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结束了”：香港《苹果日报》被迫停刊
王霜舟, TIFFANY MAY
香港——颇受欢迎的香港报纸《苹果日报》长期以来一直是北京的眼中钉，它大力支持亲民主抗议者，对官员展开积极调查，还嘲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现在，中国已实际上压制了这份报纸，同时也压制了一个最敢挑战中共的批评声音。
《苹果日报》被迫停刊是对香港本身独特性质的一记重击。该报曾大量炮制名人八卦和耸人听闻的丑闻，同时也发表犀利的政治新闻和分析，但总带有明显的反政府倾向，该报的不恭与中共在大陆允许发表的东西完全对立。即使面对广告商的抵制、记者受到攻击和燃烧弹袭击，《苹果日报》仍坚持出版并保持兴旺，仍是香港读者最多的报纸之一。它曾是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之后仍享有许多自由的活生生例子。
“《苹果日报》展示的是，我们有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前民主派议员刘慧卿说。“但明天之后，《苹果日报》将不复存在。”
“这表明，当中国政府决定采取行动时，它能非常迅速地行动，而且有时极其残暴，”刘慧卿说。
当局首先在去年逮捕了《苹果日报》好斗的创始人黎智英，并以违反国安法的罪名起诉了他，最高可能判处他终身监禁。在被拘留期间，他还被以非法集结的罪名判处了20个月的有期徒刑。
上周四，数百名警察突袭了《苹果日报》编辑部，没收了电脑，冻结了资产，并逮捕了高级编辑和高管。当局依据国安法指控《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和母公司壹传媒首席执行官张剑虹与外国势力勾结。他们被拒绝保释。
在突袭后的几天里，《苹果日报》被当地一些像波波·张(Bobo Cheung)这样的读者抢购一空。张女士是一家小餐馆的主管，她将报纸陈列在餐馆的窗框里，分发给前来就餐的顾客。
“没想到苹果会成为禁果，”张女士说。“感觉好像一个时代结束了一样。”
周三，警方逮捕了《苹果日报》记者杨清奇，他以李平的笔名撰写专栏和评论。黎智英去年8月被抓后，杨清奇已看到了自己雇主面临的不祥之兆。中共及其在香港的盟友“决定扼杀《苹果日报》，扼杀香港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杨清奇写道。
“即使民主世界加大了对他们的制裁，他们也只会加大对《苹果日报》的压制和起诉，希望他们屈服于压力，投降或停止出版，”他写道。
《苹果日报》本身反映了其创始人黎智英的身份。黎智英小时候从中国大陆偷渡到香港，后来从打工者变成了服装大亨。1989年中国血腥镇压了天安门广场附近的民主抗议者后，他开始涉足出版业。他1995年创办的这份生机勃勃的报纸和他一样，固执地支持民主、攻击中共。
“我相信通过传递信息，媒体实际上在传播自由，”他去年对《纽约时报》说。
黎智英早就激怒了北京，他把1989年下令镇压的中国官员李鹏称为“王八蛋”。那之后，北京曾威胁要停止他的服装公司佐丹奴(Giordano)继续在中国大陆运营。他被迫在服装业和媒体之间做出选择，于是在1996年出售了佐丹奴的股份，转向专门经营新闻业务。
黎智英的出版物和他一样坚持不懈，以同样的热情追踪名人八卦和政治丑闻。该纸经常刊登新星的艳照，爆出名人出轨的消息。早期的报纸甚至开设了关于色情和妓院的专栏评论，这些内容被缩减之后，读者们还有过抱怨。
但除了丑闻和八卦等娱乐信息，《苹果日报》也调查过当地的腐败，揭露过几名香港官员如何非法扩建自己的住房。该报经常关注香港巨大的贫富差距和难以负担的住房等社会问题。该报积极参与当地政治，号召读者上街游行，甚至印制供他们携带的标语。
该报对运动的参与招来了许多批评者，其中包括亲北京的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2003年，身为官员的叶刘淑仪曾试图让立法会通过一项地方安全法，她的努力部分由于该报公开煽动公众抵制而流产。
“《苹果日报》对媒体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叶刘淑仪说。“许多人曾起诉该报诽谤、编造假新闻，对他们不喜欢的人进行恶意攻击。”
对于该报将庸俗和高尚的内容混在一起的做法，创始人黎智英认为并无不妥，他把《苹果日报》比作一个用多种颜色和风格来吸引顾客的服装系列。
随着中国对香港的态度在过去一年里变得强硬，黎智英预计他报纸的日子不多了。去年5月，他应邀在时报发表的一篇观点文章中写道，他长期以来一直担心中共“不仅会日益厌倦香港的新闻自由，也会厌倦它自由的人民”。
在黎智英去年被捕后的几个月里，该报的许多记者对追踪报道有了更大的紧迫感。
“我们不想等死，”专题新闻编辑诺曼·蔡(Norman Choy)说。“所以我们更加努力地去寻找更多的新闻、更多的故事，进行更深入的挖掘。”
但他说，编辑们也试图更谨慎：该报不再称新型冠状病毒为“武汉病毒”，并回避了涉及对香港和中国制裁的报道。
随着《苹果日报》停刊的逼近，属于该报约700名编辑和制作人员团队的记者们聚在一起，有时含着眼泪，讨论是早点离开以降低被逮捕的风险，还是继续留下来坚持到底。
在公司把他们从地铁站送到新闻编辑部的班车上，一些人开玩笑说，有点像是去参加葬礼的感觉。一名记者开始起草一封给她父母的信，详细说明如果她被捕，他们应该怎么做。一些人开始为他们称之为“讣告”、将于周四出版的最后一期报纸准备内容。
资深视频记者马可·张(Marco Cheung)周一在新闻编辑室与团队成员一起权衡自己的选择。警方在突袭中没收了他们的硬盘，他们担心会被逮捕。团队的编辑们原本希望收集一些以前制作内容的亮点，但未能在突袭之前做完。
一个写着“辛苦晒！各位同事！”的巨大红色横幅悬挂在编辑室上空。张先生和其他二十多名同事聚集在办公室里，观看晚上9:30播出的当天新闻汇总，这是该节目的最后一集，有些人留下了眼泪，有些人相互拥抱。“前路难行，”节目主持人说。“祝愿大家都平安。”
在收拾办公桌时，张先生注意到贴在玻璃挡板上的该报1999年6月4日的头版报道，那是为纪念“六四”事件十周年发表的。他小心翼翼地将剪报从玻璃上揭下来，交给了一名同事。
“是社会变得太快还是我们跟不上呢？”张先生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可能就是我们习惯了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而我们还未适应原来社会应景很快变了。如果在香港要做传媒的话，我们还未适应应该怎么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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