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中的“间谍”：如何识破监视软件常用的小把戏

玛丽亚说，她在美国东岸一个“充满爱的”天主教家庭长大，每周日家人们都会聚在一起共进晚餐，她的父母婚姻幸福，她希望自己和另一半也能彼此尊重互相扶持。

她20多岁时遇见后来的丈夫，很快就坠入了爱河。

但浪漫时光很快就变了调，跟随而来的是25年被折磨和被控制的岁月。丈夫一开始是用言语骂她，然后完全控制她的金钱，她的行动，最后控制他们的三个儿子。

丈夫反对她外出工作和其他人互动，还不让她用电脑。

“他每天都骂我肥，生气时还会把我关在门外。”

后来，丈夫用金钱控制她，拿走她做清洁工作赚来的钱，还用她的名字和社会安全号码去申请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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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玛丽亚听到丈夫叫她去死，她终于再也受不了了，在家人和教会的协助下她一步步计划逃跑。

因为房子被法院拍卖了，她最后搬去跟姐妹同住，她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电脑，终于能建立自己的脸书帐号，还开始和别人约会。

但不久之后，她发现前夫知道自己和约会的男性朋友之间的短信，还出现在她去的地方。

有时候在高速公路上她会看到前夫突然出现在自己的车子之后，有一次她害怕前夫会追上来向她开枪，于是报了警。

她没有起诉前夫，后来她又搬到更远的地方，被前夫跟踪的情况终于缓和下来，但是她发现到自己是间谍软件（又称跟踪软件，监视软件）的受害者。

间谍软件是市面上可以买到的一种软件，通过某人的装置，通常是手机，在没有经过其同意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监视。

使用者透过间谍软件可以观看被监视者的信息，地点，照片，档案，甚至在手机附近窃听交谈内容。

2019年成立“对抗间谍软件联盟”（Coalition Against Stalkerware）的加尔培林（Eva Galperin ）表示，如果有人掌握到你手机里的资料，那么潜在性危害可能非常大，她看过许多案例，受害者担心施暴者分享亲密照片而不断地被威胁勒索。

加尔培林表示，她接触过的家暴案件“几乎都涉及某种程度的科技控制”，经常包括间谍软件。

“间谍软件是一种非常强力的压迫性控制工具，经常涉及一些严重暴力案件。”

研究显示，间谍软件越来越常见已经造成很大的问题，诺顿实验室（Norton Labs）的研究发现，2020年9月到2021年5月，被安装间谍软件的装置增加了63%。

报告显示，间谍软件的增加可能和新冠疫情封锁期间人们更多时间待在家里有关。

“在家里的时间多了，懂得技术的人更容易拿到另一半的手机，在上面安装间谍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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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年的努力，加尔培林终于成功说服一些防毒软件公司更认真看待间谍软件，一开始防毒公司不愿意将间谍软件当成是恶意软件，因为有些可能有合法的用途。

谷歌在10月删除了一些鼓励使用者监视另一半的程序广告，这些程序通常以父母追踪孩子的地点和信息作为行销方式，但容易被施暴者用来监视另一半。

其中一种程序“SpyFone”就在美国被禁，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禁止的理由是该程序通过一个隐藏方式搜集分享个人地点和活动信息。

虽然业界和政府都采取根严格行为管制，但是间谍软件和程序仍然在网络上非常容易就能找得到。

加尔培林表示，联邦贸易委员会下一个调查的对象就是在使用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贩卖和购买手机定位信息的公司，这些信息对私家侦探非常有价值。

“科技男人帮”

间谍软件故意设计成非常难以识别，有些人即使对科技非常熟悉还是会落入圈套。

网络安全分析师夏洛特（非真名）就是一个例子。

她订婚不久之后就发现手机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例如手机电池很快就没电了，有时候手机会无缘无故就重新启动，这两者都是手机被安装间谍软件的可能征兆。

难怪她的未婚夫能够随时掌握她的行踪，这下她才真正明白过来。

为了了解更多如何应对和处置类似情况，她去参加了一个黑客见面会，这是她未婚夫的工作领域，甚至里面她也看到一些熟悉面孔。

她说，这些人对于能够跟踪自己的另一半“完全不当回事”，她对这种态度感到惊讶。

这种“兄弟情”的科技人环境促使她进入网络安全领域，希望以不同的观点增加这个产业的女性代表。

只要在网络上随意搜索一下，就能找到许多宣称只需要一个电话号码就能侵入某人手机的广告，通常只需要用加密货币支付数百美元就可以办到。

如此神通广大的软件应该是执法单位才能掌握的能力，网络安全专家相信上述那些广告应该都是诈骗广告，消费者真正在市面上能够买到的间谍软件大部分是以社交（交流）的方法作为掩护，实行资料搜集和侵入手机装置等目的。

如何识破间谍软件

夏洛特表示，只要稍微小心谨慎就能识破这些间谍软件常用的小把戏。

你可能会收到一些附带网络链接的文字短信，或者是一些以假乱真的手机程序，貌似没有任何问题。

但夏洛特表示，只要有一点怀疑，就直接删除那些短信和手机程序，有些手机程序在删除前还会跳出警告信息。

“间谍软件会用一些威吓手段，警告手机使用人不要删除该软件，这都是他们的诈骗伎俩。”

如果找不到间谍软件，也可以直接将手机重新恢复到出厂设置，并将所有社交媒体帐号重新更改密码，而且一定要使用多重验证手续。

那么，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什么呢？

许多国家都已经有反跟踪骚扰罪和妨害秘密罪等相关法律。

例如法国就在2020年推出了关于家庭暴力的新法案，加重秘密搜集资料的刑事责任，未经同意追踪他人的定位现在可处以一年徒刑和4.5万欧元罚款，如果犯罪人是另一半罚款可能更高。

未来情况

但是加尔培林表示，不能期待光靠法律手段解决这个问题。

她认为，手机程序商店营运者谷歌和苹果可以采取行动，禁止手机程序商店贩卖间谍软件。

另外，她认为重点应该放在警察的培训，提高警察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

她说，经常看到受害者向执法单位求援，希望他们能逮捕跟踪骚扰的人，但是得到的却是没有犯罪问题的回答。

网络跟踪骚扰案例的增加也催生了一种支援家暴受害者的新形态服务。

“终结科技滥用”（CETA）就是这样的一个机构，该机构向家暴受害者提供协助，同时就越来越常见的滥用科技案例进行研究。

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不建议立即删除受害者手机内的间谍软件，而是以建立安全措施为优先目标，因为过往的经验表明，加害者在发现无法读取受害人的手机资料之后，通常会出现暴力升高的情况。

对玛丽亚而言，她已经脱离暴力婚姻六年了，目前情况虽不完美，但已有很大的改善。

“我现在和一个很照顾我，支持我，为我说话的人在一起。”

有时候她还是会担心她的手机，她还被诊断有创伤后压力综合症，但是她希望唤起公众对网络跟踪骚扰的重视，并让其他受害者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不要害怕，有人会帮助你，我已经勇敢站出来发声，如果56岁的我做得到，任何人都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