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年前，一场关于盲孩子的大学教育实验｜深度报道

采写/钱昕瑀

编辑/计巍

1992年，长春大学特教学院中文系合影

盲人学生读了大学后命运会发生改变吗？

32年前，天津市残联联合长春大学发动过一场“盲人中文班”的教育实验——从全国各地的盲校中选出了17名成绩拔尖的学生，为他们提供普通高中及大学教育课程，试图以此弥合当时盲人学生毕业后大多只能做按摩的落差，给予他们改变命运的可能性。

对于这些学生来说，选择这场教育实验意味着先要走出固有的盲人圈层，参与选拔考试，成为216万分之一进入大学深造；接下来，他们还要离开大学校园，进入“丛林法则”支配下的社会，寻找自己的立足点。

这对任何一名参加实验的盲生都是不小的挑战，机会与风险并存。32年间，经历了升学变故、学业困难、融合难题、就业瓶颈、社会压力等现实问题后，他们命运的走向不尽相同，有人成了歌手、教师、政府干部、企业员工、自由职业者，也有人重回按摩行业。

他们很难说清楚大学给自己带来的影响究竟是什么，但大多数人都提到，现在仍保持着每天阅读的习惯——这源于大学时期对书籍的“着魔”。还有很多人说，大学生活让自己的眼界更开阔，思考问题时更全面，与视健者相处起来也更融洽。

学生尹斐斐在回忆自己曾经的经历时，这样说：“记得小学时，老师经常提醒我们不要斜肩弯背，不要无意识地摇头晃脑，这是很不好的‘盲态’……我把这视为自己必须避免的最大的‘盲态’。”他希望自己能够更有自信，更好地融入自己之外的那个大世界中去。

这也正如这场教育实验的发起者之一今年77岁郑荣臣所说的那样：“我所能做的就是为他们提供和普通人一样的教育，参与社会生活，平等地去追求自己应该追求的东西。然后，看他们自己能够走到哪一步。”

1989年，“中文预科班”合照

逃离按摩

1989年10月10日，天津残疾人职业中专的开学典礼暨成立仪式上，14名从全国各盲校选拔出来的盲生第一次见面了。简单打招呼后，尹斐斐发现班里的很多人之前都认识——有5人参加过1988年全国盲人中学生智力竞赛，还有2人作为省优秀盲童，参加过全国第一届盲童夏令营。

他们坐在一起，听着开学典礼上领导的致辞。那天，除了中国第一位盲人作家郑荣臣作为校长发表致辞外，到场的还有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副主席黄乃、天津市副市长陆焕生等人，规格阵势颇大。令尹斐斐印象深刻的是，校长郑荣臣提及中文预科班的培养目标：要让盲孩子接受普通高等教育，融入普通社会，终极目标则是让这群孩子离开按摩。这让尹斐斐心头一阵狂喜，他觉得他来对了。

对他而言，与其说是讨厌按摩，不如说是讨厌被动的生活。

8岁失明那年，尹斐斐总是不由自主地重复同一个动作——用力闭紧双眼，两手使劲捂在眼睛上，他想重新体会一下“黑的感觉”。但他感受不到，如同耳朵、脸部的皮肤那样，他的眼睛只能感觉出冷热、轻重。父亲不忍心看他那么无助，说，“待在家里面算了，以后养起来就行了。”

尹斐斐仿佛能一眼洞穿自己的未来：去按摩，去卖唱或者去盲人福利工厂糊纸盒。可他还有渴望。他希望能找到一个抓手，至少让自己不用那么被动地待在既定轨迹里。而这个抓手，就是教育。

在武汉盲校就读小学、初中期间，尹斐斐成绩稳居班级第一。他去北京参加过1985年全国第一届盲童夏令营，获评过“武汉市三好学生”称号，还与视健者同台竞技，在“楚才杯”作文竞赛中四次获奖，在全国华罗庚数学竞赛中获三等奖。

令尹斐斐失望的是，1989年初中毕业时，针对盲人的高中教育仍缺失，全国没有一所盲校开设文化高中——直到四年后，中国残联与教育部行文委托青岛盲校才试办全国第一个“盲人普通高中班”。当时的尹斐斐只能升入盲校的按摩中专，成为中专一年级的学生。

在后来这群被“盲人中文班”录取的学生中，大多数都是像尹这样综合成绩优异、希望用接受高等教育来改变自己命运的盲生。也有一些人在初中阶段就对中文展露天赋，出于对文学的爱好进入了班级。

当代盲人歌手及作家周云蓬也是后来“盲人中文班”的学生。在沈阳铁西区的工人大院里，邻居是个爱文学的年轻小伙，经常为他读尼采、叔本华、斯宾诺莎等现代哲学家的著作。在沈阳盲校读初二时，周云蓬就在《盲人月刊》上发表多首诗歌。1987年，得知长春大学开办特殊教育学院，向残障人士开放音乐专业后，他坐火车跑去天津，找到中国第一位盲人作家郑荣臣，问询他是否有可能建议成立长春大学中文专业。此前，周云蓬听过郑荣臣的讲座，觉得他对于盲人教育很有自己的观点，而且在政治、文艺界都有一定影响力。

对于按摩，周云蓬实在提不起兴趣。照他的话讲，“有时候给人按了半天，人觉得像没按一样。”当可以逃离按摩时，这些渴望改变命运的盲生也变得“孤注一掷”。

1989年9月12日，是令尹斐斐难忘的一天。按摩班的中医基础课上，班主任老师带着一份天津寄来的公函，告诉全班：天津残联和天津职业高中在天津联合办班，学制两年，是预科性质，教授高中课业，毕业后成绩考核合格，择优可以去长春大学读中文三年。那天下课后，尹斐斐没有和家里人商量，就冲去找班主任报了名。

同月，还有其他盲生陆续收到天津职业高中的招生简章，或见到亲自来校面试的校领导。这些盲生中，有已进入福利工厂工作的初中应届毕业生，也有人在按摩中专已读至二年级。面对“天上掉下的馅饼”，学校里的同学及老师或多或少都有些怀疑：“这个中文预科班靠谱吗？真的有可能升入大学吗？”“读中文出来将来能做什么？之后还不是回来做按摩？”

周云蓬当时已是按摩中专二年级的学生，作为班长的他成绩优异，还有一年就可以毕业。知道预科班消息后，家长以太冒风险为由强烈反对，但他还是坚持从按摩中专退学，“因为我一心渴望读中文专业，哪怕承担风险，我也愿意。”

1989年的秋季，14名盲生收到预科班的录取通知书，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沈阳、大连、南昌等盲校，先后抵津。其后，又有3名盲生经私下打听，拿着简历向校方自荐。最终，17名学生进入了这个“中文预科班”。

新班级

这个班级的创建，与一群人以及几个约定有关。

1988年的夏天，长春大学校长王野平和特殊教育学院院长甘柏林找到了盲人郑荣臣。郑荣臣当时是天津市残联宣教部部长，也是两人的共同好友。1987年，长春大学特教学院建立后，两人发现：盲人高中教育的缺失，让特教学院特招模式下的生源质量很难得到保障——招生进行到第二年，学生质量便出现明显滑坡。所以，他们找到郑荣臣表明意图：希望能协助办起一个大学预科班，为长春大学输入稳定的优质生源。

这一提议正中郑荣臣的下怀。作为一名中文系毕业生，郑荣臣唯一的建议是：长春大学开设的第一届预科的直升专业为中文。三人一拍即合，约定成立盲人预科班，学制两年，学生学成后送往长春大学中文系深造。

经批准后，他们创办了天津市残疾人职业中专，下设钢琴调律班、家电维修班以及中文预科班。

“其实，这更像是一场试验。”如今77岁的郑荣臣谈起创立这个班级时坦言，“在这些孩子性格各方面还没有完全成型的时候，我所能做的就是为他们提供和普通人一样的教育，参与社会生活，平等地去追求自己应该追求的东西。然后，看他们自己能够走到哪一步。”

来到中文预科班后，盲生何川发现预科班的配置几乎和普通高中一模一样。两年时间里，他和同学每天在五十平米的教室内，从早到晚平均要上11节课，一周课时量达67节。任课教师都来自天津市重点中学，对他们要求严格。数学课上，何川和同学要用特制的盲人作图用具画几何图形，他也因此第一次知道了蝴蝶长啥样、桥长啥样；语文课上，他们被教授汉字的用法，第一次知道了盲文“六个点”之外的世界；地理课上，他们第一次通过触摸中国测绘局赠来的触摸地图，摸到了山川河流……

他们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和视健者之间的“接近”。很多年以后，盲生周云蓬仍会做关于当时数学考试的噩梦：“快考试结束了，数学题还没答完。”

这些课堂教学模式及内容，与郑荣臣的教育理念有很大关系。他自幼晓曲艺，善学习。盲校初中以班级第一的成绩毕业后不久，他被安排到天津社会福利第二纸品厂，给盲人工人做夜校教员，与此同时与视健者一起进修高中课程。在自己的争取下，1979年郑荣臣进入天津电视广播大学学习中文专业。在那里，他抄了700多万字盲文笔记，最终从2000多名视健者中以综合成绩第一的成绩毕业，并在三年后写出盲人爱情题材长篇小说《琵琶琴》，成为当时社会宣扬的“正面榜样”。高等教育带给他的不仅是专业知识的积累，更是关于盲人教育的思考：作为盲人，如何才能融入视健者的世界中。

1979至1982年，郑荣臣在大学里抄的盲文教材，共700多万字

有次和盲人朋友的交流，给郑荣臣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方姓“诸葛”，四十多岁。半开玩笑地，郑荣臣问：“你知道你的姓是哪两个字吗？”那个盲人回答：“这还不简单，不就是姓朱的’朱’，皮革的‘革’吗？”

这让郑荣臣哭笑不得，又深有感触。盲人从小就在盲校学习，学的都是盲文，不识汉字。仅仅是文字上的差异，已经与视健者的世界谬以千里。“盲人的信息无障碍绝对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系统工程。”他说，“盲校这类特殊教育不是不需要，而是要越早结束越好。”

郑荣臣一直有个想法，让盲人接受高等教育，和视健者一样的教育，看看他们是否能够真正融入社会，走出自己的道路。而这，也是他听到王野平谈及需要一个预科班时，立刻答应并付诸实践的原因。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伴随中文预科班的成立，他的梦想和盲孩子的梦想在同一时空里实现了。

马立荣和刘丽

17进12

最初，很多人持着半信半疑的态度进了中文预科班。有人说班里最后一定会淘汰几个人，因为招生简章上说了会“择优录取”。也有人表示自己是郑荣臣校长亲自面试招生，被承诺过一定会有去处，如果不能上长春大学，也能去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继续念书。但大半年后，怀疑的声音渐渐减弱，他们都发了疯似地学习。

预科班要求两年内学完三年高中课程，无论从知识量还是学习难度上，对盲生都是很大的挑战。学生刘丽毕业于天津盲校，家在天津。第一年她还和大家一起住在六人间的宿舍里，到了第二年，她扛不住大家制造的竞争压力，选择走读。在她的印象里，凌晨一点到三点是寝室最热闹的时候。凌晨一点多，有室友熬夜抄笔记，肚子饿了，就开始用电热杯煮泡面；凌晨两点多，有室友从教室学习完回寝休息；凌晨三点左右，又有室友定了闹钟早起，从床上爬起来背笔记。

何川是后来报到的三位盲生之一。为了能补上前面落下的地理和历史课程，他和同样后到的同桌马立荣两人互相鼓励，每天用盲文抄学科笔记抄到凌晨一两点，然后再复习功课。有时候到凌晨三点，他实在困得受不了回去休息了，马立荣仍在教室里继续抄写、背诵。“那时候不用老师督促，几乎没有人在12点之前睡觉。”何川说，“有时候你熬不住早睡了，第二天还会自责，觉得对不起。”

变故发生在预科二年级寒假后的春季。

1991年3月，长春大学的招生简章对外公布。预科班学生黄强收到了原南昌盲校同学的一封信，同学说自己打算报考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下的按摩专业，还提了一句：“我在特殊教育学院下没找到中文专业。”

消息传遍整个班级，所有人警惕起来。学生何川联想到前几天的开学摸底考试，也察觉到一些端倪。原来任课老师非常严厉，考试结束绝不多给一分钟，直接抢过试卷收上去。可是那次考试时间到了以后，她竟和何川说：“没事，没写完是吧？你慢慢写，写完给我就行了。”

尹斐斐是当时的学生会副主席——由于他初中成绩足够出彩，进入预科班后，被老师指定为学生会副主席。在班中小道消息四起的时候，他跑去校长办公室向郑荣臣询问情况。得到的回复是：“不要急，你们回去等一等。”

学习的弦一下子松了，而且好像失去了再次拉紧的动力。班里有同学开始闹罢课，说要要挟学校，或要求给长春大学施压。面对情绪激动的同学，班长周云蓬主张保守一点，他向同学分析：“咱们该上课就上课，你不上课对你也是损失。凡事都应该知道妥协，你太过于激烈维权，你到时候弦断了更没法谈判了。”

同月，有消息称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朴方将来天津视察。周云蓬当时就想到了一个主意：写联名信，然后交给邓朴方。尹斐斐逻辑性强，负责写信的初稿；周云蓬文笔好，负责在初稿基础上润色、定稿；许立勇等男生个子大，胆子也大，负责送信。于是，在邓朴方来到天津残联时，一封学生发起的联名信越级送到了他手中。

对于学生进行的活动以及私底下的声音，郑荣臣都了解但也无能无力。其实，很少有学生了解，早在1990年底王野平校长退休时，这场变故就开始发生了。郑荣臣当时就跑去长春找到甘柏林商量解决办法。但由于当年三人没有定下纸面协议，王野平退休后对于特殊教育学院的招生也没有了发言权。长春大学继任校长上任后，并不接受这一协定。郑荣臣很着急，但也没有发言权。当得知邓朴方将要在天津召开调研会后，郑荣臣把班长周云蓬叫来：“你可以代表中文预科班，把你们的情况反映上去。”

写联名信再加上周云蓬在座谈会上的反馈后，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很快解决了这件事。但当时大学已经实行国家计划招生，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一共面向全国招收66个学生。在多方协商下，最终放出12个名额给这个“中文预科班”。

就因为这样，17名学生参加了一场长春大学自主命题的升学考试。最终，12名学生考进长春大学特教学院中文系就读。

在诸多原因的影响下，这个“中文预科班”和长春大学特教学院中文系都只存在了一届。直到2004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率先在国内开展融合教育，为视障大学生开设特殊教育、汉语言文学、英语3个辅修专业后，才有盲生取得大学中文专业辅修学位证书。

1992年，长春大学特教学院中文系在雪地里游玩

“八仙过海”

大学，给他们带来的体验丰富又复杂。课堂上，他们仍是认真、聪慧的尖子生。课堂外，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环境中，他们人生的走向开始发生变化。

何川一进入大学，感觉周边的一切新鲜而充满朝气。学校里有外语学院、师范学院、文学院、旅游学院……周围再也不仅是和他一样有视力障碍的同学。接触的老师、学生很多都是视健者，男生爱打篮球，女生爱读书和做针线活。不过，作为特殊教育学院的学生，他并没有感到有竞争劣势。“我们会乐器、会写诗、会画画，在学校反倒更受欢迎。”他说，“用现在的话说，我们那时候都是文青。”

在大学里，何川和周云蓬两人是好朋友。两人常常一同参加活动。周云蓬爱写诗，也爱举办诗歌交流活动，他们曾一同办过校园文学刊物《失眠者》，面向全校师生收集诗歌。对文学以及诗歌的共同喜好让他们认识了很多朋友。

大学里自由、开放、平等的环境，也激发了他们更多的“欲望”，比如说，着了魔似地读书和获得更多的知识。“可能我们盲人还是有一种潜意识的本能，要靠书来救赎自己。”周云蓬说。

很多年以后，尹斐斐仍记得寒假送班里同学沈志刚去火车站时的情形：沈志刚把外套系在腰间，背着一纸箱用尼龙绳扎好的书，行走在拥挤的人潮中。外套被人流挤掉了，他也没来得及管，双手护着身后的书一直上了火车。

他们看不见，便面临一个现实问题：无法自己读书。特教学院中文系的课程大纲完全按照普通中文师范班制定，每门课都需要阅读大量书籍。

陈立萍是长春大学文学院的教师，当时负责给“盲人中文班”上《当代文学》和《古代汉语》两门课。在她的印象里，这些盲生每个人都像海绵一样。“如饥似渴都不能形容他们当时的劲头，从来不会嫌我讲得多。”她说，“他们总让我再多讲点社会上的事。我说你们要听哪个方面？他们说无所谓，哪个方面都行。”

他们抓住每个机会向课堂和外界获取知识。但如何解决读书的问题，还是难住了几乎每个人。“到大学以后就靠你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自己找门路学习。”如今回想这段大学生活，尹斐斐感慨，“（找门路）不行，就只能没有机会了。”

大学时期的刘丽爱好外语，经常没课就跑去外语学院旁听。周末，外院的同学会带着她乘十几站公交，来到红旗街上的红旗书店，挑选中外文学经典。久而久之，他们除了给刘丽读书外，还会带她去见他们的外教、参加他们的舞会。

而何川和周云蓬都会吉他，在预科班时他们抽空就会在宿舍练习。进入大学没办法读书，周云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在没课的时候，通过教人弹吉他来和视健者进行交换，让他们帮忙读书，教一小时吉他，对方读一小时书。后来证明，这是个成功的方法。周云蓬和何川教弹当时的流行歌曲，换来许多人排队为他们读书，从莎士比亚、博尔赫斯、卡夫卡、托尔斯泰、米兰·昆德拉，一直到穆旦、张爱玲、钱钟书。班里其他男生也开始效仿他们的模式，或借助他们找来的朗读资源，解决了读书难问题。

一些差异也因而逐渐产生。

在17进12的考试中，尹斐斐虽然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进入了“盲人中文班”，但在周云蓬还没开始“吉他换朗读”的方式时，他每天的读书渠道非常有限：听收音机，听讲座，或者请班里弱视的同学帮忙读。

他记得大一暑假期间，除了周云蓬和他，其他人都回了家。周云蓬为了读到书，每天乘车到长春人民广场给人按摩赚零花钱，然后花钱雇人读书。而当时的他，除了在周云蓬找到朗读人之后和他一起花钱读书，几乎一点办法也没有。

也是从那时起，尹斐斐开始给自己找退路。他打听到一个大他两届的音乐专业盲生才能突出，却没有被分配到工作，最后回去干了按摩。他担忧起未来自己的出路，碰到不那么感兴趣的专业课，就逃课去特教学院的按摩教室，学习一些按摩手法。

时隔近三十年，当我和尹斐斐聊起他的大学岁月，问他：大学期间，有没有觉得自己融入了更广阔的校园生活中？他几乎毫不犹豫地给出答案：“没有，我没有途径。因为他们会的我都不会。我的成绩可以，但我的能力远不如周云蓬他们。”

 

大学里时期的周云蓬

进还是退？

“陈立萍 梁伟 顾焕戈 尹斐斐……”在发行于2004年的个人首张专辑《沉默如谜的呼吸》的同名曲里，歌手周云蓬念了一连串和“盲人中文班”相关的人名。那是他在非典期间感受到地铁车厢空空荡荡的情景后，脑中闪过的名字。那年，距离他大学毕业正好十年。

1994年，国家试点并轨制改革，大学不再“免学费”和“包分配”。这意味着，这12个即将毕业的盲生需要自谋出路。由于每个地区的执行程度不尽相同，“盲人中文班”中，有8人还是被分配到了乡镇残联或户籍所在地的盲校工作，而周云蓬、何川、尹斐斐、马立荣4人则需要自己想办法。

在毕业多年后的随笔中，尹斐斐曾写道：“在那些诗一般的、充满了无数斑斓色彩梦想的岁月里，我曾不止一次私下里嘀咕，没有了眼睛，不见得就不行嘛！（但）巨大的反差，仿佛毒蛇咬啮着我的心。学校，是个相对封闭，相对纯洁的环境，走上社会，对于一个盲人来说，更像一叶扁舟驶入了波涛汹涌的大海。”

何川向盲文印刷厂毛遂自荐，从普通校对工一直做到现在的中国盲人协会副主席，主持中国盲人信息无障碍、盲人阅读推广、盲人文化研究所等工作。马立荣在回家帮哥嫂带了五年孩子后，孤身一人来到北京打拼，在做按摩工期间寻求到留学印度的机遇，现在是“黑暗中对话”企业工作坊的教练，也是“七色花盲童早期教育”项目的创始人。

大学毕业后，尹斐斐选择回到以前的母校——武汉盲校按摩中专，报名参加了四个月的按摩短训班。

命运仿佛和尹斐斐开了一个玩笑，他回到了当初他最想逃离的职业上。但那时的他也更明白：盲人想要娶妻生子、养家糊口，过上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就只能比普通人做得更好。南下广东，他做按摩、买房、开店、结婚、生子。如今的他，在广州市白云区经营着一家按摩店，每天从早上十点一直到凌晨。

如今的周云蓬是著名歌手兼作家，同时也是长春大学的客座教授，生活在云南大理。“相比于在老家呆着浑浑噩噩过一辈子，我更愿意去外面闯一闯，那样的人生才更精彩。”他说。

毕业后，他背着吉他成为“北漂”一族，来到北京成为街边卖唱歌手。他想象自己就如古希腊盲诗人荷马弹唱《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那样，坐在北京大学外弹唱着当时的流行歌曲。当时他最期待的事是回家数钱，像财务总监一样的女房东每次在他回来后都非常热情：“哎呦，小周，回来了？来，看看今天挣多少钱？我帮你数。”有一回，他们还在一堆硬币中发现了一张不认识的纸币。询问周边的人后，才知道那是一张美元，“one dollar！”

周云蓬逐渐适应并喜欢上这种生活，不可控，但更乡野化、更自然、更接地气。他最喜欢的一本书是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里面的“媚俗”理论让他印象深刻。“媚俗就比方说讨好群众或者讨好观众。其实我自己是视障人，也经常会有那种心理：你要感动自己，感动自己可能就是为了感动别人。”他说，“所以，我会常常让自己自警，不要总自我感动。”

今年77岁的郑荣臣

更充实、更坚定的人

2014年，国家教育部首次印制盲文高考试卷，被称为“盲人高考元年”。在此背景下，盲人除了通过大学“单考单招”报考针灸推拿等特殊教育专业外，也可以通过申请盲文试卷参加普通高考进入大学，和视健生一同就读大学开设的各专业。那之后，每年都有数量不等的盲人申请盲文试卷：2015年8份，2016年5份，2017年7份，2018年2份，2019年10份，2020年5份，2021年11份。

对于视障考生而言，学习非特殊教育专业后，最大的顾虑仍是毕业后的就业问题。反观“盲人中文班”毕业27年后的的现状，这场教育实验或许能呈现一些答案。

这个在中国盲人教育历史上只存留一届的“盲人中文班”中的12个学生，现在分布在政治、教育、文艺、公益、按摩等领域。学生黄强现在是南昌盲校的副校长，刘丽成了上过电视的金牌教师，周云蓬在成名后与何川联手创办起“全国盲童夏令营”，马立荣投入了大量精力在盲童早期教育上……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推动着盲人教育的发展。大学中文专业带来的影响并不能在多数人的职业中得到直接的反馈，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人生目标、处事方式以及生活态度。

大学对他们最大的改变，很多人都谈到一点：眼界更开阔了，思考问题的方式也更全面，这也使得他们在工作、生活中和视健者相处得更融洽。许多人已经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找到的另一半都是视健者。平日里，他们在班级微信群里交流家庭动态、社会时事，有时候聊聊家中高三孩子的备考情况，有时讨论起使用导盲犬遇到的问题，或分享最近读过的书。

班中大多数人现在仍保持着每天阅读的习惯。科技的发展，让他们过去的读书难题不再成为问题。1995年以后，随着电脑和读屏软件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何川把光碟放进电脑以后，一下子可以听到近千本图书。他重温以前读过的《忏悔录》、《约翰·克里斯朵夫》等名著，也听起日漫等以前不好意思让他人读的“闲书”。

每天零点停止营业后，尹斐斐会来到客厅，把电脑音量调至最低，听上三到四个小时书。他喜欢看历史、科学类的书籍。给客人按摩时，有时也会根据客人的喜好和对方聊聊天。从过去的豫东战役到最近的阿富汗局势，尹斐斐都能接上客人的话。有时客人会对他知道这么多感到很新奇，这会让他稍稍有些窃喜。“我觉得按照当年我的阅读量而言，我应该达不到大专中文系毕业水准。”尹斐斐说，“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我也读了很多书，包括之前没读的推荐书目，我觉得我已经达到了。”

当重新谈起盲人按摩这件事时，他们也会持和曾经不同的态度。在何川看来，他自己最后走上了不错的事业道路，但其实一路走来战战兢兢。“离开主流之后，你看似走上了一条新鲜的道路，但不确定的因素很多。有时候我反倒觉得按摩更让人安心，一门技术在手，万事不求人。”何川说。

背着吉他走遍中国诸多省市后，周云蓬也重新检视当年被自己排斥的职业。“盲人按摩至少生活稳定，不用四处为家。”他说，“每个工作最终都会看透，都会失去新鲜性。按摩，它还是实际解决了我们群体大多数人的就业问题。”

如今77岁的郑荣臣正在写他的第三部小说《神算居传奇》，一个关于盲人算命师的故事。当他回望这场教育实验，他觉得谈不上成功与失败。实验结束了，起码说明一点：盲人完全有能力通过高中教育参加高考，正式接受大学教育。至于之后的路，运气确实占一定因素。他也透露，当初预科班毕业后，他曾动用私交请部分盲校接收了几个盲孩子当老师。

“你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就绝不可能那样一帆风顺，这就需要你自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郑荣臣说，“作为一段历史，对更多的人、教育人士来说，这可能只不过是一朵小小的涟漪。但在这些孩子们心里，却留下无数美好的记忆，教会他们成为更充实、更坚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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