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闻记者钱明宇综合报导)
人权组织正在推动一项法案,以建立一个国际制裁网络,以惩罚中共政权,因为他们称之为“史无前例的邪恶暴行”,即强摘器官。
该法案规定,任何人强行从另一个活人身上摘取器官、储存或运输器官、运营设施以进行这些器官的移植手术、接收器官、做广告、资助、经纪人或从中获利都是犯罪行为通过其他形式进行的可怕实践。
台湾人权律师兼世界宣言法律委员会主席朱丽莎(Theresa Chu)表示,当国际机构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时,该措施的产生是为了在国家层面制止滥用行为的紧迫性。关于打击和防止强摘器官,台北的一个倡导组织。
北京强摘器官的主要受害者是法轮功的修炼者,法轮功是一个独立法庭,于 2019 年成立。由冥想练习和以真、善、忍为中心的道德教义组成的精神修炼的追随者一直受到迫害。自 1999 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镇压运动。
为法轮功受害者辩护约 20 年的朱先生回忆说,近 10 年前与联合国官员会面,并提交了一份由来自 53 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150 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呼吁联合国谴责活摘器官。
会见期间,朱向官员讲述了法轮功学员“被强摘器官杀害”的“死亡集中营”和“秘密集中营”。 她说,这些集中营几乎遍布中国的每个城市。 她提醒官员他们有责任调查和定位这些地点。
“官员们没有质疑‘死亡集中营’指控的来源,”朱在 3 月 22 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于器官摘取的虚拟会外活动中说。 “他们用忧郁的注意力听着,做了笔记,但没有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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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联合国都没有谴责。 隶属于该机构的人权专家对他们所说的去年强迫摘取器官的可信指控表示震惊和沮丧。 这一声明是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 2007 年向中国当局提出这一问题后 14 年发表的,但没有收到令人满意的回应数据。
楚说,面对国际司法机制的“冷漠和不作为”,“我们每个有良知的人都有责任采取任何民主和合法的手段”来制止暴行。 她称所有国家都“当务之急”通过该草案,她说这也是“阻止人类道德遭到破坏的关键补救措施”。
‘安静’
来自美国、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和台湾的现任和前任立法者在小组会议上一致认为,这个问题受到的关注太少。
“这种卑鄙的做法使中国能够维持几乎按需的器官移植制度,即使在大多数现代发达国家也是闻所未闻的,”众议员史蒂夫查博特(俄亥俄州共和党)说,并将其描述为“最野蛮的国家之一”人类历史上的实践。”
在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任职的荷兰政治家彼得范达伦表示,他希望将“非法摘取器官”问题列为 4 月 1 日中欧峰会议程的首要议题。讨论一项因担心北京的人权记录而陷入僵局的贸易协议。

“沉默”是医生、律师、官员和医学伦理倡导者小组讨论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在中国,努力善良和宽容的活着的人正在为他们的器官而被杀害。 如果一个人此时还没有感到痛苦和发自肺腑的反应,那么就没有理解法轮功修炼者每天在中国生活的恐怖和恐怖。反对强迫器官摘取医生 (DAFOH) 的倡导组织。 2019 年,DAFOH 因其为揭露非法行为所做的努力而获得了特蕾莎修女社会正义纪念奖。
虽然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愤怒,但与会者指出,北京针对法轮功修炼者发起的铲除运动继续被忽视。
Trey 注意到过去 23 年中因器官死亡的受害者人数未公开,他认为缺乏关注可能是由于中国政权一直在闭门进行这些行为。
“现在每个人都对乌克兰的人类悲剧和生命损失感到震惊,但如果我们在社交媒体和电视上看到中国数十万人被摘取器官,我们会如何反应?” 他说。
面对残酷,“沉默不是中立的,”特雷说。 “沉默意味着一个人已经决定不主动选择善良。”
比利时议员 Annick Ponthier 似乎也同意这一点。
她说,该政权只关心人的生命,因为它可以利用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其共产主义议程。 因此,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变成了全世界人权的立场,”她说。
铺平道路
关于楚的提议,中国的邻国台湾已经提供了路线图。
台湾国家人权委员会成员、前立委田秋珍是台湾 2015 年明确禁止器官移植旅游的主要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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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台湾强制要求出国接受移植的患者登记参与其手术的国家、医院和医生,否则将被剥夺抗排斥药物的国家覆盖范围,他们需要终生服用。 该岛还保留了一份参与器官摘取的中国医生的黑名单,以禁止他们进入台湾。
田说,这种把关大大减少了到中国的移植旅游,他呼吁世界各国考虑复制台湾的监管制度。
“我们非常清楚强制摘取器官涉及多少利润。 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暴行不可能自行结束,”她说。
虽然台湾不是联合国成员,但田先生恳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立调查工作组。
“至少我们必须了解情况;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调查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她说。
“我们必须寻求真相,”她补充道。 “我们必须揭露问题并面对它,以便我们能够解决它并制止这种反人类和侵犯人权的暴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