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陕西人，从户县游到海水变蓝

刘宁打开世界地图，右手食指在标注着鄠邑的圆点上敲了敲，接着快速向东南方向滑去，在厦门稍作停留，接着便一路南下，穿过菲利宾、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在东南亚来回折返四、五趟，然后回到厦门，最终返回鄠邑，整个过程耗时23秒。5年时间，刘宁在这条线路上往返了二、三十次，一走就是小半年。他不爱说话，那个时候，乡亲们问他做啥工作，他只说在船上修机械，若问在哪儿上班，就答东南亚。实在问的紧了，就笑笑，在家里的地图上花费这二十几秒，带着家人或朋友“周游”一趟。

乡亲们很少说普通话，浑厚浓重的关中方言是这里沟通交流的密码。刘宁却能自由切换：前脚踏上离开西安的火车，嘴巴便自动切换成带有陕西味儿的普通话。在这5年里，每过几个月他就要这样切换一次。

刘宁的体型略有些偏胖，脸型圆中带方，单眼皮，标准的关中人长相。关于出海的记忆，他常与“出汗”相关联。在船上，他的这份工作被称为轮机工，一天中的很多时间都窝在轮机舱里，40多度的舱房与海上的湿气让这位北方人汗流浃背，巨大的发动机在耳边轰鸣，预示着这艘钢铁巨兽下南洋的野心。

深居内陆的西北人，可能终其一生没有见过海。深秋的鄠邑老家有时会起雾，与早上的炊烟混在一起，空气里氤氲着潮湿的柴火味儿。即便有很大一部分已经被划归高新区，这里的居民们大多仍住在老旧的小院里，每人一亩地，过着简单的农家生活。不知何时，乡村喇叭开始用粗糙的陕西话播起了陌生的内容：“福建宁德招募海员，招募海员，中专以上就能报，管吃管住工资高。”太阳出来了，晨雾飞升，逐渐散去，吃过饭的老人们搬个小凳子坐在自家门口。“宁德在哪嗒？”另一位老人摇摇头，眯着眼望着天空。

■ 图片由@牛云昌提供

根据《中国船员发展报告2020》显示，截至 2020 年底，我国共有注册国际航行海船船员592998人，同比增加3%。然而根据另一份报告《中国海员队伍发展现状》分析，以2018年为例，只有约一半海员真正在船上工作。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沿海地区的用人成本与日俱增，海员缺口慢慢开始突显，于是，招募的喇叭声飘向了陕西、甘肃这样的内陆乡村。

信德海事网主编的《2021年中国海员幸福指数报告》显示，农村和县城的海员人数占到了问卷填写总人数的68%以上。无需赘述，这是清晰的资本逻辑，前因与后果，简单明了，刘宁身边的海员乡党就不少。传统观念里的陕西孩子普遍恋家，安土重迁，然而总有一些人不愿在这平坦的关中土地上重复祖祖辈辈一模一样的生活，总觉得“拿着高工资周游世界”，听起来比“踩着黄土地打工搬砖”迷人得多，于是他们选择背向黄土，踏入了陌生的海洋。

“快手、抖音上说，这个职业既可以让你浪荡远方、环游世界，又能让你腰缠万贯。”张天畅笑了笑，又叹了口气。就算没有网络媒体造势，十多年前的年轻人其实也这么想。牛云昌和刘宁是都是鄠邑老乡，两人家离得不远，怀抱环游世界的梦想，2010年左右，他们先后南下广东、福建，进入航运学校。

“现在在短视频上鼓吹这个行业的那些人其实都是中介，无一例外。他们会忽悠你说三个月就能下海，其实至少得要半年，而且中介费很高很高。”张天畅庆幸自己很机灵，出钱不多，有些人光中介费就花了上万元。今年3月，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远洋航行后回到国内，拿着海上赚来的积蓄住在西安的朋友家里。

两年前，无事可做的乡村青年张天畅被“环游世界”这四个跳动在手机屏幕上的大字所吸引，离开关中老家，来到潍坊，报名山东海事职业学院，交了1万多元费用，开始了自己的海员生涯，成为了一名甲板水手。“海员证的考试不难，就是把答案弄得烂熟于心，英语部分全靠死记硬背就行了。”

2020年初，他从广西防城港登船，穿越南海，途径越南、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再折返到东海，北上日本，而后一路向东穿过太平洋，来到南美洲的巴西。几百海里外，来自陕西渭南的二副王毅正驾船往返于三沙市的各个石油钻井平台之间，这已经是他在海上的第8个年头了。

在南海上与二人擦肩而过的刘宁此时刚刚返航福建，他走出了轮机舱，正式向所在公司提交辞职信，回到了老家鄠邑区割耳庄村。一周之后，牛云昌从割耳庄村几经周转来到香港，他登上船，走进了轮机舱，船尾的烟囱随即冒出一缕浓烟，船头朝向南太平洋。

■ 图片由@牛云昌提供

3到7月对于海员而言是最舒服的日子，海面上相对平静，也不太冷，干活舒服。早上8点，张天畅拿着工具来到甲板，等候分派任务。这艘船时常要运输粮食和煤炭，卸货之后，他负责清理货仓。在泰国运完煤之后，船舱被煤灰弄得黑乎乎一片，下个航程要运粮食，他拿着清洁工具一点一点地把灰垢清洗干净。

牛云昌此时已来到轮机房，工程船航行到了巴士海峡附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台主机昨天晚上出了问题，仪器显示附近没有可以前来救援的其他船舶，他们只能自己一边修理，一边往前慢慢挪动。他和几个人一起操纵设备，晃晃悠悠地吊起主机，一个浪头打过来，整个船体晃动剧烈，难以想象万一主机突然坠下去会怎样。往日里轮机运转正常时噪音巨大，牛云昌从机舱里走出来，摘掉防噪耳机，耳朵仍然会有几十秒钟几乎完全失聪。“你会突然觉得周围很安静很安静，海面空寂的可怕，过一会儿才能听到其他声音。”

与嘈杂的轮机舱相比，海员们的休息区相对安静。王毅已经沉沉地睡了过去，他负责船舶驾驶，根据国际惯例，二副的驾驶时间是0点到4点及中午12点到下午16点。凌晨在海上行船，注意力高度集中，换班之后，他倒在床上马上就睡着了。

陆地渐行渐远，海水渐趋清澈，湛蓝的天空中常有海鸟盘旋，海面上不时会有海豚和鲸鱼在船舷两侧伴航，咸咸的海风带着一点点湿气，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景象。没见过海的人第一次看到这些都会异常兴奋。然而对深处内陆的陕西人而言，一阵兴奋过后，头几个月大多没有心思欣赏海景，更无法轻易入睡。王毅说那是一段“有味道”的回忆，不只是他，对于所有陕西来的海员而言，晕船都非常常见。第一次登船后足足有一个月时间没法下床，除了喝水，基本很少进食。“头疼头晕非常严重，天天吐，没法走路，感觉生活简直暗无天日，眼巴巴盼望着返航。”

■ 素材由@张天畅提供

大概在床上躺了一个月，有一天他突然感觉自己没那么难受了。“可以走走路，吃点东西了。”大海像是用30天的时间接纳了这位远道而来的陕西人。不过像王毅这样晕船的体质就算后来适应了，长时间不上船，突然出海还是会晕。张天畅观察过记录船体颠簸的仪器，5度左右的颠簸摇晃非常常见，就算15度左右也不算稀奇。变动不息的甲板取代了老家坚实的黄土地。“那感觉就像经历一场永远没有尽头的地震。”

■ 图片由@张天畅提供

不工作的日子里，海员们会把大把大把的时间用来打麻将、玩纸牌。有些大船还能组织一些球类比赛。条件较好的船上，时断时续的wifi信号可以把一条条文字信息从遥远的大洋彼岸传回陕西亲人们的手机里。尽管出发前已经给手机里下载了几百集的电视剧和小说，在船上待久了，第一次出海的张天畅还是会对那些没有参照物的日子感到畏惧。身边的老水手们常常会望着一个地方，久久的发呆，整个人就像凝固了一样。“你跟他开玩笑，他根本就没有反应，他不知道你在说啥，你不知道他在想啥。跑船太久就把人跑日塌了。”轮机房里的牛云昌则会感受到噪音带来的暴躁，他动不动说话声音就会很大，莫名其妙地想发火。“在海上超过半年，就会这样。”

越往南走，天气越热。在牛云昌的记忆里，关中老家的农忙时节常常伴随着酷暑。即便白天再忙碌，晚上干完活儿后用湿毛巾擦擦身子，便可以解暑祛汗，安然入睡。到了船上后他才发现，有一种汗是用湿毛巾无法应对的，像是身上永远粘着的一层东西。对于陕西人而言，海上的环境实在太潮湿了。“这边的人天天洗澡，开始的时候很不适应，后来发现，每天出汗实在太多了，如果不这样身上就臭烘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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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一到，台风便会时常光顾，吹到11月，冷空气又开始频繁活动，海上因此变得风急浪高。那种郁热无聊的停滞状态又随即被吹的东倒西歪。

第一次出海的张天畅在日本海上遇到了台风。“计数器最多能测量到60度的颠簸，在日本的那次早已经爆表了，船体随时倾覆。咱们那儿的人没见过台风，那时候甚至有一点点激动，直到后来才觉得危险。”所有的生活用品都在眼前乱飞，他突然笑了一下说，奇怪的是，那时候他并不害怕，大脑一片空白，好像是把害怕给忘了，但事后想起来就会起一身鸡皮疙瘩。

王毅在东海也遇到过一次台风，那时他才刚参加工作2年。船体被海浪顶到了3、4层楼高，然后再坠下去，这样循环个成百上千次。8米高的海浪重重地拍在船身上，光听那声音就让人战栗。“我们全速顶着浪往前走，也不敢动方向，船基本上就原地不动。那一刻就觉得在海上航行，吨位再大的船也只是一叶扁舟。”

相比可以提前预测的台风，突如其来的爆炸与失火是所有海员最惧怕的事故。今年渤海油井发生井喷着火事故时，王毅的船就在附近，喷薄而出的天然气熊熊燃烧，裹挟而来的砂石到处乱飞，有些人只能选择跳海，在翻涌的泡沫中被水流推来推去，最终吞噬于旋涡和海浪里。那是种“无处可逃”的恐惧。“在陆地上，只要撤离出危险区域就行了，在海上还能往哪儿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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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蛇口，赤湾码头巨大的龙门吊隔着好远就能看到，起平流雾的日子里，高高的主梁就像是飘在天上。跑南海的海员们知道，一看到它，就意味着要回家了。大家迅速奔到甲板上，新来的尤其激动，一群人都把手机举得高高的寻找信号，恨不得双脚腾空，像是在作法。抓到一点点信号就迅速按下拨号键，大声告诉家人、爱人自己到深圳了，回来了。这样的场面王毅在驾驶舱里看过了太多次。“那真是归心似箭，在深圳一刻也不想留，就算是晚上到的，买半夜的机票也要赶快飞回西安。”

他和牛云昌都在工程船上工作，为海上石油平台提供物资设备和配套服务，常去南海，工作3个月，休息1个月，平均每半个月左右就能在沿海城市靠岸一次。刘宁跑东南亚航线运送货物，往返一趟大概4个月左右。而张天畅是跑远洋的自由海员，每份合同只签一趟航程，一出去少则半年多则1年，回国之后合同自行作废，下次出海再和其他公司签新的合同。

即便有固定的工作单位，跑船9年的王毅也没法确认自己到底交到了几个知心朋友。他之前喜欢交朋友，如果没在海上工作，他大概率会在劳碌了一周之后约上几个朋友，在西安的烤肉摊前喝酒撸串，共度周末。“海上的情况是，好不容易交了个朋友，下次出海很可能就会被分派到不同的船上，相距千里，面对着不同的时差和作息。有时候上岸了一联系，发现人家已经改行了。”回家之后，王毅一般只会跟妻子孩子分享分享海上的风景。他的手机里有蓝天、海豚、鲸鱼……像是刚从某个滨海岛国度假归来的游客。面对着那些难以言说的情绪，多数海员只会选择沉默，把想说的话憋在肚子里，扔回大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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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海上时光足以改变一个人大量的生活习惯，然而从小养成的味觉记忆却是故乡最强大的遗存。每逢靠岸，牛云昌总是不进家门，先进面馆。船上吃的基本都是米饭，虽然时不时能吃到海鲜，但对于陕西海员们而言却并不可口。“有时候太馋了，太想吃面了，就在靠岸的时候买一桶康师傅方便面来过瘾。”人还没到家，王毅就先把电话打了回去，让家人把面和好。

与王毅同期毕业的牛云昌跑船也已接近10年，但他至今依然单身。“我其实尝试和人家女孩约会过。”他突然说话有些结巴。去年1月，家人给他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两人在微信上相谈甚欢，约定五一小长假见面。那时的他盘算着自己年初下海，5月肯定就回来了，没想到疫情来了，船又坏了，被困在了南太平洋岛国法属新喀里多尼亚。“后来政府派包机把我们往回运，因为调班的原因又把我留下了。”见面时间从五一推到十一，又从十一推到元旦……牛云昌今年3月初才最终得以返回鄠邑老家，除去境内隔离的28天，他在海上漂了整整385个昼夜。“我后来给她发信息说算了吧，就不见了，咱也不想耽误人家。”

没有哪个陕西海员的亲人们不劝他们尽早改行的。两、三年前，刘宁在朋友的一场婚礼上结识了现在的妻子，听说自己是海员，女孩对他满是崇拜，那时他只要一上岸就会立刻把海上的美景、趣事告诉女朋友。然而真到了谈婚论嫁的档口，娘家人却对这份工作有了微词。刘宁犹豫了几天，最终选择了辞职，虽然鄠邑工厂里的工资远低于海上，但他至少拥有了一个不再漂动的家。今年1月，妻子顺利产下一名男婴，他当爸爸了。“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把闯荡四方想的太简单了，现在觉得安稳的生活确实也挺好。”

■ 素材由@张天畅提供

过去老上海人相亲，如果男方是海员，那可是算得上名副其实的“金龟婿”。八、九十年代是海员的黄金时代。那时候海员们都来自沿海地区，工资普遍可以达到内陆普通工人的百倍。一到岸上就能拿到大把大把的现金，还能从口袋里掏出很多“洋气”的小物件、写满外语的小食品来送给亲朋好友。海员的工资红利在2010年之后逐渐随水而逝，刘宁、张天畅和牛云昌的工资大都在每月8千到1万元之间。

王毅的工资较高，平均下来每月有2.2万，这个数字对于陕西老家的同龄人而言难以企及。上海海事大学毕业后，40人的班里有30人都选择跑船，然而9年过去了，漂在海上的同学只剩不到10个人。“你说后悔吗？其实想想也不后悔，毕竟工资确实挺高的，我们普通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想要有个体面的收入，不干这个还能干啥呢？要不就再干一阵子，把房贷多还几年吧。”他与公司的第二份五年期合同明年即将到期，近来还在犹豫要不要续签。“超过10年，就不好下船了，在岸上有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有点格格不入，也没啥朋友人脉关系，就得一辈子干这个了。”他声音低了很多。“工作本身其实没啥辛苦的，技术含量也不高，主要是孤独，和社会脱节比较严重。”

航运公司可以用低廉的成本招来船员，跑船的陕西海员多来自农村，海上工作的他们也能拿到了比陆地更高的工资。无论是海员还是航运公司，似乎各取所需，若从社会资本与个人收入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双赢。然而对于那些漂泊海上的乡党们来说，这份工作到底意味着什么，恐怕只能是冷暖自知了。与那些热衷于考研、考公的年轻人一样，“尽早上岸”同样也是航海人的梦想。

出海的日子又近了，11月初，公司要派王毅去新加坡接船，此刻，他应该已经离开故乡了。牛云昌本来上个月末就要出海，因为西安突发疫情，公司让他们原地待命，随时等候派遣。

刘宁离开大海快2年了，再也不会摇晃的地板让他心里感到踏实，儿子已经基本学会了走路和说话，见他下班回家，会张开双臂，奶声奶气地喊爸爸。张天畅发来了简短的三个字“要上了”而后登上了发明轮，从上海出发，驶往北美洲，在太平洋上推开了一道道波浪。

那些波浪汇集成潮汐，奔袭千里，涌到岸上，带来奇珍异宝，然后再退回大海。周而复始，却又一言不发地开始下一个周期。

■ 文中所涉及的人物名称皆为化名

作者 | 马三 | 贞观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