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任期明年届满, 接班问题疑窦丛生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绩。县域内的块状产业集群作为我国工业化的重要形态，丰富了我国现代化道路的具体内涵。家庭经营作为块状产业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本土社会现象。在工业生产中，家庭始终是一个独立、理性的经营决策单位，将积累的财富持续投入产业发展中。家庭工业在生产过程中呈现的“拿命在拼”的精神状态，是我国工业化能够在基础薄弱的农村迅速发展、不断升级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中国奇迹的重要精神因素。中国式的代际关系和家庭伦理是家庭经营的内在精神动力，也是理解中国现代化道路和生发本土知识体系的重要视角。
关键词：家庭经营 家庭伦理 社会转型 块状产业集群
作者付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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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P146-165
责任编辑：李凌静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走出了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通过中国特色的工业化，我国正迅速从传统小农经济向城镇化、工业化方向转型。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的工业化有一股显著的源于基层社会的“自下而上”的动力，这股“内发型”动力是我国经济保持活力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国经济能够保持韧性、应对风险的基础。乡镇企业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工业化的主力军，其发展正是得益于承包制释放了农村劳动力和农村家庭的强大活力。虽然目前“乡镇企业”已成为历史名词，但它所依赖的“自下而上”的推动力却延续至今。“乡镇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苏南模式以村办、镇办的集体企业为主，但浙江以及福建晋江等地一直以家庭经营、小微企业为主要经营主体，在此基础之上逐渐形成了许多“一村一品”“一镇一品”的县域块状产业集群，成为我国工业化体系的重要形态。
当然，中国“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和县域内的块状产业集群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比较优势理论来看，这种工业化是改革开放以后充分利用农村过剩劳动力的结果。从政府行为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初期的财政包干体制是乡镇企业兴起的重要背景，地方政府为了扩大预算内和预算外的财政收入来源，纷纷大办乡镇企业。但上述观点忽视了乡村工业化的内生性动力和社会文化基础，尤其应该注意到乡村工业发展的原动力来自农村社区内部，在这个过程中，“一种社会文化主体性激活了中国农村内在的发展积极性、动能和能力”，而家庭则是社会文化主体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经营的韧性深刻体现了中国乃至东亚社会转型的独特路径，与之相对应的是，欧洲的工业化呈现出逐步脱离家庭生产的过程，在此基础上的西方现代化也呈现出一个“离家出走”的过程。
诸多研究表明，乡村社会之所以能够孕育这种“自下而上”的工业化，与我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有关，我国很早就形成了以家户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家户制赋予家庭经营极强的活力与韧性，家庭成为我国几千年来经济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不仅表现在农业经营及其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过程中，在适当条件下，家庭也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行动主体。家庭参与工业化的形式多样，中西部地区的家庭多以“家庭代际分工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通过外出务工的形式参与东部沿海工业化。与此同时，家庭也是我国许多地区城乡一体化的县域产业体系的重要经营主体。在这个意义上，家庭是全面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维度。
虽有学者看到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我国家庭经营都表现出很强的韧性，但这种韧性不能简单地被归纳为“农民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哲理”。中国家庭之所以爆发出极强的活力和韧性恰恰是因为中国家庭有某种超越性的价值追求，这是中国人“努力劳动、脱贫致富的价值动力，相当于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价值”。由此，需要进一步从家庭伦理的角度讨论中国人经济活动背后的行动意义，深入挖掘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渊源和价值基础。“伦”指的是中国社会的关系形式，“理”则是指具体关系背后的理念和精神，这些理念和精神扎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其中，家庭关系是中国人核心的关系，家庭伦理是中国人伦的起点，也是理解中国文明的总体性机制。这就需要引入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维度，并将家庭伦理与中国传统文化接续，深挖行动背后的道德基础，从而透过“家”来探索中国文明的总体性格、变迁及具体实践形态。
本文以浙江省H市潮镇家纺块状产业集群为例，通过研究其家庭工业历史演变和实践过程，来把握我国“自下而上”工业化的独特精神气质和背后的伦理意涵。这一案例是在中国语境下讨论家庭经营及其精神动力的重要切口：一方面潮镇作为“自下而上”的产业集群发展的成功案例，代表了浙江、福建、河北等地县域块状产业集群的典型形态。潮镇虽是“一镇一品”“自下而上”的工业化，但它却很快成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也在不断提升。另一方面，这一块状产业集群也是家庭经营发挥作用的典型案例，这个产业集群离不开家家户户的广泛参与。在产业集群的演化、升级过程中，家庭经营始终是产业链的重要一环。
（一）家庭经营的韧性和演化
在我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家庭经营呈现出很强的韧性，是理解我国从小农经济向城镇化、工业化转型的重要机制。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中国形成了以家庭为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传统小农形态”。明清以来，我国乡村社会进一步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发展出一个复杂多元的产业体系，包括了农、工、商、运输、服务等部门，成为吸纳农村过剩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一种建立在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费孝通所谓的“乡土重建”也是要工业生产适应乡村传统社会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通过包产到户赋予了农村家庭极大的自主权，极大提高了农业经营效率，激发了农村的经济活力，也促发了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以及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正如邓小平所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决定进行农村改革，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面貌就改变了。”
乡镇企业有着极为复杂的形式，家庭经营是其重要内涵，在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的基础上，发展了“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费孝通晚年进一步看到了家庭经营在从小农经济向工业化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从农业到现代工业还有一个中间形态”。他把以农户为单位发展农林牧副渔形成的农村工副业称为“庭院经济”，“庭院经济”依托“公司+农户”等组织形式，形成了城乡融合的乡村产业形态。他看到我国农村发展非农工副业是实现“志在富民”的关键，而富民工程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激活家庭这个细胞，“我们是站在什么地方？脚下是乡土性的小农经济。我们摸的石头是什么？我想应该是家庭”。
近年来，我国许多县域在承接乡村工业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县域块状产业集群，许多县域产业集群进一步发展为面向全球化生产的县域产业体系。县域内的块状产业集群大多是一个由数量众多的经营主体组成的“产业生态系统”，家庭经营在这个产业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家庭经营是浙江块状产业集群的重要参与力量，2005年浙江省拥有家庭工业64.28万家，从业人员373.3万人，浙江省从事家庭工业的人员占全省就业人数的1/8，占工业就业人数的1/4。2007年浙江省以农村工业为主的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和个体工业户达81.8万家，吸纳就业人员688.53万人，实现工业总产值11175.0亿元，单位数、从业人员数和工业总产值分别占全部工业的94%、47%、24%。从全国的总体情况来看，根据《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年鉴（2014）》，2013年我国乡镇企业中个体工商户达到了2505万户，可见在我国农村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家庭经营的工副业。
家庭除了直接以家庭经营的形式参与工业生产，家庭观念也对经济合作有深远影响。温州在家庭或说家族血缘关系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合伙经营，费孝通将其称为富有“东方色彩的经济结义”的合作形态。苏南模式虽然以集体经营为主，但也受到了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在苏南模式中的社区所有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家庭所有制的发展”，进一步，“一大二公，何尝不是大家庭甚至推而广之的一个家庭的指导思想，家长做出统一指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岂不是一个家庭或者家族的根本组织原则吗？”
由此我们看到，家庭经营的韧性让中国现代化道路呈现为一个各种制度路径依赖的因素和本土（或传统）资源的微妙转换的过程，所谓具有理论意义的“中国经验”恰恰由此孕生。
（二）家庭工业何以可能
韦伯详细论述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形成过程，在其笔下，作为“发料加工制度”一环的家庭工业只是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兴起以后，家庭工业便迅速消失。韦伯认为工业与家庭的分离意味着理性计算的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作坊的业主变成工人的雇主，变成为市场而生产的企业家；劳动契约替代了不自由的劳动，这样使以技术效率为基础的合理的劳动分工成了可能，从而实现了“有纪律的劳动”和对产品划一和产量进行控制。与此同时，中国没有资本主义经营的法律形式和社会学基础，虽然有以家族共同体为基础的继承人所组成的营利集团，但家族的这种营利共同体与理性的经济经营共同体发展不同，无法实现“基于技术效率的计算”。
韦伯强调“生活的合理化和合理的经济道德”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必要的辅助因素，天命观念的发展给了企业主和工人一个完全问心无愧的感觉，这是企业家和工人进行劳动的重要精神动力。而在受制于传统主义影响的地区，“想要给一个西里西亚的农业工人加倍的工资诱使他在他承包割草工作的那段地上多卖点力气，那是徒然的。他只会做原来工作的一半，因为靠着一半他就能拿到原来的全部工资，这种不能和不愿改变习惯的普遍情况，正是维持传统的动力。”家庭工业因此难以成为韦伯意义上“合理的劳动组织”，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想要所属的工人尽力工作，并如期缴交合乎规定的品质和数量的产品，其可能性是非常渺茫的”。
20世纪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和东亚地区独特的工业化道路，引发学界对韦伯命题的反思，并进一步讨论独特的社会结构及儒家文化观念对工业化的影响。杉原薰认为东亚社会在应用西方技术的同时，还通过发展“劳动吸纳型产业”充分利用劳动力，走了一条“勤劳革命”的工业化道路。家庭的超强度、超长时间的劳动投入成为东亚工业的重要特征。
无疑很多地区的农户都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劳动强度，但支撑高强度劳动的价值基础却不尽相同。斯科特认为农户的高强度劳动是基于免于饿死的“生存逻辑”，农民家庭的经济活动量和劳动的自我开发程度极大地取决于劳动者承受的来自家庭消费需求的压力。黄宗智看到了华北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但是他认为这一时期的家庭手工业是“过密化”家庭生产的组成部分。在这种理论视野下，小农行动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是非资本主义的行动逻辑，决策的原则是不冒风险、尽量缩小最大损失，而非为了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式经营。因而很容易陷入所谓的“高水平陷阱”。
那么，家庭经营的勤劳是否一定就是“过密化”的“自我剥削”？费孝通认为以家庭工业为主要内涵的乡土工业并不一定是“落后的，是手工的，是封建的，是小商品生产的”，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实现机器时代的工业分散到乡村乃至农户的可能。费孝通的设想并非不切实际，周飞舟发现由于包买制的引入，民国时期华北平原诸如高阳等地区的农村织布业已经出现了“荒田织布”的现象,实现了“斯密式”增长，甚至形成了以家庭工业为基础的专业生产区域。生存压力说虽能解释农户的勤劳，但无法解释包买制下的家庭工业为何会出现“斯密式”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爆发出巨大活力，这股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力量是中国迅速实现工业化和经济腾飞的重要基础。如何解释这股力量？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乡村工业时，费孝通就看到社队企业背后有着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晚年，他更加认识到家庭观念是理解中国的重要维度，中国人以祖宗和子孙的世代相传、香火不断的人生观为信仰代替了宗教。中国人“创立家业”的传统意识对于资本积累非常重要，由此，费孝通提出调动传统的意识让广大人民抛弃享受的欲望，勤俭节约以获得工业生产的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家庭经营是费孝通理解中国城乡社会转型的重要入手点，在此基础上，他看到了“我们这个小农经济延续几千年的国家城乡一体现代工业化的前景”。
浙江省H市潮镇是典型的通过乡村工业化实现就地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地区。潮镇是全国乃至全球最重要的家纺装饰布生产集群，主要生产窗帘布、沙发布和其他室内装饰布，目前已构筑起了以织造为主，后道整理相配套的家纺装饰布生产协作体系，2019年据时任镇党委副书记估计，许镇家纺产业总产值已超300亿元。潮镇的家纺产业从家庭工业起步，并在家庭工业的基础上经历了复杂演化，从而形成了当前的产业形态。
（一）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家庭工业的兴起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潮镇在社队企业的基础上，首先兴起了一批镇办、村办的集体工业。1982年底，潮镇包产到户以后，家庭工业也迅速兴起。家庭工业是在农村一无资本、二无技术，也无机器设备的基础之上兴起的。最早，为了充分利用农户住房，家庭工业从业者“几乎跟机器睡在一起”。
1984年，H市提出“四个轮子一起转”，允许和鼓励个体、联户家庭工业发展，潮镇的家庭工业便迅速超过并取代了集体工业。1986年，潮镇、沈镇、巷乡三个乡镇（这三个乡镇后来合并为目前的潮镇）共有各种型号的被面织机3509台，其中乡镇办纺织厂的织机占13.79%，村办占20.48%，联户、个体家庭工厂占65.75%。1988年1—6月，潮镇工业总产值10187万元，镇办、村办和家庭工业的比重分别为25.41%、2.42%、72.16%；利润总额822.5万元，其中镇村两级仅55.4万元，家庭工业767.1万元；上缴国家税金259.2万元，其中家庭工业占75.8%。20世纪90年代以后，集体办的纺织厂纷纷转制，家庭工业彻底取代了集体工业。
（二）20世纪90年代中期：挑战与变革
20世纪90年代，潮镇家庭织布业遇到巨大挑战，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家庭工业的产品类型和生产模式都发生转变。产品类型从丝绸被面转向窗帘布，随后扩展到沙发布、墙布等其他室内装饰布；生产模式从自产自销的家庭工业变成了“包买制”下的家庭代工。
20世纪80年代，家庭工业的主要产品是丝绸被面，当时主要采取自产自销的模式，许多人在320国道旁边摆摊位卖丝绸被面。随着潮镇成为远近闻名的丝绸被面织造、销售中心，许多外地客户被吸引到此收购产品。潮镇便在此基础上兴建了被面市场，形成了典型的专业市场与专业化小生产相配合的浙江模式。
专业市场兴起以后，家庭工业逐步分化出一个商人群体，被当地人称为“做布老板”，他们在本地市场或其他城市开设门店，在优先卖自家产品的同时，也会代卖亲戚朋友家的产品，发挥着包买商作用。“做布老板”成为潮镇家庭织机户的销售渠道，通过老板与织机户的联动，市场行情也可以及时反馈给家庭工厂。
20世纪90年代，被套慢慢流行并有逐步取代丝绸被面的趋势，潮镇的家庭纺织业面临着被淘汰的危机，但此时又出现了新的机遇。1992年广东有客户需要生产窗帘布，这种窗帘布很厚、纱线很粗，一般的纺织机器很难生产。潮镇因为生产提花被面而大量使用提花机，这种机器稍加改动即可转为生产提花面料窗帘布。潮镇又陆续获得了来自东南亚、中国台湾地区及韩国的窗帘布订单，并随后打开了欧美、中东等市场。
在产品变革的同时，产业的生产组织模式也发生变化。早期“做布老板”开店是为了推销自家或亲戚、朋友的产品。慢慢的，这些商人开始开发样品，制定产品规格和质量要求，组织家庭工厂为其代工生产。从丝绸被面向装饰布转型的过程加速了从“自产自销”向“外发加工”模式的转变，因为窗帘并非终端产品，家庭工厂失去了直接面对市场的能力。
（三）2008年至今：全球生产链条中的家庭工业
2000年左右，外贸订单已占潮镇总产值的一半左右，潮镇的家庭工业变成了为全球订单生产的加工车间。
2008年以后，潮镇迎来了家庭工业的黄金时期。据统计，2011年潮镇农村住户数共计23896户，其中有家纺企业和家庭工业户9273户，占总农村住户数的38.8%。拥有各类剑杆提花机、剑杆平板机、普通丝织机总数22411台，平均每户家庭工业拥有织机3.75台；纤经机户数943户，各类纤经机1780台。尤其在潮镇北部的村庄，几乎家家户户都从事家庭织布业。
虽然潮镇已经是全球时尚产业生产链的一环，但家庭经营依然是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有许多“做布老板”和织机户改变了传统的家庭经营形态，他们在工业园区购买了土地，建设了厂房， 2019年潮镇的规模以上企业已经达到289家。但这个产业升级的过程并非以消灭家庭工业为代价，相反，大企业不但是在家庭工业的基础上发育起来的，也继续与家庭工业保持紧密的“共生关系”。大企业其实是一个“包买商”：企业从外面接单，然后将订单外发给家庭织机户代加工。虽然有一部分大企业也会购买机器，但其订单不是完全依靠自己的机器完成，依然会把相当部分的订单外发给家庭工业。
家庭工业的韧性与产业的特殊性有一定关系，企业之所以依赖家庭工业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首先，从生产质量控制来看，“自己厂里的工人，无论是数码自动化织布机还是普通剑杆机，其实都无法与家庭作坊的产能和质量媲美”；其次，家庭织布可以为企业节约因为购买机器、建造厂房而产生的成本；最后，家庭织布一般工资年结，能够为企业节约一大笔流动资金。
我们看到潮镇在家庭工业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产业合作网络、一个典型的块状产业集群。在这个产业集群中，家庭既是产业发展的起点，又是产业体系不断分化、升级的基础。
（一）家庭工业的生产组织过程
潮镇家庭工业的生产过程既是经济活动又是与日常生活高度混融的社会过程。家庭织机户的典型生产模式可以用当地老百姓的一句话总结，“100平方米可以放四台传统剑杆织机，夫妻两人劳动一年可以获得比在工厂打工稍高的收入” 。这句话的具体意涵是，农民家的老房子大概占地100平方米，可以放4台剑杆机；夫妻两人投入家庭工业的生产中赚取加工费。笔者将织机户的生产特点分析如下。
第一，大部分家庭工厂都利用自有住宅作为厂房，只有极少数人租赁土地。2011年，潮镇家庭工业利用自有生产土地的占92.16%，而租赁（包括自有加租赁）只占5.23%。第二，家庭自己购置机器。据2011年的调查统计，潮镇家庭织机户平均占有剑杆机3.75台。第三，为“做布老板”代工生产。家庭工厂从“做布老板”手中接单，“做布老板”根据不同产品支付不同标准的加工费。家庭织机户组织生产，负担电费、机器维修等费用。第四，以家庭自有劳动力为基础生产，通过夫妻二人的性别分工保证机器的二十四小时运转。当然，家庭中的老人也参与了家庭工业，但是老人眼花，只能承担一些辅助性工作。也有少数机器较多的家庭工业会雇一个工人与自家劳动力一起劳动。第五，每台剑杆机一般情况下一年可以获得5万元加工费，扣除电费、机器维修费用后，每台机器的纯收益大概在4万元左右。按照每户四台织布机计算，家庭年收入大概16万元，即“获得比在工厂打工稍高的收入”。第六，家庭工业“生活生产不分离”。虽然大部分家庭只有16万元左右的收入，但家庭工业兼顾了生产和生活，织机户金许说：“我们如果到外面去打工呢，挣的倒也是这点钱，但是我们家里有小孩，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坐在家里做这个。” 因此，家庭工业的收入是一个综合考虑了各种社会因素的结果。
（二）拿命在拼：家庭工业的劳动状态
家庭工业的劳动过程主要就是“开机器”。所谓的“开机器”是指工人随时关注机器运作，排除机器故障以保证生产顺利进行。虽然机器已经实现了半自动化甚至全自动化，出现类似“断头”的故障会自动停机，但是停机以后仍然需要工人排除故障重新启动机器。这个过程如果不及时，或者处理故障不当都会影响产量和质量。按照当地织机户的说法，“做布都是细节问题”：牵经是不是对齐、接经丝接头是向上还是向下、机器是不是精心保养都会影响家庭工业的效益。
潮镇织机户很多都在高强度地劳动，这样的生活坚持了近40年。这个织机户的日常生活和作息规律就是潮镇家庭织机户典型的生活方式：男主人凌晨4∶00睡觉，上午11∶00起床吃过饭开始整理布、送布、拿回丝线，吃过晚饭，晚上七八点上机器织布。妻子凌晨4∶00起床，一直织布到晚上七八点，再休息到凌晨、接替男主人。妻子白天还要看孩子、洗衣服、做饭。
家庭工业的日常劳动过程呈现出极高的劳动强度，用潮镇人一种略显夸张的说法是“拿命在拼”。首先“拿命在拼”表现为工作时间长，家庭工业要想赚钱就要保证开工充足，织布机需要24小时持续工作，而织布机只要开动就离不开人照管。织机户是如何保障机器24小时运转的？最为典型的方式就是家庭的夫妻分工，夫妻两人两班倒。当地有个很形象的说法描述这种夫妻轮流倒班的工作状态——“楼台会”。所谓“楼台会”就是夫妻二人围着家里的几台织布机轮班倒、连轴转，两个人一天很少见面，只有半夜换班的时候在上下楼的楼道里睡眼惺忪地会个面。
其次“拿命在拼”是指工作强度大。潮镇人普遍认为，一个人开两台织布机是最好的。但是潮镇一般都是一个人管理三四台织布机，甚至有的管理多达6台剑杆机。这种超常的劳动强度并没有牺牲产品质量，之所以在这种状况下还能保证产品质量，要归功于家庭劳动者超常的劳动强度和极为自律的劳动态度。
在过去近40年间，潮镇家庭织机户一直延续这样的生活状态。国飞是福村的一个织机户，他说“你看我现在头发都白了，真的，一直都在拼，拿命在拼。我现在工作，一天24小时，就是一天到晚盯着。”国飞这样描绘自己过去几十年的生活状态，“随时会被叫起来，24小时待命，就像110一样”，而且经常在凌晨四五点钟，在人最困的时候被叫起来修理机器。
那么，有雇工的家庭是不是劳动强度低一些？实际上，即使家里有雇工的家庭成员也长期保持着“拿命在拼”的状态。国强2019年经营了7台织布机（平织机劳动强度要低于提花机，因而能够照看7台），雇佣了一个31岁江苏女性工人。他们的劳动时间是：“工人从每天14∶00开机器到凌晨2∶00;国强从凌晨2∶00开到凌晨5∶00，然后7∶30开始整布、送布，一直到下午才回来;妻子从7∶30开到14∶00”。
雇佣工人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工作强度。但对家庭工业来说，即使雇佣了工人，也需要家庭成员亲力亲为。“开机器是个良心活”，老板不在工人肯定不会那么及时地处理机器故障。此外，许多技术性工作比如修理机器、打样需要老板亲自处理，“下面的人做不好的”。尤其是机器修理是保证家庭工业高效运转的关键，“什么时候机器有问题都要起来弄”，需要家庭工厂主随时处于待命状态。
“拿命在拼”的劳动状态对于家纺产业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林杰是潮镇一个较为成功的“做布老板”，也是家纺协会“新生代协会”副会长，他说“人机料一体，人第一”，意思是产品的质量和产量由人、机器和原料三个因素决定，但是人的因素又是最主要的。一方面是机器有毛病了要停下，如果人不去及时处理就会影响产量和质量；更重要的是，人还要主动去找毛病、处理这些问题，从而提高产品质量。
当问及人的因素具体是什么时，林杰及与他合作的一个家庭织机户都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勤奋”。对于外发订单的“做布老板”来说，最看重的也是织机户的“勤奋”，勤奋是织机户的信誉保证，决定了加工户能否获得老板的信任从而获得稳定的订单。在村中，谁家的加工质量好已被广泛传播，织机户也为此感到自豪。
我们看到，织机户以“拿命在拼”的勤奋和自律投入工业生产中，其效率和质量比工厂制的工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织机户的精神气质与韦伯笔下的资本主义精神有明显不同。韦伯发现在资本主义合理劳动组织形成过程中，天命观念赋予劳动过程必要的纪律，构成了生产管理的基础。企业主以永远得救的希望使雇工能用苦行的精神专心致志于天命。“好像劳动就是一种绝对自在目的或者一项天职”，这种思想不能单凭高薪或者低薪直接刺激起来，相反它是“长年累月的教育与社会化的结果”。那么，支持织机户保持这种勤奋和自律的精神动力是什么呢？
潮镇的家庭工业一直处于升级过程中，家庭经营的创新能力也是浙江块状产业集群实现产业升级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潮镇纺织业就已用62式“铁木机”替代了老式手工丝织机。62式“铁木机”也逐步改进，先后演化为Ｋ74型、K84型丝织机。20世纪90年代潮镇开始引入无梭织机（剑杆机），为织造窗帘布又在剑杆机的基础上加装了提花设备，这种提花剑杆机迅速成为潮镇家纺产业的主要生产设备。2005年，剑杆机基本上取代了K74型、K84型织机。2011年潮镇的生产设备主要为宽幅1.8米和宽幅3.4米的剑杆无梭织机，正常可生产布艺9.6亿米/年。21世纪第一个10年以后，高速剑杆机、数码剑杆机大量进入潮镇家纺产业，2019年全镇拥有近2万台织布机，其中数码织布机大概有5000台。
机器升级换代的直接目的是满足产品升级的需要。早期的62式“铁木机”主要用于织造丝绸被面，后来升级为K74型、K84型丝织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潮镇转为生产窗帘布以后，这些机器虽然也可以用来织造窗帘布，但机器的宽幅只有1.8米。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宽幅可以达到3.4米的剑杆机开始进入潮镇。在剑杆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数码剑杆机则进一步提升了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水平，能够织传统机器无法织出来的高精密布和更多色彩的布（最多能到12色）。正是在机器不断进步的基础上，潮镇家纺产业的织造工艺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
机器升级提高了劳动效率，也在逐步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62式、K74型、K84型丝织机的自动化程度不高，机器出现故障不会自动停机，工人就必须毫不松懈地巡视机器。从剑杆机开始就实现了半自动化，机器出现断线等故障后便自动停机，极大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到数码剑杆机则实现了全自动化，“稍微有风吹过纱线，它都会停下来，很敏感很精密”。
机器升级提高了家庭工业的效率和效益。第一是速度快，普通剑杆机每分钟可以织90梭，但是数码织机能够达到200梭，这意味着产量的飞速提高。第二是机器的故障率低、自动化程度高，一个劳动力可以照看更多机器，这也让潮镇家纺产业有效应对了近年来的劳动力不足、招工难问题。第三是数码织机可以织出更高级的产品，这也意味着能够拿到更多的加工费，提高了家庭织机户的效益。按照一个经验丰富的做布老板国杰的估计，一台数码织机在效益上可以抵七台普通织机。
但机器升级也意味着需要极大增加资本投入。20世纪80年代，在家庭工业的起步阶段，农民主要购买城市工厂淘汰的二手设备，一台机器也就几千块钱。20世纪90年代，一台机器的成本已达到了1万元左右。2000年以后家庭工业开始购买新机器，这也增加了机器成本。2005年，安装一台剑杆机的成本大概是3万多元，差不多是剑杆机一年的纯收入。目前流行的数码织布机最便宜的要40多万元，进口的甚至需要100多万元。
在农村普遍缺乏资金的情况下，机器升级换代所需要的资金来自哪里？早期的纺织机器虽不贵，但也大大超出了一个家庭的承受能力，要依靠家庭联营的方式筹集资金。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可以自己凑一部分了”，于是靠“自我积累”加“社会合作”的方式筹集机器购置费用。2000年孙桥村孙姐购进了两台剑杆机，当时价格是每台3.7万元，这笔机器购置费用的来源是，“自己出了一部分，跟她合作的做布老板出了一部分”。这就是典型的自我积累和社会合作的模式。
本文重点讨论家庭内部积累资本的过程。笔者将家庭工厂资金积累和机器升级的过程总结为“滚起来”的过程。农户有很强的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赚了钱就用于购买机器。很多家庭几乎都将所有的积累用于生产扩大，正如国飞所说的，“所有的钱都投资了”，“拿命在拼”的辛苦钱基本上都是“滚”进了家庭经营和生产扩大。这也是“拿命在拼”的一个重要内涵。
“滚起来”的过程是一个一边积累一边扩大和升级的过程。最为典型的形态就是一户家庭描述的，“前几年机器少，挣不了那么多的钱，机器我们是一年一年地增加，刚开始只能放两台，机器放不下的时候，就扩建（房子）”。
在“滚起来”的过程中，织机户始终保持着很强的自主性。虽然有老板出资为织机户购买机器，但是老板并不是想通过“纵向一体化”将织机户变成自己的生产车间。这个过程一般被理解为，“钱归他（老板）出，钱够了再还”。就如同孙姐家通过一年劳动攒够了钱，第二年就将机器买下来了。
家庭经营“滚起来”的过程进一步丰富了“拿命在拼”的内涵，一方面，家庭成员以极高的劳动强度、极为自律的劳动态度投入生产过程中；另一方面，潮镇的家庭工业又呈现出很强的经营性，通过将近40年的“滚起来”，家庭工业积累了大量的资本、提升了生产技术，也提高了经营效益。因此，这个“拼”的过程有极强的自主性，也呈现出很强的活力和创造力。
在形式上，潮镇家庭经营“拿命在拼”的劳动投入与“过密化”状态下的农户为了糊口而忍受高强度劳动并无差别。但是，在改革开放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农村家庭却爆发了强大的活力，在这个过程中，家庭不断积累资本实现进步和升级。这个过程仅仅靠生存危机是无法解释的。当然，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农民来说，确实希望通过辛勤劳动解决温饱问题。然而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飞速发展，家庭生活条件已经得到极大改善，但潮镇人的劳动强度和自律态度并没有随之改变。因此，无论是“过密化”的家庭经营还是当下块状产业集群中的家庭工业，“拿命在拼”背后还有一以贯之的精神动力的支撑，正是拥有这种精神动力，家庭才可能抓住时机爆发出活力和韧性。
为何家庭织布工厂会“拿命在拼”，并且将这种生活方式坚持了近40年？其实，织机户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心理上都觉得很累，许多织机户常说“实在太累了”。要理解织机户为何这么拼命，需要深入理解潮镇人的生活状态，更要深入理解潮镇的家庭生活和背后的伦理如何影响了家庭经营。
（一）家庭生活与家庭经营
在田野调研中，有一种说法是“拿命在拼”的状态与村庄中的互相攀比有关，这种所谓“村庄中的面子竞争”确实普遍存在于我国农村。村庄中的面子竞争表现在很多方面，小到日常生活中抽什么烟、开什么车，大到村民的婚丧嫁娶，无不处在基于村庄面子的“攀比”中。也的确由于此种因素，迫使家庭不断加大劳动自我开发程度。
然而，攀比的重要意涵是“跟得上”，跟一个家庭是不是成功联系起来，“跟得上”就是在“过日子”而不是在“混日子”。在潮镇，贫困户都用苹果手机，织机户国飞说，“我微信都不会用，我也得用苹果手机”，苹果手机不仅是一个通讯工具，更是“跟得上别人”的标志。“潮镇的困难户不是吃不上饭，是跟不上人家，人家买房买车他是买不起的”。“别人都有车，你没有”，基本上就是说你们家“没有跟上别人”，这样的家庭意味着在村庄中彻底失败。后果就是，这种家庭如果有儿子就基本上没法在当地找对象了。就如同国飞说的，“最简单的，你有个儿子，十二三万一个车子你说要不要？”
荡村的国林和姐夫、表弟合伙办了一个家庭纺织厂，姐夫占20%的股份。他们一般不会年底分红，一直都是将收益不断“滚起来”，不断投入经营中。但2019年他们却从家庭织布厂拿出35万元为姐夫的儿子买了一台奥迪牌汽车。因为姐夫儿子20岁了，他们都觉得应该给他买部车，“不然不好找女朋友”。
家庭一旦遇到儿女结婚，都会竭尽所能，也时刻在为此作准备。国飞说：“说了你不相信的，（儿子结婚）没钱（的人家）也要100多万的。”织机户老董的一段话最有代表性：我们问老董为什么如此“拼命”，老董嘿嘿一笑：“没办法呀。家里开支那么大，压力大啊。” “儿子还没有结婚，女儿还没有出嫁，人情往来开支又很大。”按照潮镇的风俗，一般行情是定亲之前“算八字要给女方十几万；定亲给三十几万是平均的，六十几万、八十几万都是有的。这还没到结婚呢，结婚还需要黄金、铂金、车子”。
子女婚事是村民“攀比”的最主要内容，但是从个体主义视角出发无法理解村庄中这种“非理性”的面子竞争。结婚成本被逐步推高固然有婚姻市场竞争激烈的因素，固然是基于村庄共同体面子竞争的后果，但是这个社会过程还有一个复杂的家庭逻辑。即为什么结婚成本这么高，农民依然要参与婚姻市场的竞争？本质上是因为儿子结婚对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刚性”需求，是无法逃避的责任，之所以要“拿命去拼”正是说明了这个任务有着超越经济利益的价值考量。儿女和人情构成了生命压力的来源，这些东西又反过来构成了生命意义的基础，这也是潮镇家庭要“拿命在拼”的重要原因。理解这一现象还需要进一步在家庭的代际关系中去考虑。
（二）家庭代际关系与家庭经营
费孝通认为家庭的核心意涵是一个基于后代抚育和社会继替的制度安排。无论是从经验观察还是自身体验，子女作为父母生命的延续，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家庭生活中非常核心的一部分，以至于家长常常说“过日子就是为孩子过的”。这种代际观念也深刻影响了农户的经济活动，小农的生活逻辑围绕着家庭再生产，农民的家庭经济安排有一定的规律性，就是他的经济活动所参考的家庭生命周期。中国的父辈对子代的照顾和贡献是尽己所能，甚至是“无所不用其极”。这反映了一种与“家本位”文化相联系的父母对子孙负责、在代际关系上向下倾斜的责任伦理。
家庭延续在中国人的人生历程中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子女成家立业是一个父亲完成“人生任务”的重要标志。国飞说，“我现在干到50岁了，儿子这一块儿弄好了，就是成功的”。在国飞看来，“儿子弄好”的具体意涵就是，儿子成家立业，就是“我们帮你结婚结好，小孩子结婚结好，一般手头都有一笔钱的”。成家立业在这里具体体现为两个要素：一个是儿子结婚；另一个是儿子手头有一笔钱，可以作为下一代人的生活费用和产业发展的启动资金。完成了这个目标，就意味着自己可以退休了。国飞说，“接下去他自己怎么活，不是我能掌握得了的，是他们夫妻两个的事情了”。达成了这个目的，自己就相当于把接力棒交给了下一代人，而这一代人的人生使命就完成了。
家庭延续的关键是人和财，子代结婚的过程，是彩礼和陪嫁过程中的资金流动，也实现了财富的代际流动。按照潮镇的习俗，作为彩礼给女方的钱，在一般情况下并不是被女方父母占有，而是以陪嫁的方式大部分或全部返回男方。如果女方家经济条件很好，彩礼不但会全部返回婆家，娘家还会再加一笔钱作为嫁妆。但是这笔钱完全由新婚夫妻支配，这就是新婚夫妻结婚以后“一般手头都有一笔钱”的来源。子代的结婚，意味着他们房子也有了，车子也有了，存款也有了。这就意味着“成家立业”了，意味着上一代人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任务。
潮镇人子女结婚的高成本并不意味着财富耗费，而更应该被理解为一个财富代际传递的过程。这一过程中，虽然办酒席有炫耀性消费的成分，但“拿命在拼”所积累的大部分家庭财富经由这个过程“滚”到了下一代，成为下一代奋斗的起点。滋贺秀三认为在中国“同居共财”是家的重要内涵，财产和家族人数同时增多起来是家的荣耀，其反面则是家破人亡，即意味着家的败落。这样，家庭经营是为了子女积累财富，积累的财富又通过代际更替不断“滚起来”，家庭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人和财的兴旺发达，中国人在此过程中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中国人往往在代际更替的思维框架中作出家庭决策。国飞计划在儿子30岁时退休，“我撑到儿子30岁，还有7年，目前儿子23岁，还没结婚。”国飞总是说自己太累了，因为熬夜头发都白了。但是为何还要撑7年？因为他儿子还没有结婚，自己的接力棒还没有传递给他。国杰在2018年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他在工业园区花了两千万元购买了一处厂房。他坦言，如果仅是为了自己，他不会冒这么大风险，背负这么大压力。他的儿子已经结婚了，孙女也上小学了，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已经完成了人生任务。但他之所以又在自己经营半辈子后投资这么多钱，冒如此大的风险，就是“要给他（儿子）安排一条出路，不然他怎么办？干什么呢？”
（三）家庭伦理的历史维度与现实观照
费孝通认为，“在农村工业化中，真正有活力的是家庭工业。我进一步想到中国社会的生长力在什么地方。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我想是在世代之间联系的，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多么重要，要紧的是光耀宗族是传宗接代养育出色的孩子。”在田野调查中，一个织机户的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我们这儿有句话叫，‘人情债，逼死人’”。借别人钱还不上，还能想到跑路。但是面对人情的“债”，却从来没有人想到跑路，而一定要咬着牙硬抗下来。
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子女对于父母就像一笔逃不了的“债”一样，一定要还了才会安心。潘光旦说：“中国父母显然以儿女之事为一己之事，为一己欲望之一部分，而不能不求满足者”，而这种内在的精神动力完全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而非“西方的权利和责任观念”。这也正是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最大的不同之处，只有对儿女尽了责任才会心安。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认为中国人不是个体本位，家庭中的个人是“无我”的。中国人的伦理中，“我”是融入在祖先和后代延续的历史绵延中的，只有在这个整体中才能有“我”。这一点对于中国人而言或许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
进一步，“拿命在拼”与中国传统精神一脉相承。近来，很多学者也开始从家庭代际关系的“行动伦理”概念入手，分析中国家庭伦理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在传统思想脉络中理解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儒家正是以家庭伦理为起点建构了一整套认识和规范人与人关系的社会思想，这套社会思想是顺着人的自然感觉走的，是顺应着中国乡土社会的人情世故，从草根文化习俗中生长、提炼出来，又提升到“圣贤” 的高度。仁和义是儒家伦理的核心概念，而仁和义就生发于家内父子兄弟之间，所谓“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父子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层，父亲对后代的慈，不仅是出于亲亲之爱，更是出于对宗族的重视，是出于宗族责任的生命意义。从父子关系经由亲亲、尊尊的推衍，“承前续后”的人生就有了绵续的方向和路线。父亲对子女的慈背后有一种“责任伦理”的支撑，“有人生寄托的超验价值的意味，即将自己的生命意义寄托于子孙以求绵续的意味”。
潮镇家庭工业的实践过程呈现了中国语境下家庭经营的逻辑。首先，家庭工业呈现出“拿命在拼”的劳动状态和劳动强度，但“拿命在拼”并不能仅仅用生存压力解释，因为家庭成员在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之后依然如此。其次，家庭经营在形式上与恰亚诺夫笔下的小农经济十分相似，家庭经济活动也受到家庭结构、家庭生命周期的影响，但与此同时，潮镇的家庭又始终是一个独立、理性的经营决策单位，家庭通过“滚起来”将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用于扩大产能和产业升级。
家庭经营的复杂逻辑呈现了中国经验的特殊性，这需要立足于中国历史传统和文化观念生发本土社会学知识。杉原薰的“勤劳革命”、徐勇的“农民理性”都强调了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勤劳的重要意义，但尚未深挖勤劳背后的历史传统和伦理内涵。本文揭示的“拿命在拼”，表明家庭成员除了承受很高的劳动强度，还具备极为自律的劳动态度，同时家庭工业也呈现出较强的拼搏创新精神，可以放弃眼前享受，积累资本实现产业升级。家庭经营的这种特点与我国几千年来家户制的社会结构有关，但也不能忽视家庭观念的影响。虽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没有人与上帝的冲突，不会产生体现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天职观念，但中国人仍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任劳任怨地勤奋劳动，家庭是其强大的内在精神动力，“中国老百姓不舍昼夜地拼命干活，其经济动力就在‘世代之间’”，基于此，中国乡村能够克服资金、技术和区位等各方面的劣势，在短时间内实现县域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以家为方法”理解中国社会转型，建构中国社会理论。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上尝试通过对个案的细致解剖，通过“将心比心”式的理解，将中国语境下的家庭伦理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合情合理”地展现出来。这种研究对认识中国家庭尤为重要，因为中国人的行动伦理具有“感通”的特征，家庭伦理的具体作用过程往往体现在人与人交往的细节中，也只有借助具体的事例、场景展开分析，才能将社会要素和社会关联相互作用的过程“激活”和呈现。分析这个过程恰恰是个案研究的优势所在。
当然，家庭经营虽然在我国乡村产业体系中广泛存在，但其具体实践形式非常多样，也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要达成对家庭经营的总体认识，还需要对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的家庭经营的具体实践做更全面深入的研究，也需要在时间维度上进一步动态考察家庭代际关系和家庭观念的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不试图直接用“拿命在拼”的精神状态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工业化，而只是尝试呈现“拿命在拼”这种精神风貌和背后的家庭伦理，如何渗透到中国从小农经济到城乡一体化、工业化的转型过程中。实际上，无论是在传统时期的半工半耕的家庭手工业，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乡镇企业，以及当下的县域块状经济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精神力量的影子。
诚然，这种精神力量发挥作用、成长为县域产业集群，确实需要其他条件与之配合。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和舆论引导，激发这种精神的积极成分，同时警惕其可能存在的消极影响。但这种精神风貌及其背后的历史渊源无疑是中国经济和社会韧性的基础，也是中国能够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信心和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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