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古尔纳线上发表诺奖演说：尽享写作，重述非洲形象等待世界的善意

今年10月7日，来自非洲坦桑尼亚的作家兼评论家阿卜杜勒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陆续揭晓的布克奖、法国龚古尔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等重要奖项的获得者都与非洲文学相关，使得非洲文学在今年成为被全球文学界热议的对象。

古尔纳的作品此前并未推出过中文版，只有零星的短篇被翻译过。11月初，上海译文出版社宣布取得了古尔纳十部作品的中文简体翻译版权，包括《离别的记忆》（Memory of Departure 1987）、《朝圣者之路》（Pilgrims Way 1988）、《多蒂》（Dottie 1990）、《天堂》（Paradise 1994）、《赞美沉默》（Admiring Silence 1996）、《海边故事》（By The Sea 2001）、《遗弃》（Desertion 2005）、《最后的礼物》（The Last Gift 2011）、《砾心》（Gravel Heart 2017）、《来世》（Afterlives 2020）（中文书名为暂定）。

时隔两个月后的12月7日，位于英国伦敦的古尔纳收到了来自诺奖委员会寄出的奖牌与证书，与去年因疫情而决定不在现场举办授奖仪式一样，今年获奖者在各自城市获颁奖牌、证书并发表线上演讲。古尔纳的演讲题目为“尽享写作”，他回忆了少年时写作以及迁移到英国之后的写作的不同以及共同的乐趣，而后者所包含的对非洲形象叙述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是他最为重视的。下面为大家带来此演讲的主要内容选译。

演讲 / 尽享写作

原文版权：© THE NOBEL FOUNDATION 2021

写作总是令我愉悦。曾经，即使是一名身在学校的男孩，我也无比期待课程表能留出时间让自己写故事，或跟随老师去做一些感兴趣的事情。然后，每个人都会陷入沉静之中，靠在学习桌上，从记忆和想象中检索值得书写的东西。虽然，在那些年的努力写作中，并没有特别值得留念的细节，没有想再次回忆的难忘经历，也没有表达过任何强烈的意见或不满。当然，这些努力也不需要任何其他读者，也并非为了迎合那位提高我们写作技能而进行练习的老师。我的写作是因为我被自我驱动着写作，更因为我在练习写作中找到了某种乐趣。

多年后，当我自己也成为一名学校老师时，我却有了相反的经历，当时我坐在安静的教室里，而学生们则专心做着课堂作业。这让我想起了D.H.劳伦斯的一首诗，我现在引用其中的几行：

选自《校园一景》

当我坐在班级的角落边，独自一人，
观看身边穿着夏季上衣的男孩，
他们在忙碌书写，圆圆的脑袋低着头：
其中一个被什么突然唤起，
他的脸转向我，
平静地思考着什么，
如同盯视我，又好像没有。

然后他再次转过去，带着一点，

对他的手头事情感到的满足，
他找到了想要的东西，得到了应该拥有的东西。

古尔纳在英国肯特大学教学

这首诗回应了我正在谈论的写作课，并不像后来我成为老师时所上的那类写作课，它不是无休止地任务、指导、研究和修改。在我年轻时候努力写作时，我可以说是直截了当、毫不犹豫，几乎没有纠正修改，看起来如此天真。我的阅读也同时带着一种放纵没有方向感，当时我并不知道阅读与写作之间的联系有多紧密。有时，当我不需要早起去上学时，我会读到深夜，以至于我那有点失眠的父亲发觉来到我的房间，命令我关灯。显然，后来的写作和阅读，比起年少时那漫无目的的经历来说，是有秩序的，但它从来没有失去过它充满乐趣的本质。然而，渐渐地，它的乐趣也产生了些许不同，直到我去英国生活，才完全意识到这一点。正是在那里，在我思乡病发作以及身处陌生人之间生活的痛苦时，我开始反思以前没有考虑过的很多事情。正是在那段时期——那段漫长的生活拮据和文化碰撞时期，我开始了一种不同的写作。我越来越清楚，我有更多话要说，有更多任务要完成，有遗憾和委屈要提出来反思。

首先，我反思了从自己非洲故乡突然逃离过程中所遗留的东西。1960 年代中期，一场深刻的混乱降临在我和周围人的生活中，我们的权益和犯下的错误伴随1964年革命带来的变化所掩盖。在一系列事件中，以我当时青少年的头脑，不可能清楚地思考正在发生的历史和对未来的影响。

我在英国生活度过最初几年后，才能够反思这些问题，沉思于我们同胞之间能够相互施加的错误，重新审视我们当年安慰自己的谎言和妄想。我们的历史书写是片面的，对许多错误行为保持沉默。如今我生活在英国，远离那些事件发生地，但在我的脑海中依然被它们深深困扰，和那些仍然生活在其现实后果中的人们相比，我可能更加无法抵抗这些记忆的力量。

我同时也被一些其他记忆所困扰：例如父母对孩子施加的虐待、人们因社会或性别教条而被剥夺充分表达的方式、容忍贫困和依赖不平等。这些问题多少都存在于这个世界所有人的生活中，但在环境要求你意识到它们存在之前，它们并不总是在你的脑海中出现。我怀疑这是逃离创伤并发现自己远离那些留下来的人从而安定生活的人的必然宿命。最终，我开始写下关于此的一些反思，没有预期以多么庞大或有组织的方式去写，至今还是没有，只是为了澄清一些我心中的困惑和不确定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明显发生了令我深感不安的事情。（非洲）正在构建一个新的、更简单的历史体系，改变甚至抹去已经发生的事情，重新构建它以适应当下发展的“真实”。这部全新的更简单的历史不仅是胜利者的必然作品——他们总是可以自由地构建他们选择的叙述——而且它也适应今天的评论家和学者，他们对非洲并没有真正的兴趣，只想要和自己的世界观达成一致，他们只是需要一个自己熟悉的民族解放和进步的叙述话语。

因此，我们有必要拒绝这样的历史观，它无视那些见证了我们更早时期的物质生活、各种成就和使生活成为可能的温柔。许多年后，我走过我曾长大的小镇街道，看到了各种事物、地方和人的退化，他们生活在灰白的生活中，害怕失去对过去的记忆。我想我有必要努力保存那种记忆，写下那里发生的事情，找回人们曾经经历过并理解自己的时刻和故事。

一个位于桑给巴尔岛北端的村庄（unsplash图库）

还有另一种对历史的理解需要解决，这种理解对我来说变得更加清晰，比我在桑给巴尔（1964年并入坦桑尼亚）接受殖民教育时更加清晰。我们这一代人，是殖民主义的孩子，而我们的父母不是，后来的人也不是，或者至少不是以同样的方式。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与父母所关注的东西疏远了，或者那些追随我们的后来者已经从殖民影响中解放出来了。我的意思是，当时的统治者用委婉语掩饰了真实的自我，我们同意了这个托词。之后，后来的人们生活在后殖民时代的失望和自欺欺人中，也许他们没有清楚或足够深入地看到殖民经历改变自己生活的方式，今天非洲社会的许多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殖民遗产的一部分。

在英国，其中一些问题对我来说变得更清楚了，不是因为我遇到了可以畅谈这些话题的人，或是在学校里遇到对我解释这些问题的学者，而是因为我更好地了解了像我这样的人在他们的文化故事中是如何被对待的，来自电视上、在商店里、办公室里乃至公共汽车上，都会遇到。就在我学会以更深的理解阅读这些情形时，我越来越渴望写作，回应那些鄙视和贬低我们的人。

但写作不能只是争吵和论战，无论它多么令人振奋和安慰。写作不是关于一件事，不是关于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或者关注这个还是另一个，它关注的是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的人类生活。我认为，写作必须表现出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可以，什么是眼睛看不到的。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写下来，而且要如实写作，当丑陋和美德都通过写作呈现时，人就从简单化和刻板印象中走出来。当它真的起到这种作用时，就会产生一种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