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遇吉让李自成信心动摇
崇祯十七年，即甲申年（1644）二月二十五日，闯军攻占了山西北部一处不起眼的关隘——宁武关。
宁武既不是雄关要隘，也不是通往北京的必经之处，宁武之战本不应是多么起眼的战斗，但它却是李自成“杀到京城，夺他鸟位”的战略大进军中，绝无仅有的硬仗。
有多硬呢？硬到一度令李自成打起退堂鼓，想放弃进京。
闯军从陕西过来几乎一路迎降，史书说三晋遂成破竹之势，闯军二月初二破汾州，二月初六围太原，初八城陷，直到代州、宁武关才遇到像样点的抵抗。
此时，挡在闯军面前的是山西总兵周遇吉。
周遇吉，锦州卫人，力勇善射，粗鲁少文，大概是类似猛张飞的角色。明末乱世，周遇吉凭借一腔忠勇，在与流寇的战争中步步升官，崇祯十五年（1642年）当上山西总兵。
李自成大军入晋，周遇吉与山西巡抚蔡懋德分工，黄河上游由周遇吉守卫。当太原失陷后，周遇吉便成了李自成面前最大的绊脚石。
周遇吉率领部众先在代州迎战，不敌，跑到宁武关。李自成又追了上去，经过十数日的激战终于擒杀周遇吉，击败了这位在明末文人笔下的忠勇之将。
如果仔细分析这个故事，会发现问题实在不小。
首先双方先在代州开打，翻阅《中国历史地图集》，会发现从忻州（忻口）北上，在原平附近分出两条岔路：右边一条，过代州，往东走经平型关、广昌、浮图峪出太行山，来到紫荆关，再过拒马河就是房山，然后就是北京城，这是从山西去北京最快的道路；左边一条通往宣大，宁武关正当其中。
那么周遇吉守代州，无疑是闯军进军京城的拦路虎，李自成向代州进攻自然是正确的——前提在于李自成想由代州这条路进军京师。
但是李自成在代州打跑了周遇吉，并没有取捷径杀奔北京，而是回过身又往西去宁武关，非要跟周遇吉拼个死活。
周总兵就这样被逼着与李自成血战到底，杀身成仁。可能周遇吉到死都想不明白，你不是要去京城吗？我都给你让路了，为何还要跟我过不去？
这场两败俱伤的大战，让李自成也为之气阻，他对手下道：“宁武虽破，吾将士死伤多。自此达京师，历大同、阳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尽如宁武，吾部下宁有孑遗哉！不如还秦休息，图后举。”（《明史·周遇吉传》）
周遇吉的奋战让李自成怀疑人生
这是甲申之变的重要时刻，站在李自成的角度，前面还有无数雄关险隘，比如大同、宣府、居庸关，当然还有那座伟大的京城。
一个小小的宁武关都为闯军带来如此惨重的损失，那之后的雄关假如都像宁武这般硬核 ，自己那点精锐底子哪里够死的？
没错，此时此刻，李自成争面临着后人想不到的窘困——他手里兵力不够！
后人总有一种错觉，这样定鼎天下的大决战，李自成麾下必然兵马如云，但事实并非如此。
常见史料一般说，李自成东征兵力为二十万到五十万人。五十万见于刘宗敏的檄文：“特遣本首于本月二十日，自长安领大兵五十万，分路进征为前锋；我主亲提兵百万于后。”围太原就号称有二十万人（《明季北略》） 。但号称就是吹牛的意思，实际上从西安出来的闯军很可能不到十万人。
李自成进京所带兵马数量，是甲申之变中很重要的一条线索。
《明季北略》 中记载，李自成派刘宗敏作为先锋的过河兵力是两万。照上述刘宗敏在东征檄文中所说的比例，李自成的主力也就四万人，山西一路总共六万人。如果加上南线刘芳亮的偏师，不到十万人是合理的估计。
另一个佐证是《爝火录》，书里说：“贼破京城，兵不满二万，而孩子居其半；京师自守不固，非贼之能攻也。合料贼众并唐通、白广恩、陈永福之兵，不过五、六万耳。”
日后闯军兵临京师城下，李自成的核心老底子的兵力不过两万人，其他都是明朝降将的兵马，合起来总共五六万人。
那李自成的兵都到哪儿去了？
首先进京这一路，每打下一处，李自成都要分兵驻扎。比如在大同，李自成就留制将军张天琳守城，如此一来，兵力被不断摊薄。
其次，就是宁武关的损失，《明季北略》记，明军在宁武关“大炮击伤万余人，”“开门奋击，杀贼数千人” 。日后，闯军进京多有伤兵，都说是在宁武关所伤。
《国榷》说，周遇吉在代州杀敌万人，在宁武杀敌万余。
《流寇志》说，周遇吉在代州杀贼数千，在宁武战绩亦有一万多人。
综上，数字虽有参差，但闯军在代州和宁武伤亡万人不应为虚。本来自西安出征，李自成带兵不过六万，此时在宁武损兵万人，如果刨除各处留下驻守的兵力，李自成手下兵马只剩三四万人，这与日后攻入北京只剩两万相差不大。
李自成进京的兵力这么少，与人们的一向认知的确有巨大的差距。闯军在围开封、战潼关、克西安时，说法都是十数万、数十万，但这些多是虚数，包括了大量家眷与胁从百姓。
如李自成、罗汝才二围开封时，号称数十万兵马，实际上“计其精贼不过三万，胁从约三四十万。”（遇变记略卷五P105） 闯军倚重的其实就是几万敢战的精锐兵马而已。
宁武关一仗战损了万八千精锐，给李自成带来的震撼不言而喻。锐气丧失的李自成想“班师回朝”的可能性极大。如果此时李自成打道回府，一旦让崇祯获得喘息之机，甲申之变甚至都不可能发生。
《宁武关》 周遇吉故事被京剧吸纳
但就在这个时候，明朝的气运被一只蝴蝶的翅膀改变了。
“巳刻，期明早班师。更深，忽有大同总兵姜瓖差人送降表至，贼甚喜，设宴厚款。甫坐定，而宣府总兵王承胤亦至，且以百骑来迎。贼谬谓天与，优答二镇，豫加封爵，一意长驱。”
天上掉馅饼了——宣大两位总兵竟然同时送来降表，本来已经丧失信心的李自成突然觉得这是上天的赐予。天与弗取，必受其咎。
姜、王二人的迎降，可谓甲申之变的第一双蝴蝶翅膀。他们坚定了李自成本已动摇的决心，在这条通往北京的路上，李自成决定无论如何都要硬着头皮继续走下去。
但是，这个历史节点的时间线不容忽视。
二月二十四日，闯军攻陷宁武，并屠城。二十五日巳时（上午九点到十一点）李自成升帐讨论未来动向，做出第二天撤军的决定。就在这天晚上，姜瓖的降表送到，紧接着宣府总兵王承胤的降表也送到了。怎么就这么巧，头一天打下宁武，第二天降表就前后脚送到？
姜瓖本来由大同巡抚卫景瑗督令率军援救宁武，但他逡巡不前。如果说姜瓖离宁武不远，可以在宁武陷落的第一时间做出投降决定，那宣府呢？宣府离宁武七百里，在没有电报电话的时代，宣府要收到宁武陷落的军报总得一两天时间吧，即使立刻八百里加急送降表，把马跑死了，也不可能一天之内就送到。
这种时间上的巧合，不觉得有点蹊跷吗？宁武关下的风云突变，充满了阴谋的味道。
姜瓖是第一个，还没打就主动献降的大明总兵。姜瓖，陕西榆林人，兄姜讓、姜瑄都是大明总兵级高级将领，可见姜家乃西军将门。姜瓖本人在明末乱世一路积功升职，此时以镇朔将军总兵大同。
明末总兵充街塞巷，但能挂将军印的可不多，只有洪熙年设立的十大总兵能挂印，云南曰征南将军，大同曰征西前将军，湖广曰平蛮将军，两广曰征蛮将军，辽东曰征虏前将军，宣府曰镇朔将军，甘肃曰平羌将军，宁夏曰征西将军，交阯曰副将军，延绥曰镇西将军。
可见姜瓖这位挂印总兵高人一等。作为大明将门之后，还深受皇恩，但姜瓖怎么就成了识时务的“俊杰”？
这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识时务，史书上说，这次投降是被操作的，而中间人是一名来回横跳的三姓家奴白广恩。
白广恩原来是跟随西北义军头领“混天猴”张应金的绺子，后来降了朝廷，把屠刀砍向原来的同伙，用起义军的鲜血染红自己的盔缨。
崇祯十四年（1641年），白广恩作为八总兵之一参加了松锦大战，结果大明九边精锐全军覆没，白广恩跑得快，一路跑回陕西。
松山大败，逃回来的总兵占多数，还有吴三桂这样的边关重将。朝廷能怎么处置，如果都杀了，大明边防所有将领就全没了。最后朝廷秉着法不责众的原则，只砍了率先跑路的王朴，其他人都没有惩治。
不仅没有惩治，白广恩反而被升为陕西总兵，命他戴罪立功抵挡李闯大军。可事情到了这份上，谁还会为老朱家卖命？李自成杀回陕西时，白广恩立马重归起义队伍。
但毕竟当了多年叛徒，手里还沾了不少义军弟兄的鲜血，白广恩必须要立下大功，才可能在队伍中站稳脚跟。他把心一横，既然带兵不被信任，洒家不是还有一张嘴吗？愿为闯王马前卒——说降前路一系列的总兵。
白广恩给姜瓖写了一封信，信是这么说的：国家已经沦落到如此地步，我兄肯定比我清楚，只是你一句话也插不上。为啥啊？因为我们这些丘八被文官压制，只有做牛做马的贱命。如今闯王强盛，满朝奸佞，就算我辈想立功，也一定会招致大祸。老话说的好，识时务者为俊杰，还不如降了闯王，图一生富贵。
白广恩这个劝降信非常有杀伤力，不仅仅给姜瓖画一张改朝换代、从龙开朝的大饼，更重要的是告诉他一个残酷的事实：武将只有给文官做犬马的命，想凭真本事立功，门都没有。想想毛文龙，贺人龙两位大帅，都位居一品，还不是被袁崇焕、孙传庭说砍就砍了吗？白广恩没举例子，但话里话外就是这个意思。
这世界认死理的人毕竟不多，姜瓖没有多加考虑就做出了决定。甚至可以合理推测，此时白广恩就在姜瓖营中，而同时被说服的还有宣府总兵王承胤。
但即使如此，仍然无法解释七百里外的宣府如何能在一天之内，把降表急送过来。
太监和武将投降，文官愚忠
从宁武到宣大的历史节点，充满了勇武与算计。但除了史书纸面上告诉我们的故事，甲申年的春天，李自成这条问鼎之路，很可能发生了一些掩藏在历史故纸堆之下的，不可告人的秘密。
宁武是二月二十五日失陷的，大同在三月初一陷落，从时间线看，闯军几乎是马不卸鞍，人不解带，长驱直入，如果没有降表铺就，李自成绝不敢如此奔放。
“迎降” 是一个专有名词，关键在一个迎字，这种投降不是被迫的力屈而降，而是主动的出迎。
但仅仅是姜瓖、王承胤迎降，就能决定宣大的命运吗？答案是否定的。明朝封疆战守的关键人物通常有三人，文官是总督、巡抚，武将是总兵，还有一个是监军太监。此时大同的三驾马车，只有巡抚卫景瑗和总兵二人，监军太监一直空缺。
本来二月初七，内廷命太监马思理监军大同，不知道什么原因，马太监没有成行，甚至连委任状都没有发表。
紧接着，二月初八，内廷又命太监杨茂林监军大同，这个任命出现在对各大战区派出监军太监的一揽子命令里：
太监高起潜监宁前镇；卢惟宁监天津、通、德、临津；方正化监真定、保定；杜勋监宣府；王梦弼监顺德、彰德；阎思印监大名、广平；牛文柄监卫辉、怀庆；杨茂林监大同；李宗允监蓟镇中协；张泽民监西协。
但是，杨茂林宁死不屈：姓马的不去，凭什么让我去送死，他顶住压力，愣是没有赴任。以至于一直拖到三月初六，内廷才又急命太监谢文举火速赴任。殊不知，此时大同已经陷落了。
三番四次无人赴任，实在非常蹊跷，从后来的情况看，高起潜、方正化、杜勋等人都到了任上，那为何只有大同监军太监难产呢？
即使大同的三驾马车少了太监，姜瓖要投降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大同还有以代王为首的一众王爷。想把事办成，姜瓖还要费一番心思。
先是，姜瓖应巡抚卫景瑗之邀，两人歃血为盟，发誓死守。但，姜瓖反身就在城中散布流言，说卫景瑗是陕西人，已经和李自成暗通款曲要献城投降。
代王没什么主见，也对此产生怀疑。他派出一些郡王分守大同各个城门，而军事指挥权则交托给姜瓖。三月初一，闯军至，姜瓖一箭射死永庆郡王，又把卫景瑗绑送李自成帐前，交了投名状。
此处有必要交代一下姜瓖的结局，姜瓖的倒戈水平在明末清初绝对是顶级的，先是降闯；清军入关后，他赚开大同城门杀了闯王属官，又降了大清；顺治六年（1649年），姜瓖最后一次竖起反旗，归附南明。但在清军面前，姜瓖的路终于走到了尽头。大同被围数月后，姜瓖被手下杀死，结束了他跳出跳进的人生。
大同之后就是宣府。宣大两镇在大明唇齿相依，但宣府当时的情况又和大同不一样，宣府坐镇的三驾马车很齐全，文有巡抚朱之冯，武有总兵王承胤，另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监军太监杜勋。
宣府巡抚朱之冯忠正有名，早有跟李闯鱼死网破，大不了自杀殉国的决心。闯军兵临城下，朱巡抚先是在城楼上摆了香案，祭拜朱元璋的牌位，率满城文武士绅在城头痛哭一场。接着告诫官民万勿投降，不然性命难保，妻女受辱，莫谓言之不预也。然后，朱之冯还非常尽职尽责地巡视城防，犒赏军民。
但是，他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后面的事没有一件是他能左右的。
在此过程中，有一件小事非常特别。朱之冯看到城头的红衣大炮，就命手下：打两炮，好歹抵抗一下，就算闯贼把我杀了，也算是尽力了。可是周围军民无动于衷。
朱之冯无奈，只好自己拿火把去点引信，随从亲兵连忙把他拉住。拉扯之间，朱之冯瞥见大炮引信罩门已经被人用铁钉塞住，这才长叹一声——大事去矣！朱之冯想拿刀自尽，周围的随从亲兵还不许他死，要将他擒了送给李自成。朱之冯心如死灰，好容易找了个空隙，悬梁自尽。
为什么堵炮眼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细节如此重要？以至于朱之冯有见及此，顿时失去了抵抗的意志。这是因为，它充分反映了宣府迎降的全盘计划是多么周密细致。
在宣府，能主持迎降大局唯有监军太监杜勋。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介武夫王承胤只能控制军事，能插手宣府文、武、钱粮等全面工作的，唯有朱之冯、杜勋。
东厂、锦衣卫有监视文武百官的职责，如此危急时刻，可以合理推测，在王承胤身边极有可能埋伏着厂卫的暗桩。如果没有杜勋点头，王承胤未必敢大马金刀送上降表，城头上的大炮也未必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杜勋是陕西榆林人，与李自成是老乡，这就很耐人寻味了。三月初八，杜勋身穿大红太监官袍，八驺开道，出城三十里迎接闯王。这个场面很有仪式感，明朝文人记录这一条，主要目的是揭露杜勋卖主求荣的丑态。
但这一幕却蕴涵着巨大的信息量。投降是一门学问，是真降还是诈降，是主动还是被迫，敌对双方要取得互信是非常不容易的。历史上诈降者不胜枚举，就连闯军也吃过诈降的大亏，闯军名将贺锦在西进征讨西宁时，就被当地土司诈降赚入包围圈，兵败身亡。
贺锦被坑死就是眼前的事，如果不取得十足的信任，李自成如何能允许杜勋出城三十里迎接，谁知道对方是不是借着迎接之名，布置埋伏？又如何能肯定是不是想把闯王赚到城中关门打狗？
那如何证明投降是真的呢？再看城头上被堵死的红衣大炮的引信罩门，就是非常精妙的一环。
投降就投降，堵死引信是不是有点画蛇添足，故作姿态？千万不要小看古人的智慧，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大事面前，没有一个细节是没用的。迎降的接洽阶段，按照正常程序，李自成肯定会派出密使到宣府接洽和平接收事宜，这是双方取得互信的必要程序。
——口说无凭，狗官有什么证据表示你们是真投降呢？
——来，我们到城头上看看，大炮引信都堵死了，大王可以相信我等真心吗？
由宣府迎降前后的蛛丝马迹，不妨做一个大胆的推测：这是一个由监军太监杜勋主谋，姜瓖、王承胤接洽，联手将巡抚卫景瑗、朱之冯卖了的局？
宣大本为一体，为什么大同的监军太监换了三个人选，都无人上任？假若，马思理、杨茂林、谢文举三人都贪生怕死，不敢顶到最前线，那为何杜勋有胆量跑到宣府监军，直面闯王的“屠刀”？
事实上，杜勋投降的姿态比所有人做得都好，他根本就不是忠肝义胆之人。
时人杨士聪认为，如果不派杜勋去监军，那朱之冯即使守不住，也不至于有人敢开门迎降。也就是说当时的人已经感到此事蹊跷。
杜勋到底是勇于任事，还是勇于投降？答案不言自明，在大同监军太监缺席的情况下，杜勋成了实际上总领宣大两镇的监军太监。他提着脑袋来到宣府，所有的任务似乎只有一个，就是“打开城门迎闯王”。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 太监都是大明朝的掘墓人
这也解释了为何姜瓖、王承胤的降表几乎同时抵达，姜、王二人的投降也得到杜勋的允许，甚至可能就是杜公公安排的。
二月二十五日晚降表纷至宁武关，极有可能是这样一个故事：白广恩作为信使提前到达宣大，杜勋以宣大总监的身份，伙同姜瓖、王承胤二人，接洽了这次关键的投降。
姜瓖被派往宁武支援周遇吉，正好充当前线观察员的角色，迎降的时机全在宁武关战事，一旦宁武陷落，早已准备好的大同、宣府两镇的降表便次递发出，送往闯王帐下。
那么，为何杜勋、姜瓖之流没有裹挟宣大的巡抚迎降呢？有人会说，那是因为文官通常都比较忠诚，君不见从太原开始，一路巡抚都以身殉国吗？
这话有理但未必全对。大同城东百里有座阳和堡，迎降的是兵备道于重华，人家同样是两榜进士出身，可见于重华是参与到宣大迎降计划之中的，这个计划并未排斥文官。
顺带提一句，杜勋、于重华在日后都得到了李自成的重用，杜勋成为李自成进宫后的太监一把手，于重华也授职兵政府从事。这也印证了宣大迎降，杜勋、于重华在李自成处立了大功。
从山西巡抚蔡懋徳算起，继之大同巡抚卫景瑗、宣府巡抚朱之冯都坚持抵抗，最终以身殉国，说明挡在李自成进京路上这三位封疆大吏，有着某种共通的内在联系，从而导致他们对战与降的态度高度一致。三人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细究三人的政治背景，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蔡、卫、朱三人都是东林，或者是东林同道。
蔡懋德是南直昆山人，万历年间进士，在魏忠贤于京师立生祠之时，礼部堂官都要为之贺，当时身为礼部主事的蔡懋德偏偏不理，托病请假；后来魏忠贤主持三大殿重修工程完成，大赏群臣。蔡懋德又以无功不受禄，回绝了封赏。如此不给面子，怎么可能有好果子吃？旋即被罢官。由此可见，蔡懋德是反对魏忠贤的。
卫景瑗是天启五年（1625年）乙丑科进士，与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东林人士交往极深，崇祯朝他在斗争杨嗣昌时坚决站在东林一方，又与崇祯身边的二号大太监曹化淳不对付。卫景瑗就算不是东林，也肯定是其同道。
朱之冯就更明显了。他是顺天人士，在秀才时已经与杨涟、左光斗这些东林大将交往深厚，同在天启五年（1625年）乙丑科进士出身。可想而知，他的仕途自然离不开东林的援护。
三位封疆大吏都是东林一脉，最终都被手下文武抛弃，城破殉国？但世间岂能有这么巧的事？这里面难道就没有特殊的背景？
当然有，对于杜勋的首鼠两端，并非无人怀疑，兵部主事金铉就上奏：大同已破，只有宣府可以为京师的屏障，朱之冯忠心耿耿，是可以倚重固守的人，就怕监军太监不能同心协力，坏了大事。结果，奏疏被崇祯压了下来。
金铉与朱之冯都是东林一系，在守卫宣府问题上，他似乎已经察觉到什么，无奈又没有确凿证据，奏疏之中仍是请撤监军太监的传统话术。
在崇祯看来，这很像党争。不信自家奴婢，难不成信“百无一用”的书生？在此危急关头，这样的奏疏并不能撼动明朝皇帝的路径依赖。
宣大重镇的迎降疑云重重，李自成可能自己都不相信，这些总兵、太监们，怎么就将自己不那么坚定的决心给坚定了，怎么就将自己不算多的大军迎过了千难万险，直到另一座雄关——居庸关的面前。
甲申年的春天，李自成的大军走过一条乡村通往城市的路，前面是一片光明和飞扬的土 。离京城越近，事情就越匪夷所思。此时的居庸关内外，另一场惊天大阴谋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本文节选自唐元鹏的新作《崇祯七十二小时：大明王朝的最后时刻》，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解析明朝灭亡时的一系列吊诡事件，揭櫫北京城并非无一战之力，而是崇祯众叛亲离导致防线迅速崩溃，钩沉稽疑，非常精彩，大司马即使对东林的态度与作者有所区别，仍旧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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