曜西本想在2022年再去瑞士的，但病情已经不允许他慢慢执行自己的死亡计划——五年前，他被诊断为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身体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退化。
今年6月，曜西的病情突然加剧恶化，“就像是一个雪球从山上滚下来，每一秒钟都在加速，”他描述着自己身体的变化，“我的舌头和喉咙越来越麻木，再也无法吞咽固体食物，我越来越难摆动手指。是时候了，趁自己还能行动，还能上飞机。”
有尊严地活，或者死
今年9月，在夏末的细雨中，坐在轮椅上的曜西在父母的陪同下抵达瑞士苏黎世机场。四十多岁的他勉强从轮椅上起来，轮椅上静静躺着家人为他精心准备的抱枕。接着，曜西拄着拐杖上了一辆出租车，在通往瑞士西北部城市巴塞尔的路上，他看着窗外掠过的风景心想，“必须尽快做好准备了。”
抵达瑞士的两周前，曜西才决定乘坐这趟航班，而早在三年前，他就收到来自巴塞尔安乐死组织Lifecircle的安乐死同意书。Lifecircle在2011年创办，一直在“帮助包括外国人在内的客户实施安乐死”。创始人埃里卡·普雷西格行医25年，15年前，她82岁的父亲接受了安乐死，“他带着坚定、喜悦和尊严在我的怀抱里睡着了”。从那之后，埃里卡·普雷西格开始加入安乐死的事业。
这是曜西生命中的最后一次飞行，全程12个小时，这期间他一直被小腹剧烈的疼痛折磨着。抵达巴塞尔的酒店后，曜西只想淋浴和睡觉。在这间陌生的房间里，他会度过生命中余下几乎所有的时间，与他相伴的有他的父母，当然还有——安眠药、止痛药和治疗喉咙麻木的药物。
“我的躯干肌肉状况明显恶化，我的五脏六腑都已经腐朽，它们时刻拉扯着神经，引起剧烈的疼痛。”曜西说，那时候他的睡眠无法持续三小时以上，即使在服用安眠药后，他也会每两小时就醒来一次，当安眠药效力减弱时，他会在痛苦中醒来。他靠喝粥、酸奶和营养液注射，来维持身体的运转，而“这些都不会带来任何乐趣”。
曜西是一名四十多岁的日本上班族，未婚，和父母居住在东部城市。五年前，他留意到自己身体的细微变化——膝盖会莫名其妙地疼痛，渐渐他无法用脚尖站立。每年一次的体检中，他知道自己的肝脏“出了点问题”。去医院复查后，医生告诉他，他的肌肉“已经退化”，最终诊断结果是——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
这种疾病对运动神经元的损伤会破坏从大脑到主要肌肉群的指令传输。现代医学资料表明，出现呼吸功能障碍初期症状后，患者的平均预期寿命为3-5年。由于自发性肌萎缩侧索硬化的病因尚未完全明确，因此这种疾病无法治愈，目前也尚未开发出有效的治疗方法。
至于曜西，他也不懂自己为什么会得这种病。但疾病的侵蚀速度却越来越快，症状逐渐出现在他的四肢、腹腔，最后出现在喉咙和舌头区域。他几乎查阅了互联网上能找到的所有资料，“那里有大量患者的博客和视频，我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曜西说，“我能理解那些带着呼吸装置在家人照料下生活的人，但我自己想要有尊严地活着，或者死去。”
“我不再是有用的人了”
确诊两年后，也就是2018年4月，曜西联系上瑞士安乐死组织Lifecircle，并获得安乐死的资格。
其实直到2021年5月，曜西还能够拄着拐杖行走约200米。那个时候，他还继续在为效力了13年的公司工作，不过办公地从公司搬到了家中。曜西开玩笑说，“这样办公更加舒适，因为家里的饭菜比食堂好吃多了。”
但到了6月，他的病情开始急剧恶化，曜西意识到，“我不再能造福社会，不再是有用的人了。”他决定把去瑞士的日期提前。
到了瑞士巴塞尔，尽管思考了五年之久，曜西依旧非常紧张，他需要和当地医生对话。尽管已经获得了安乐死的同意书，但如果医生确定他缺乏“健全的思考能力和记忆力”，或者明确感受到他被“第三方”影响，曜西依旧无法进行安乐死。
第一个医生就是埃里卡·普雷西格，她询问了曜西目前的健康状况以及如何想到安乐死的。另一位医生与曜西聊的是关于工作的事情，并对曜西“一直工作到离开日本前几日”感到惊讶。曜西说，“对我来说，为社会做出积极贡献非常重要。但是我的病已经不允许我这样做了。我觉得我对周围的人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两次对话，一共持续三个多小时。
这一天是9月16日，而9月18日将是曜西生命的最后一天。
最后的日子，曜西想和父母一起度过。母亲再次试探性地问他，“你确定你在做什么吗？你不能改变主意吗？”曜西并未直接回答，疾病不受控制，傍晚时分，曜西的小腹再度出现难以忍受的疼痛，他觉得这是又一次明确的信号。
为了睡觉，他服用了更多剂量的安眠药。但不到三个小时后，他再次醒来，痛苦不堪。“我再也受不了了，”曜西说着拨通了埃里卡·普雷西格的电话，表示希望将死亡日期提前一天。
第二天醒来，曜西向父母道歉，那时，他甚至不能将自己移动到轮椅上。
生与死的争议
“因为我想有尊严地死去。正常呼吸、进食、如厕和与人交流的能力，是体面生活的基础。既然我不能再做到这些了，我希望去死。”曜西说。
然而一般来说，绝症患者的家人不会这么想。曜西的母亲多次恳求他，“我希望你活下去，无论怎样。”
但曜西认为，“安乐死对社会也有好处。如果一个患不治之症的病人放弃自己的生命，那么节省下来的大量医疗资源可以分配给其他人。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曜西说，“然而，在许多社会中，安乐死是被禁止的。为什么决定将呼吸机给这个病人，而不给另一个病人，是合理的操作，但安乐死不是？”
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关于安乐死的争议一直在全球各地进行着。瑞士是全球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在1940年代该国就将安乐死合法化。每年，有超过1000名重病或残疾人在这里结束自己的生命。去年，瑞士约有1300人安乐死，主要方式是摄入液态戊巴比妥钠。
曜西所接受的也是这一种通往死亡的方式。
如果曜西真能按计划等到2022年，也许他可以尝试一种新的方式——自杀胶囊舱。与传统的药物注射不同，自杀胶囊舱的主要方式是让自杀者躺进舱内，然后通过向舱内迅速注入氮气，让舱内的氧气含量从21%迅速降低至1%。这个过程用时仅需30秒，自杀者会感到有点眩晕，但来不及惊慌，也不会有窒息感。
胶囊舱甚至还可以搬出冰冷的医院，到草地上，到海边，到大自然里，而掌握自杀进度的“按钮”，可以放在自杀者自己的手中。
尽管安乐死在瑞士合法，但前不久自杀胶囊舱在瑞士通过法律许可，并计划在明年投入使用时，依旧被一些反对自杀的机构指控为“杀人机器”，以及“美化了的毒气室”。
不过在这项发明官网的评论里，希望使用者非常多。其中，一位日语留言者说，“我一生都患有虐待后的双相情感障碍。我不能工作，所以我靠福利生活。我所有的亲戚都死了，我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我弟弟自杀了。我现在和我的猫住在一起，等到她（猫）死了，我也会去死。有很多时候我希望一了百了，我家里唯一的装饰是一根挂在房梁的绳子。知道我随时可以死去，这让我安心一些。”
“但实际上，我宁愿在睡梦中安详地死去，也不愿上吊自杀。”他写道。
目前，在包括荷兰、德国、比利时、西班牙、加拿大和瑞士等少数几个国家，安乐死是合法的，其中大半国家设置了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患有不治之症”。
而日本一直是全球自杀率居高的国家，2020年自杀率（每10万人口中的自杀人数）为16.8，2020年自杀人数比上年多912人。
曜西希望像他这样的病人自愿安乐死最终在日本也能合法化。“这样像我这样的患者就可以安心地离开家了，如果我的病是可以治愈的，也许我会尝试做进一步抗争——但我没有B计划或C计划可以选择。”
没有更多的痛苦了
9月17日，曜西在瑞士已经两天。这一天阳光明媚，在这种光芒中，人们也许会忘记飞机刚降落时的阴雨绵绵。曜西和父母乘坐出租车前往巴塞尔附近的Lifecircle医院。
埃里卡·普雷西格已经在等待他们，她把他们领进一间宽敞的房间，里面有一张单人床、一张大桌子和一张沙发。
周围的一切都映照在阳光下。曜西坐在他的轮椅上，靠着大大的抱枕，抱枕上写着“与家人生活会更好”——这是曜西父母特意定制的，因为他们听说，通常自杀者会在最后一刻改变想法。
但曜西平静地在办公桌前签署着一份又一份的文件：死亡证明申请、同意安乐死的声明，以及同意火化的声明。然后他抬起头，微笑地说：“谢谢，我准备好了。”
接下来，他脱掉鞋子躺在床上。埃里卡·普雷西格将一根针插入他的右手背。曜西的母亲站在左边，轻轻抚摸着儿子的肩膀。该说再见了。父亲低下头：“谢谢你这么多年和我们一起生活。你一直是我们的宝贝。愿你在天堂安好。我们很快就会来找你。”
父亲笑了，曜西回以微笑：“我会等你们的。”
注射容器装有致死剂量的戊巴比妥钠。一切准备就绪。曜西说：“就这样，那我走了！”他毫不犹豫地用手指打开了静脉输液阀。 接着，他笑了笑，大概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紧张：“到底有没有用？我没感觉到什么”。三十秒后，最后四次喘息。一切都如埃里卡·普雷西格医生所告知的那样发生了，曜西陷入昏迷。
三分钟后，医生将听诊器放在他胸前，检查他的瞳孔，轻声道：“他走了。”
“不痛吗？” 曜西的父亲问。
埃里卡·普雷西格轻轻地把手放在曜西的手上，他的手还是热的。
“没有更多的痛苦了。”埃里卡·普雷西格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