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朝末世当官，既易又难，易者，管它朝纲颓毁，道德沦丧，能贪则贪，能捞则捞，管它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上有所好，下必恭奉，嬉笑怒骂由你，好官我自为之；难者，今上昏庸，奸宄当道，指鹿为马，有怨难言，郁郁乎抬头盼肺石风清，难安胸中之愤懑，戚戚然掩面哭苍生倒悬，难扶大厦之既倾……
顷读《民国笔记》，见有两则清末为官既难的小品，颇可玩味，现译成白话如下：
民国教育家胡子靖，召集一批优秀教师，于一九零三年在湖南创办明德学校，颇有声望，发动武昌起义的黄兴也在该校执教，时有小人向湖南学务处总办张鹤龄告密，说黄兴有匪党嫌疑。张鹤龄为了弄清究竟，责问胡子靖，胡子靖帮黄兴百般辩解，并将其介绍给张鹤龄。
张鹤龄和黄兴一见如故，非常赏识黄兴的才能，深信他是一个读书人，就此不再追究。后来黄兴利用学校做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并利用学校理化实验室试制炸药。一天协台（相当今天的警察局长），亲自带了几十个人来学校抓黄兴。黄兴和胡子靖连袂出逃，躲在朋友家中。嗣后，胡子靖去见张鹤龄，张鹤龄恼怒说：“我听信了你，在抚台面前说了黄某的好话，现今事败，抚台要发兵拿人，连我都牵连进去，如何是好？”
胡子靖从容不迫说：“这是我瞒了你，不过一人做事一人当，你若怕事，请你绑了我去见抚台，我的血可以染红你的顶子（清朝一、二品大员可戴红钉子帽子）。”胡子靖说完，等待张鹤龄发落。
不料张鹤龄出乎意外地猛击桌子喊：“世乱如此，谁愿意当这个狗官。你愣著干么，还不赶快走人。”说罢拿出三百银元，送胡子靖从后门出去。
那边胡子靖回到黄兴处，一同焚毁证据，连夜逃出长沙；这边张鹤龄严令部属，没有确实证据不能随便抓人，一场风波就算悄然度过。张鹤龄算是晚清末世为官的良知者，他为辛亥革命保护了一粒火种，功德无量。
辛亥革命女杰，有“鉴湖女侠”之称的秋瑾，准备在大通学堂跟徐锡麟起义一事被叛徒告发，绍兴知府贵福，立即派兵往山阴县捉拿。山阴县知县李钟岳进士出身，廉洁正派，出于对革命派的同情，求见贵福，恳求他为乡里著想，手下留情。贵福对李钟岳的请求，虽是不悦，但碍于李钟岳所求有理，不便明言拒绝，于是将事情搁下，暂缓追究。李钟岳归署后，使出“拖刀计”，尽量拖延时间，暗示大通学堂师生脱逃。
挨到一九零七年七月十三日下午，贵福终于动手了，他亲领三百多名清兵，挟持李钟岳前往大通学堂捉拿乱党，一场激战后，秋瑾等八名师生被捕，当晚贵福命李钟岳在绍兴府审讯秋瑾。
大堂上，秋瑾否认参与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第二天，贵福又令李钟岳率兵查抄秋瑾母家，李钟岳虚以应付，没有搜查。奸诈的贵福想借李钟岳之手杀害秋瑾，他下令再度将秋瑾押回山阴县审讯。
出身于书香世家的李钟岳，胸存正义，敬仰名流，同情革命，不忍对秋瑾下毒手，只对她谈了些宽慰的话，并请她题字留念，秋瑾见李钟岳态度诚恳，便题写了那句著名的“秋风秋雨愁煞人”诗句。
当贵福问及李钟岳审讯案情时，李钟岳再次求情，贵福大怒，质问他何以不用大刑？李
钟岳回答，秋瑾是读书女子，没有确凿证据，不便定其罪名，更不能动用大刑逼供。
贵福见李钟岳死磕，便立即起身赴杭州，向巡抚禀报，谎称秋瑾已经招认密谋革命之罪，从巡抚骗得处决秋瑾的手谕，返回绍兴，向李钟岳出示，命其立即处死秋瑾。
李钟岳大惊，愤然回绝：“案情尚未弄清就处死刑，人心必然不服，望大人三思而行！”贵福对李钟岳的规劝断然不理，断然严令按巡抚手谕执行。
一九零七年七月十五日凌晨，贵福亲自率兵前来监视行刑。李钟岳被迫押解秋瑾赴绍兴闹市轩亭口。临刑前，李钟岳问秋瑾还有什么遗言，秋瑾闭目摇头，从容就义。
秋瑾死后，李钟岳用高档棺木盛殓，将棺柩交秋瑾的盟姐徐自华处理。
秋瑾死后第三天，李钟岳以“庇护女犯”的罪名被革职。他解职后，终日忧伤，天良发现，寝食难安，于一九零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上午自缢身亡，距秋瑾被害仅隔六十八天。
李钟岳在中国近代史上也算是一个有天良的官员。
二零零一年，在北京郊区建筑工地，发现一座无头冢，经墓志铭记载和专家鉴定，这是贵福的坟冢。辛亥革命后，贵福因血债缠身，逃亡北方，隐名埋姓，逃避罪责，后来又投靠日本人做汉奸，被砍了头，这是他的下场。
历史告诉我们，凡逢末世，必是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奸宄弹冠相庆，忠良受诬遭祸，但坚信不久就会否极泰来，改朝换代，到时必是《红楼梦》所云：“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
谁也逃不了上帝的“最后审判”，不信走著瞧！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八日于食薇斋北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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