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工作时间禁止联系雇员”：葡萄牙劳动法带来的启示与问题

编者按：2021年11月，葡萄牙立法禁止老板在非工作时间联系雇员。新法律规定，在非紧急情况下，雇主有义务“不在工人休息期间联系他们”；而违反新规定的公司则将面临高额罚款。这一法律将责任转移到雇主身上，保护了雇员在办公时间外免受打扰的权利。​但是，葡萄牙的工作者指出，新法律具有模糊性，且未能对“紧急情况”做出明确定义。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到葡萄牙当下存在的劳动问题：包括平均工作时间位列欧盟之首；缺少对不受监管的临时工的保障；雇主在疫情期间滥用“适应性制度”迫使远程工作者加班等等。因此，在实施这一看似激进的新改革之前，葡萄牙的工人或许仍然需要更多的革命性措施来改善他们的劳动环境。本文原载于《雅各宾》，作者Joana Ramiro。
2021年11月，葡萄牙立法禁止老板在非工作时间联系雇员。新法律规定，在非紧急情况下，雇主有义务“不在工人休息期间联系他们”；而违反新规定的公司则将面临高额罚款。该项规定由议会委员会起草，该委员会专注于探索保持居家远程工作的可能性。但是，由于这一法律是针对国家劳动法的修改，它将适用于所有工作者，无论TA是远程办公还是需要通勤上班。
在一个欧洲毗邻的小国实施这项政策的消息迅速成为全球的头条新闻。在一个仍在努力弄清楚哪些工作安排是临时的、哪些是永久性的世界，在我们进入间歇性封锁的第二年的当下，任何此类的法律干预都必然会被视作前卫。然而，尽管这项措施似乎与大流行息息相关，但它既非前所未闻，也不是对新冠疫情下具体问题的回应。
2016年，法国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赋予员工“与（工作）断开的权利”，保护工人“在工作时间外不回复电子邮件和电话而无需受到任何惩罚”的权利。同年，意大利和西班牙政府推出了类似的立法。在德国，虽然该政策尚未成为法律，但自2010年以来，这已经成为该国一些最大雇主的普遍做法。2021年4月，爱尔兰出台了一项行为守则，对保护员工“免受过度工作的伤害”的现有立法进行了补充。
但葡萄牙的法律超越了工人“断开的权利”的概念。它将责任转移到雇主身上，保护了雇员在办公时间外免受打扰的权利。这不仅仅是语义上的差异，还意味着新法律反对老板的自由支配。欧洲其他国家起草的法律，至多是为员工提供了一些工具，（在他们发现自己可以借此反击的情况下）保护他们免受老板过度行为的伤害。而葡萄牙的新法从一开始就将这些过度行为定为非法。
然而，尽管新法律有许多值得庆祝之处，但它在葡萄牙的进步阵营中却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反应。该法案在议会获得通过，但却没有得到共产党或除执政的社会党以外任何中间派力量的支持。左翼集团对该提案表现了摇摆不定的支持，左翼集团在起草阶段投了弃权票，但最终与社会党一起参与了投票表示支持。
产生观点冲突的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势力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作权（和工作中的权利）的政治理解有分歧。但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冲突被归结为文件语言模糊性问题，以及人们认识到在行使“断开”的权利或义务之前，社会还有更大的问题需要解决。

葡萄牙波尔图，雇员在家工作。

直面更严重的问题
长期以来，葡萄牙的年工作时间一直位列欧盟（EU）之首。2020年，它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相关排名中名列第11位。据统计，葡萄牙每个工人平均工作1613小时。然而，这一数据相较大流行前的工作时间已经有了大幅减少。2019年的数据显示，葡萄牙工人一年中的劳动时间为1745小时。作为比较，欧盟的平均工作时间是每年1513小时，而排名最低的德国的工人平均工作时间约为1332小时。这意味着，他们一年的工作时间比葡萄牙同行少了7个以上（每周的工作时间为四十小时）的工作周。
虽然这些统计数据包含了经常被忽视的因素（如无薪加班），但它们无法传达这些国家的整体工作文化。尽管葡萄牙拥有强大的工会历史，但几十年来的反改革和文化灌输，再加上普遍的低工资，使其陷入瘫痪。在革命性的1974年，工人为自己的权利争取到了胜利，胜利一直延续到70年代结束；但到了8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到来使得工人的权利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是，历届葡萄牙政府建立了一个系统，该系统仅能为失业者提供中等补贴，却无法保护工人不轻易遭受解雇，也无法保障工人获得体面工资的权利。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葡萄牙的平均月工资约为1300欧元，最低月工资为600欧元。据估计，国内21%的人口依靠最低法定工资生活，而该收入难以帮助他们维持生计。在2021年，葡萄牙的工人们已经习惯于不稳定的工作和微薄的工资，以及滋生虐待的工作环境。远程工作只是加剧了本就极其糟糕的情况。
与工作“断开”的现实
“玛丽亚”（化名）是一家呼叫中心的客户服务助理。她的问题与她的直接主管无关，而是来自于与她一起工作的信息技术团队。在她下班后，她常常需要通过发送短信交流来解决密码和其他权限问题。但有时这种“打扰”不仅仅是简单的WhatsApp交流。在“最严重”的情况下，玛丽亚曾抱怨她的屏幕出现问题，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负责技术人员的回复。但是“我一去度假，他们就在早上7点打电话给我，要求我的主管打开电脑”。最终，她不得不与她的经理争论，以便在休假期间不被打扰。
几年前，在莱里亚地区，一家废弃的酒店雇用了维修工人何塞·贝滕库尔·科斯塔·席尔瓦（José Bettencourt Costa e Silva）。由于这座建筑极为破旧，因此何塞经常在规定工作时间后被管理层叫去解决各种问题。“由于我了解基础设施，所以无论是空调维修还是用水加热等问题，我都能够在电话中进行指导。”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多次，他的额外无偿劳动受到了赞赏，甚至在他离开工作岗位后，约瑟还经常被叫去培训新人，或者在管理员找不到人手时提供一点帮助。但是，这些干扰最终也打扰到了他的家庭生活：“我睡得很沉，所以（在他们找我时）我不会醒来，但我的妻子会被电话吵醒，把我叫醒。”
何塞认为，新的法律是一个极好的进步。哪怕它所能做到的仅仅是向公司施压，让他们为工人“在本该休息时所做的工作”付费。然而，何塞知道，在“危机”情况下，老板仍然会且有可能合法地与工人取得联系，无论这发生在一天中的哪个时段。在这一点上，何塞采取了务实的态度：“这可能发生，但根据新的法律，我们的工作会得到重视。”只是在他的案例中，“这些工作从来没有被评估，我没有得到过报酬。（我的工作）没有被量化，也没法确定其中多少属于加班。”
这也是针对新法律的最大批评：该法律有些部分是模糊不清的。葡萄牙呼叫中心工会（STCC）称该法律“不充分，更糟糕的是……非常不清楚”。根据该工会的说法，STCC被邀请为议会委员会出谋划策，但其在夏季提交的建议却没有在最终文件中得到体现。在11月14日，针对议会委员会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声明，STCC质疑：什么构成了“允许雇主合法中断工人的休息”的不可抗力。
事实上，虽然大多数人都同意，不可抗力的定义应该属于极为严重的悲惨情况，但不难想象一些老板会根据自己的意愿改变这个定义。何塞工作过的酒店是否可以辩称，需要他去处理的问题实际上属于紧急情况？该法律将如何面对工人突然无法上班（比如，如果他们被诊断出感染了新冠）这一日益严重的问题？又该如何面对管理层需要紧急更换工人的问题？
我们尤其想知道新法律将如何帮助像安娜·卡塔琳娜这样的员工。今年夏天，这名来自里斯本的学生申请了一份露营地的工作。安娜·卡塔琳娜从未得到过一份“实际的合同”，但她急需现金，因此毅然选择开始工作。作为一名工作人员，她在露营地露营，并在咖啡馆酒吧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似乎是一笔不错的交易。但情况很快就变糟了。“我一到那里就发现自己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几乎每天都要工作。最后，我工作了14个小时。实际上，我还不得不‘补班’，每周只有一天休息，还经常会被老板的电话和短信打扰。”无论何时，只要有同事没有出现，安娜·卡塔琳娜的经理就会去骚扰她，让她代他们上班。她的工作安排或她为休息日制定的任何计划都会被破坏。“实际上，我们无法拒绝或说不。因为我们害怕得不到报酬，而且我们这些员工没有在店里注册，所以我们不得不忍受这一切。”然而，新法的改革对许多葡萄牙工人赖以生存的、不受监管的临时工情况几乎没有作出任何规定。但是，即使这种情况完全公开透明，如果安娜·卡塔琳娜的老板表示自己需要紧急更换员工，这难道不属于不可抗力吗？
葡萄牙劳动者呼吁更多措施
长期以来，葡萄牙的工作条件管理局（Autoridade para as Condições de Trabalho，ACT）一直有关于每周最长劳动时间（40小时）、加班（每年不超过150小时）和休息（每五小时劳动一次，两个工作日之间至少有11小时）的政策。尽管如此，其中也存在例外和法律漏洞，包括所谓的“适应性制度”，许多雇主在疫情间肆意使用这一制度，来使远程工作人员（的加班）合法化。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个充满灰色地带的工作系统，在那里，由于不懂法律，工人们常常任由公司摆布。
“改变法律并不会改变实践。（在葡萄牙）对工作时间的滥用是多方面的，劳动关系是非常不平等的，”左翼集团议员何塞·索埃罗（José Soeiro）在他的脸书页面上写道。“但新的法律具有重大的政治和法律意义。这意味着工人们在争取‘属于自己的时间’这一斗争中又增添了一件武器。”
问题在于，左翼在促进直接改革与不损害其最终目标之间进行着权衡。此外，随着2022年1月底的大选将至，每个政党在议会所持的立场，等同于在向自己的选民发出信号。对于左翼集团来说，新劳工立法的成果值得投票支持。葡萄牙共产党人似乎决心走得更远。
最终，葡萄牙的工人们将看到老板们是否履行了他们的新“职责”，以及那些不履行职责的老板是否会受到惩罚。只有葡萄牙的工人才能知道国际媒体对这项政策的大惊小怪是否值得；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葡萄牙的工人仍然需要更多的革命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