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正文

后20大时代 困在“做好人,保江山”模式里的习近平

习近平执政十年,其最重要的调整是将“保江山“置于最高的政治位阶。他所要保的是带有原教旨色彩的“红色江山”,打造一个汲取了邓式改革中某些元素的毛式的2.0
升级版的管制型体制。

图为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发表讲话

(德国之声中文网)十年前,中共十八大前夕,笔者曾在其他媒体写过一篇评论胡锦涛十年为政的文章:“绕着走的胡锦涛时代“,文章以“做好人,保江山“概括其执政。十八大召开期间,又续写另一篇关于新领导人执政理念的预测性分析文章,标题是”还要做好人,保江山?——谈中共新领导人的执政理念“,当时编辑删去前面的主题,以副题为题发表。

所谓“做好人,保江山”就是说在保证共产党政权的前提下,在可能的范围内为老百姓做点好事,满足其某些期望。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江山(政权)的本质是何?谁是江山真正的主人?古今中外政治领袖鲜少不以为民谋福为执政口号的,而又常常制造灾难,怎样才能保证领导人真正做到“做好人”而不造恶?而当“做好人,保江山”两者发生矛盾,主政者又将作何裁决?是将“保江山”置于首位不惜像“六四”那样动用军队杀人,还是尊重人民的意愿,听取人民的心声,让其有表达与选择的自由?“
这些或才是问题的关键。

在之前提到的第二篇文章中,笔者曾预言,习大体上也还会执行类似的路线,但在解决这两者的张力上面临新的挑战。
十年过后,我们该怎样来重新看待当初这些判断?这种“做好人,保江山”的思路又面临怎样的瓶颈?

保江山与习近平时代

概括习近平的十年执政,如果抛弃中国官方那些华丽的奉谀之词及国内外学界的一些学术性分析用语,“做好人,保江山”依旧是一个可以拿来做个便捷分析的工具。就“做好人”来讲,习自上任,就不断宣称要为人民谋美好生活,所谓“扶贫”等政策的推出或许最好地体现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相信,类似政策也确实会有其成效,但是否像官方宣示的那样消除了贫困,却是大可怀疑的,且这种运动式扶贫,一阵风过后,因严格的抗疫政策、家人的患病、经济下行等因素造成的返贫现象,也许就不在官方的宣传之中了。

习近平与前任们在“做好人,保江山”上最大的不同,或许就在两者的优先序列和重心安置上。尽管邓、江、胡时期也从来没有放弃将“保江山”作为要务,但鉴于“文革”的教训及“六四”镇压造成的压力,他们给与“做好人”更大的顺序权重,尽量顺应民意,与民休息,给与社会适当的自主空间,让经济得以恢复、发展,以“做好人”为基础来“保江山”。

但这种“放”的政策的实施在造就经济与社会的活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自主性增强、文化多元种种现象,且因政治改革的缺失衍生腐败蔓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可能会反过来会威胁到“江山”的稳固,引发旧的“江山”的蜕变、松动、变型。官方面临的这种矛盾、悖论,事实上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改革开放,也是造成“八九运动“产生的一个深层原因。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今日中国面临的新的时代课题是这种“做好人,保江山”的模式的内在矛盾已经无法有效地维系其协调、平衡,需要做些根本性的调整、突破。习近平是在这种局面下执掌大权的。

而通观十年习近平的执政,其最重要的调整、执政基调,是将“保江山“置于最高的政治位阶,重中之重;”做好人,保江山“的秩序颠倒为“保江山,做好人”,是在”保江山“为前提下,来确定、衡量某些”做好人“的政策是否必要、实施的范围与做法。邓、江、胡时代的”保江山“带有实用性,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淡化;“保江山”可以归结为确保中共的一党专制,但并没有那种毛时代的要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的整体极权主义特征。论证“保江山”时常用一种权威发展主义的论述:如此可稳定社会,推动经济发展;对未来在中国落实民主自由亦给出些许含混模糊的可能性想象。这也是中国内部能够在后文革甚至是后“六四”镇压后,不同的社会精英依旧能维系某种平衡、对未来抱有希望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习的不同在于,他所要保的江山是带有原教旨色彩的那种“江山”,要消除那种因改革开放、国家管理的现代化所造成的江山的某些斑驳色彩,重新再造一统的“红色江山”,打造一个政治、社会、文化、经济、意识形态诸方面都要符合其所规范的标准的江山,一个汲取了邓式改革中某些元素的毛式的2.0
升级版的管制型体制。从对孩子们的“红色基因”教育,到对“文革”及整个毛时代历史的翻案,经济上对民营企业的挤压,政治上大权独揽,纵容个人崇拜泛滥,意识形态上、外交上大讲斗争……所有这一切的指向皆在于达成此目标。

也是从“保江山、做好人”这个角度,我们可更好地理解习最重要的政治举措“反腐
”运动。显然,这是一个符合两者需要的逻辑必然。首先,它是服务于习近平打击对手巩固权力的手段,其次,也可以借此清理不符合习式标准的人士,净化队伍“保江山“,驯化具有个性的官员;而最后,它也可以符合“做好人”逻辑的某些需要——回应民众中因腐败、贫富不均而产生的对官员的愤怒,同时打击那些与这些官员相联的企业家商人,适当重新分配资源,给民众提供民粹式的心理满足发泄渠道,修补些政权的合法性缺失。事实上,没有任何人会反对惩治腐败,但习式的这种反腐不仅因惩治贪腐者自身不受任何约束,因此也必然会滥权腐败,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破坏法治,而且从根本上也是无法根治腐败——那些层出不穷的巡视大员、纪委高管因腐败而被查的本身已经证明这一点。

人民的江山,习氏的江山

二十大前后,中共不断开动宣传机构,宣传所谓“江山是人民“、”人民是江山“的论述。这其实毫无新意,即便是传统时代,中国的所谓”民本“思想也与其极为类似,相差无几。传统的帝王从来也都是一边宣告”朕是江山“,同时也要唱几句“民为江山社稷之本”的高调的。多年前有一首彭丽媛主唱的歌曲“江山”,是同名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曲:“打天下,坐江山,一心为了老百姓的苦乐酸甜。谋幸福,送温暖,日夜不忘老百姓的康宁团圆;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挂念;老百姓是山,老百姓是海,老百姓是共产党的生命源泉……”听上去婉转悠扬,正应了那句俗语:“唱的比说的好听”!

但所有的问题在于,想着老百姓的苦辣酸甜,为民谋福时可谓苍生有幸,忘记百姓的康宁团圆,饥寒交迫之时,百姓又奈何哉?古代的灾难性的例证比比皆是,即便是当代,前有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中共自己也称为“浩劫“的文革,当下有因官方强力推行“清零”所带来的百姓的各种痛苦、损失,“人民”又有何质疑批评的权利?哪怕是以“人民”的生命、健康为名义如此行事,但其决策过程、依据显然都不为“人民”所知。“人民”依然是被动的被驱使者,没有丝毫的知情权、决定权。

前几年,习近平治下的智囊们就开始宣传所谓“人民主体”论,但事实上,这种抽空了每一个具体生命内涵、权益的“人民”集合,从来都只是专断者的托辞,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历史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每个独裁者都以“人民”的名义行事,自己等同人民,是人民的化身,人民彻底成为权力的客体,最后遭殃受害。当今之世那些口口“人民”的左右翼民粹主义者们,往往最终也会让他们口中的“人民”付出巨大代价。“人民”一词滥用之日,往往就是独裁者、野心家们滥权之时,这几乎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人民”只有在其中每个个体的权利得到尊重、意愿得以正常的表达的前提下,才会获取某种现代意义上的主体性;“人民”只有具有了民主与法治的制度渠道,才能对权力能行使选择与约束的权利,真正落实“江山属于人民“。

十年来,笔者不断向各种朋友说明的一点就是:理解习近平的政治一点也不困难,归结起来就是个人固权及保江山。这是贯穿其执政的一个基本线索。事实上,这种“保江山”的企图也不让人意外,对这样一个红二代,其青少年观念定型期所受的全是毛式灌输教育,且其政治利益、上升途径与这体制及中共的元老裙带帮衬政治息息相关,让其不保江山,不保现政权也是不现实的。在后强人政治时代,对这样一个缺乏政绩,除操控权力的能力外资质平平的人来讲,一旦因缘际会上了大位,保江山与巩固个人权力就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制度性资源就是最大的资源;自己是体制的代表,维护体制就是维护自己,维护自己就是维护体制;冠冕堂皇,自然而然。而邓小平当年六四镇压后那种黑帮式的有关“核心”的政治设定——每个时期都要树立一个领导核心,显然也赋予了习压制他人确立党内自己绝对权威的借口。习在党内的收权与中共针对全社会的收权是并行一体的。加之习上位正逢代际替换,随自然老去弱化的前政治势力,高层政治人物及家属的腐败给与他打击对手以极好的口实,且几个偶然事件如王立军进入美国领馆、令计划儿子的车祸也给习瓦解薄熙来、令计划等政治对手提供了机缘,现代监控高科技又可以将所有潜在的高层反对活动难以形成,……这一切都帮助了他以保江山的名义巩固、扩大了个人权力。

需要指出,“六四”镇压后,中共上下官员特质的变化也是造成习大权独揽,定于一尊的一个深层因素————经“六四”后的清洗,中共内部再也没有那种理想型、可以为民众、国家的利益,为某种理想、原则而肯牺牲自己的前途、权位的官员,个人的仕途,豪华的享受,利益的诱惑,腐蚀掉官员的意志,让他们在面对习的一些做法可能最终会危及民众和国家的利益,违背中共经文革的教训所形成的一些机制走向独裁的集权过程中,俯首称臣,惟命是从,可谓真正“竟无一人是男儿”了。两个画面形象直观地展示了中共内部政治运作的现况,也预示着未来:一是胡锦涛被强迫带出会场,那是一种习式的暴力压制整合全党的象征,是二十大的本质;另一是二十大后习近平带新科常委访问延安,报道中可看见一个画面:当习讲话时,另外几位常委不断地点头称是,承奉之状行如臣仆。这是近几十年中共政治运作中少见的场景,以往更不会公开报道。中共政治从此进入一人独断时代。就习的集权程度来讲,且不论江、胡时期,甚至也甚于毛、邓时代,毕竟,那个时代还有因战争年代形成的各种元老势力集团造成的事实上的某种权力牵制。而独断的权力最终会带来灾难,也是古往今来大概率的权力运作规律。

绝望时代的希望

邓时代确立的退休制度有两个背景,都是巨大的灾难换来的,一是文革,二是“六四”。文革后政治上最大的讨论就是要推动民主,废除领袖终身制,虽制度上有些相应规定,但并没有完全落实,邓尽管几次宣示但并没有践行,此也是造成“天安门运动”、“六四”镇压的一个重要政治原因。“六四”后因承受巨大的压力,邓最终选择退下,开启中共事实上的退休制度。这种并不很规范的制度,却因权力运作具有某种可预期性和相对的规范性而带给中国政治几十年的相对稳定和某种活力。人们可以借对过往邓时代的参引,对下一位执政者的寄望来对现实展开某种批评;精英层及社会大众对未来也可抱有某种希望——对江执政的不满,可以期望胡;对胡的不满,可以寄望习;二十大之后,这种现象已成绝响,人们没了对未来的希望,甚至也没了失望,而代之是一种迅速蔓延的绝望;这对精英层讲尤其如此,那最后一点残破的希望被严酷地打碎。人心失散,“润”(移民)潮加速。后文革时代由对文革的反思及改革开放所燃起的、衔续的曾被中断的百年中国民主、自由梦再次破灭。一个巨大的历史轮回终结。

这种局面的形成,除习近平的个人因素,究其根源,也是与中共的体制以及旧的改革开放的模式有关。那种“做好人,保江山”式的改革开放,缺乏一个整体的文明视野,明晰的制度指向。并没有将公民的主体性、个体的权利这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放置首位,没有突破“江山”与“人民”关系上关键性的调整,“人民”为本可虚可实,含义可以随意调整,而(共产党)“江山“为本则是毫不动摇。制度尤其是政治权力的产生与约束并没有得到重大改造,习对改革开放进行清算也就有了制度性依托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根基。前有“六四”镇压,今有习氏专权。所以,在造就这种局面上,从邓到江、胡都难逃其责,也最终都自食其果。

 “做好人,保江山“模式走到今天面临一个瓶颈,到了框架必须做根本性调整,江山须再造的时候,以适应中国人要做一个更完整的具有主体意识的现代“人”、民族的现代文明构建迈上台阶的要求。今日真正要“做好人“,恰恰不应再是那种父权式的姿态与方法,而应是改革体制,真正赋予国家的公民及社会以自主权利,引领改革开放跨越决定性的一步,升级”做好人,保江山“的2.0,
3.0
版;“做好人”的标准不再是某些恩惠政策,而是“改造江山”,保证官员从此都必须做好人,不做坏人,恶人;“江山”真正成为人民的江山,“人民”不再是一个被动的空洞的指涉名词,而具有作为公民集合的现代意义上的内涵;公民自己保自己的江山,选择代理人,彻底消除“做好人。保江山”两者之间的内在紧张,去除现在那种“做好人,保江山”中暗含着的“江山“可能被“人民”推翻,“江山”与“人民”可能的对立的逻辑;“江山”从此不再是皇权式的、需要不断地“保”的“江山”。

但遗憾的是,习文明视野的缺陷、现代意识的阙如、
“保红色江山”的执念,自身的权力欲望,让其囿于旧有的模式、方法,而无法突破旧的“保江山”的思路。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岁月里,因“保江山”采取的大规模的监控措施注定会进一步消解社会的活力,由此造成的某些恶果、压力如经济的下滑加之外部的反感、压力会反过来会强化习“保江山”的意识;“保江山“
与”做好人“两者之间的紧张与矛盾会进一步凸显,由此进入某种恶性循环;民族主义可能会被习用来化解这种紧张的手段而得到强化。最后习也很可能会因此走到为“保江山”而“做恶人”
的道路上去,让民众为习式的“保江山”再次付出沉重的代价。当下的“清零”政策、近来对斗争的宣示以及二十大报告对“安全”的强调,都已经在给我们展示了这种可能的前景。

十年前那篇文章结尾时曾提出一个问题:鉴于改革的事态已经走到一个严重的地步,是要“扭转乾坤做伟人,还是甘当庸人、甚至成为历史罪人?”答案或许可由读者自行给出了。

人是希望的存在,不会没有希望而存活的,一个民族的命运与活力也取决于这个民族的希望,希望的能力。绝望的好处或许就是不再抱任何虚假的希望,也不再轻易失望。生活会继续,政治也不会从此平息,以往时代种下的种子也不会就此消亡。在绝望的沉寂中新的希望或许已开始酝酿,未来的历史会揭示这一点的,只是当下,绝望的暗淡迷雾会继续笼罩一段人们的心灵。

张伦:长期观察中国问题的政治学者,法国赛尔奇-巴黎大学教授,Agora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历史与未来“网站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