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州:民主党的蓝是美国最终的历史必然?
「蓝州之所以为蓝,是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意识形态是社会现代化的自然结果」——这一个判断对于任何对现代化(下文将有定义)有绝对正面评价的人来说,很可能是个极其争议的论点。
首先,何谓「蓝州」?
其实红与蓝分别代表共和党及民主党是2000年才正式获得公认的颜色分类。用颜色代表政党伴随着彩色电视出现,起初各大电视台的选色都不一致,例如美国广播电台(ABC)1976年曾用黄色代表共和党,而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迟至1996年尚以红色代表民主党、蓝色代表共和党。
到了2000年总统大选出现争议,各大媒体为方便观众一眼看清最新形势,才统一了今天「红共和、蓝民主」的颜色分类。
如果我们以2000年以来的四次总统大选结果作分类,「死忠」蓝营的州份在地理上都集中在美国东西两岸。西岸北至华盛顿州,南至加州全是民主党的天下。东岸的新英格兰地区,加上纽约、新泽西、马里兰、特拉华等邻近州份也是明显一片蓝。
从人口背景上看,蓝州人口的教育水平、家庭收入水平都比红州为高,而其宗教虔诚度更明显低于他州。2016年之后,以教育水平推测党派忠诚更成了主流论述之一。
城市尽皆蓝
不过,更能预测一州红蓝的,似乎是该州的城市人口比例。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2010年的数据,在高于美国全国平均城市人口比例的19个州份或地区(包括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中,有13个过去四届总统选举也是坚定的蓝营,而属于坚定红营的只有3个,而后者的其中两州本年更变成了摇摆州。
相较之下,在比全国平均城市人口比例低的32个州中,19个州也属于坚定红营,而属于坚定蓝营的只得四个。
即使在传统的红州内部,我们也可以看到民主党阵营集中在城市,而共和党阵营集中在市外的地区。例如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之中,德州人口超过50万的六个城市之中,其中五个也由特朗普的对手希拉里胜出。
社会学家普遍接受「城市化」与「现代化」的相关性,无论在跨时间的纵贯性研究,还是同一时间点的横断面研究,无论研究者如何确切定义「城市化」和「现代化」,两者都一致显示出共同变量的现象。美国已故社会学家Allan
Schnaiberg在70年代的一篇有关城市化如何导致现代化的文章当中就指出,城市化与现代化的相关性已是一个毫不重要的观察。
而美国蓝营集中大城市的现象,也正正可以「现代化」的意识形态趋向来解释。
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核心
本文所指的「现代化」是一种现代社会普遍意识形态转变的趋向。引德国法学家施米特(Carl
Schmitt)1929年文章《中性化与去政治化的时代》(The Age of Neutralizations and
Depoliticizations)中「中性化」(Neutralization)的概念来说,现代化(的一个面向)就是一个将所有有可能引起人与人之间衝突的差别——诸如宗教、文化、种族等——「中性化」的趋向,使得这些差别不再属于公共领域,再没有公开的高下之别,而只属于不牵涉外人的私人领域,最终带来一个人人皆可和平共处的多元价值社会。
在「中性化」的趋向下,所有以往有高下之别的价值或其他区分,都至少需要以平等的方式对待。例如一个「现代」的基督教教徒虽然认为穆斯林的信仰是错误的,但也不认为国家机器应该迫其改信,又或者让他们受到不平等待遇。在种族、家庭背景、文化习惯等层面,这种「平等对待一切」的趋向也一一适用。
「中性化」为现代社会带来了两大核心理念,一是「平等」,二是「包容」。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只是不同而没有高低,平等的基础在于人作为人的根本身份,或者一个国家国民的身份。在一个自由民主社会之中,平等就体现在人人皆享有的基础福利、政治权利,以及机会的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之上。
平等之下的包容
部份人士眼见机会的平等会带来结果的不平等(inequality of
outcome),认为这是由于社会结构没有尊重人人平等,于是希望在结果上也能获得更多的财富再分配。类似的例子,就显出「中性化」同样是一个「平等化」的趋向。
同样地,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并不是高低之别,人们对于宗教、信念、文化、种族、出身与自己不同的人都趋向「包容」。在没有终极最高价值的社会之中,这一种包容为人们带来了「自由」的最大化——在不干涉他人自由之下最大的自由——而在这个角度来看,最大化的自由也是人人平等的。
这一种现代化中「包容」的时代精神,在最广的层面,体现在20世纪哲学家卡纳(Rudolf
Carnap)以来对所有普遍性世界观的包容原则(Principle of
Tolerance)。在实际操作上,这种精神则为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的「包容谬论」(Paradox of
Tolerance)所设限:一个包容的社会所不能包容的,就是那些不包容的人。
不包容的人,当然就是指相信在公共领域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例如宗教、种族——仍有高低之别,而这种高低之别须要在法律等社会结构中得到体现的人。
这一套对于现代化的抽象描述,其实几可解释所有民主党支持者的政治主张和行动,以至他们与共和党人的不同之处。
如何理解蓝营政治?
在经济层面,民主党倾向向富人徵收较重税率、提高最低工资等,追求更大幅度的财富再分配,这其实就是要「平等化」结果的不平等。
在医保议题之上,民主党人若非支持政府医保,就是支持直接由政府取代所有私营医疗保险提供者,其核心原理也是建基于「人作为人而有的平等」——健康是基本人权,所有人都应该有同样的医疗待遇,而不应出现富人比穷人更有可能有好的健康的情况。
在种族、性别、性向等平权之上,民主党的主张符合了「中性化」的趋向,即在公共领域之中,不同种族、性别、性向等都不应有高低之别。例如在婚姻的承认上,我们不应视异性结合为常态、同性结合为异常,而认为前者应当有较高的待遇——也正如当下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他虽是虔诚天主教徒,但这只属私人场域的信仰,不影响他支持女性拥有堕胎与否的决定权。
共和党人倾向认为国家应该在某些议题上指明「正确」方向,譬如在基督教信仰问题上,政府就应该大力推崇信仰。这在民主党人眼中,却会被视作对宗教平等没有包容性。
如果我们相信城市化与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发展路径,2020年美国大选胜败谁属其实只是一个次要的问题。随着美国的进一步城市化,进一步与世界相容,最终整个国家都将走上民主党目前所主张的政纲。而今天更多出现「红州变成摇摆州」,乃至「摇摆州变成蓝州」的情况,也似乎在印证这发展路径。
可是,历史未必有所谓的「必然」。当「平等化」这个压平一切差异的浪潮,愈加触及一些人不愿意接受的领域时,这个浪潮也有可能会被另一个朝相反方向的巨浪盖过。
红州:共和党的红是「反世俗」的颜色?
在美国大选的政治术语中,「红州」是指在总统大选中惯性投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州,蓝州则对应民主党。
然而,红州与蓝州的区别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它们在地理、人口、教育、宗教等方面都有差异。或许可以说,红州和蓝州「与现代性的关係」存在差异。
首先,美国哪里才是「红州」呢?
最近数十年,在历届美国总统大选中稳定投给共和党的州份,都位于远离沿海地区的中西部平原和山地。譬如犹他、堪萨斯、俄克拉荷马和爱达荷等州自1968年以来始终是共和党的坚固票仓。
在80年代,南方也已明显地向共和党靠拢。德州、密西西比、阿拉巴马和南卡罗来纳自1980年以来都投了共和党的票。而自2000年以来,亚利桑那、路易斯安那、阿肯色、密苏里、田纳西、肯塔基和西维珍尼亚也都一直投票支持共和党。
下图根据过去4次总统选举(2004年、2008年、2012年和2016年大选)的投票情况,对美国进行了红蓝两州的划分。
红色农村包围蓝色城市
为什么中西部和南部各州的选票绝大多数都投给了共和党?简而言之,就是因为这些州的社会构成与蓝州不同。政治学家早就发现社会人口变量会影响政治派别,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城市与农村的差距。
逐县、逐区的选举结果显示,美国政治分野在于自由派城市与保守派乡村之间。城市化程度较低的美国中部或南方倾向于投红票,这并不奇怪。
当然,细究各州内部情况,它们既不是完全的红色,也不是完全的蓝色。在一个州内,最常见的情况是红色的乡村包围着蓝色的城市。只不过,由于48州皆实行「赢家通吃」(winner-takes-all)选举制度,且有夹杂浓郁党派斗争的「选区划分」(gerrymandering)情况,导致一个州的红蓝与否只能以「一刀切」的方式由该州大部分人决定。
地图上或红或蓝的各州,其实没能展现一个关键问题:当我们看向县级层面,美国的两极化正愈发严重,而这也影响着政治走向:2016年,61%的美国选民居住在「压倒性县」(landslide
counties),即该县胜选人的得票率比对手高20个百分点以上。1992年,这个数字是39%,1976年只有27%。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各县结果,红色或蓝色的深浅代表特朗普或希拉里的胜率。(维基百科公共领域,Ali Zifan)
为什么城乡差距在政治上如此重要?因为它反映了许多其他的差异。城市往往集中了经济、教育等领域不同的资源与机遇,而城市国民与郊区国民对世界的体验非常不同:在城市住居的人就学年月更长,工作经验更为丰富,性关係更多样化,去教堂的次数更少,等等。
根据2016年大选的票站调查,当各州拥有更年长、更多白人、更多已婚人士、更多基督教徒(尤其是福音派或重生派)、教育程度较低和工会参与度较低的人时,这些州更有可能是「红州」。相反,如果有更多未婚、更年轻、种族更多元或LGBT身分的选民,则意味着该州更更有可能投票给民主党。
上述对「红州」选民的描述是典型的美国「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简称WASP),他们已经结婚,找到一份好工作,并搬到郊区成家立室或退休,而对「蓝州」选民的描述则更接近一般城市居民,学生或年轻工人。
美国保守主义的根源:没有世俗主义的现代化
上述对红州的描述,如居民年龄较大、有更多白人居民、已婚居民等等,只是统计学上的相关性。对于了解一个州的人口结构是有用的,但它们并不能告诉我们这种选民为什么会被右派政治所吸引。为此,我们有必要了解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
美国人喜欢提醒自己,美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是启蒙理想的直接结果。「美国国父」沉浸在欧洲的知识传统中,接受政治代议制,提倡个人主义,并为实施这些理想而与君主制进行了一场革命战争。
然而,全国各地学校所宣传的这种美好的画面,只讲述了故事的一面。在他们受到欧洲启蒙运动薰陶的同时,第一批美国人也对这个运动相反的价值观念产生强烈的兴趣。特别是,他们对宗教极其虔诚。
在北美建立了第一批欧洲人定居点的「朝圣者」(pilgrims),由于在英国受到迫害而决定越洋过海到「新世界」闯闯,寻求宗教自由。当他们最终脱离英国王室的掌控而宣佈独立时,这些「朝圣者」的宗教价值与启蒙运动的政治原则,也被共同设定为他们所建立的新政治体系的核心。
在欧洲,政治现代化通常意味着世俗化(secularisation)和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价值观的趋势,而美国则是带着强烈的宗教信仰开启现代化。这从美国的两句口号中看出:即「e
pluribus unum」(合众为一)和「In God We
Trust」(我们相信上帝)。第一句用拉丁语写成,暗示古典和欧洲启蒙时代的多元文化和世俗社会,而第二句则坚持美国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教身分。
这种在公共领域尊崇单一普世宗教体系的现代化,严格来说,与当下全世界普遍认可的「宗教平等」的现代性相抵触。
印有「In God We Trust」(我们信仰上帝)的20元美元纸钞。(公共领域)
印有「In God We Trust」(我们信仰上帝)的20元美元纸钞。(公共领域)
美国政治的这一面远非过去的残馀,更在近几十年来变得愈加重要。正如美国记者和作家安徒生(Kurt
Andersen)指出的,共和党从二十世纪末变得更具基督教身份:「在1980年左右之前,『基督教右派』这一句话在美国政治中还不存在,(然而今天)根据公共政策民调,有二比一的共和党人表示他们支持确立基督教为国教」。
自19世纪末以来,共和党一直拥护保守主义,但美国式保守主义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运动,反而经常被分为不同的趋势:传统的商业保守派、自由意志主义者
、基督教保守派等等。
然而,从这个原来定位有点模糊的群体中,有些核心价值已经成为共和党的重要价值,尤其是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建立在对美国「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信念基础上的狂热的爱国主义和高压外交政策,对包括婚姻和传统性别角色在内的传统家庭价值的捍卫,以及为这种美国保守主义身份提供基础的基督教世界观。
相对于自由派的世界主义,保守派的美国人相信有绝对的、不容置疑的价值观,明辨是非,提倡一种道德普遍主义(moral
universalism)。美国的保守主义归结为几个基本的真理,而这些真理,最终是从他们的犹太基督宗教(Judeo-Christian)传统中挑选出来的。
这种信念在共和党的历史上一直很明显,从50年代反对「无神的共产主义」,到BLM抗议活动中,特朗普在白宫前挥舞着《圣经》取悦支持者,都是一种能够鼓动国家心脏地带保守民情的反世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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