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的金惠敏独居已经两年多了。2019年，她从父母家搬出来，在首尔大学城附近租了一间17平米的单身公寓。尽管房间不大、位于顶层，公寓楼老旧，还没有电梯。但惠敏觉得，能一个人生活比什么都重要。她把墙壁刷成石板灰，挂上心形镜子和云形霓虹灯。她还从家具App的“独居栏目”里，网购了一张折叠床、一台迷你微波炉和一个空气炸锅——大小正好适合一人食。顶楼的天台更是惠敏的小天地。独居让内向的惠敏松了一口气。5年前，惠敏在首尔一家小型广播公司担任平面设计师，常常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你表现得太差了”“你不够好”，同组前辈会因为她工作迟到几分钟如此批评惠敏。一些韩国年轻人时常用“地狱”来形容职场的压抑。“我感觉我被生活推着前进，而这不是我自己的选择。”当惠敏向父母倾吐工作压力时得到的却是揶揄，“你是唯一觉得压抑的人”。2017年，惠敏决定辞去工作，转身做一个自媒体漫画师。她在社交媒体Instagram上注册了账号，以一个环抱双腿女孩的漫画形象记录她快乐的独居生活，也画出了韩国年轻人在求学、就业和婚恋上面临的压力。“我就像一块旧电池，需要待在房间里慢慢充电。每当我独自一人待在房间，就能感到世界是平静的。可以一直充电，没人可以评判我的生活。这样的空间和时间，我太喜欢了。”惠敏现在是一个有着3.4万粉丝的网红。在工作结束后，惠敏喜欢看看流行综艺《我独自生活》（I Live Alone）。当她渴望烟火气息时，她会独自去咖啡馆坐坐、看一场电影，或是去投币式的单人卡拉OK，或是站在屋顶感受喧嚣的首尔。在韩国，大约有40%的年轻人像惠敏一样过着独居生活，成为继“三抛族”（Sampo Generation）之后的“独居一代”（Honjok）。一署名为Ann Babe的韩裔美国媒体人写道：独居是一种年轻人抵制传统社会的方式，独居者可以将个人需求置于对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的尊崇之上。“店里90%的韩国年轻人不愿意加班，只要是能休息，绝对不加班。他们玩心重，不着急结婚。”在25岁的中国厨师宵镭看来，独居则是“韩国年轻人的及时行乐”。宵镭已在首尔江南区一家餐厅工作了两年。他告诉南方周末，他的韩国同事喜欢下班喝点酒，后半夜打游戏。有时候，第二天上班还能闻到他们身上的酒味。有时候，他们迟到了，直接打个电话给厨师长请假。他身边二十多名韩国男同事只有1人结婚，他们的平均年龄都在30岁以上。2
年轻人独居文化盛行，让韩国政府备感焦虑。早在2006年，英国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就预言，韩国将是“第一个因人口减少而从地球消失的国家”。这种“消失国家”的焦虑越来越迫在眉睫。据韩国统计厅发布的数据，2020年韩国人口自然减少3.3万人，首次出现死亡人口大于出生人口的情况，这种现象被人口学家称为“死亡交叉”。按照这种下滑速度，600年后，韩国将剩下最后一个人。跟很多人口负增长的国家一样，韩国政府自2006年开始实施积极的人口政策。为了鼓励生育，韩国政府累计投入了至少1285亿美元，从免费托儿所到女性员工的生育津贴，甚至安排集体相亲。但彭博社指出，这些措施并未真正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要在短期内改变人口负增长，填补人口空白，为社会提供劳动力，最快的方式是引进国际移民，接受海外劳动力。”周海旺认为，面对高房价给年轻人的压力，韩国政府还要有效解决年轻人的就业和住房问题。移民归化是解决人口老龄化的直接方式。2021年初以来，韩国政府提议放宽严格的移民法规，引进更多的外国工人，包括三星电子等大企业所需的工程师等。2021年6月，韩国司法部提出修订《国籍法》，建议把韩国公民身份扩展到在韩国生活了两代或以上的永久居民子女，或具有“血缘或文化联系”的永久居民。改变年轻人就业仍是头等大事。文在寅执政期间，韩国青年的失业率一度高达25%。2021年7月，文在寅政府提高了“人类新政”倡议（Human New Deal）的投入，财政拨款从160万亿韩元增加到220万亿韩元，主要用于资助失业或低收入青年。不过，“人类新政”也备受争议。韩国保守派批评，文在寅政府的现金补贴只照顾兼职岗位，提供的岗位多是低薪兼职和临时合同工。提高最低工资、缩短工作周等措施，还抑制了企业的活动，导致私营企业高薪工作岗位减少。当前，韩国政府已经开始改变传统的人口策略，从扭转韩国社会的低生育率现象为主，转为寻求与低生育率社会相适应。在鼓励年轻人生育、确保未来劳动力维系养老金制度的同时，更加关注将现有的妇女和老年人留在职场，或者鼓励他们自主创业。“我们已经尝试了各种提高生育率的方式，现在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直面挑战。”韩国财政部负责监督人口政策的官员南英俊（Na Yoon-jung）无奈地感叹。其他人都在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