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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邓胡一次谈话未被收入邓小平文选

蔡慎坤评论文章:曾经供职于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的吴伟先生说过一件事,在一次邓小平与胡耀邦的谈话中,邓小平明确谈到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起源、发展和历史地位,谈到了巴黎公社的选举制和“把主人变成公仆”的制度,谈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后“六十多年民主没有搞好”的教训,还提出了“需要想办法使人民感觉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等等。邓胡的这次谈话,很遺憾没有收入邓小平文选。

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背景,公开谈论权力过度集中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分华国锋的权,当时华国锋一人身兼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复出的邓小平要从分华国锋的权力入手,才能为自己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开辟道路。所以邓小平坚持权力不宜过分集中,兼职不宜过多,党政必须分开,不能以党代政。

撇开他的直接的政治目的不论,这实际上是对毛泽东的那个“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的党管一切的原则的否定,同时,邓小平诚心诚意认为“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领袖终身制的问题,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并且他确实做到了。宪法中规定国家主席任期制,中共內部也在他领导下搞了隔代接班人和两届任期制。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真正提出大胆彻底改革中国政治体制方案的人,是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他提出的方案曾被称作“中国庚申改革方案”,他在政改方案中明确提出,全国人大改为两院制,实行党政分开,一切政府职责由各级政府独立负责,让中共退出行政机构,同时建立独立的工会、独立的农会,其领导人完全由工人、农民自由选举产生。司法彻底独立,开放报禁,中共机构实行分权制衡。

这个设想曾经在中共高层引起熱烈讨论。此時波兰爆发了团结工会运动,中共高层立即有唇亡齿寒的感觉,当时主持意识形态的胡乔木和邓力群,立即封杀了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和宣传。中共保守势力认为自由工会必然对中共政权构成巨大威胁。

遗憾,邓胡一次谈话未被收入邓小平文选

资料图:廖盖隆

邓小平很快就认同了保守势力的立场,也就不再提及政治体制改革,转谈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从那时起,邓小平就开始考虑,在坚持现有政治制度之下,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但是几年下来,政治体制对经济体制改革处处阻挠,邓小平看到经济改革根本搞不下去,于是从1986年上半年又重提政治体制改革。这当然也有一个外部原因,即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已经开始,邓小平认识到列宁式的政治体制维持不下去了。

1986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吴国光撰写的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可以讨论》。文章中说“人民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这些在宪法中有庄严规定,对政治问题各抒己见,讨论争鸣,正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但1986年邓小平主要关注党政分开、简政放权,淡化了政治制度的民主化问题。

遗憾,邓胡一次谈话未被收入邓小平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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