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丽敏 | 青年、革命与社会主义治理探索：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为中心的考察

文 | 董丽敏

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在类似于“时间开始了”的新的历史意识下，有关社会主义的想象与实践，构成了“十七年文学”的基本书写内容，并指向了一种不同于“现代文学”传统的“当代文学”建构。这一“当代文学”同步于并且内在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实践，因其鲜明的政治激进性而产生了一系列知识、理论乃至美学上的挑战性。如何从历史的“内在视野”出发来把握这些挑战性，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理解当代文学何以为当代文学的关键点所在，也是今天要突破“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之间的断裂而建构“当代文学七十年”整体研究视野所需要面对的瓶颈问题。

在这样的“当代文学”框架中，类似于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1]这样的现象级作品，值得进一步讨论。从“职业革命家”[2]的自我指认出发，《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以具有“少年布尔什维克精神”[3]的视角，依托“组织部”这一特定场域，较为深入地呈现了革命与治理、主体与环境、精神与制度等之间存在的各种张力，以及企图克服这些张力的种种成熟或不成熟的努力，提供了“当代文学”之于社会主义治理探索的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回应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方案无论在学界还是在社会中都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乃至争议，某种意义上甚至演变为了王蒙个人创作/命运沉浮乃至当代文学的重要转折点，因而如何在更有历史现场感的社会文化格局中更接地气地来把握文本内外的复杂性，仍需要探索。

1980年，以“重放的鲜花”的姿态复出的王蒙这样来谈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我对于小说中两个年轻人走向生活、走向社会、走向机关工作以后心灵的变化，他们的幻想、追求、真诚、失望、苦恼和自责的描写，远远超过了对于官僚主义的揭露和解剖。”这一看法，一方面通过淡化小说的政治色彩，一定程度上指向了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似乎已成定论并得到其认可的“反官僚主义”4阐释模式的反思与商榷；另一方面，则又试图通过凸显林震们故事中一直未得到应有关注的“青年”主题，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更受青睐的“青年成长”研究模式的崛起开辟了道路——事实上，当2005年王蒙不无调侃地将娜斯嘉的故事视为“颇有魅力的”“廉价的乌托邦”、进而断言林震并非“娜斯嘉式的人物”的时候，可以说，在经历了更多的人情世故的磨砺后，从“青年成长”视角展开的有关《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研究甚至已经被收缩到了日常生活逻辑的层面，其政治性被进一步消解。

尽管王蒙的上述看法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但其触及了一个相当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无论是20世纪50年代盛行一时的“反官僚主义”分析框架，还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渐成气候的“青年成长”研究模式，尽管看起来因汲取不同的时代风尚而反差较大，但实际上彼此又默契地共享了相似的逻辑架构，即主要立足于青年与政治的二元理解模式，并侧重于将其中的一端作为把握小说的切入口。这固然打开了讨论小说的重要面向，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在特定的结构性视野下来考察青年与政治之间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主义治理的独特性与挑战性。

可以发现，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开头，当年轻的主人公林震一开始从小学教师调动为区委组织部工作人员的时候，就面临了一系列需要调适的问题：从“管孩子”到“给党管家”，意味着需要跨越从业务工作到政治工作的调整跨度；从“熟悉的孩子的世界”进入到“电话、吸墨纸和玻璃板”的“有些陌生的环境”，实际上是需要远离鲜活的现实世界而去应对相对抽象的机关事务；从随身携带《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7这样的苏联“解冻时期”的“干预生活”小说的文艺热血青年到需要利用会议、调研、文件等各种规范和手段去做政治组织的基层工作人员，“他必须学会判断一切事情与一切人”，才能真正成为组织的一分子……显然，到组织部工作并不只是简单的职业改变，更为重要的，是需要以政治的方式直接参与社会主义治理，青年人如何与政治及相应的体制进行有效链接，从而成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治理者，由此成为小说关注的重点所在。

《王蒙自传》

有意思的是，与上述新工作的各种挑战形成较大反差的是，作为“革命后”一代，林震却被设定为“孩子般单纯”的形象：“在他的生命史上好像还是白纸，没有功勋，没有创造，没有冒险，也没有爱情。”所谓“白纸”的说法显然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对林震而言，“白纸”般的自我指认意味着革命经历缺失的遗憾：“因为春天来得那么快，而他，却没作出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来迎接这个美妙的季节”，因而，如何尽快地进入现实、进入革命，成为年轻一代由焦虑和憧憬出发的政治化主体建构的起点所在；另一方面，比照“一张白纸，正好写字”的说法，又可以理解为，小说含蓄地引入了代际文化，将林震与其周围拥有丰富革命经验的人(如王清泉、刘世吾等)进行了切割。这种差异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林震与他的前辈们对于“革命后”的“革命”的目标、内涵和路径理解/选择是不同的；也决定了，当他们都处于同一个治理体制的时候，彼此之间会存在一定的张力甚至碰撞，这显然也是社会主义治理所需要面对的问题之一。

在这样的前提下，在以往的研究中讨论较少的林震与曾经拥有骄人革命资历的麻袋厂厂长王清泉之间的斗争，就有必要得到更多的重视。作为林震组织部生涯的开始，去麻袋厂的调研构成了其将想象中的“革命”与具体现实进行对接的最初尝试，但他显然对于如何开展工作相当生疏：“他看了有关的文件和名叫‘怎样进行调查研究’的小册子，再三地请教了韩常新”，并且“密密麻麻地写了一篇提纲”。这一看起来有点幼稚的“纸上谈兵”式的准备工作，正呼应了其“白纸”般的自我形象，暗示了其基于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经验的匮乏；但另一方面，“纸上谈兵”却又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是传统德性政治治理方式的一种延续，即将抽象的“道”或者更准确地说“革命信仰”作为评判现实同时也是引导现实的出发点，昭示了其企图以此引领调查研究从而建构通往实践的道路的努力。

王蒙 《夜的眼及其他》

当林震带着这样的努力来到麻袋厂的时候，很快就发现了“纸上谈兵”方式的不合时宜——无论是和厂长王清泉极其短暂的接触还是与该厂组织委员魏鹤鸣干巴巴的交流，都表明，尽管他代表上级部门，但他有关党建的调研显然不尽如人意，这既表现在他的偏于知识分子化的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上，更表现在他的调研重点与工厂实际状况的明显脱节上，由此暗示了脱离实际就事论事讨论党建其实是有问题的，也并不受欢迎。有意味的是，小说随后通过王清泉与魏鹤鸣之间矛盾爆发的方式，让他能够一定程度上远离调研初衷，以“在场者”的身份突破各种交流障碍，近距离发现了工厂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所在，那就是作为曾经的革命者的王清泉相当不负责任的工作现状：在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处理后，他热衷于开各种流于形式主义的会议，“吃饱了转一转，躲在办公室里批批文件下下棋”，“对质量不关心，有经济主义思想”；更严重的是，他高高在上的粗暴倨傲态度甚至引发了基层工人们强烈的对立情绪。

王清泉的问题无疑是令人震惊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并没有从技术官僚层面上来加以讨论，而更多将其理解为是其作为干部在政治方面尤其是工作作风方面出现的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认为的“官僚主义”问题。这一评判标准，折射了社会主义治理的特点所在，即将政治优先于经济而作为治理的核心，将政治化的社会动员作为组织群众的方式，将政治人(干部)作为政治可以延伸贯彻到社会方方面面的一种肉身化了的末梢存在，由此工作作风问题就会格外得到彰显，这不只是指向干部的个人修养，而更与民主管理、干群关系、群众路线等息息相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可以支撑政党政治具体展开的制度构成要素了。在这个层面上，王清泉的所作所为就不能简单归结为一般意义上的经营管理者的道德水平问题，而更应被认为是背离了作为革命者意义上的“干部”的内在规定性，某种程度上接近于“革命的第二天”的问题了。

《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5年出版

对林震来说，对王清泉问题的发现，不仅使他貌似抽象生硬的组织部工作人员角色规定找到了与现实世界对接的路径，从而为下一步工作确定了具体的对象和内容；更为重要的，是触碰到了“官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治理的核心问题，并为年青一代在“革命后”参与现实“革命”探寻到了一种合法依据——很大程度上，“共产党员是在不断地同反革命的斗争中去改造社会，改造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这样建立在“不断革命”基础上的共产党员的修养，与彼时青年工作界所热切希冀的“对社会上新发生的种种变化最敏感，最热衷于向人倾吐和表达自己的感情、愿望，最能够大胆地去揭示生活中的冲突和矛盾”的青年想象，显然具有某种彼此呼应的一致性，可以构成林震这样的青年党员能够有底气以“革命”的姿态与“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现象进行斗争的动力源泉所在。

正是在这样的脉络中，才能进一步把握林震其后的惶惑、苦闷以及抗争的实质所在。可以看到，尽管林震对于王清泉这样的官僚主义者相当不满，甚至急于加以处理，但他在正常工作程序内显然并没有太多办法，主要就是逐级向工厂建党组组长韩常新、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刘世吾反映情况，表达希望加快处理的强烈诉求，但这一诉求却被认为“条件不成熟”并未获得支持。如果仅仅立足于此，林震的遭遇很容易被理解为是个人被规则/体制压制的青年“反成长”的悲情故事，所谓“革命年代培养、积淀的神圣激情与机械化、形式化的生活发生碰撞；浪漫的青春幻想与世俗的日常生活抵触摩擦，而所谓‘成长’，却不能不是某种程度的‘反成长’‘反神圣’与‘反纯粹’——向生活的世俗化、机械化的低头与退让，‘成长’因此变得沉重而艰难”；但是，小说有意思的地方，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溢出了具有“后革命”意味的“现代”治理模式及其对于青年的单向度压抑的经典套路，而以富有争议的方式努力呈现了青年可能嵌入现实政治的空间。可以注意到，在小说的后半部，还着力描写了林震为了促使“条件成熟”，同意魏鹤鸣组织工人们召开提意见的座谈会，尽管为此受到了党小组“严厉的批评”，但仍然积极鼓动魏鹤鸣给《北京日报》写群众来信，最终用党报的力量将王清泉的官僚主义行径公诸天下，推动组织部彻底处理了问题。

王蒙 《活动变人形》

在这一过程中，小说显然赋予了林震相当特殊的个人站位，使其既在治理体制之中而又在一定程度上越出了体制既有轨道；也以某种带有理想光环的方式呈现了其迅速成长的秘密——他试图克服教条主义的工作方式，努力从工厂实际出发去了解群众疾苦；也尝试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科层制规制，自觉参与并发动群众与社会生活的阴暗面进行斗争。林震这一形象，由此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了与社会主义探索相呼应的“新人”以及新的社会治理形态的探索。在其身上，革命的冲动显然优先于治理的规则，呈现出某种无法被治理范畴所完全收容的激进性，有待于进一步讨论。这样激进的“越轨”行动，很容易被简单理解为“娜思嘉”这样的域外激进资源的复制品，但如果意识到林震走向调查研究的行动本身就包含着对抽象的书本知识尤其是小说所代表的文学想象的一种反思和扬弃的话，那么，就更应该注意到这样的“越轨”行动与中国革命传统的内在呼应性，在理念上就颇得群众运动之精髓“在民众的自动性上去组织民众”“在民众的要求上去组织民众”“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组织民众”等；在方式方法上，使用媒体(党的喉舌)进行监督，也正是革命框架内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在路径选择上，则强调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小说希望借助林震这一热切希望进入革命的青年形象，一定程度上以“类群众运动”的方式，试图探索将以群众政治为核心的革命资源引入现实治理，并以此激活渊源于革命的社会主义治理所内蕴的张力与弹性，使之具有蔡翔所说的以“共产主义理念”为引领的“体制内的抗争性政治”的意味，“这一反体制运动更多地可能来源于体制(包括毛泽东)的支持，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在共产主义理念和设想的召唤之下，对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一种异议或者抗争”17，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向体制的自我调适与自我修复。

尽管如此，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种激进的矫正现实治理的方式，这是非秩序化、非制度化、非常态化的，也是相当富有争议性的，这决定了其更多是社会主义治理体制的一种参照或补充，不可能取代治理体制而成为一种稳定性的存在；而小说选择林震这一年轻气盛的青年党员以具有冲动意味的行动来承担现实治理矫正重任，本身就折射了现有治理体系的某种内在症候，即以常规手段推进治理可能会是迟滞的甚至是失效的。在这样的情形下，林震在区委常委会上与韩常新等人有关王清泉式的问题是否可以一劳永逸地杜绝的争执，就触及了这种以发动群众来处理官僚主义的探索的有效性与持续性的问题——林震与王清泉之间斗争所产生的经验/教训，如何不只是以“例外”的方式存在，而能转化为社会主义治理的常规制度构成；但与此同时，又能维持自身的活力与能量，不至于被过于成熟而强大的官僚体制所吸纳甚至消解，无疑值得进一步讨论。然而，当“冷静而全面的分析比急躁而片面的冲动好得多”这样一边倒的结论成为体制内主流力量的基本立场的时候，小说分明暗示了，借由“急躁而片面的冲动”青年人所召唤的革命资源而展开的对于社会主义治理复杂性的思考，尤其是如何辩证地处理作为革命主体的群众与作为治理对象的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体制内部悬置了；而在“冷静而全面的分析”的基础上探寻更为合理的内生性治理资源，才被体制内的主流力量认可为是未来努力的方向。由此，社会主义中国是否能够有别于“利维坦”式的“现代”国家，产生出更有活力也更为合理的治理经验，也就值得进一步关注。

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左）

蔡翔《革命/叙述》（右）

与上述思考形成某种呼应，《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还以林震带有很强代入感的“青年”视角，从“组织部”这一特定的体制内部思考了社会主义治理所遇到的问题，这成为日后小说饱受争议的焦点所在。在以往的研究中，这种争议，或者被理解成是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同的反官僚主义立场20；或者被看作是权力的压制与反压制的斗争，或者被阐释为“现代”的专业主义与“革命”的群众路线之间的对峙，不一而足。无论如何，作为讨论的起点，需要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特定语境中去分析组织部在社会主义治理中的特定功能及其运作机制，进而去把握组织部中的“人”如何围绕这一功能而形成了不同的角色指认、身份建构以及自我调适机制，由此才能理解青年与政治的链接所面对的挑战以及由此形成的争议实质所在。

可以注意到，在林震带着“一种节日的兴奋心情”的视野中，“组织部”最初给人的印象是异常忙碌而充满活力的：“一个穿军服的同志挟着包匆匆走过，传达室的老吕提着两个大铁壶给会议室送茶水，可以听见一个女同志顽强地对着电话机子说：‘不行，最迟明天早上!不行……’还可以听见忽快忽慢的‘框哧、框哧’声——是一只生疏的手使用着打字机。”在这里，各色人等以快节奏的动作、声音乃至氛围，营造了一种生机勃勃而又有某种平等意味的工作生态，电话、打字机等现代传播工具的进入，暗示了组织部具备了作为“现代”行政机构的硬件基础，然而对“生疏的手”的强调，则既表明了人与技术之间事实上存在着的落差，同时，又渲染了努力跟上技术步伐的不屈不挠。尽管如此，随着林震日益深入组织部的日常工作，却发现忙碌的背后情况并非如此乐观：“组织部的干部算上林震一共二十四个人，其中三个人临时调到肃反办公室去了，一个人半日工作准备考大学，一个人请产假。能按时工作的只剩下十九个人。”由于严重缺编，以至于像林震这样的新手仅仅在报到四天后，就需要独立开展工作，仓促上岗的背后，固然有着形势不等人的紧迫性、推动青年人在重要岗位上迅速成长的意图，但从机构活力及治理效能角度说，却是需要进一步深思的。

21岁的王蒙,这一年他在西单商场做了第一套西服

冯仕政认为，新中国具有独特的“革命教化政体”，即“对社会改造抱有强烈使命感，并把国家拥有符合社会改造需要的超凡禀赋作为执政合法性基础”，由此出发，“国家官僚机构几乎实现了对整个社会的‘总体性支配’”。依据这样的“革命教化政体”设计，新中国形成了管理与教育一体两面、行政与政治彼此交织、国家与社会相互嵌入的全能型治理格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的基层治理为例，一方面，探索出了“区—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的层级式行政管理体制”，一定程度上具有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非人格化”的“纯粹的官僚体制”的特点；但另一方面，“区委成为基层政权的核心，是基层政权运转的中枢”，“逐渐地形成了党政互兼、党管干部、重大事务区委决定的运作机制”，希冀通过“以党领政”的方式，推动政治理念有效下沉，以克服“纯粹的官僚体制”所内蕴的专业化倾向与权力等级关系，从而保障基层治理与政治方向的内在一致性。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官僚制本身作为一种追求效率的管理工具，其与政治的两分法构成了所谓“现代”治理特征的话，那么把“涉及社会团体、利益集团，甚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分配”的政治重新引入官僚体制，以政党为引领探索建构“人民有权且有效地行使”的人民政权，则显然构成了自延安以来的中国革命—社会主义治理不同于资本主义治理的新的追求所在。

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敏锐地捕捉到了上述激进的治理理念/架构的意义及其在具体实践中所面临的难题所在——在小说中，这被形象地形容为“伟大而麻烦的工作”：“在区委书记办公室，连日开会到深夜。从汉语拼音到预防大脑炎，从劳动保护到政治经济学讲座，无一不经过区委会的讨论。”作为“以党领政”治理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组织部乃至区委无疑是“伟大”(政治)在基层的承载者和演绎者，但当这样的“伟大”需要以无数“麻烦”的日常工作为支撑的时候，如何有分寸感地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既使得“麻烦”可以找到对接“伟大”的入口，同时又使得“伟大”不至于被“麻烦”消解甚至湮没掉，成为其首先需要处理的问题。小说以略带调侃的叙事口吻进一步描写了这样的工作场景：“第一会议室，出席座谈会的胖胖的工商业者愉快地与统战部长交换意见；第二会议室，各单位的学习辅导员们为‘价值’和‘价格’的关系争得面红耳赤；组织部坐着等待入党谈话的年轻人，而市委的某个严厉的书记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书记办公室，找区委正副书记汇报贯彻工资改革的情况……”可以看到，组织部乃至区委成了向社会充分敞开的全能型的公共场域，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议题都囊括其中，各种各样的日常事务/诉求纷至沓来，很大程度上会导向一种不同于高度科层化的“纯粹的官僚体制”的扁平化治理形态——这显然是更能体现基层民主的一种探索；但另一方面，“伟大”与“麻烦”也就可能只是简单地绞合在了一起，不仅轻重缓急似乎会在同一个维度上被处理，而且组织部乃至区委很难区分自身与一般行政机构之间的边界，行政与政治的高度重合由此会出现某种值得讨论的张力感甚至错位感、越位感。无论如何，在这样的情形下，组织部乃至区委的紧张忙碌也就可想而知，所谓的人手不足其实可以被视为是这一问题的一种折射。

面对这样的工作状况，组织部乃至区委中的“人”显然成为关键所在，需要负载更多的功能、承受更大的压力以及具备更强的处理问题的能力：“国家官僚系统中的每个位置都同时具有政治代表和行政服务两种功能，占有这个位置的每个人都应该同时扮演好政治家和公务员两种角色。”换言之，就是体制中的“人”需要同时着眼于“伟大”(政治)与“麻烦”(事务)，以多重功能角色去很好地调适甚至消弭两者之间天然存在的紧张关系。然而在小说中，在组织部乃至区委工作极其繁忙且人手相当紧张的情形下，林震所看到的组织部乃至区委中的“人”的状态却是让人心存疑虑的：平时的工作氛围有时是“紧张而严肃的”，有时却是“随意而松懈的”。“他们在办公室闲聊天，看报纸，大胆地拿林震认为最严肃的题目开玩笑”；组织部部务会同样让人感觉到反差很大，“大家抽着烟，说着笑话，打着岔，开了两个钟头，拖拖沓沓，没有什么结果”，直到最后半个小时才形成了精彩讨论。这样看起来很不稳定甚至有些分裂的“人”的工作状态，显然值得进一步反思——“伟大而麻烦的工作”是否能以“人”为有效中介成功地实现功能肉身化，从而探索出可以化解甚至超越“伟大”与“麻烦”之间绞合/张力状态的新的结构性空间，构成了另一方面的挑战所在。

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作为组织部中的典型人物之一，韩常新这一形象就需要被重新打开。同样是青年人，韩常新却“比领导干部还像领导干部”：他能够熟练地操持各种政治术语，“迅速地提高到原则上分析问题和指示别人”，会通过建构“中心工作”(党的工作)和“经常工作”(日常工作)的所谓“辩证”而空洞的关系，简单粗暴地将“中心工作”凌驾于一切工作之上，导致其与“经常工作”实际上的脱钩；他习惯于先入为主地从抽象的文件/理论视角去把握评判现实世界，会将主观的猜测甚至是臆想，简单叠加到数字、百分比等“现代”治理技术上，自以为是地将麻袋厂生产力的提升归结为党建效应，做出“金玉其外”的总结报告；他按部就班、就事论事地据守工作职责，会认为王清泉的问题超出了工作范围而熟视无睹，会强调工作繁忙而不能“一下子陷到这里面去”，而向上级部门报送“第一季度的党建总结”更为重要……从表面上看，韩常新貌似将政治与工作勾连在了一起，但显然，这种勾连是僵化而生硬的，两者之间出现了显而易见的两张皮情况——政治不但没有激活自身而表现出足够的引领现实工作的能量，反而因为始终停留于概念层面而徘徊在了社会肌理之外；不仅如此，当政治沦为类似于文牍主义式存在的时候，甚至会遮蔽各种尖锐复杂的现实问题，也会无视群众已有的处理这些问题的经验，从而加固自身与现实的二元分离。

上述问题表明，韩常新并没有足够的能力领会并转化“以党领政”的基本要求，这既是因为他“漂浮在生活上边”的工作作风，使得党建工作出现了一种抽象化同时孤立化的倾向；也是因为，他所固守的工作范围，其实正折射了其“理性政治人”的角色认定，从而暗合了强调专业分工、强调所谓效率至上的“现代”科层制规则：“成功的政治人将是那个选择了最有利做法的人，而不是选择了——根据某种外部的道德规范——最正确做法的人。”更是因为其洞察世事艰难之后所产生的后撤姿态：“老韩同志知道缺点的存在是规律，但他不知道克服缺点前进更是规律。”如果说“缺点”代表了现实不完满的一面，而“克服缺点”意味着革命者(干部)应有的面对现实、进入现实的勇气和责任的话，那么可以说，韩常新所产生的畏难情绪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本位主义甚至形式主义工作方式，则证实其不仅丧失了作为青年人直面现实的锐气，而且并没有真正建构起自身作为革命者(干部)的实践主体结构，自然也就不能很好地承担起“伟大而麻烦的工作”而实际上与“以党领政”的初衷背道而驰。

与韩常新相比，另一位年龄稍长的组织部女青年赵慧文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可以说指向了“伟大而麻烦的工作”在落地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又一棘手问题。作为部队转业干部，到地方工作的赵慧文，对许多工作的处理方式“看不惯”。“看不惯”的潜台词显然是丰富的，既有着从紧张激越的战时状态降落到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的心理落差，有着“热情和幻想”被组织部秘书这样的“事务性工作”所磨蚀的不甘和焦灼，也有着因“看不惯”而对组织部工作提出改进意见却没有被采纳的失落与无奈……可以说，“看不惯”作为一种特定的感觉结构，一定程度上彰显了赵慧文与现实之间的疏离关系，其中既包含着对现实不尽如人意的批评，但也暗含了其更愿意以观看者而不是主动进入现实的实践者的角色建构意味在里面。从这样的“看不惯”出发，赵慧文显然是矛盾纠结的，无法对工作产生足够的热情，也无法对自己的生活产生意义感：“上班抄抄写写，下班给孩子洗尿布，买奶粉，我觉得我老得很快。”“老”作为与“青年”相对的生命状态，由此折射了赵慧文因方方面面不如意而产生的未老先衰的心境。

塔洛克 《官僚体制的政治》

进一步讨论赵慧文的“看不惯”，可以发现，这一感受其实与隐身于其身后的王蒙的看法颇为相似：“区里有许多做行政事务工作的同事，管伙食、管财务、管物资、管文印、管房产等工作的人员，我为他们感到极大的悲哀，身在革命队伍，不能也不必天天分析斗争形势，不直接关系到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学说，不面向群众也未必面向阶级敌人，不讲话不鼓动不批判错误也不鼓吹正确……这能叫什么革命、这能有什么伟大与豪迈?能有什么发展?”在王蒙看来，机关工作尤其是维持机关正常运转的事务性工作琐碎而乏味，并不能与火热的斗争、伟大的革命事业发生直接关联，因此无法真正安放革命者的身心，更不能使其获得自我成长的空间，因此就只能是一种纯粹的“麻烦”，不可能脱胎换骨为“伟大”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说，王蒙的看法有一定的典型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中国建立初期青年们之于机关工作的普遍排斥心理，《中国青年》就有类似的对当时青年心态的概括：“机关工作不重要，不接近群众，平淡无奇，没有斗争，不能锻炼自己，没有明确的指标，成绩不显著等等。”对机关工作的不认可，虽然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原因，但究其核心，主要还是青年们希冀在革命中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与机关工作的平淡无奇之间的巨大落差；而机关的特性，又决定了青年们需要心甘情愿地以类似于“螺丝钉”的奉献精神，克服个人英雄主义及其与等级化了的科层制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使机关得以良性运行：“国家机关是一部巨大的、复杂的、工作效率很高的机器……国家机关工作的干部的任务，就是要善于在这部巨大的复杂的机器上做一个好零件，使这部机器能够顺利地运转，发挥它的最大工作效能。”而王蒙笔下的赵慧文，显然并没有在这一张力层面上有足够的思考与努力，而更多将机关事务性工作当作伟大革命事业的一种羁绊或累赘，并沉浸在壮志难酬的情绪中难以自拔。

尽管林震的到来及其所挟带的“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和一切坏现象做斗争”的勇气，在一定程度上感染了赵慧文，使她感觉到“我好像又年轻了”，然而赵慧文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的热情，并没有直接反馈到日常工作中，而更多是以“生活在别处”的方式呈现出来：暗红色的旗袍，充满俄罗斯风情的油画《春》，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扔得满地都是的荸荠皮，以及两人之间氤氲着的暧昧而朦胧的“感情波流”……这样的生活情趣杂糅了古典浪漫气息、对前革命时代的怀恋以及反理性节制的美学追求，既可以被看作是革命的烬余物，也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一种“革命后”值得警惕的症候性存在：“这些高尚、淡雅、不同流俗的美，这些超然于现实生活的诗化的狂热的梦想，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对待生活的‘现实主义’的态度，相反地，却和过去的偏狭的小资产阶级灵魂王国里的人生观和审美趣味，大有相通之处。”虽然李希凡的上述看法不无偏激之处，但赵慧文对个人生活趣味的强调，至少重新明确分割了私人生活与公共空间之间的界限，并试图借助私人生活来稀释、缓冲甚至悬置工作中的失落。这样的做法，固然使得“私人生活”这一在以往革命—社会主义框架中关注较少的领域的重要性得以重新显现出来，但并不会因此推动公共领域的问题得以解决，反而会使其对公共领域问题的思考和处理出现某种偏差甚至错位。因而，即使赵慧文最后鼓起勇气打算对组织部工作提出书面意见，但当她仍选择以“买一条漂亮的头巾或别的什么奖励自己”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到，她其实依然站在了体制之外，并没有做好准备以治理者的角色定位进入到体制内部来纾解“伟大”与“麻烦”之间的落差。

温奉桥/张波涛编   《一部小说与一个时代：》

进一步讨论社会主义治理的难题以及克服难题的探索，会发现，作为区委组织部的实际掌舵人，刘世吾的位置最为微妙而复杂——这不仅是因为他作为基层政权的代表，需要以承上启下的方式直接推动“以党领政”的社会主义治理实践落到实处；也是因为他在组织部内居于权力的核心位置，需要在更为复杂的治理体系中来处理“伟大”与“麻烦”之间的张力问题；更是因为，作为曾经的“青年”革命者，他与林震这样初出茅庐的组织部青年人之间，被认为存在着一种意味深长的镜像关系，某种意义上呈现了青年与政治链接所可能的前景。处在多重关系交织而成的特定社会网络中，刘世吾显然比其他人更能感受到社会主义治理方方面面所面临的挑战，也更为深刻地嵌入到社会主义治理可能性的探索进程中。

在小说中，刘世吾一开始的出场“热情而得体”，但隐含的信息却颇不寻常：他相当清楚组织工作的内涵与意义，可以“纯熟地驾驭”深奥的概念，向林震阐释“为党管家”的重要性；他会主动关心林震“有没有对象”的个人问题，很自然地将超出工作之外的温情传递给了下级，相当到位地演绎了社会主义社会干部应有的角色30；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居然还主动暴露了自己的文学趣味，对林震携带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相当感兴趣，从而在“影响的焦虑”的意义上与异域的社会主义文学经验构成了某种潜在对话关系……在刘世吾身上，显然交叠着多重身份感受，既有“以党领政”的治理实践所需要的位置感，又有革命共同体内部的同志之间的相互关切，还有值得进一步体味的个人情怀。可以说，刘世吾的这些感受相当杂糅，折射了社会主义治理落实在“人”身上的复杂性；而他在这些角色之间从容而自如地切换，表现了强大的功能平衡力和场景控制力，其作为成熟的组织部干部形象可见一斑。

然而，伴随着故事的演进，刘世吾的上述特点被进一步放大，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争议点所在。首当其冲的是他关于处理王清泉问题的“条件成熟”论——尽管早已发现了王清泉“工作不努力”，但刘世吾却一直认为他“还没到消极怠工的地步”，“作风有些生硬，也不是什么违法乱纪”，处理的“条件不成熟”。只有到王清泉的问题被党报加编者按曝光了，刘世吾才雷厉风行，迅速地处理了这一问题，其间的“见”与“不见”相当耐人寻味。应该说，在王清泉问题上，刘世吾并不像韩常新那样熟视无睹，但也不如林震那样即知即办，他所采取的是一种颇有争议性的“延宕”处理策略，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其需要讨论的独特性所在。

对于刘世吾的上述做法，以往的研究者不管秉持何种立场，大多将其定性为“无爱无憎的高度冷漠症”，是“隐秘可怕的官僚主义和政治衰退现象”32，而争议只是集中在这样的书写是真实的还是非真实的、是局部现象还是整体现象上33。应该说，这样的认知更多是从对刘世吾问题实质的判断这一结果出发，以后置的方式来讨论其与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而没有将刘世吾其人其事植入到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去理解其复杂性及其历史与现实的构成。换句话说，或许只有在社会主义治理的内面去定位刘世吾的行动逻辑而不是简单加以否定，才能更接近历史现场而真正把握住刘世吾作为“这一个”所面临的挑战及其症结所在。

可以发现，在小说中，刘世吾之所以选择“延宕”，首先指向了其对于处在上级与基层之间的组织部工作人员所面临的双重压力的感知：“现在下边支部里各类问题很多，你如果一一用手工业的方法去解决，那是事倍功半的。而且，上级布置的任务追着屁股，完成这些任务已经感到很吃力……必须掌握一种把个别问题与一般问题联系起来，把上级分配的任务与基层存在的问题结合起来的艺术。”如果注意到，作为“伟大”与“麻烦”张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自上而下的国家治理模式与自下而上的群众政治之间寻找可能的突破口，正是社会主义治理所需要正面处理的难题所在的话，那么可以说，当刘世吾将王清泉的问题搁置在“上”与“下”的扭结点上来把握的时候，某种意义上，就已经包含了直面难题的意味在里面。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他显然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漂浮在生活之“上”的韩常新，也在尝试比仅仅立足于群众政治这样的“下”的林震走得更远。

1980年北京文代会,左起:从维熙，王蒙，邓友梅，刘绍棠

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将“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艺术”，作为推动“上”与“下”进行对接的基本方法。在抽象的认识论的意义上，“个别”和“一般”的结合可以被轻易地阐释为光滑的辩证逻辑；但在具体实践展开的层面上，“个别”和“一般”的结合却并非如此简单，它不仅需要在“上”与“下”可能的冲突之间寻找到折中与平衡，而且需要能因此保障问题的解决方向是“往前走”而非“向后撤”。当刘世吾将这样的“艺术”作为自己行为逻辑起点的时候，可以理解为他想召唤出中国革命已有的既超越教条主义又超越经验主义的实践传统35，来与社会主义治理进行某种嫁接。问题在于，目前的组织以及组织中的“人”是否能够接得住“个别”和“一般”相结合的“艺术”所提出的要求?

在这样的追问中，就可以发现刘世吾之所以“延宕”的又一缘由所在：一方面，他提出了“成绩基本论”，试图以此作为支撑工作的支点：“我们区委的工作，包括组织部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呢还是缺点是基本的?显然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我们伟大的事业，正是由这些有缺点的组织和党员完成的”。可以说，刘世吾并不讳言“有缺点的组织和党员”与“伟大的事业”之间的反差，但他企图在两者之间建立某种内在逻辑，一种必须将“伟大”降落到有“缺点”的现实并实现其肉身化的必然性——很大程度上，这可以被视为是“以党领政”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同样让人联想到“山沟沟里的共产主义”这一中国革命经验的生成过程，即革命恰恰是在看似条件不成熟的情境中出发才成为可能的；从“缺点”到“伟大”的逻辑构建，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是对这一经验的一种现实回应。然而，有意味的是，另一方面，刘世吾却未能顺着革命的理路完成对这一逻辑的阐释——从“缺点”到“伟大”，其实是要以通过艰苦努力克服“缺点”作为前提的，而不是以肯定现有“成绩”作为出发点的；很大程度上，组织以及组织中的“人”自我反思和清理“缺点”的过程，才是促动客观条件从“不成熟”向“成熟”转化的重要契机所在。因而，当刘世吾更强调“成绩是基本的”的时候，可以说封闭了“缺点”在“前进”中被真正“看见”进而被克服的可能性。

这一阐释的中断，或许可以看作是刘世吾在实际工作中所遭遇到的挫败感的一种折射。可以注意到，刘世吾已经看到了组织内部所逐渐出现的麻木、懈怠、拖沓等症候：“第一，某支部组织委员工作马大哈，说不清新党员的历史情况。第二，组织部压了百十几个等着批准的新党员，没时间审查。第三，新党员需经常委会批准，常委会一听开会批准党员就请假。第四，公安局长参加常委会批准党员的时候老是打瞌睡……”也因此对于组织中的“人”的工作状态有诸多疑虑，诸如有对魏鹤鸣是否“别有用心”的疏离与警惕，对韩常新夸夸其谈的怀疑和隐忧，对林震简单冒进的顾虑与担心……为此，他也做过一些干预努力，比如，会经常含蓄地质疑韩常新提供的数据的准确性，但往往“并不深入追究”，停留在旁敲侧击的层面，“于是韩常新恢复了常态，有声有色地汇报下去”；也会在包括党小组会议在内的各种场合批评林震简单冒进的“青年病”：“年青人也容易高估自己，抱负甚多，一到新的工作岗位就想对缺点斗争一番，充当个娜斯嘉式的英雄。这是一种可贵的，可爱的想法，也是一种虚妄……”甚至现身说法分享自己以往的革命经历，希望与林震达成某种精神上的默契，但林震除了“惶惑”之外并不领情。显然，在刘世吾看来，即使有所干预，“有缺点的组织和党员”也并不那么容易迅速改观；体现在王清泉事件上，组织部内外各色人等就仍然只能是一盘散沙而难以形成共识，更难以形成多主体共治的结构，处理上的“延宕”由此似乎不可避免。

但这并不是全部，更值得关注的是，作为组织部的实际主事人也是处理王清泉事件的实际主导者，刘世吾其实对自己能否从“缺点”到“伟大”的历程中找到前进方向也不是很有信心。尽管他强调要把王清泉的革命历史与目前所犯错误进行明确区分，但当他将王清泉问题的形成解释为与其之前所做的艰苦的地下党工作直接相关的时候，还是可以依稀发现，他对王清泉存在着某种理解之同情。这显然首先是基于同为白区革命者的身份认同意识及隐藏在其后的本人革命经历记忆——作为五·二〇事件的亲历者，刘世吾曾被打断了一条腿。这尽管使他领略到了革命斗争的残酷性，但有意味的是，这一事件一直被刘世吾认为铭记了他的“热情”“年青”，而成为他在革命胜利之后不断缅怀甚至“恨不得”返回的历史瞬间。这样的细节刻画，一方面确认了刘世吾曾经拥有的“青年”革命者身份，但另一方面也含蓄地传达了他“革命后”面对平淡琐碎的日常生活时内心的惶恐与困惑，“忙得什么都习惯了，疲倦了”，“我们，党工作者，我们创造了新生活，结果生活反倒不能激动我们”。在这样的情形下，曾经的“青年”革命者如何处理好自己的身心及其所嵌入的组织与“革命后”褪去了激动人心的乌托邦光环的现实之间的关系，从而顺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并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由此就成为一个问题。可以说，这样的“青年”革命者角色转化——或者更准确地说，在“革命后”的“再政治化”——的惶恐与困惑，正是刘世吾与王清泉这一代经历了历史大转折的革命者/治理者所不同程度遭遇到但以不同方式处理的，也是其与林震这样的“革命后”一代尽管在精神气质上有所契合而在现实判断上存在明显分歧的缘由所在。

刘世吾有意味的地方，是他还企图将“青年”革命者的成长化约为这样的自我期许：“一个布尔什维克，经验要丰富，但是心地要单纯。”尽管与现实工作相联系的“经验要丰富”受到了重视，但“人心”被格外凸显出来，很大程度上被当作了革命者最重要的素质，来确保“经验”不至于导向复杂甚至变质；而“单纯”作为一种青年文化特质，则在制衡带有中年特征的“丰富”的前提下获得了正当性。如果说在社会主义治理框架中，可以消弭“伟大”与“麻烦”之间落差的关键是落在功能性的“人”的角色上的话。“‘理想的’领导的核心问题是，把下属政治人组织起来，使他们尽最大可能地按照其上级的愿望行事”28；那么，以“布尔什维克”式的治理者自诩的刘世吾显然意识到了，“人心”才是“人”及其所嵌入的组织能否与“伟大的事业”相匹配的关键之关键所在，正如程凯所指出的：“单纯依靠纪律、服从等原则并不能完善地解决相关问题。因为革命需要的不单是‘驯服工具’，更需要组织中的每一个个体充分发挥能动性和创造力。”然而，如何在丰富“经验”的淬炼中保持住单纯“人心”，又如何使单纯“人心”在日常生活中得以赋形从而能与丰富“经验”相抗衡并规约其往正确的方向前进?

对刘世吾而言，如果说“党工作”是其锻造经验的必由之路的话，那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学习“拼音文字之类的具体知识”，尤其是大量阅读《静静的顿河》《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被开垦的处女地》这一类俄苏文学作品，显然就成为他“梦想一种单纯的、美妙的、透明的生活”的主要路径。尽管他自嘲“党工作者不适合读小说”，但显然两者之间的张力正构成了他对“经验”与“人心”关系的一种想象性处理方式。这一处理，将“人心”问题从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领域腾挪到了个人文学修养领域，进而转化为了不直接接触现实的异域文学阅读行为。这样的转化，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林震以及其背后王蒙本人独特的文学趣味——“文学”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了一种可以对抗平庸的日常生活的救赎力量：“文学使我更加热爱生活与事业，热爱与自己情投意合的朋友，文学又使我开始冷淡直到厌倦太普通太实际太缺少创造的浪漫与风险的日常生活。”而这，又与其当时作为体制中人的不愉快现实体验直接相关：“我的日常工作渐渐让我看到了另一面，千篇一律的总结与计划，冗长与空洞的会议，缺乏创意新意的老话套话车轱辘话。”在这样的情形下，“文学”甚至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寄寓了理想与理想主义，而被看作是革命的另一种表达形式：“革命需要文学，需要文学的理想、批判、煽情鼓动。文学心仪革命，心仪革命的理想主义与批判锋芒”。

如果将刘世吾有关文学功用的理解与林震及其背后的王蒙的文学观参照起来看的话，可以发现，在将“文学”定位为“一种单纯的、美妙的、透明的生活”想象方面，他们的诉求是相似的；分歧在于，在林震及其背后的王蒙的视野中，文学与现实在政治层面上被看作是具有内在同一性的，因而以“对坏事绝不容忍”这样的理想方式介入现实，就会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治理理所当然的努力方向；而对于刘世吾来说，文学与现实却是以各自的相对独立性来形成彼此之间的制约和意义的——刘世吾所谓“赶明儿我得了风湿性关节炎或者犯错误受了处分，就也写小说去”的说法，相当理性地中止了将文学想象以政治的方式直接介入现实，很大程度上规避了林震式的带有乌托邦意味的激进社会治理矫治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但另一方面，却又使得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所谓单纯“人心”是高悬在大地之上而自我封闭的，并不面向现实打开而具有某种去政治化的倾向——刘世吾经常重复的“就那么回事”的口头禅正是表明，“人心”与“经验”之间可能的相通性乃至彼此成全性或许在很大程度上被中断了，因而单纯“人心”只能是抽象的，无法伴随现实一起成长。

当王清泉问题的解决还要借助类似于党报这样既代表上级权威声音但又非组织系统内生的“另一种”力量不期然地出现来推动的时候，某种意义上就印证了，刘世吾在从“缺点”到“伟大”可能道路的探索中，其“热情”“年青”其实已经被封印了起来，并未找到合适的进入现实的通道而实现其与社会主义现实相匹配的“再政治化”，使其成为真正具有现实决断力和行动力的历史实践主体。刘世吾的“延宕”，就不能理解为是基于“继续革命”的目的而产生的“斗争智慧”，而应该说，这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逃避责任，躲开斗争”，“正在从革命者蜕变为世故、圆通的官场的‘油子’”。因而，尽管刘世吾最后还是成功处理了王清泉，但搁置在由外而内的动力格局中，这更多只是一个机智的机会主义者在科层化的治理体制内部等待到“条件成熟”契机的亡羊补牢故事而已，却并非是一个曾经的青年革命者成功转型为成熟的社会主义治理者的励志传奇。

作为一部具有“从个人品质的角度来创作和判断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性质”40的现实主义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以林震的视角，切入了对新中国初期区委组织部工作的考察，借助于王清泉事件，呈现了不同类型的青年以不同的姿态进入到社会主义治理探索的努力。这其中，既有“后革命”青年林震以激进的革命姿态对现实治理工作的非常态推进，有“漂浮在生活上边”的体制内青年韩常新对于“纸面治理”的热衷，有承担事务性行政工作的女青年赵慧文在“伟大”与“麻烦”之间的辗转徘徊，也有曾经的革命青年刘世吾企图在“经验”与“人心”新的辩证处理中探寻从“缺点”到“伟大”的治理逻辑构造。

上述“青年与政治”链接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触及了社会主义治理的复杂性与挑战性，展现了“以党领政”的理念/实践对既有的治理体系、治理方法以及治理者产生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其核心问题是如何来处理革命与治理之间的关系。小说一方面依托“白纸”般的青年林震，试图召唤出“调查”“群众”“伟大的事业”等中国革命传统要素以及《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等俄苏文化资源，以“不断革命”的姿态来保证社会主义治理内在的活力，但其激进性与超前性也因此饱受争议；另一方面，则通过对刘世吾、韩常新等相对“成熟”的治理者工作状态的描述，揭示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进行治理对接的障碍、组织内部科层化治理模式带来的挑战以及治理者自身作为历史行动者其主体结构生成的艰难，尤其还深入到了隐秘的“人心”深处，呈现了其与“伟大的事业”之间的落差以及“再政治化”的困难。可以说，这样的刻画，不只是深描了所谓的官僚主义者，更为重要的，是借此把握到了社会主义治理的深层肌理及其有待于进一步处理的难题所在。

尽管《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对于青年“政治人”的形塑以及社会主义治理难题的破解有很大的讨论空间，甚至可以说是未完成的，但其试图在中国革命的内在脉络中去汲取经验、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治理逻辑的努力，在今天仍然值得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