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山完造在东京内山书店门口

重现内山书店以及内山完造，不只是对一家百年书店的敬重，更是对中日文化交流的溯源。

文 / 特约撰稿 卢琳绵

编辑 / 周建平 [email protected]

1932年秋天，阿累在上海英商公共汽车公司当售票员。一个中午，天气阴冷，他到内山书店躲雨。

在这家最早引入“开架售书”模式的书店里，他选中了鲁迅译的《毁灭》。此时，“一个矮小而结实的日本中年人”——“同情中国”的内山老板——走了过来。“一块四，”阿累买不起。内山似乎看出他的窘迫，熟稔地将咬着烟嘴的鲁迅叫了出来。最终，鲁迅以一银元的低价卖给他两本书。

这成为内山书店以及内山完造走进中国人视野乃至教科书的经典一幕。内山书店是内山完造夫妇于1917年在上海开设的。从1927到1936年，据《鲁迅日记》，鲁迅出入内山书店512次，内山完造还给鲁迅设了个专座，书店成为鲁迅最后十年的“会客厅”。1936年，鲁迅病逝，最后一封信正是写给内山完造：“老板阁下，很意外，从半夜起又开始哮喘起来……请你给须藤先生打个电话，让他马上来看一下，草草。”

上世纪80年代末，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铁荣在日本一桥大学见到了中国文学研究专家木山英雄。木山带他去了位于东京神田神保町的日本内山书店。历史上，对清朝留学生进行语言培训的弘文学院、清朝留学生会馆都位于神田区，留学生多达千人，也让神保町书店街诞生了许多汉学研究书店。1935年，内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嘉吉，在此开设了日本内山书店。

书店编辑部主任三浦胜利给张铁荣讲了一个故事：80年代，一个上海的留学生，拉着大箱子到内山书店，表示自己来日留学，不认路，能否把他送到学校去。“教材上阿累的《一面》在那个年代，让学生知道了内山书店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友好单位。这个事说明，内山书店跟年轻一代学生、跟中国普通知识分子的渊源是特别紧密的。”张铁荣回忆道。

90年代末，作家刘柠在日本工作，常泡在神保町书店街。一次，他发现了日后即将翻译的内山完造自传《花甲录》，“那本是日本岩波书店的版本，装帧很吸引我，淡雅朴素，非常有文化味，透着历史沧桑，外面有一个含套，书也很厚重。它把我之前读鲁迅的一些零星的记忆，本来都已经沉淀于水底，沉渣似的，又搅动了一把，对鲁迅的一些理解重新激活了。”

▲1933年初夏，内山完造与鲁迅在上海内山完造故居

在研究内山完造和书店的学者吕慧君看来，“内山书店在中国跨越了近30个年头，引领了书店业界的革命。从日文书籍的进口到中文进步书籍的代售，中国知识分子从接受国外思想文化到作品被翻译到日本。内山书店完成了从外国文化输入到中国文化输出的历史性跨越。”

作家、教育家夏丏尊说，“能有这样一位老板，实在是20世纪百年间彼此有过太多不幸的中国和日本的共同之幸。”他写的墓志铭也最能概括内山完造的一生——“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为中华友，殁作华中土。”

距离内山完造在上海开设内山书店，已104年。2021年7月，它回归天津。重现内山书店以及内山完造，不只是对一家百年书店的敬重，更是对中日文化交流的溯源。

“活中国的姿态”

1885年1月11日，内山完造出生于日本冈山县后月郡芳井村。那是一个偏远的小村。从山阳本线笠冈站换乘井笠轻铁到终点站井原，再沿着小田川的清流，坐小巴士北行约一里地，才能到达芳井村。他的父亲担任过村长、村会议员，母亲是印章店老板的女儿，生有四男三女，只有内山完造和两个弟弟活了下来。

这是一个底层少年，贫穷、调皮、不爱学习，热衷在小学幻灯放映会表演饶舌。四年级，家人决议让他放弃学业，赴大阪做买卖。内山心底很高兴，“我对家父一个人独食白米饭而其他人均吃半麦饭这件事不满，如果去大阪奉公，三餐皆食白米饭。平时再苦，也绝不回头，每天都是过节。”

自此，内山完造脚登草屐，拿着两只内盛松茸的蒲草包就上了前往大阪的火车，“活像山上的小猴子。”初入城市当学徒的内山，抵挡不了诱惑，从大阪到京都，度过了尔虞我诈的混乱青春期。

1913年，内山完造28岁。前一年他刚刚加入基督教，结识了牧野虎次牧师。一天，做完礼拜，牧野问他：“你将来有何打算？”

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凭的内山出于本能答道：“我对做买卖已经厌倦了。”

牧野问：“你为什么讨厌做生意呢？”

“都是成天瞎话溜舌、不说谎做不成的买卖。”

牧野推荐他到大阪北滨一丁目的参天堂药铺，那里有一个去上海工作的机会。当年3月20日，内山完造乘坐从神户港启程的春日丸赴沪。据他回忆，在东海上，“春日丸宛如一叶扁舟漂来荡去，被波涛抛上抛下，我们被折腾得就像一团古锦一样，软塌塌的。24日清晨，头一次看到长江的赤黄泥水，先吃了一惊；接着，放眼望去，对极目千里、无边无涯的大平原又吃了一惊；仅一支叫黄浦江的支流便可容纳三千吨的春日丸自由进出，不禁令人对这怪兽一般宏伟的庞然大物再吃一惊。”

最终春日丸停在苏州河入口处的邮船会社栈桥。到这里前，内山曾想“如果说世人是五寸的话，自己不到四寸五。恐怕非得到四寸人的社会去，才有可能成功——那便是中国”，因此一口答应来上海工作。此时，吃惊的内山完造对于日本普通民众对中国的“四寸”偏见产生怀疑。他在汉口贴了一个月的药房“小广告”，与当时的中国苦力一起工作——“这成为他日后做中国漫谈的基础。”

三十多度的酷暑下，半裸的劳动者身上直流汗。路旁的树下、电线杆边，到处都有洋铁筒状的茶水。他发现并不是政府所设，而是“夏天到了，谁愿意谁就拿出来”。他也模仿着在街头施送便茶，每每傍晚收筒，他总能发现好几个铜钱，“这一个铜子，有时是他们被打被踢，流了血才换的，但还是慨然无吝啬拿出来了，他们不过是群目不识丁的苦力。”

关于中国的野蛮论调，他在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否决。“中国人如何埋头于实际生活，又实际至何种程度。”喝粥一事得以体现，一次前往福州，内山完造旅居在闽江岸的一家旅馆，窗口能看到马路对面的早点，摆满了茶色、白色的粥。天破晓，车夫、轿夫、船夫都起床，熟客们不买，只看，过会散去。等附近的住家买完，粥只剩不到一半。刚刚的车夫们又都围过来了，争先恐后地买粥喝。日日如此，内山完造不由得纳闷：中国人不是向来爱喝热气腾腾的东西吗？他试验了才发现，刚出锅的粥，虽好喝但稀；而冷点的稠粥，才扛得住饿。车夫们是以实用决定生活的。

内山来往于杨树浦方向时，发现一辆装满棉花的卡车，车上有苦力挥舞着粗粗的竹棒，后面几个穷孩子扑着车上的货物。苦力象征性地赶他们，孩子们手上都抓到了一把棉花。无独有偶，河船到了苏州河，船舱棉絮往下掉，紧随而上的小船里，女人和孩子们偷偷捞起棉絮。“有人说，将棉絮弄得掉进水里的船工，与捡拾的小船是一伙的，也有人说那只是偶然而已。”渐渐地，内山完造开始理解这种“富于优美的人情味”，以及“奔流着温血的中国方法”。

▲1956年，内山完造在日本接待以梅兰芳为首的中国京剧代表团

到了1935年，内山完造已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这一年他出版了《活中国的姿态》（也称《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他在书中写道，“这个中国来自多年的观察和体会，来自真实而具体的日常生活。”

鲁迅痛恨那种走马观花的中国观。“一个旅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图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在他看来，内山完造则是实在地生活在各阶级人们当中的。

关于中国人的论述，1890年，美国传教士阿瑟·亨德森·史密斯写了一本《中国人的气质》，这本书对鲁迅影响很深。研究鲁迅的张铁荣认为，“史密斯是一个西方传教士的眼光，自上而下地看中国人，内山完造《活中国的姿态》，是以一种平视的眼光看中国。”

内山完造的中国观是在中国的生活过程中不断被“试错、修正、重构”的，刘柠说，“它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人，从商人、知识分子到普通店员，甚至是那些挣扎于社会底层的农人、纤夫和苦力，他们身上的勤勉、乐天、隐忍的品性，默默感染了他。二是日本人在中国大陆的一种状况，无礼霸道，军人的横暴，让他痛苦和羞耻。”

“转运站”

1917年，内山夫妇在北四川路余庆坊弄口旁的魏盛里（现四川北路1881弄）开设了内山书店。

内山完造创设书店的想法来自妻子内山美喜子。他一贯认为日本妇女受男性压迫的根本在于经济不独立，“人之所以为人，其被称为人格的根本条件是能够创造自立的生活。”所以他用70日元盘下了一个小书店，用空了的啤酒箱和木纸板做了一个两层的简易书架，让同为基督教徒的妻子卖《赞美诗》、《圣经》等书籍。1919年，参天堂老板田口谦吉健去世后，内山完造被解雇，开始与妻子专注于书店的经营。

▲1916年，内山完造和井上美喜子在日本完婚

此时中国正值新文化运动的发韧期，新思潮需要大量的文学和思想营养。加上上海日侨及留日归国知识分子的增加，内山完造开始销售日文书籍。先是日本留学青年，再到各种各样的青年知识分子，内山书店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光顾。

学者吕慧君发现，到1937年，内山书店一年的书籍销售量达10万册。“1915年，在上海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等，即是在日本接受了近代的新思想。中国新文学史上最重要的社团之一创造社成员为清一色的日本留学归来者，后来成为与日本新文学对话的主存在。1927年鲁迅的加入壮大了中国左翼文学，这一切几乎与内山书店密不可分。”

“这是一种文化革命式的洗礼风暴，身在上海的内山完造，其实也不能外化于这样的一种巨大力量，新的思潮肯定会反映在书店经营之中。他作为一个非常资深的商人，肯定会观察、感受到中国一种社会思潮的嬗变。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以及整个社会对左翼思潮的倾斜，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内心的一种选择。”刘柠说，“但当时中国缺少这样的读物，所以说，日本书店和日本读物，实际上成了中国一代甚至几代青年知识分子的一个转运站。”

除了书籍，还有对谈。内山完造在书店进出口处摆了两个石库门（对开折合门），又在店里放了一张圆桌，四周摆了几张长椅，“这就是所谓的聊天场所。”1922年，内山书店开始成为中日文化人士的谈话场所，所谓“文艺漫谈会”。日本雕塑家奥田杏花称，“在内山书店堆积书的地方，每天从早到晚参加座谈会……通常是两人开始，随后增加至五人、八人，最后大家围坐着畅谈起来。”据1955年内山完造《老朋友》一文，当时，欧阳予倩、田汉、郁达夫、谢六逸、傅彦良、王独清、郑伯奇、唐槐秋、陶晶孙与多位日本友人组建了文艺漫谈会，经常在店里喝着粗茶漫谈。内山完造也发挥儿时在教会习得的演讲技能，参与谈话。

1926年，日本东京改造社出版《日本现代文学全集》，每本只卖一元，开创了所谓“元本”出版热潮，又推出《经济学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花甲录》记载，内山书店先后销售了《现代日本文学全集》1000套、《世界文学全集》400套、《经济学全集》500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50套。每月进货，甬道里堆如小山，盛极一时。

这一年，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来到上海，有人对他说，“想了解中国文坛的最新气象，一定要去内山书店看看”。《上海交游记之内山书店》中记载了这一段，常来内山书店的谢六逸、田汉、郭沫若出席了此次漫谈会。

可以说，内山书店见证和承载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究其原因，张铁荣认为，“从1927年，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出现了鲁迅的杂文、茅盾的小说，我们称为红色三十年。30年代，大家对于世界的衰退、西方的萧条、工人的事业都很悲观，当时一批新文学作家，剧作家、电影人、小说家，集中在上海，需要这些书。这时又租界林立，发展畸形，国民党报刊管制的压力在租界比较小，内山完造在出版上也有自由度。”

内山完造与鲁迅

1927年，鲁迅走进了内山书店。

据内山书店的员工王宝良回忆，那是一个没有其他顾客的下午。“从外面进来一个人，穿一件竹布长衫，脚上穿一双白色的橡皮底鞋子”，闷声不响买了五十多元的书，这个数目已经超过内山书店一天的营业额。

内山完造对鲁迅的初期印象是：每次吸着香烟喷云吐雾而来，选书、买书，然后喷云驾雾而去，“来去都有种飘飘然的感觉，从未煞有介事地自我介绍……视野里开始经常出现一个穿着蓝色长衫，个子不高，走路很特别，鼻子底下留着黑色胡须，眼神清亮，虽然身形单薄却让人无法忽视的人，这个人每次都带几个朋友一块儿到书店来。”

《内山完造与鲁迅的友谊》一文中，鲁迅之子周海婴回忆幼年在内山书店的光景，进门东、西、北三面是顶天花板的书架，“书架顶上房顶，每排每架，满满当当，丝毫不就空隙。”内山书店实行开架制，读者自行选读；中间设了新书台，陈列近期书刊。周海婴到书店后，总爬上木架高梯，俯瞰书店，“俨然成了一个盖世英雄”。

“在内山书店逗留，除了可以任意攀登的木梯，还有两样东西在我的记忆中一直存在，不能淡忘，这就是夏天放在门口的茶桶和冬天摆在屋内的火盆。”内山完造入乡随俗，提供便茶和对谈用的火盆。无论对谁，他都一视同仁，不仅是日本人能赊账，中国人、朝鲜人都可以。藏书家叶灵凤在《关于内山完造》一文中谈及：当年在内山书店买书，还可以挂账，这对穷文人真是一种莫大的方便。

对于朋友，内山也竭尽所能地施予帮助。在《我的朋友鲁迅》一书中，很明显能够看出他对鲁迅的多次营救：

1930年，鲁迅因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联”被通缉，在内山完造家中避难。1931年，“左联五烈士”被害，鲁迅遭遇威胁，通过内山完造躲避在一家日本人开的旅馆小间里。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一颗子弹打到了鲁迅家中。鲁迅家遭大批日军搜查，他转移到内山书店。1933年，杨杏佛被杀，鲁迅参加了悼念活动，回来后在内山家避难。直到鲁迅去世后，1941年，许广平被日本宪兵搜查，又是内山完造营救她出狱。

除了鲁迅之外，内山完造也庇佑了非常多进步人士。另外，内山完造对鲁迅木刻版画的赞赏值得一提。他很早就意识到鲁迅木刻版画的价值。还将做美术老师的弟弟内山嘉吉介绍给了鲁迅，与鲁迅一起教授青年版画。

▲鲁迅书赠完造的《赠邬其山》

在上世纪波诡云谲的中日关系中，内山完造始终反对战争，“战争的暴发户靠的是欺负弱者，大抵不是掠夺中国人的暴富者，便是侵占日本军费的暴富者。事实上那些人连一步也没有走出封建日本、野蛮日本的架构。”

刘柠认为，“内山完造虽身处殖民主义的磁力场，却是拥有超越殖民主义思维的少数人之一……从日本往来大陆者中，不乏达官显爵、文豪精英，但几乎清一色持为日本帝国大陆政策辩护的国家主义立场，作家文人多沦为‘笔部队’。放眼帝国时代的日本，有如此超越性反殖民逆向思维者，其实寥寥无几。”

文化能量的流动

回顾起内山完造的历史意义时，天津内山书店经理赵奇认为，“伟大的开始并不是一个有针对性的目的。”2015年，赵奇在天津广播电视台当视频编导，他负责纪录片《海外书店》的总策划与总撰稿。拍摄内山书店时，他跟着内山家族的第四代后人内山深，去上海万国公墓扫墓时，萌生了让内山书店回归中国的想法。

“内山完造既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也不是日本自民党或者保皇党，更不可能是军国主义者或者武士道什么的，他完全是无党派人士，他只是觉得年轻人想看书。他是发自内心的善良。他并不是为了革命开的书店，他开的时候，肯定不会想到有一天，陈独秀会走进去，李大钊会走进去，鲁迅会走进去。”赵奇说。

在排日运动最强烈的时期，内山发出的邮政包裹也未曾被拒斥过。伙计去邮局寄件，职员一看，“日本人的包裹，不行不行。”再看是内山书店的货，改口：“没法子，内山书店啊，那今儿就特殊处理一下，明儿可不行了。”但第二日再去，如法炮制，网开一面：“特殊照顾，下不为例。”这跟内山平日的作风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开架售书，可能咱这代人不太理解它对中国社会的推进力，其实在大工业化时代之前，一本书，无论造纸还是印刷都很贵。很多希望觉醒的青年，你让他们买书，买不起。像以前的书店，就没有这个词，我们叫书斋、书楼、书阁，比如书阁，我们有个成语叫束之高阁，也就是书太宝贝了，加上副本极少，知识的传播受到生产力的限制，但是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是要把文化传到更多无产阶级手里。”赵奇说。

在不少研究内山书店的学者看来，文艺漫谈会已经相近于今日大城市独立书店提供的“都市公共空间”，赵奇说，“一个书店，它所覆盖的读者圈、文化圈，能够形成一股很热情的文化能量的流动。我记得当时是文洁若女士跟我们说，对话多了，对立就少了。这话太对了。”内山精神跟今天的书店依旧契合。

刘柠认为，“内山完造和他的书店在那个时代所承担的角色，完全超越了一间普通的人文书店的范畴，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存在。”

鲁迅去世后，内山完造被推举为治丧委员会八名成员之一，并在葬礼上致辞：

“鲁迅先生的伟大存在是世界性的，他给予日本人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一言以蔽之，先生是个预言家。先生说过：道路并不是原初就有的，一个人走过去，两个人走过去，三个人、五个人，越来越多的人走过以后，才有了道路。当我想到在一望无垠的荒野中孑然独行，而且留下鲜明足迹的先生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再让先生的足迹被荆棘所掩盖。”

1945年，上海内山书店被国民政府接收。1946年12月，内山完造被要求禁止携带任何行李，仅带一件毛线衣，登上了日本遣返船。自此，内山书店无法回归便成为他的遗憾，“一切都成了日本军国主义和侵略主义的牺牲品。我的梦也破碎了。我三十年的经营在妻子死后彻底结束了。”

采访中，赵奇一直在表达让内山重归上海的寄寓，“真正落叶归根。”内山完造留下的脚印，同样不该被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