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外文摘：“国殇之柱”被移除的后果

（德国之声中文网）《纽约时报》发表文章《”国殇之柱”被移除：香港民主的丧钟》，作者任萃言和周永康认为，港大校方下令将国殇之柱从校园移走的做法表明，香港高等教育当局看来是在遵循中央政府的命令，消除大学培养未来挑战中国统治的政治领导人的潜力。根除民间组织，缩减保存1989年天安门事件创伤记忆的公共空间，这些做法实际上已把香港变成了另一个沉默的大陆城市。

文章说，国殇之柱对香港学生来说具有特殊的历史、政治和文化意义，他们把纪念”六四”的集体活动视为香港民主未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在，香港的大学行政部门正在惩罚在校园内发表不同意见的学生。通过放弃中立角色、放弃对言论自由的追求，大学已从过去进行政治启蒙的地方变成了国家监控监管的场所。国殇之柱的拆除和学生会丧失行动能力加在一起，等于实际上铲除了香港的公民社会。学术和政治自由因它们的被迫缺失而大受影响。

作者指出，香港其他大学的学生会现已陷入两难境地：继续对香港的政治发展发声可能会带来包括延长监禁的后果。沉默则意味着这些学生组织也许无法再存在下去。面对被关进监狱或马上被校方开除的危险，许多学生干部已经辞职，使学生会陷入瘫痪。

中国维稳体制下的人工智能发展

《端传媒》发表文章《人工智能争霸前夜：中国视频监控行业是如何崛起的》，作者黄靖洋指出，中国监控行业的崛起以及后续AI的发展来自内部安全政治的驱动。采购的需求起初源于中国各级政府公共安全和维稳的需要。正是政府对安防设备的大规模采购，激励了某些国内企业对开发最先进的监控和犯罪预防技术进行战略投资。数据说明了在”平安城市”（Safe City）与”智慧城市”（Smart City）建设中，中国政府采购对监控产业发展的重要性。例如，IHS的报告认为，政府采购占中国监控设备企业产值的近60%。每年的中国安防产业报告也显示，平安城市、智慧交通和智能建筑构成了主要的细分市场，其次分别是文化、教育和卫生以及金融部门。除了智能建筑一般由私人开发商支付外，其他门类的消费者主要是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如此估算来自于财政购买的市场份额每年可达70%以上。一份基于政府采购合同的报告显示，从2004年到2020年，公安机关占政府系统采购量的65.8%。尽管近年来宏观经济增速下降，但十多年来，中国安防企业的产值每年都有两位数的增长。

文章说，中国政府对各类监控系统的持续投资也促使企业不断提高产品的图像清晰度、识别灵敏度、数据传输速度，并开始配备视频结构化分析、人群追踪和人像识别技术。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将公共监控项目从大城市延伸到县城甚至乡村。中国政府对摄像头升级要求非常快，在标清摄像头安装结束后，很多城市政府就开始布局高清摄像头和配备AI技术的监控系统。仅仅数年前的电子监控基础设施很快就面临更新。政府安全议程与企业创新战略的融合，加速了中国企业的能力，实现了比其他国家技术上更快的代际更新。尤其在模拟技术向数字网络技术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监控产业较海外竞争者率先实现了产品的换代升级。随着世界各国智慧城市建设的拓展，这些厂商凭借积累的技术能力，不仅适应了中国政府的建设要求，更形成了全球竞争优势。

拜登的”安全护栏”拦住了中共的侵蚀吗？

台湾《新新闻》发表文章《习近平终于对限武谈判松口了》，作者黎蜗藤认为，拜登上任不久，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就提出了美中关系CC，即新型”竞合敌关系”──该竞争就竞争、该合作就合作、该敌对就敌对。中国的思路则相反，美中能否合作，要和美中关系的总体挂钩，美国不能打压中国，一面又来谈合作。这两种思路的冲突是前一阵美中关系僵持的重要原因。但从这几次双方高层会面看，中国已不情愿地接受了美国思路。按照中国的说法，美国挑战中国的底线线从未停止，然而中国也开始肯与美国合作──气候大会上的合作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就在这次标志中美关系和缓的拜习视讯会议后，美国又开始讨论外交抵制中国冬奥，也明确支持立陶宛让台湾驻立陶宛办事处更名。显然，美国对中国的对抗并没有因美中合作而停止。

作者认为，拜登政府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等于任中共为所欲为，建立”安全护栏”（guardrails）即是对应的策略。安全护栏有两层意思。在字面意思著眼于安全领域，即如拜登所言，确保美中两国保持沟通，以便竞争不能演变成冲突。但我们或许更应看重其字面下的意思，即在建立一道中共势力不能超越的护栏，把中共势力关在护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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