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三冗”一般指北宋时期出现的“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其中“冗兵”也被认为是拖垮北宋经济的主要弊政。然而养兵数十万，却缺乏战斗力，甚至从宋仁宗时代到靖康之变的百年间，北宋军队尤其是禁军部队同时还倍受兵员缺额的困扰，一些军队甚至需要裁撤合并才能重获战斗力。尤其是从英宗开始，禁军缺额问题就已经成了困扰宋廷的一大痼疾。那么，北宋军队的数量究竟是多是少？
对于冗兵之费，宋廷早有察觉。“禁军一兵之费，以衣粮、特支、郊赉通计，一岁约费钱五十千；厢兵一兵之费岁约三十千，通一百一十八万余人，一岁约费四千八百万缗，此其大较也”。
根据马玉臣、杨高凡在《“易进难退”的兵制与北宋前期之冗兵》的统计，北宋军队人数额员的增速极其恐怖，宋太祖赵匡胤建国初年，全国禁军、厢军总计不过22万人，赵光义至道年间，其总量就已经增加至66万，扩增两倍。
到了宋仁宗时代，人数达到125.9万的峰值。此时，仅禁军人数就多达82.6万，如此恐怖的增速无疑为宋朝带来极为严重的财政负担，“今天下大患者在兵，禁军七十万，厢军约五十万。积兵之多，仰食天子衣食，五代而上，至于秦汉无有也。”
冗兵的存在与宋朝面临的军事威胁有关，以开封为都与北宋时经济重心的南移以及北面辽国的威胁有着极为深远的联系。除了水运条件完备的开封，北宋很难再找到一处可以大规模周转调运军资对抗北方骑兵的军事枢纽。
但开封的缺点也极为明显，因为缺乏长安、洛阳等古都拥有的天然防线，宋朝统治者不得不长期保留大量军队，“以兵为险”。
宋代军队来源主要分为四种，“或募土人就所在团立，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或募饥民以补本城，或以有罪配隶给役。其中最具特色的无疑是“募饥民以补本城”。
宋太祖赵匡胤曾十分得意于其“养兵之策”，“可以利百代者，为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这里所说的“养兵”并非训练、供养士兵之意，而是在灾年招募强壮灾民为兵，以此降低当地灾民群体爆发叛乱的可能。
如此募兵方式，出发点本就不在士兵本身，这些士兵战斗力的强弱自然也就不是宋廷首先要考虑的问题，相反，让这些人安于军营之中无法作乱才是重点。另外，在宋代当兵虽然入门门槛较低，但却是终身制职业。
《国史大纲》中说:“募兵终身在营伍，自二十以上至衰老，其间四十余年，实际可用者至多不过二十年，廪之终身，实际即是一卒有二十年向公家无用而仰食。”如此一来，北宋军队出现体量巨大但可用之兵稀少的矛盾情况也就不算奇怪。
不过，对于北宋中后期的武将而言，所谓的“冗兵”或许反而是一种“幸福的烦恼”——彼时，禁军的严重缺额问题已然严重影响宋军的战斗力，到哲宗时期，宋廷甚至需要从厢军、老弱病残之剩员中拣选兵员，前后反差之大，不免令人瞠目结舌。
北宋禁军缺额的问题在一开始并不明显，直到宋真宗时期才在文献中有所体现。真宗景德三年，针对“马步诸军，累经简阅，阙额渐多”的问题，令拣选丁壮以补足兵额。
同一时期的缘边驻军的缺额问题也有所显现，太宗设立的河北忠顺指挥，“凡三千人”，到此时缺额严重，真宗下令“补填阙额”。无独有偶，大中祥符元年，缘界河设置的北面缘边骑捷六指挥更是因为兵籍差少，不得不裁撤员额，缩并为四指挥。
依据宋制，每一指挥“马军以四百、步军以五百人为一营”，但仁宗朝时各指挥动辄缺员数十人甚至百人以上。庆历年间，陕府龙猛、龙骑、壮勇，河北忠顺军都有相当程度的缺员问题。
但相比于英宗时代，仁宗朝军队的缺额却只能称得上小巫见大巫：
“禁军指挥，近年添置军额名目数多，指挥将窠虽全，兵率只有三二百人，虚费将窠请受”。
“有人数至少不成指挥处，每遇差使，全然畸零”。
“府界诸路将下阙禁军万数”。
如果说真宗、仁宗时期军队的缺员还只是零星现象，那么英宗时期的缺员已然成为各路禁军无法避免的恶性疾病。
到了北宋覆亡的徽宗一朝，所谓“八十万禁军”基本只是躺在账面上的一串毫无意义的数字，“禁军阙额二十四万，近创广勇、崇捷、崇政十万人，尚阙十四万”。
兵员短缺的困局直接摆在了众人的眼前：“皇城之内，无诸班以宿卫；京城之中，少禁旅以镇守”。
缺员问题的日益严重与当时兵籍制度的混乱有着直接的联系。北宋以枢密院掌兵籍，三衙负责管理诸军。这种分权制度避免了某一衙门兵权过重的隐患，但调兵权与领兵权的分离，却为兵籍管理埋下隐患。
理论上应掌握兵籍信息的枢密院根本无法厘清兵马数量，就连颇注重军戎之事的宋神宗一朝，也无法避免这样的问题。元丰宋夏战争期间，神宗遣近侍“问兵马之数……访枢臣，不能对也”。
无独有偶，北宋以更戍法”实施兵将分离，不仅禁军本身需要定期调动轮换驻防地区，兵将之间缺乏了解，“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
将领们频繁轮换，自然也就无法有效掌握麾下士兵的情况。虽然宋代对于兵籍造册的频率和内容有所规定，如“军士每岁一造，营房半岁一造，职员、马递铺马数每季一造”，但“将不知兵”却是相当直接的现实问题，如此，将领们便更有理由搪塞宋廷对于兵籍管理的要求。
而这也为将领们贪墨军需提供了便利，面对逃亡士兵产生的缺额，一些将官往往隐瞒不报，而是将朝廷发放的钱粮收为私用。“利其每月粮食之入，往往逃亡者并不开落”。
到后来，吃空饷几乎成为惯例，为避免事情败露，将领们会有意阻挠继任者了解军队兵籍情况，按照咸平五年三司小吏贾用的报告，“部署兵籍机事，皆亲吏掌之。及主帅受代，即携文簿以去，使后来者无所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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