街、拷打。当时的重庆市长,颈上挂着一个很重的牌子,被罚跪在解放碑前晒太阳。后来另一派起来反扑,满街打斗。先是拳脚棍棒,后来是真刀真枪。连机关枪和大炮都用上了,军舰也加入凑热闹。长江这边的军舰,和嘉陵江那边的舰炮互轰。街上店铺关门,学校停课,街上到处是死人,无人收尸,全部抛入长江,任水冲走。」

    听得我毛骨悚然。在国外时曾看到过一条新闻,说是在武汉曾发现很多从四川飘流出来的尸体。又有一位诗人写的诗,说长江是一条裹尸布。对照之下,那位计程车司机说的就更为真实了。

    我在街上找到一本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出刊的《新观察》杂志。里面有一篇题名<二十年来是与非>的文章,说得更为详尽。

   「十年内乱,先是运用『四大』口诛笔伐,继而棍棒刀叉,最后是机枪大炮。『天下未乱蜀先乱』,四川在文攻武斗的号召下,发生了大规模武斗。那些红卫兵小将,一手拿枪,一手拿毛语录。高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向一梃吼叫着的机枪冲去。打扫战场的时候,许多『烈士』还紧握着浸透鲜血的红宝书。武斗高潮刚过不久,我回四川探亲,顺便去母校看望师友,他们大都到干校『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去了。宽广的大操场,杂草丛生:笔直的林荫道,落叶满地;荷花池,浊水一潭;图书馆、蛛网密布。昔日书声朗朗的校园,死一般寂静。生物楼旁边的灌木丛中露出一块块石碑。我指着石碑问迎面走来的一位小姑娘:

   『那是什么?』

   『烈士墓。』

   『什么烈士?』

   『我们八、二六的死难烈士。』

    无疑,她一定是八、二六的『小战士』。

    走进灌木丛,这才看见,每块石碑后面,都有一座用水泥砌成的地堡似的坟墓。墓碑的正面刻着烈士的遗像,和『□□烈士之墓』几个大宇。背面刻着烈士生平。其中都有类似的几句话:『我,八、二六战士□□□。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卷进了殊死的斗争。□年□月□日,在斗争中英勇牺牲。』

    牺牲的男女学生,有的留学生头,有的扎着小辫子。看着那一张张稚气的睑,我禁不住鼻酸。年轻的同学啊!学校原本是你们学习的场所,没想到竟然成了你们的墓地!

    迷信加剧了武斗,武斗破坏了生产。过去逃荒要饭,卖儿鬻女的悲剧,竟然在天府之国重演!」

    文化大革命,真的是革文化的命吗?我问过不少人,答案几乎是一致的:

   「那是口号,实际上是夺权斗争。从前的军事战争是向国民党夺权,文化大革命是向党内夺权。毛泽东发现他的意见居然有人敢反对,他的命令居然有人敢不遵照执行。他警觉到,长此下去,他将大权旁落,后果不堪设想,但又不能动用军队。他想到了,人数最多,而又最容易诱骗和驱使的青少年学生。他指使江青等人组织红卫兵,自成一个体系,在其直接指挥之下,排除法律的约束力,仗人多势众,准备将所有反对他的人打倒。开始时确是惊天动地,来势汹汹,也真的打倒了不少人,如刘少奇,贺龙等,连邓小平也被送往江西劳改。后来反抗势力兴起,重庆的反抗最激烈,很多军队主动加入反抗阵营,开始动用武器。赤手空拳的红卫兵牺牲惨重,毛泽东知道大势已去,才草草收场。然而,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共产党内的权力斗争,几乎将整个国家都毁了。」

    在台湾时,我曾看过一部名叫「皇天后土」的电影,内容就是描述文化大革命。我将电影中的情节讲述给陪伴我的人听,想不到他的回答却令我吃惊:

   「电影,毕竟是假的。照你所说的,那部电影的内容,尚不及真实情况的十分之一。我是见证人,我看见的是血淋淋的事实。如果不是亲眼看见,亲身经历,由别人讲给我听,我一定不会相信。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家,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中华民族,究竟是一个甚么样的民族?」

    在台湾时,我也曾怀疑过,总以为是政治宣传,政治教育,故意将中共说得很坏。现在我才知道,中共实际上比外面知道的坏得多。其坏的程度,只有亲眼看见,亲身经历过的人才会相信。

    居然有素不相识的人,辗转托人来求我,将他们的儿女弄到国外去。他们的理由是:

   「我们老了,快死了,不重要了。但是我们的子女还年轻,我们下希望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成人。」

    言下之意是:中国大陆已经不是一个「人」的生活的环境。他们毫无保留地批评:文革期间,整个国家没有法律,没有伦常。那简直是一个野蛮社会、禽兽世界。

    我说现在文革不是已经结束,四人帮不是垮台了吗?他们教我再看<二十年来是与非>那篇文章的结尾:

   「经过十年浩劫的中国人民,绝不希望文革悲剧重演。但会不会有人像鲁迅笔下赵太爷一样,『革命以后,他便将辫子盘在顶上』等待有朝一日『皇帝坐龙庭』呢?虽然人民群众已公开宣告:『秦始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但免不了还会有遗老遗少的。

    要防止文革悲剧重演。必须健全民主法治,根除人治。即使再出现四人一帮,五人一伙,也不会在神州大地掀风作浪。」

    确实还有遗老遗少。在一次饭局中,我曾亲自听到有人说:

   「要是毛主席还在就好了。现在的改革太不像话!」

    至于根除人治,虽然是人民大众的愿望,但是人治却是中国政治人物病入膏盲的绝症。那种症一定要人亡,然后才「政息」,但继起的人也患了那种症。由此可知,要在中国健全民主法治,除非给所有的政治人物换血。那些不愿意年轻一辈的子女们,在中国环境里长大成人的人,大都看清楚了这一点。对中国的政治人物没有信心,也不存任何希望。不论在经济上如何改革,不论国防力量如何强大,如果在政治上的人治不能根除,那经历了四千多年,治乱交替,而且是治少乱多的情况将一再重演。要想长治久安,何异缘木求鱼?

    我原以为人们甚么都不敢讲,因此开始时我甚么都不敢问。渐渐地,我以试探性的口吻发问,所得到的回答比我预期的还要详尽。后面的问题都是我提出来的,回答的人则有多位。

    问:「红卫兵的真正头子应该是毛泽东。为甚么你们只称四人帮呢?」

    答:「毛泽东如果不死,那就是五人帮。前面说的四人一帮,五人一伙,那个五人就指的是毛泽东加上四人帮。红卫兵确实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

    问:「海外曾有传说,周恩来是被毛泽东整死的,是真的吗?」

    答:「传言很多,有此可能。清朝时慈禧太后自知将死,但她知道,如果光绪皇帝不死,她死后就难免不被鞭尸,因此她派人送药去先将光绪皇帝毒死。今日之事亦然。毛泽东早知自己不久人世,他也知道周恩来并不完全同意他的一些政策。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做了很多反面的事,譬如暗中保护某一些被整的人,派兵保护某一些古迹,毛泽东必然知道,但却不敢明目张胆地整他。等他生病住进医院,毛泽东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听说毛泽东曾去医院看他,等毛泽东走后,周恩来就意有所指地对他的太太说,恐怕不能活着离开医院了。很多共产党的高级人员进医院后,都是『只准活着进去,不准活着离开的。』周恩来何等聪明,岂有不知之理?」

    问:「毛泽东曾将邓小平捉去劳改,但并未杀他,后来又起用他,这是甚么道理?」

    答:「如果没有周恩来暗中保护,邓小平可能活不到今天。毛泽东起用邓小平是林彪败亡以后的事,那时毛泽东已知道文化大革命不可能成功了。由于林彪的反叛,使他更警觉到自己已四面楚歌,他必须找一个人出来收拾烂摊子。他发现邓小平是比较适当的人选,因此才起用他,同时又有示恩图报之意。希望死后,邓小平对他本人和他的家人不要过份为难。」

    问:「以现在和过去相比,你们有何感想?」

    答:「现在当然要好一些,至少吃的穿的都不再像过去那么贫乏,也不再一天到晚开会,人们心里比较实在一些。」

问:「会不会再回复到从前的那种状况?」
    答:「在中国大陆,凡是可能的都不能说不会。惟一不同的是,人们已习以为常,也不再害怕了。共产党已把人们教育得能随机应变;不再像过去那么老实,那么听话,那么容易受骗。虽然现在仍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但因为过去太乱,太穷,大家都不愿再过从前的那种日子。只要稍有改善,大家就会感到满意。」

    我想起了孟子的话:「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但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过些时必然又会不满足现况,如果处置不当,必然又会大乱。

    过去人们将中国大陆称为竹幕,表示其仍有缝隙,可以窥探。实际上中共比苏联管制得更为严密。内部情况之糟,之乱,外面知道的实在太少。同时人们也低估了大陆上民众的胆识,以为他们不敢反抗,不敢讲,任由共产党摆布。这次回去,真教人大开眼界。很多秘而不宣的事,都打听到了。所得的结论是:只要共产党当政,中国大陆就不得安宁,关键因素就在于那个人治──中国人的致命伤。


◆ ◆ ◆ 【以上内容完】 ◆ ◆ ◆

    以上《故乡今已是他乡──大陆行记》,标题为【析世鉴】制作组所拟,是以《风云际会──一位退役飞将军的回忆录》(台北: 麦田)上刊同名各章内容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网际网路首发【析世鉴】。

    作者祖淩云,生于中华民国十五年(西元1926年),四川省长寿县人。中华民国退役空军少将。


◆ 【彰往可以考来□后顾亦能前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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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云: 故乡今已是他乡──大陆行记 全文完)

故乡今已是他乡──大陆行记

纳闻 | 真实新闻与评述:故乡今已是他乡──大陆行记
告密是陋习 亲亲相隐是正道

“告密”这个词因为含有变节和背叛的意思,向来带有贬义;好在汉语博大精深,后来又有“检举揭发”等词汇替代它。 揭发检举就是举报他人的过失或违法情事。《西游记》上有:“你在这荒郊野外,一连打死三人,还是无人检举。” 在我们接受的教育里,告密和检举揭发的区别是,告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