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记者的一天

下午六点，夏日北京的燥热渐渐褪去，温度宜人。行人和车辆的节奏变慢了，不再像早上那样急切。夕阳投射在柏油马路上，一滩金色。我在里面看到了自己被拉长的影子。

几个工人下班了，稀稀落落走在人行道上，他们准备去拐角的饭店吃饭。真好啊，一天过去，工作进度又前进了点儿，吃饭一定更香了。而蹲守在附近的我，一无所获，只有疲惫和丧气。

开启实习记者生涯的第二十二天，我第一次出来踩点。

我的选题是“普通老年人的一顿饭”，所以我选了三个社区老年食堂踩点，按编辑的要求，进行前采工作。得到出外勤的允许后，我一阵窃喜，想着不用被禁锢在办公室，终于可以自由下班了。

但现实状况百出。

九点半，我意气风发地从住处出发，奔向第一个地点。在地铁上，我翘起腿，架着本子，写下了我想了解的内容。写完后，我抬头看了看地铁站点提示，闪着红红绿绿的灯，这会儿手机显示十点半，“还有好几个站”，我很担心错过饭点，错失采访对象。

事实证明，错过饭点并不是我的烦恼。

十一点，我到达第一个目的地。社区门口站着一个保安，我在远处小心观望了几秒钟，不敢久站注视，这样很容易被列为可疑人员。

在目睹一个戴着链家工作牌的人泰然自若走进铁门后，我也故作大方地走进去了。我在社区里转了十分钟也没看到任何像食堂的建筑，无奈之下，我又只好夹着尾巴心虚地问面善的居民。我顺着他指的方向走过去，看到了一个坐落在角落里的偏屋，紧挨在旁边的小屋子外面撑开了一把五颜六色的太阳伞，摊子上的西瓜在伞下显得更红了。我没看到任何有关“食堂”的标示，这真的是食堂吗？直到我看到拿着饭盒的叔叔，扒开了防蚊子的门帘，我才迟疑地跟着进去。

啊，真是另一片天地。外面暑热炎炎，里面灌满了空调的凉意，还飘着饭菜香。第二道门的墙上写着“老年餐桌”，看到这个牌子，我放下心了，似乎完成了任务。食堂很小，靠墙两边摆着四张桌子，每张桌子上还摆着隔离板，隔出了四个小方格。疫情防控工作做得很实在。

东张西望的我排进了打饭的队伍里，前后是叔叔阿姨，还有一两个穿着衬衫西裤的链家人。没有看到老人，我开始灰心了。没有老年人，我在本子上写下的想要了解的内容，根本无处下手。我打算点一份饭菜，坐下来慢慢吃，慢慢等。

有个衣着整洁，头发花白的老奶奶提着环保袋进来了。她利落地拿出饭盒，跟食堂的阿姨熟络地打着招呼，俨然是老熟人。我不敢上去跟老奶奶搭话，我能想到的下场只有两种：被臭骂一顿，自顾自走开；迟疑看看我，就像看着神经病和骗子，不作回应，自顾自走开。哪种反应都让我难受，我只好放弃，埋头吃饭。

还没进入正式的工作环节，我就开始灰心丧气，深感疲惫。这时候，一个戴着黄色工帽的工人进来了，瘦小的身躯上套着的迷彩服灰灰的。他两只手捧着圆形的塑料透明饭盒，饭盒上面印着一些橘色的卡通人物。他捧着饭盒，认真地站在黄色间距线外。一个阿姨在他后面进门，被门外的工作人员催促着排队，这个阿姨一下子越过这个工人，排到了间距线中间。他有点不知所措，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透明饭盒，然后跟着队伍前进。

我决定快点吃完，赶着饭点去另一个区的街道。从凉快的食堂出来后，时间已经是十二点十几分了。我倒了一趟地铁，花了一个小时到了另一个区。出了地铁站，我骑着共享自行车，在明晃晃的阳光里奔向第二个目的地。

这个地方给我的打击更大。我甚至没有找到这个街道的老年食堂，在询问附近的保安无果后，我站在树荫里发呆了一刻钟。

“好没意思啊，我这是在干什么？”这样的问句反复敲击着我的大脑。好困。我走进办事处的大厅，在角落的一排椅子上眯了两分钟。最后是编辑的信息把我震醒的——怎么样了？晚上给我汇报一下进度，我诚惶诚恐地把目前大不妙的情况给她汇报。

没有任何成果，解释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我从椅子上坐起来，铁椅子的靠背撞到了后排的桌子，保安放在上面的水瓶震了一震。我起身，去往第三个地方。

这次重整出发，花了我两个小时。北京怎么这么大呢，我喜欢不起来。

果然是一二环内的四号线，人气很旺。走出地铁车厢，我抬头看到了“安河桥北”的指示牌，原来听了那么久的《安河桥》就在不远的地方啊。我暗想，闲了一定要去歌里唱的地方看看。

下了地铁后，我走在更有京城气息的，人来人往的二环街道，这会儿，紧张的心情暂时被我搁置，我的目光被眼前的人和街道吸引。我拍下了这些照片。

这个社区的老年食堂叫做“助老驿站”，从门口的送餐车看出来，它的体系比第一个食堂更完备。

三点半，远不到吃饭的点，我打着太阳伞站在狭窄的街道上，看到了门口贴的告示，“8月3日到8月18日疫情期间，不允许堂食”。我垂头丧气，没有采访对象，这一趟也失败了啊。

我走进附近的一个老小区。小区门口放着两张格格不入的公园长椅，椅子上坐着两个非常苍老的爷爷奶奶，我在门口犹豫，要不要过去打扰。“不能再这样盯着他们看了，显得太可疑了。”我想着，双腿比大脑的反应更迅速，向他们走去。

老奶奶和老爷爷同时转头，冷酷的神色中带着几分疑惑。我顿时阵脚大乱，问：“我能坐在这里吗？”老爷爷缓缓点头，头顶花白稀疏的头发微微摆动。

过了一两分钟，我刚鼓起勇气想开口聊点儿什么。稍微年轻的奶奶就站起来了，接着爷爷也用手拐慢吞吞地把身体从椅子上撑起来了。他弓着背，步子细碎滞缓。我问他需不需要帮忙，他指着耳朵，示意自己听不清。我懂他的意思了，于是不再说话，傻呆呆坐着，看他们走开了。

我老了也会变成这样吗？我仰头叹气，即使如此，这一刻也好想变成一个安享晚年的老人。

我决心找到一两个老人攀谈。“工作必须要有点进展。”于是，街口就出现了一个来回徘徊的可疑女子。

我在公交车站跟一个老爷爷聊了几句。车来了，我对他说拜拜，他在几个要上车的中年人中间，对我挥了挥手。

四号线地铁人满为患，我在换乘后较为空余的十三号线上找到了位置。我把这一天的工作细细地打在对话框里，忐忑地等待编辑的回复。编辑表示理解，“这种是要去几次才行。”松了一口气。心情瞬间雀跃，虽然成为实习记者后的第一次踩点有点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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