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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期比命长:建阳监狱里的艰难救赎

俯瞰建阳监狱九监区,是一个回字形的闭锁空间。(受访者供图/图)

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九监区,时间以不同的方式流逝着。对于民警来说,巡视一层楼将经过几十个监舍,耗时8到9分钟。夜里,值班民警盯着两块监控屏幕、18个监控方块度过6小时,直到新的早晨到来。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监狱采取了特殊的勤务模式。两周的执勤期结束,他们离开监区返家休息。

但对于多数罪犯而言,进出九监区的时间跨度将以半生来计算。这里似乎折叠了时间与空间。二十余岁的青年人进来,出去时或已临近花甲之年;中年人进来,出去时几乎要成耄耋老人;或许也会有人逝于此地。

在外人眼中,九监区是神秘而可怖的存在。过去,它收押重刑犯;自2011年起,它成为集中收押限制减刑罪犯的监区。

限制减刑,往往因为这些罪犯“无法无天”的过去。背负滔天的罪恶,法律惩罚他们以漫长的刑期。按照监区长童亮的说法,罪犯们在这座高墙内褪尽青丝,一双双眼睛黯淡无光,人人步履软弱无力。

民警在这里与罪犯朝夕相处。漫长的高墙岁月里,他们要确保罪犯不因无知而重复罪恶,不因绝望而放弃生命。他们还要抵达罪犯的内心,帮助罪犯忏悔往昔,救赎将来。

建阳监狱九监区长童亮与罪犯谈话。(受访者供图/图)

九监区的“秘密”

三层楼,回字形的闭锁空间。八年前的2013年5月,如今已是九监区二十五分监区长的葛敏第一回下监。

监区里阳光不太好。见着有生面孔进来,成片的光头都转向葛敏,歪着头打量他。

这些光头都背着人命,有的还背了不止一条。这样一想,葛敏止不住地害怕。

不过,一股新鲜感也随恐惧而生。在过去的两年里,葛敏是个坐办公室的白领,对监狱一无所知。

来到建阳监狱当民警,老民警领着他去翻阅九监区罪犯的档案。档案里,那些打量过葛敏的光头,有的扔石头砸死了骑小电驴经过的人,就因为骑车人没让他偷走鼓风机里的零件;也有五十来岁的男人,一连猥亵过六名小学一二年级的女童;有人疑心自己被戴了绿帽子,就杀了老婆;有人要劫钱财,就杀了外婆。甚至有一位民警,小时候看过劫杀并分尸出租车司机的电视剧情节,来了九监区才发现,原型就在这里。

葛敏意识到,作为集中收押限制减刑罪犯的监区,这里聚拢了绝大多数监狱都少见的罪恶。

2011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开始实施。修正案规定: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人身危险性等情况,可以在作出裁判的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

同年,一批限制减刑罪犯开始集中到建阳监狱九监区。

转眼间,十年过去了。在九监区如今收押的数百名罪犯中,有近九成是限制减刑罪犯。他们当中,还没有人刑满释放。

2021年11月,九监区民警林凯兵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时至今日,其他监区的民警也不大愿意到这里来。

四年前,一位民警与林凯兵一起被分进九监区。初来乍到,他就害怕,不敢单独在监区行动。

“你要是能接受这个职业,能做得下来,我继续讲。要是接受不来,可以当场退出。”领导在入职培训时直言相告。

当时,林凯兵心里没起多大风浪。作为福建警察学院监狱学专业的毕业生,大学四年里,他待过十多家监狱。每到寒暑假,学校安排去监狱实习,跟随民警查监舍,给罪犯做心理访谈与游戏。监狱里的一套,他谙熟于心。

林凯兵一度以为,他也了解建阳监狱。

可真正到了九监区,林凯兵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哆嗦。那是1月,天气寒冷,监区墙上用红字写着倒计时,数着还有多少个日夜才能安全无事故地度过本年。

忿恨、偏执、暴力倾向,并不会在这栋三层建筑物里自行消退。他们只是一时隐忍,稍有疏漏就可能重新开张。

为防止疏漏,一套缜密的规章控制着这里:监舍里,不带门的厕所与房间相接。房内不设上下铺,防止罪犯上吊自杀。房内没有桌子,小板凳也是塑料的,避免成为罪犯们互相攻击的武器。吃饭时,罪犯不许聚集,避免抱团交流负面情绪。

民警们白天6点起床,开监舍门,监督罪犯习艺、上课。夜里,他们即便睡下,也不敢卸下五公斤重的警械装备,实在硌得难受了,就把沉重的手铐从腰部挪到肚皮上。他们手握警棍与对讲机入眠,睡梦中也随时等待着尖利刺耳的警报声。

暴躁以外,是绝望

九监区少有新鲜事。

犯下滔天大罪的罪犯,有许多相似之处。葛敏形容,他们往往脾气暴躁,自私,喜怒无常。

矛盾与争执循环往复。分菜时肥瘦肉分配不均是导火索,洗手时把水甩到他人身上也是。一名投掷炸弹炸死人的罪犯总拿一本小本子,记恨地写下其他罪犯或民警说过的话、做过的事。

不光记录,他还攻击。监区内没有趁手的“武器”,他就磨尖牙刷柄捅人。监区不得不改进牙刷款式,不留柄,只剩套在拇指上的牙刷头。

有罪犯拿到改判二十五年有期徒刑的裁定书。“具体的数字摆在他们面前”,葛敏看见,他们的表情首先流露出恐惧。

罪犯坐在监舍里的小板凳上写家信,和家人通电话。葛敏听见,有四五十岁的罪犯告诉家人,不要再等了;即便二十五年后能活着出去,到了那个年龄,吃不能吃,喝不能喝,出去也没有多大意义了。

有一个六十多岁的罪犯,曾两个多月没有给家人打电话。葛敏觉得不对劲,问他为什么。他说,家人听到电话也会伤心,而自己在监狱里什么也做不了,心里难受,干脆不打了。

三十年后走出监狱,八九十岁的老人对家里也是个负担。“有的年纪大的人,压根都不想刑满,不想出去。”葛敏说。

童亮发觉,这些罪犯在蹲了七八年牢后,“眼神都是绝望的”。

一名脾气暴躁的罪犯因琐事和其他人争吵,被葛敏教育了。他当场表示,死是无所谓的:“大不了把我拉出去枪毙掉。”

有的罪犯已经付诸尝试。葛敏在保温杯底座里找出过布条,那是为上吊准备的。也有罪犯收集药片。一个罪犯过习艺车间的安检时,机器滴滴作响,搜遍全身,最后发现嘴里含着一截弹簧。

民警黄韵齐找一个屡次企图自杀的罪犯谈话。罪犯说,他刚成年就入狱,出狱没几年,又因为杀人进了九监区。如今,他五十多岁,这一辈子几乎都在牢里度过,已经“没什么希望了”。

罪犯调解员分享调解心得。(受访者供图/图)

亲情纽带

三年前,童亮接任九监区长,尝试了许多改造方法。他要民警们常与罪犯聊天,“找到共同语言”。

林凯兵有时忍不住抱怨:二三十年刑期难熬,罪犯难免这次聊完心情平复,马上又陷入下一轮情绪波动中。多数时候,罪犯认定民警与自己在两个立场上,改造总是反反复复。

亲情,或许是救赎的突破口。童亮发现,在九监区改造期间有过重大违规行为的罪犯,九成都没有亲人帮助接济。

多位受访民警都会说起一名劫杀了自己外婆的罪犯。他在一个重男轻女的闽南家庭中排行第四,是唯一的男孩,自小受到宠爱。一开始做些小偷小摸的勾当,进了未成年犯管教所,出来后为了弄钱花,伙同未管所里认识的朋友抢劫了外婆家的店面,杀了外婆。

案发后,父亲和3个姐姐与他断绝来往,母亲也近乎精神崩溃。在九监区服刑的头6年,没有家人联系过他。他冲动易怒,动不动就同人争吵,闹绝食,用头撞地寻死。

得想个办法。葛敏给罪犯父母打电话,最开始,两人一听说是监区来电就会挂断。后来,他们开始接电话,可话里话外还是不愿意原谅儿子。2019年,民警去家访,汽车转摩托开进闽南山区,母亲见了民警几秒钟就情绪崩溃,由父亲搀进屋去。

电话、家访没有停止。每回家访,葛敏都带着罪犯录的新视频去。到了第三次,父母终于忍不住看了视频,父亲掉了眼泪,母亲情绪激动,葛敏分辨其中的怨恨多于喜悦。

第四回去,葛敏劝说:“你们也希望他能放下包袱,好好在里面改造吧?他终有一天是要出来的。”母亲哭了,终于同意拍一段视频告诉儿子,她原谅了他。

监狱里,看到母亲视频的那一刻,罪犯长跪不起。他不再寻死,代之以积极改造。

亲情是连结高墙内外的纽带,让罪犯心里有个挂念。三四十岁的惦记父母,五六十岁的牵挂孩子。

九监区有一名罪犯,和家人参与贩毒,老婆和母亲在女子监狱服刑。林凯兵替他和老婆牵上线,在教育矫正中心视频会见。会见聊的都是家里的难处,老爹六十多岁,孩子无人照料。虽然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可情绪算是发泄了,也知道了老母亲在狱中的情况。2020年老婆出狱,家中孩子有人看顾,罪犯也有了念想。以前他能指着民警鼻子谩骂,现在却主动替民警做其他罪犯的思想工作。

一名漳州的罪犯自觉刑满释放时父母已不在人世,“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对出狱与否表现得无所谓。林凯兵去他家家访,意外发现他还有一个非婚生的儿子。

监狱便安排了进监帮教,漳州罪犯见到女人和孩子,眼圈先红了。

“这是你爸。”女人对儿子说。孩子很小,林凯兵估计不到3岁,不认识父亲,一句话也没说。罪犯抱起儿子,一家人在白墙前拍了一张照片。

不久后,女人还是另嫁他人。罪犯却一改过去“不违规也不合作”的态度,开始参加监狱里的演讲比赛,改造也更积极。转变的理由很现实:争取能够减刑,早日出狱见儿子。

润物细无声

有人说,监狱民警是监狱里的园丁。这正是黄韵齐报考建阳监狱的理由。

黄韵齐大学读的是音乐影视,2012年毕业后,父母希望他回家考公务员。父母是教师,男孩子有警察情结,两相结合,他报考了建阳监狱的民警。

当时,建阳监狱正需要懂音乐的人才实施艺术矫治项目。一开始,黄韵齐被分到二监区。

二监区的轻刑犯更像是高年级学生,情绪稳定,容易沟通。有一次,罪犯未成年子女进监区,黄韵齐领着罪犯排了一出中英文混合还带和声的生日快乐歌。观众感慨,没想到罪犯的音乐潜力这样大。

2019年,黄韵齐被调至九监区。音乐课张罗起来后,每周有两三个晚上,新闻时间结束后,黄韵齐在音乐教室给罪犯上大约一小时的课。二十来号罪犯自带小板凳围一圈,黄韵齐在中间,教乐理知识、合唱、识谱、视唱练耳。

他深觉两批“学生”截然不同。九监区的罪犯可以长期教学,但他们情绪容易波动,如同低年级学生。黄韵齐听到有罪犯自己总结,他们大部分出身乡下、初中文化以下;初中文化以上、学历高的人,很少干杀人抢劫一类的恶性暴力犯罪,罪名都和他们不一样。

有的罪犯抱着混吃等死的态度,唱歌时要么不张嘴,要么假张嘴不出声。批评并不管用,“只能靠人格魅力。”黄韵齐说。平时相处时,如果能让罪犯觉得民警“人挺好的”,他们就会愿意为民警多付出一些。

2021年一场表演,黄韵齐领着九监区罪犯排练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萱草花》。一名有点音乐基础的罪犯自己组了乐队,当主唱,弹吉他。黄韵齐教他哪个音该配进哪段和弦里。

“《萱草花》的歌词写得太好了。”他对黄韵齐说。罪犯年纪轻轻就进了监狱,听到与母亲相关的歌曲就想流泪。

夏天闷热,音乐课只能暂停,反复的新冠疫情也令黄韵齐的教学时断时续。不过,相比“艺术矫治”,黄韵齐有更现实的考虑:音乐足以消磨漫长的服刑时光。

林凯兵也用艺术解开过罪犯的心结。监区一楼有一条百米文化长廊,他领着罪犯在那里作画。学着、画着,一名会画油画的罪犯终于说起,过去他打工时认识一些画家朋友,他跟着学油画,可惜好景不长。

那是罪犯罕见地流露出对前尘往事的眷恋,对高墙外大千世界的向往。

在九监区,改造与救赎追求春雨般润物细无声。童亮让罪犯设立些小目标,“让他有个希望,有个寄托在里面”。目标可以是两个月内不与其他人吵架,可以是半年里争取拿到改造标兵,也可以“阳春白雪”,比如组乐队上台表演。

有罪犯希望资助贫困儿童或罪犯子女上学,监区联系公益组织与民政局对接捐款事宜。九监区二十六分区副指导员乔乾有些吃惊:平日里罪犯看着小气,可到捐款时却都很大方,还要求“能不能多捐一点”。

民警们给每个监舍都送了盆栽,有西红柿、葱、小白菜、草莓等蔬果。栽培全靠罪犯,乔乾看得出来,罪犯们对此很用心。

每天早上,罪犯出门第一件事不是吃饭,而是给盆栽浇水。童亮发现,天气冷了,罪犯们特意给盆栽挪位置,避免风霜打蔫。还有罪犯用餐巾纸、吸管制作小假人,吓跑偷吃盆栽的鸟。等到收获,罪犯们掐棵小白菜,摘点葱,开水一烫拌进面里。

为了方便罪犯晾晒衣服、运动健身,民警们向上级申请经费,准备新建望风区。

因为疫情,竣工期不断拖延。但黄韵齐确信,望风区落成以后,会有更多阳光晒入高墙。

民警给每个监舍都送了盆栽,罪犯早上出门第一件事是给盆栽浇水。(受访者供图/图)

南方周末记者 姜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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