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2日，崔健满60岁了，也在这个月，他正式出版了六年以来第一张新专辑。曾经他说“凌晨3点前睡觉是浪费生命，中午12点前起床是透支生命”。现在，崔健承认，自己睡得更晚，算是把生命利用得更为充分，“每天深夜把自己清空一下，重新组装一遍，感觉很好。”时间对他不是问题，他也不为产量烦恼，有很多东西比“产量”更重要。新专辑《飞狗》与上一张专辑《光冻》间隔6年，《光冻》则离上上张唱片《给你一点颜色》整整隔了十年。事实是，对中国摇滚乐而言，崔健好像一面旗帜，又好像他的网球帽上永远都在的那颗红星，被默认为中国摇滚史高高在上的第一个章节，供所有人仰望，之后评头论足。所有人都会唱《一无所有》，但不一定在意崔健有几年没发新歌，也不一定关心他有多么想表达自己对新时代的感想，为了追求完美的表达，又是多么挣扎。无论他在哪里唱，下面总有一大群喜欢戴红领巾、甩红旗的中年男人，还有至少三代刚喜欢上摇滚乐的年轻人，如今其中一些，是那些中年男人的孩子甚至孙子。无法把崔健的音乐与几代人对摇滚乐和自由的纯真向往区别开来，哪怕时代一波又一波的浪潮把自由的面目吹得时而狰狞时而恐惧。
对这张新专辑，崔健有着极为形而上的纠结与烦扰。他在专辑的序言中写道：“2021年到底是不是一个出唱片的好时机？”他不求答案，这问题成了“压垮他的平衡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脑子里最清晰的念头是，他要追求完美，追求最大程度接近他的“超我”。做一张完整的唱片，这种似乎已经过时的媒介，崔健说，“太重要了，我喜欢把握每个细节的快感”。他说自己做的是张“扭曲现时”的唱片，做到最后，做完了八首歌，就“彻底之后美好的空虚了”（《蓝色骨头》的一句）。恐怕也满足了他和自己较劲的精神需求。专辑发行日期一拖再拖，因为他总觉得没做到完美。他把每张新专辑看成新的孩子，谢绝复制已有的成功，而要创造全新的生命。“有了老大，还要生老二，一定不能够是复制老大，他要不一样。我也不愿意说老大的粉丝就老了，喜欢老大的人就过时了，恰恰相反，老大和老二都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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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专辑里的歌两三年前就完成了。不像过去，这张专辑里所有的歌是在一两个月里一口气写完的，“有点像一个剧本，像一个大作品，而不是分散的小作品”。当时他就想出这张专辑。然而一旦进入制作，崔健一如既往“工匠式的需求”很容易让时间快速流走。每完成一件大作品，对崔健而言总有很长的过程。比如电影《蓝色骨头》的拍摄，从《蓝色骨头》这首歌在2005年诞生，剧本有了雏形，到《蓝色骨头》电影上映，用了足足9年，其中大部分的时间，他在跟技术问题作斗争。是持续写新歌不断拿出来，还是把一张专辑里的歌做得100%没有瑕疵，崔健选择后者。
“持续地写歌，我发现解决不了问题。不如把当下做得特别棒，特别经典。所谓经典，不是说要给别人看的经典，而是不给自己留下退路，不给瑕疵任何机会，一定要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想完成一个作品。”
问题是自己的问题，较劲也是和自己较劲，初衷都是寻求自身的进步。“如果写流水歌，一年出一张能完成理想的作品，我也会这么做。”
他想请美国最好的王牌混音师，人家没有时间，已经排到了一年以后。到最后实在等不了，只能自己干。“自己干，没有太多的窍门，你只能通过犯错误才能发现。做混音时，翻来覆去，换各种各样的环境去找问题。”国外的制作团队很专业，只要花钱，并且市场允许，就可以计划出来，但在国内，专业的音乐工匠太少，报价又太高，花越多的钱可能做越错的事。面对现在的音乐市场，有段时间他感到失望，有点烦躁。
新专辑里有一首歌叫《时间的B面》，歌词这么写——“向前摇是A/和时代一起变迁/向后摆是 B/咱俩一起沦陷。”
他在歌词里反复提到“底线”一词。《时间的B面》里“把自己挂在底线上”，《飞狗》里“居高临下看见/自由的底线”。听崔健歌的人，这时候很难不想到1998年那首《时代的晚上》——“情况太复杂/现实太残酷了/谁知道忍受的极限到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对崔健来说，大摇大摆离开社会不可能。他想和时代平行存在，也就难免飞在底线上方。
时代在变化，时间却直线前进，崔健明白，从没有回头路可走。
2021年3月，崔健在一场综艺节目上第一次唱新专辑同名新歌《飞狗》。综艺节目如往常一样，给出观众从选秀狂欢中早已习惯的reaction镜头，伴着一句“如此的飞、跌跌撞撞”，观众看到1986年尚未出生的新生代明星跟着节奏晃动身体、时而尖叫，时而对着空气假装打鼓。这画面里的异化，恐怕是时代的A面与B面之间不可避免的冲撞。有的老歌迷多少感到有点脾胃不适，仿佛被新时代掏空了最后剩下的那点理想主义，真的像第一句歌词里写的，“坐在电脑前像一条狗”。而弹幕里，有的年轻人则根据自己的经验，判定这是“土味摇滚”，与年轻人无法产生真正的共鸣。
对这部分年轻人的诟病，崔健只有一句话要说：“我只能说对不起，我跟你的孙子、孙女能成朋友。你瞧，这就太牛逼了。”其实他喜欢年轻人，甚至认为跟年轻人交流得比跟同龄人好得多。拍摄过程中，他与一群年轻人一起挤在电梯，他觉得非常自在，很接地气。
《飞狗》，如果让人不由自主想到《红旗下的蛋》里那首以“我飞不起来了”结尾的《飞了》，那么崔健想说，他也像年轻人一样，飞进了信息的黑洞，进到了离心的旋涡，但真正的方向，却是一直想飞回地面。“往上飞总是为了回来，回到地面上。”
崔健不怕别人批评，已经习惯了。他甚至坦言：“我自从《解决》（1991年发行的第二张唱片）以后，就没有市场评价高的专辑了。就连《红旗下的蛋》，当年的评价也不高。”
“在有的人眼里，艺术就是挣钱的机器，所有的价值都是市场给的，在我眼里这些人很痛苦，他们有钱，没有自由。钱是应该帮助人自由的一个工具，而并不是给你压力的工具。他们没有自由的表达，甚至在跟自己的敌人合作，跟自己最讨厌的人合作，来换取所谓攀比的优势。真正的批评是对被批评者有好处的，而不是那种恶意的、带有目的性的诋毁。
“现在是一个节点，”崔健说，“或者是大难临头，或者是大时代到来的前夜，大家都应该站出来，所谓站出来，意思是应该正常地表达，能够两脚落地自由地表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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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表达，在这个信息黑洞时代，困难重重，最大的干扰，崔健认为，是各种形式的欺诈，以至于人与人很难达到信任。2001年与周国平的对话中，他说过：“中国人之间的感情，信任是用仗义来代替的，这个人实在、实诚、哥们儿、仗义。这和信任是两回事。”
崔健相信的东西有绘画、电影、诗歌，当然还有音乐。对文字他自认为不能太好的把握，感到障碍与生疏，文字世界仿佛是一个围城，一个庞然大物，与其争斗，胜算无机。到最后，诚实变成了较劲。他总会提起支持他生活和音乐的万物三元论法——人、自然与社会是三元论，社会、智慧、情感又是三元论。任何两样东西的结合都会削弱另一样。如果说本我、自我与超我是最基本的三元论，那么崔健总把音乐当作表达的生理饥渴与技术完美主义的结合，其中被削弱的，一定是“自我”——那个习惯与外界攀比的自己。这理论让崔健非常心安。他找到了自己的底线——“独立性是自我平衡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一定要独立考虑，不要听任何人的。”
“只有音乐响起的时候，”崔健说，“时间才能循环。在音乐里边的时间我觉得是真诚的，是诚实的人的朋友。”
崔健从未“一无所有”。恰恰相反，他长在军队大院里，父母都是从事文艺行业的职业人士，从无教条主义。某种意义上说，他有着接近幸福的童年，“从没有人强迫我做这个那个。”他自然而然跟随父母的步伐学习音乐，自由自在大概是童年给他的底线，他对此没有怀疑的可能。而他也不是“假行僧”，没有想要躲在什么形象背后，不给人看这个那个。崔健在二十几岁的创作爆发，恐怕是因为在中国摇滚乐初始的焦灼、感伤、不安之中，他的表达路径最为直接。崔健实在太坦诚，在之后35年的音乐生涯里，对自己偶尔出于市场需求，不得不虚伪一下，也会大大方方承认。从一开始，他就不是那个被神化的反叛偶像，反而更像传统意义上接地气的人民艺术家，有与听众建立精神联系的过人天赋。崔健与“崔健”两字的符号化意义并不等同，而“崔健”两字的符号化意义混淆于时代浪潮的同时，崔健一点也没有改变，为此他总要为自己辩解几句，因为他没有少反省过这个问题。
他质疑自己能不能自圆其说，“是不是你心里的那个你还活着。”
他知道自己的用意不会很快被领悟，“我表达的是我看到和想到的东西，不一定是我经历的。希望以非常诚实的方式表达，但总有一些无论如何都不希望看到以诚实的方式成功的人，这些人你说服不了，也指望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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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乐器都会吹的刘元在中国爵士音乐圈是鼻祖一般的人物，他和崔健是十七八岁就认识的同事加朋友，熟悉到实在无法对对方做出评价。刘元一直在崔健的乐队担任乐手，两个60岁的人在一起，竟然经常还要吵架。怎么处理一段音乐，或者讨论随便哪个社会议题，都能硬杠起来。“我们可能还是带点年轻时代的情绪，”刘元说，“也就是说像小孩儿一样。”刘元自认爱好闲散的生活，喜欢下下棋、喝喝茶，在他眼里“一直都非常积极向上”的崔健总要对他进行人生教育，说：“你这么下去不行，不能这么放松，应该一直坚持工作，活到老学到老。”
“崔健比我理性，他也不愿意那么理性，但他可能比较求真。如果我要评价他，就是求真两个字。”
曾经启蒙是新鲜的，崔健说：“但新鲜劲过了之后，它的后劲足不足呢？那种延续性是不是在每个人身上都有？这需要质疑。因为我们曾经有太多的机会，大家可以通过搞艺术来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然后一发不可收拾，进入攀比的层面。创新的初衷被完全忘了。我觉得一个有启蒙幻想的人，应该有全方位的觉醒，觉醒意识在每一个作品里都应该有呈现。我的创作一直是这样延续下来，市场可能一下子不怎么成功，但市场是可以反复地被唤醒的。”
刘元眼里，“老崔对音乐的认真，不是一般的认真，”这么多年，在刘元眼里，一切从来没有变过。他们还是像在文艺单位院里长大的两个热爱音乐的孩子，现在他们最喜欢的是像爵士乐手在台上freestyle的表达里用生命积累的工匠精神。在每次即兴演出当中，崔健说，“可以把自己融进去，在这个过程里找到他的原创性。”
崔健喜欢演出，这几年马不停蹄地演出，从音乐节到大剧场到爵士俱乐部，他都有自己的表演方法。演出对他完全不是消耗，而是极大的放松，有时候他害怕回到北京，怕被琐事烦扰，怕被创作中的死磕卷进失望情绪。他最享受的依然是在演出后跟一群人吃饭喝酒。他习惯空腹演出，“越饿越有劲儿，浑身有种轻装上阵的感觉，对嗓子发挥也好”。完了，吃什么都高兴，什么都可以聊，上到天文地理，下到社会文化，聊着聊着，又要跟刘元吵起来，两个人提到吵架，情不自禁要哈哈大笑。
60岁的崔健，与1986年站在北京工体舞台上25岁的崔健，完完全全是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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