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 李鹏
采写 | LIN
编辑 | 依蔓
日本时间7月18日下午1点，我作为医疗保障营的一名医生跟随中国奥运代表团落地东京。
当天，各个队伍陆续从世界各地到达东京机场。在机场，每个人都需要进行核酸检验。整个过程很耗费时间，我们队比较高效，下午6点就结束了检测。而一些国家队伍，做到了晚上10点多才离开，光是检验就停滞了整整一个白天。
出机场之后，外面已是漆黑一片。接下来坐车，直接回酒店。大巴没有路过市区，而是径直驶上高速。车开得很快，不断摇晃，我慢慢闭上眼睛。那天身体已经很疲劳了，眼睛也是，一点也不想睁开。恍惚中，逐渐感觉不到自己是身处何地：东京还是其它哪里，这似乎已经不重要了。
不一会儿，我便沉沉睡了过去。
出了机场，代表团的主要目的地当然是奥运村。
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奥运村在紧靠日本东京湾的晴海边。从宿舍楼里望出去，便能看到海。海岸边不时有船只停靠，一座白色的桥横跨过去，连结着两岸。这段时间日本天气不错，几乎天天都是灿烂阳光，温度在25度上下，天色湛蓝通透，云层很薄。
你可以把奥运村理解为大学里的宿舍区，由很多幢宿舍楼组成，是比赛队员们居住的地方。在东京奥运村内，宿舍楼均是新修建的公寓式高楼，每幢有十几层，装修摩登现代。大楼里面设施齐备，食堂有整整两层，来自世界各地的食物都有，休闲餐厅会提供炸三文鱼配蜂蜜柠檬汁、日式炖菜、凉面、意式奶冻……楼里住着来自各个国家的运动员。在中国代表队居住的房屋外墙砖上，我们贴了“TEAM CHINA”横幅与中国国旗，横幅底色大红，字体亮黄，远远看过去，鲜艳瞩目。
奥运村内楼房的外观
奥运村内的食堂
食堂提供的伙食
食堂餐桌上加了隔板
从奥运村出来过桥，便可以到达我们医疗保障营成员居住的酒店。在疫情影响下，今年奥运会相应做了特殊安排：我们保障营的成员不与队员一起居住在奥运村，而是被安排统一居住在外面的一个酒店里，离奥运村一桥之隔。站在酒店的阳台上，就能看见对面中国队的住宿楼。
每天早上，有专车在酒店外的特定地点发车，载着我们前往奥运村。在奥运村内的一个独立的空间，保障组设置了治疗室和医疗室。医疗室主要针对防疫以及肠胃炎这样的不适，治疗室则是进行物理性的运动康复，里面设备完整，包括治疗床以及各种理疗仪器。
我们团队的成员由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组成，如地坛医院的防疫专家、体育医院的运动医学专家，以及专业的心理疏导师……他们都资历深厚，在里面，我算是最年轻的之一，主要负责脊骨神经医学方面的诊疗。
防疫是今年奥组委考虑的重中之重。奥组委方制定的规则是：如果有一个运动员被检查出新冠阳性，那么他参加项目的全部运动员都将停止比赛。因此在我们居住的酒店里，其实还设置有运动员专用的训练房间。
尽管在奥运村内，组委会为队员们提供了统一公用的力量器械，但为了防疫安全，尽可能减少不必要人员接触，中国代表团的运动员们可以选择到位于酒店的保障营进行训练。训练房间里安置了各种我们从国内带来的设施，有你能想到的所有在健身房内能看到的器械：有练力量的，也有练有氧的。还有一些器械则是更专业的，针对身体恢复和再生训练。
中国队的队员正在做力量训练
作为一名医生的奥运日常
平时，我主要驻扎在奥运村里的治疗室里值班。一般来说，我会早上10点左右到达奥运村，晚上9点回酒店，一天内能够接待十来个运动员。治疗过程都是一对一进行的，因为防疫的要求需要提前进行预约。治疗时间长短因人而异，从几分钟到两个小时不等，队员们的需求是预防与控制伤病，提高运动能力。我们会采取的手段主要有冰敷、脊柱梳理、关节稳定等。目前在我治疗过的队员中，以来自女排、网球、女篮的最多。
奥运村里的理疗室
我给队员做理疗
事实上，运动医学治疗不仅是一件技术活，更是一件“人事”：它不仅关于治疗手法，还很考验医生沟通交流、获取被治疗者信任的能力。在工作过程中，我与一些运动员慢慢熟悉起来，成了很好的朋友。印象最深的是女篮运动员李梦。李梦人称“勒布朗·梦”，在球场上，她的技术全面、表现出挑，在过去全运会的一场比赛中，她曾一个人拿下了62分。生活中，李梦又是一个性格相当直率、可爱的人。因为都姓李，她会直接就管我叫哥。李梦是一个能量非常充足的人，脚步所到之处都回响着她的声音，能量感染力很强。每次她来治疗室，都能迅速地和在场的所有的运动员、大夫打成一片，没事的时候经常哼个小曲唱个歌。 就说前几天吧，她还趴在治疗床上唱歌，路过的大夫看见之后笑，说要给她拍个照。我跟大夫开玩笑说，“这拍照完全不够，你必须得拍个视频。”李梦她一听到要拍视频，更来劲了，直接举起手，挥手唱歌，表情特别投入。
我和女篮运动员李梦
开幕式当天，因为疫情管控，我们不能去现场，和国内观众一样，只能通过手机或者电视直播观看。那天我刚好结束治疗下楼，还穿着防护服，闷出了一身汗，走到楼下看到正准备出发去开幕式现场的运动员们。拍照的人中，最“抢手”的是旗手赵帅和朱婷。当我好不容易挤到赵帅身边匆匆合了一张影之后，我再次抓紧机会，蹭过去对旁边的朱婷说，“婷队，我能不能跟你拍个？” 婷队很高，她看我的时候略略低了低头，笑笑，“我们俩都拍了多少了，你还拍。”我的身高接近一米八，体型不瘦，在一般人里算是比较“显眼”的。但在这些女篮、女排的运动员面前，能和她们“勾肩搭背”都是不容易的事了，更多时候是被“俯视”。因为需要工作，我没能看完整的开幕式。但好在那天治疗结束得不晚。回到酒店，打开电视，抓住了最后的“压轴好戏”：各国代表团正陆续出场……没有错过中国队！在电视荧幕上，几个小时前才见面的老朋友们再一次从我眼前走过…… 不过这一次，是戴着口罩的版本。后来听说表演要开始了，“无人机！烟花！”有同事叫起来。我跑到酒店窗户边，踮起脚，脖子歪向斜上方，抬得很高，眼睛费力地在天空中找，但到底还是没看见，天空黑漆漆的一片，异样的安静。大概是房间角度不对吧，我想。在东京这么多天，我只能利用治疗间隙休憩的时间打开电视或者手机看比赛，大都是很匆忙地掠几眼；回到酒店后，才有相对完整的时间跟一场比赛。而且因为奥运村转播网络限制的关系，我在村里只能看日本电视台的版本，解说也全是日语，只能靠看画面来猜比赛情况，回酒店才有央视中文的转播看。所以即便人在东京，我也并不比在中国的朋友对奥运比赛了解得更多，甚至可以说了解得更少……有时，听着电视里比赛的声音，我会生出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仿佛自己又回到了08年：那时我正在美国学习，北京奥运会进行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几个中国学生会聚在一起看奥运。我与奥运的故事，开始于与一个美国小男孩的约定。他叫Frankie，我遇到他的时候，他还只有几岁。2011年，我在美国一家医院实习。Frankie是我治疗的病人，他患有轻度阿斯伯格综合症。因为症状较轻，没有发作的时候，他能够跟人正常沟通交流。Frank特别喜欢3000米的中长跑，成绩相当不错。 但如果症状发作，情绪就会不受控，完全进入自己的世界。一开始Frankie是由脑神经科的师兄转到我这边治疗的，因为他的特殊症状，我会结合运动医学和神经医学两种方式对他进行治疗，效果不错，恢复得很好。在一次区里的3000米跑步比赛中，他拿了第一名，我们都为他感到高兴，但他自己还说没尽全力。我的英文名字叫Fresh，刚开始接触的时候，Frankie觉得这个名字很新奇，会时不时跑过来跟我打声招呼， “Hey Fresh”。后来我们慢慢相熟，成了很好的朋友。作为医生我一直会给Frankie鼓励，告诉他一定要坚持跑步，会慢慢好起来的。然后他就会问我，Fresh你今后会一直在这边吗，我可以一直来找你做治疗吗？记得当时我说，我今后可能要回中国，Frankie就问我，那你回中国之后，是不是就要去给中国的奥运会运动员做治疗？我就说我也想啊，他说你一定可以的。然后我和Frankie就做了一个约定，我说我一定努力，争取今后可以给中国奥运运动员做治疗，但你也一定要努力继续你的跑步，如果你能参加奥运会的话，到时候我从中国再来给你做治疗，保障到你进入奥运赛场。2012年我回国，Facebook就不太用了，基本上一年可能就打开登陆一次，和Frankie的交流也变少了。但巧的是，基本上每次我登陆Facebook，都会遇到Frankie或者Frankie的妈妈，然后我们就会聊两句，他妈妈会和我更新他的情况，说他还在继续跑步。尽管我们可能一年只沟通一次，但每次我们都会带给彼此很正面的反馈和鼓励。前段时间出发去东京之前，我又登录了一次Facebook，更新了自己的状态，说我要作为中国奥运代表团的保障营医生去东京了。Frankie的妈妈第一时间看到了，很开心地来恭喜我说，Fresh你终于完成了我们十年前的约定！Frankie也很为我开心，而当年的那个小男孩，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工作了。现在的Frankie和他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