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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重大政治事件频发。其中英国脱欧（Brexit Referendum）当属最为显著的事件之一。学者们对这些全球性政治事件进行了广泛研究，并就其对经济活动产生的“第一时间影响”（First-Moment Effects）建立了很深的了解。“第一时间影响”指的是直接影响，例如英国脱欧当天立刻使英镑兑美元贬值了9%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两国的贸易。然而，只有为数不多的文献探究过全球性政治事件的“第二时间影响”（Second-Moment Effects），也即政治事件带来的不确定性是如何从侧面影响经济的。为了补充这个研究缺口，康奈尔大学教授Murillo Campello主导撰写于NBER上的论文“Global Effects of The Brexit Referendum: Evidence from US Corporations”分析了英国脱欧如何影响美国企业的决策制定。具体来说，作者构建了一个量化模型并利用双重差分法（DID）证明了受英国脱欧影响的美国企业减少了投资、人员配置及资产处理、增大了研究投入，并通过稳健性测试排除了“第一时间影响”。该研究反映了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能跨越国境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
作者首先构建了一个量化模型来说明美国企业面对英国脱欧的决策变动。该模型以实物期权为框架，确立了英国脱欧导致的未来收入不确定性与企业资本投入、人员配置、资产处理之间呈负相关。该模型还确立了研发投入等实物增长期权（Growth-Option Activities）与脱欧导致的不确定性呈正相关。作者以该模型为基础做出了三个预测，1）受脱欧导致的不确定性影响越大的美国企业将减少更多的投资、人员配置及资产处理，2）受脱欧导致的不确定性影响越大的美国企业将增加更多的研发投入，3）受脱欧导致的不确定性影响的美国企业如有越高的资本及人员调整成本，则该两项投入减少的幅度就越大。
紧接着，作者介绍了研究采用的数据样本及方法论。数据样本为除了公用事业、金融业及小市值公司外的美国企业从2010年第一季度到2016年第四季度（英国脱欧事件前后）每个季度的决策表现，共41630个样本。作者通过两种方法划分了实验组及对照组，1）用线性回归的方法，以企业在股票市场中的波动率作为因变量、英国富时100指数的波动率作为自变量推导出系数β来模拟企业因英国脱欧导致的收入不确定性。该公式还以美国S&P500;指数的波动率及英镑兑美元汇率的组合作为控制变量来检验β系数的合理性。在所有β为正的企业中，β大于0.68纳入实验组，β小于0.28纳入对照组。2）以企业年报中“英国脱欧”等关键字出现的频率来模拟该企业面对英国脱欧产生的收入不确定性。关键词超过五处为实验组，无关键词出现则为对照组。
DID实证结果显示，相比对照组中受英国脱欧影响不大的美国企业，实验组中的美国企业在脱欧结果出台后的决策变化完全符合前文提到的三个预测。此外，企业还增加了流动性（liquidity）来应对英国脱欧带来的不确定性。作者还在实证中发现具有某些特质的企业会做出幅度更大的决策调整，如：1）投资及雇佣决策的变化在从英国进口（相对于出口）的美国企业中更为明显，2）雇佣决策的紧缩在雇员技能水平较低的行业中更为普遍。作者随后在稳健性测试中排除了一些可能对企业决策带来“第一时间影响”的因素，包括：1）汇率变动导致的“第一时间影响”，2）同时期特朗普上任带来的影响，3）脱欧导致英国境内筹资门槛的提高，4）除英国脱欧以外的全球政治事件影响。结果显示，这些因素都不对企业的决策变化产生显著影响。
最后，作者对该论文给政策制定者的借鉴意义进行了探讨。本文从微观角度分析了英国脱欧事件给美国当地企业带来的决策变动，并展示了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而不仅仅是政策本身）就会给经济活动带来实质性的影响，且影响的范围往往是跨国境的而非局限于政策源地。关于论文的更多内容，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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