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〇一年，首部孟加拉文《新约》在塞兰坡成功出版，历时九个月，印行两千册。随后，凯瑞编写的《孟加拉言法》（AGrammaroftheBengaleeLanguage）也顺利刊印。这让塞兰坡浸信会士们开始考虑将《圣经》译成更多的印度当地语言，乃至周边地区与国家的语言。于是，一八〇三年一月，他们的《译经备忘录》上这样写道：“同意凯瑞负责马拉地语（Mahratt）的学习，沃德负责波斯语（Persian），马士曼负责中文，并以将《圣经》译成以上语言为己任。”（J.Marshman,LettertoBMS,25May,1806）一年后，凯瑞等人共同署名的一封寄回总会的信中，其译经计划已扩展至梵文、印度斯坦语、泰卢固语、卡纳达语、奥里雅语和缅甸语等，且其中部分已开始付印，可谓进展神速。与此同时，塞兰坡的印刷与铸字工艺也日渐完善，初具规模。在潘恰南的帮助下，他们建起了一家铸字工厂，并开始研发更小、更美观的孟加拉文活字以及其他多种东方文字的字型，其中就包括印度本地第一套“天城体”（Devanagari）印刷字冲。 尽管中文在浸信会士的计划中出现较早，总会也一直催促推进，但碍于未能找到辅助马士曼阅读中文书籍的合适人选，便耽搁下来。直到一八〇六年，时任加尔各答福特威廉学院（FortWilliamCollege）教务长的布坎南（ClaudiusBuchanan，1766-1815）为其引荐了拉萨尔（JoannesLassar,1781-1853?）这位中文老师后，一切才正式提上日程。拉萨尔的亚美尼亚裔身份一直都是马礼逊等人质疑塞兰坡中文水平的理由，而从有限的档案资料中我们仅可知：他生于澳门，信奉基督教，家里的中国仆役是最早与他讲汉语的人。父亲曾为他从广州请过两名老师，授其官话、中文阅读与写作，幼时读书就已逾四十卷。十三岁时被送往广州继续学习，此后七年间师从多人，还曾受雇于葡萄牙人，负责翻译处理与京廷之间的信件。原本来印度是做茶叶生意，却未想茶价大跌，才会困于加尔各答。如此，依旧难以确证拉萨尔的中文水平，倒是他以儒家“四书五经”为教材，相关注疏为教辅的教学模式，以及他与马士曼后来的译作更有说服力一些。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当地识文断字的中国人并不少见，马士曼在一八〇七年就曾碰到过两位：一位定居加尔各答，正在学英文，帮他纠正过他的英式汉语发音；另一位则刚从中国来，水平更佳，帮他验证了许多字典中语词的含义。而这样的中国身影在塞兰坡的中文教育、汉译《圣经》，乃至铸字印刷中始终存在，只是鲜有姓名留下。塞兰坡的中文印刷从马士曼研习中文之初就已开始准备，并由他亲自督办；虽然刻版的工匠多是孟加拉人，但负责监察的却是中国人。马士曼就曾在日记中提到过一位名叫龚理（Kung-Lee）的中国助手，如何将汉字写好，倒贴于木板之上，再监督指导当地工人刻版。一八〇九年，为降低用纸成本，塞兰坡建起了自己的造纸厂，并首次使用蒸汽机驱动，开启了东方工业化的新阶段。是年，他们的中文印刷也结出新果——马士曼所译的世界首部对照原文的《上论》英文直译本（The Works of Confucius ）印行出版。该书采用西式装订，单张正反印刷，开本偏方（约20.8厘米×26.5厘米），纸质较厚，共计三百八十七页（七百七十四面），每面有页码；书内中文原文以木雕版自右及左竖版刻印，每个汉字约1.5厘米见方，英文译文则以铅活字句句对应印刷（AngusLibrary藏本）。这次中文印刷的成功，让浸信会士们对在塞兰坡印刷中文《圣经》的前景充满信心，并很快有了新的推进。同年出版的马士曼论著《论中文之汉字与音韵》（Dissertation on the Characters and Sound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中，汉字字例已开始采用一厘米见方的木活字排印，更显精巧。一八一〇年，马士曼与拉萨尔合作汉译的两个《新约》单行本——《马太福音》与《马可福音》以罗望子木（Tamarindtree）刻版，先后印行。为迎合中文读者的习惯，这两册译本皆采用中式四眼线装，小开本（约13.5厘米×23.7厘米），一版两面，书页正折，版心为书口；书内无页码，行文武边栏，栏内又设单线栏框，半页八行，行十六字，无界格，有句读。不过，这两册福音书的译文并不成熟，其中的人名、地名及神学名词多为音译造词（以“口”字旁表外来语音），内容较为艰涩，难以流传，故实际印数很少。但作为最早印行出版的汉译福音书，它们不仅是译本演进的一个参照，亦展现出彼时马士曼译经团队的野心，以及塞兰坡传道出版社印刷中文的实力。
《马可福音》（1810年）
在牛津大学安格斯图书馆的浸信会档案中，一八一二年三月十一日对塞兰坡来说，是个可怕的日子——那天傍晚六时左右，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席卷了他们的印刷所。最先起火的房间里存放着准备印刷泰米尔文和锡兰文《新约》的七百令纸张，转瞬即被烈焰吞没。尽管大家迅速采取了灭火措施，但风助火势，还是足足烧了六个小时才逐渐平息，连五英尺粗的房梁、屋顶和窗户都被燃尽，只剩下一片断壁残垣（J. Marshman, Letter to BMS, 12 Mar, 1812）。这场大火总共焚毁了两千令纸张，十四种语言（那格利文、奥里雅文、马拉地文、锡克文、缅甸文、泰卢固文、泰米尔文、锡兰文、中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希腊文和英文）的活字及配套的字盘、铸字模具和半成品，还有一些文档、器物、珍贵手稿与正在印刷中的所有文本，可估损失超过一万两千英镑。多年努力就这样化作灰烬，深受打击的马士曼在信中不无自嘲地说道，“我们现在连印张传单，或印份损失报表的活字都没有了”，更不用说进行到一半的各语言《圣经》，以及第二版《孔子的著作》和《论中文之汉字与音韵》（扩充了两百多页的内容）的印刷了。
《孔子的著作》第一章（1809年） 所幸的是，火灾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他们的六台印刷机和所有语言的字模也因放置在他处而得以保存。这让此前接连承受丧子之痛，又遭火灾冲击的沃德与马士曼，在绝望中再次感到了神启，重燃起希望。与凯瑞商议后，他们开始多方求援，筹措资金以重建印刷所。灾后六周，语言专家和工匠又都被请了回来，超过四吨的金属被熔，用于铸造活字，泰米尔文和印度斯坦文《新约》也重启付印，奥里雅文、锡克文和孟加拉文亦铸字完成；又经数月，印刷所全面复工，所有灾前印刷中的版本到年底时都开始重新付印。凯瑞后来回忆道，劫后重生的塞兰坡出版社“好像进入了比之前更加高效的状态，新出的译本也都超越了被毁的前作”，或许也算因祸得福。此外，塞兰坡还在这一年的八月十三日迎来了一位马士曼渴求多年的贤士——伦敦著名木刻艺术家劳森（JohnLawson,1787-1825）：其人不仅精于雕刻，还是位博物学家、音乐家和诗人。来后不久便帮他们完成了中文金属活字的改良与铸造，并留下了不少记录印度见闻与传教感悟的诗篇（Anglophone Poetry in Colonial India, 1780-1913）。一八一三年，塞兰坡首次以金属活字排印出版了马士曼等人汉译的《约翰福音》（《若翰所书之福音》）。该书采用硬皮洋装，中开本（约18.7厘米×26厘米），双折页正反印刷，共计七十二面；书内页眉有英文章节序号、书名及数字页码，汉译正文行中式竖版，半页十行，行二十五字，每字约0.8厘米见方，文内有句读和人名、地名标识（AngusLibrary藏本）。此译本因参照了马礼逊一八一〇年寄来的白日昇（JeanBasset，c.1645-1715）抄本，对译名做了调整，行文也较之前更顺畅、成熟，故被视为塞兰坡汉译《圣经》的转折之作。而此时，拥有十台印刷机与近两百名员工的塞兰坡印刷所，也开始进入其全盛时期。
《若翰所书之福音》扉页（1813年） 到一八一四年印行马士曼的《中国言法》（ClavisSinica）时，已可见三套不同大小的中文铅活字（0.5平方厘米、0.8平方厘米和1平方厘米）运用其中。次年，马礼逊的《通用汉言之法》也在塞兰坡以他一直质疑的中文铅活字印刷出版；但因辗转延误，让两本语法书分了先后，引其不满，又生龃龉，才导致此后延续多年的“二马之争”。
《通用汉言之法》（1815年） 到一八二二年，塞兰坡的印刷出版已达巅峰，在沃德的监管下，十九台印刷机每日都在加紧排印各种语言的《圣经》。并终于该年十二月，以铅活字印刷，中式四眼线装（约13.6厘米×27.2厘米）出全了马士曼与拉萨尔所译之中文《圣经》的所有篇章。转年，马礼逊也在马六甲以木雕版印行了他与米怜（WilliamMilne, 1785-1822）所译之《神天圣书》。至此，“二马”缘于印刷的较量，以世界上最早两部全本汉译《圣经》的出版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