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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居者有其屋?新加坡”组屋求生”的社会底层

1960年,由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PAP)成立建屋发展局(HDB),旨在为低收入者提供廉价房屋,以达到”居者有其屋”的目的,该”组屋”计划也一直是高房价各国的参考范例。不过随着社会高度发展,该立意良善的组屋计划又如何反映了新加坡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居住在组屋里的人,又如何看待这项计划?

在新加坡,住在租赁组屋的人很想搬出去。他们告诉我如何累积中央公积金帐户(CPF)的存款,然后去建屋发展局(HDB)登记排队。他们谈论等待和渴望。他们的梦想不大:让孩子在安全的环境下成长、有自己的房间;他们的梦想也有点凄凉:拥有自己的组屋才有安全感,因为如果他们”怎么了”的话(也就是早逝),家人才不会流落街头。本文为《不平等的样貌:新加坡繁荣神话背后,社会底层的悲歌》书摘

根据这种搬出去的愿望,我们大致能了解租赁组屋的状况,尽管也有人提到小区的各种优点,像是邻近市场或捷运站、邻居乐于助人等等,不过显然租赁组屋不是一个人会想永久居住的地方。

前面提过的停滞不前,在他们心中是极不理想的状态,这点可以明显感受到。相较于在新加坡拥有自己的房子、打算一辈子住在里面的人,租赁组屋的居民很想搬走。因此我们应该试着了解,建屋发展局的租赁组屋和小区为何那么不受欢迎。

▌租赁组屋被营造的”刻板印象”?

建屋发展局的租赁组屋通常位于一般住宅区,并非单独隔离的小区。从前的租赁组屋多半是由三到五座建筑相连,较新的租赁单位则夹杂在”一般”自有住宅区里。如果是较旧的小区,你可以感受到自己置身租赁组屋之中,虽然路过的人也许不会发现,但是那一带的居民都知道哪里是租赁组屋。自有住宅和租赁组屋的居民有时关系紧绷,尤其在共享公共空间时,像是儿童游乐场或球场。

倘若没有仔细看,你不会发现某座组屋是否大部分或全部是租赁单位,但是只要开始留意,从街道上就能观察到一些线索。

首先是门。辨别租赁组屋的一个方法是检视门与门的距离,租赁组屋都是所谓的一房或二房式,意思是没有卧室或只有一间卧室。一房式组屋有客厅、厨房和浴室,没有独立的卧房,大小约为三十五平方公尺(约十坪);二房式组屋有客厅、厨房、浴室和一间卧室,大约是四十五平方公尺(约十四坪)。

相较之下,建屋发展局的四房式组屋,也是新加坡最常见的住房类型,面积为九十平方公尺(约二十七坪),是二房式组屋的两倍大。因此租赁组屋相对而言较为狭窄,大门紧挨着大门。从外观来看,你会发现租赁组屋单位密度很高。

高密度是居民紧张关系的根源,被问及是否喜欢自己的居住环境时,很多人一开始都说:”还可以。”但是如果继续聊下去,就会听到与他人近距离生活所引发的困扰。

许多人抱怨公共区域很脏,如果住在共享垃圾槽附近,就会有大量蟑螂和蚂蚁。部分小区臭虫肆虐,单一家庭很难消除,因为会从别户蔓延过来。这里邻居相互帮忙的比例高过我自己住的小区,但是有人告诉我,他们会小心不要太常和邻居”混在一起”,以免成为八卦的目标,因为无论有意或无意,距离太近就容易相互监视。居民不希望让自己和家人蒙羞,或是成为众人关注的对象,尤其是单亲妈妈,对于往来的对象更为小心,因为她们”不想被说三道四”。这些问题并非租赁组屋独有,但是密度过高会让问题更严重。

租赁组屋的第二个特点是气味,我拜访过很多租赁组屋,尤其是在较旧的小区,都有一种独特、不太好闻的味道,很难说那究竟是什么气味,不过这也是高密度的结果。伴随气味的是公共区域的垃圾,包括废弃的床垫和家具,有时还有楼梯间的猫尿味。室内空间有限,代表住户得在走廊上晾晒衣服、床垫和布类制品,因此气味也来自潮湿的布品。

你会渐渐习惯那种味道,不过总是能隐约感受到。刚开始做田野调查时,扑鼻而来的气味,是我走进租赁组屋小区最明显的感受之一,我的大脑会立刻转换到田野研究的模式;倘若几周没去,只要一闻到那种气味,就会联想到与小区及研究相关的回忆和感觉;走楼梯时,尤其是看到有猫尿的地方,我都会屏住呼吸。

我不认为垃圾和气味的问题,是因为租赁组屋居民不擅长维持环境整洁,新加坡其他密度较高的区域也会产生大量垃圾。别的小区能够保持整洁,是因为有许多人付出劳力在打扫。关于气味,我想到的是:一回家就闻到这些味道,彷佛进入与新加坡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的空间。无论他们是否察觉,租赁组屋的居民回家时,他们进入的区域不仅在视觉上有所区隔,在更原始的嗅觉方面也有特殊的标记。

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不会觉得不安全。老实说,我一开始有点小心翼翼,现在回想起来,必然是因为心里也对低收入小区抱持偏见。就像所有不公平的偏见,在经历真实复杂的体验后,就会渐渐退却。一旦认识曾经入狱或犯法的人,他们就变成真真实实的人,而不是讽刺漫画里的平面角色。

不过,除了对低收入小区先入为主的想法外,租赁组屋的第三个特点也助长危险、不安全的感觉,以及不信任与监视的气氛,那就是无论实际或象征意义上,租赁组屋小区都经常能看到警察。相较于其他小区,警车和警察更常在租赁组屋出没。部分居民告诉我,那一带除了警察外,还会有缉毒人员。租赁组屋随处可见的立牌和海报,也不断提醒人们潜藏的危险,提醒居民他们的生活随时可能遇到什么严重的问题。

也许有根据经验、看似合理的理由,证明相较于其他小区,租赁组屋小区为何需要较多警察与这类立牌和海报;也许与其他小区相比,这里发生过更多需要警方关注的事件(尽管很可能正是由于警察的存在,在这里即使轻微的犯罪也较容易被逮捕)。但是我们不禁质疑,在大部分居民奉公守法的情况下,是否有必要营造出这么明显的危险和不安全感。更尖锐的问题是:

假使日常生活中看到的标示会影响人们的自我认知,而且目的也是提醒我们思考自己的行为和习惯,对于接收的讯息都只和犯罪与麻烦有关的人,会造成什么影响?尤其是对在这些小区里长大的孩子,每天被这类提醒自己不要做这个或做那个的讯息包围,又会产生什么后果?

我感受最深刻的一次,是和一群来自英国的访客走过”一般”小区,其中一名访客笑着说,这里到处都是振奋人心的标语。我笑了出来,告诉对方,是啊,新加坡有很多提倡”美德”的标语,她大呼:”没错!美德!”

那时我已经开始在租赁组屋小区拍照,发现那一带有很多负面的标语,她的观察立刻让我联想到租赁组屋小区和自有住宅区的对比:

一边是:不要(向高利贷借钱);另一边是:要(爬楼梯,促进身体健康!)。一边是不祥的画面;另一边则是健康的图像。自有住宅区的居民有时也会在电梯门上看到提防高利贷业者的海报,因此这些海报不是只针对租赁组屋的居民。然而,三年田野调查期间,在租赁小区等电梯时,我不记得自己看过除了”1800-X-AH-LONG”(”阿窿”(Ah
Long)是福建话,指高利贷业者)以外的海报。在这些小区里,几乎看不到英国朋友观察到的振奋人心的标语。

想象一个孩子,每天放学回家搭乘这样的电梯;想象你是那个孩子,在低收入租赁组屋小区成长,每一天触目所及都是这种负面的标语。

▌空间虽小,但电视机是必需品

正如一般人预期的,组屋内部维护的状况不尽相同:有些家具稀少,有些杂乱无章;大多数都很干净,尽管少数很脏;有些住户以自己的家为荣,打理得整洁清爽、精心装饰;有些人很有艺术天分,绘制壁画或用模版在墙上彩绘,装饰他们小小的空间。

虽然有这些差异,不过由于空间不足,所有住户都要设法替家人创造空间。房间不够,代表客厅通常得兼作卧房,许多家庭的客厅只摆放少量家具,因为要留下睡觉的空间。有些人使用床垫,白天可以折起收好,晚上再铺放出来;其他人则是使用地垫,或是直接躺在地板上睡觉;有些人有沙发床。很少家庭摆放能够容纳全家人的大餐桌,即使有餐桌,一次也只能坐两、三个人,很多人使用折迭桌。在空间有限的情况下,能够随时将物品移开很重要。

居民的家具则反映出新加坡社会浪费的现象,部分收入有限的人拥有上好的家具,因为新加坡富人扔掉状况还很好的物品。我有时在这些狭窄的组屋里,看到漂亮的木雕椅子、华丽的床架,以及老旧但显然制工精细的沙发。

此外,正如社工经常指出的,很多人有平面电视。

电视这件事值得我们特别探讨。在新加坡和其他地方,时常听到有人说,低收入者也许不像他们宣称的那么贫穷,或是思虑不够周详等,因为他们拥有大屏幕电视。从我采访的社工和协助低收入家庭组织的志工口中,也经常听到类似的说法。他们说这些话时,通常是以开玩笑的语气随口提及,而非经过深思或带有恶意,例如:”他们的电视比我的还大!”我也注意到拜访的家庭几乎都有电视,有些的确很大。

一般人以为低收入家庭是到连锁家电卖场购买电器,因为可以分期付款。很多人提到这点时,是在暗示低收入者不够谨慎、没有撙节开支。确实有些人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商品,最后付不出钱;然而,不能因此声称他们花钱不够谨慎,应该是说他们的收入无法满足某些重要需求。

低收入家庭经常是透过捐赠和二手商店,来取得家庭所需的物品,像是电视、冰箱、沙发、床、洗衣机和书桌。新加坡的有钱人家会在现有物品损坏前购买新电器和新家具,例如升级到分辨率更高的电视。我拜访的家庭中,很多都拥有不符合他们收入水平的电器和家具。虽然有些人是用分期付款购买,但有很多人会特意告诉我:”这是某某组织给的,那是某某组织送的。”

比较年轻或擅长使用网络的人,会在二手物品网站购买东西。凡是曾将旧衣服、家具或其他物品捐到诸如救世军(Salvation
Army)这类慈善机构的人,都知道那里堆满各式捐赠物资。所以电视机,包括大屏幕电视在内,不是告诉我们低收入家庭”思虑不周”,而是显示社会的高度消费和浪费。

在2017年的新加坡,电视已经不能算是奢侈品,而是每个家庭都有的基本配备,有些家庭甚至拥有不只一台。每次拜访低收入家庭,我发现电视几乎都是开着。我们谈话时,通常维持打开的状态,只是会把音量调小。他们通常没有第四台,所以是收看马来语、泰米尔语(Tamil)或国语的公共频道。

有些家庭透过网络收看节目。此处的重点在于:

电视在低收入家庭的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新加坡是花费高昂的城市,外出通常代表得花钱,孩子可能要求买东西,或是必须花钱吃饭、乘车、购买景点门票。此外,父母也担心附近环境的不良影响,如果待在家里,没有玩具或电动游戏会很无聊,从事其他兴趣的能力也有限,因此电视成为重要的娱乐。电视机可能是低收入家庭最重要的电器之一,只排在冰箱和洗衣机(经常也是透过捐赠取得)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