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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及利亚的子宫悲歌:性侵怀孕妇女“强制堕胎”

“我不明白,为什么连医生都如此无情….”非洲人口第一大国奈及利亚(Nigeria)绑票、暴力等违反人权事件频传,至今仍经常发生武装份子洗劫村庄、绑架勒赎及性侵村民的案例。 《路透社》调查报导,上万名女性在过去10年来因被武装组织绑票、遭受性侵而非自愿怀孕,甚至在怀胎或生产过程中死亡。而许多从武装团体中被军方救出的妇女并未获得重生,反而陷入下一个地狱般的轮回——她们长年被监视或强制进行身体检查,甚至被军方为了要”除去圣战组织后代”,强制以人工流产方式堕胎。这些女子在被绑票、被营救与被堕胎之间,被迫交出身体及子宫的使用权,尊严早已荡然无存。

根据《路透社》调查报导,自2013年以来,奈及利亚军方在该国东北部地区展开了一项秘密、非法的强制堕胎计画,让至少上万名被武装份子(如”博科圣地”等)性侵而怀孕的妇女及女童”被堕胎”。根据当事人的亲身证词,这些女性在遭到殴打、被枪枝逼迫或麻醉强制服从的状态下强制堕胎,军方甚至以对抗疟疾等疾病为由,诱骗女性吃药或打针。

强制堕胎的秘密计画不仅有系统性的进行,且已经持续多年、包含多个军事单位与民间医院涉入协助手术进行。在民风保守的奈及利亚堕胎被视为违法,民众普遍也无法接受——无论是在基督徒众多的南部或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北部。例如在奈及利亚北方,任何参与堕胎者都可能被处以重罪,最高可被判处14年监禁;未经妇女同意而实施堕胎者甚至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个人工流产的秘密计划是在古德勒克·乔纳森(Goodluck Jonathan)担任总统期间开始实施的,相关计画至少延续到2021年年底。而军方启动计画是为了”减少圣战组织(博科圣地)的血脉和后代”,以避免武装份子后裔未来因其血缘、而拿起武器反抗政府。

▌没有尽头的战争

奈及利亚政府与武装组织”博科圣地”(Boko Haram)冲突已经持续超过13年。博科圣地为奈及利亚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组织,为传播伊斯兰先知教导及实施圣战。博科圣地反对西方教育及文化,更以无差别屠村、性暴力与绑架少女闻名。根据联合国数据,截至2021年底,至少有35万人在博科圣地相关冲突及暴力事件中丧命。

在绑架勒赎成为常态的奈及利亚,绑票可谓成为奈及利亚”新兴产业”,2020年12月11日,奈国西北的卡齐纳州一批”飞车土匪”趁夜包围地方知名的男子寄宿学校”政府科学中学”。攻击过程中,警察与保全部队与土匪党激烈枪战,至少300多名学生被绑票、上百人下落不明。

2014年4月14日深夜,奈及利亚博尔诺州奇博克镇(Chibok)的公立中学遭极端主义恐怖组织”博科圣地”成员闯入。绑匪假扮成警卫进入学校、强制女学生跟他们出校园,因此大量学生被卡车载走,高达276名预备参与考试的女学生被绑架。在随后几个月内,约有57名女生设法逃脱——部分人已重获自由,也有人曾在国际人权会议上亲述自己的遭遇,然而上百名女学生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国际特赦组织谴责,奈及利亚军方在事件发生前四小时即接获绑架警告,但却没有派出援兵保护学生。军则以”军队要防卫的地方太多”为由回应,辩称当天无法调动警力增援。博科圣地武装组织在地方势力庞大,根据统计,2016年后两年之间即靠着绑票行动累积超过370万美元的赎金。

▌系统性的”违法”人工流产?

根据受访者及相关纪录,路透社表示自2013年以来,至少有一万名妇女被迫人工流产,且真实数字可能远远超过估计。例如根据一组数据,东北部的城市、也是博科圣地的发源地迈杜古里(Maiduguri),就有高达15,000名女性疑似因接受手术而被”运送”的纪录。

执行人工流产人员表示,此人工流产计画内容十分完整,包含如何”秘密地”进行计画、药物传送,以及埋葬尸体的地点等。民用医院护理人员表示,手术命令直接来自于上层军官。路透社调查报导中受访的当事者表示,许多人在未经同意之下被强制执行,甚至在无意间、或在被诱骗的状态下被注射药物、遭麻醉而被迫就范;纪录显示,许多受害者为未成年少女,最年轻者甚至年仅13岁。

内部人士表示,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未必每位接受手术的女性都能获得完善的医疗照护,甚至在军营中手术的妇女更容易大出血、感染或导致严重并发症等等的后果。另外有些生病或身体虚弱的妇女被以”治病”或”恢复体力”为由,遭诱骗口服或注射药物,然而实际上是为了使其流产;有些反抗者会被施暴、殴打或直接将流产药物塞入体内。

一名匿名幸存者法蒂(Fati)回忆五年前,武装者入侵了她的家乡(Monguno)。在一片枪火和混乱中,她被迫和自己的家人分开。她光着脚、只穿着一件长裙,和一群逃跑的妇女逃窜在街上,只要听到枪响,她就躲进漆黑的小巷中。而圣战组织的人就在城市的边缘等待她们,她被抓捕后遭到鞭打,并和其他女性一起挤进卡车上,并在连夜驱车后到达一个湖岸。战士们将妇女们推上独木舟,直到太阳升起后,她们被送上岛屿。 “我们不敢跳船,因为没有一个人会游泳,我们都在哭。”

法蒂被武装份子控制期间,都困在茅草屋里,还结过三次婚,”当第一任丈夫没有从战事中归来,我就被迫嫁给第二任丈夫。我的第三任丈夫让我怀孕了,他是最坏的一位,他会用枪托殴打我,打到我遍体鳞伤。”

法蒂说,大约三年前的某一天,奈及利亚军人来到这里,她欢迎他们,她认为这样看似无尽的煎熬终于要结束了。抵达迈杜古里后,士兵们将她和其他妇女带到当地的一家医院。抵达后她们拿到小瓶子,被要求以此搜集尿液。过了一天,她们被送往吉瓦军营,她以为是军医的一位人士在她和其他五位女子的手臂上注射药物。

“他们只有跟我们说我们不够健康”,法蒂说。大约四个小时后,她的腹部感到剧烈的疼痛,接着下体开始出血,”我们六个人都痛苦地在地上扭动”。

路透社无法证实法蒂说的所有细节,但也在采访法蒂姐姐的过程中得知,家人认为法蒂受到了极大的创伤。目前法蒂现在顺利地搬回家乡蒙古诺、回到父母身边,她说自己曾梦想成为一名医师帮助他人、救治生命,但现在她对医师的专业形象完全粉碎。

“我不想再当医生了,我对他们的看法变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连医生都如此无情?”

现年20多岁的Bintu Ibrahim讲述了自己被军方营救后的故事。三年前,士兵把Bintu从可怕的武装份子集结地带走,她和其他女孩在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被注射两次药物,当鲜血流出他们的身体、强烈的疼痛感来袭时,她们都明白自己”被堕胎了”。她说,这些女性们在剧痛之下对士兵们抗议、想知道为什么如此对待她们,但士兵威胁说要杀死她们,她们在害怕之下只好噤声。 “如果让我选择,我会想要保住他,他是我的孩子…”

Bintu这样形容当时目睹被注射药物后死亡的女性遭遇,

“她在草丛里哭泣、尖叫、翻滚,最后她停止了,她的呼吸也停止了。”

“他们(军人)只是在地上挖了一个洞,然后把她埋了。”

“她比我怀孕更久,至少有六七个月…”

从绑票勒赎、性侵到人工流产中幸存的妇女表示,她们即使撑过了整个煎熬的过程,在回家或重返社会时还须面临受到异样眼光的痛苦。一名女子受访表示,她回到家乡时被自己的父亲赶出家门,因为父亲无法接受曾和博科圣地之人共处一室的人,她现在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求助收容所,暂时居住在此,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将会如何、是否能再抬头做人。

▌医护人员和士兵心中的矛盾与拉扯

四位认同人工流产计画的医疗工作者告诉路透社,对这些女性实施人工流产有其意义、是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他们表示,”很多女孩从怀孕开始就已经生病了,若在这种状态下生产非常危险,甚至可能将危及她们的生命”;也有人表示,这些孩子若平安的降生,在人生中也会不断被嘲笑、被指控是『恐怖分子』,”这些言语会对孩子产生负面影响,这一切都会反弹到孩子身上”。

然而,也有军中人员后悔自己曾参与计画。路透社采访了8名负责接送妇女前往堕胎的士兵及警卫人员,他们表示,不少妇女被营救后,第一件事情是被迫进行尿液检测,或是写下上次生理期的时间;明显怀孕的妇女则是在救援行动中直接与其他获救人士分开。士兵们形容,自己奉命在暗中密切跟踪这些”身形上尚无法确认是否怀孕”的女姓,”我们一个一个数、一个一个纪录;我们记下她们的身形状态、评估她们是否受孕,并奉命将这些纪录交给指挥官。”

也有士兵说,他们在军中直接进入手术室工作、目睹堕胎的残忍过程,甚至有军人在手术后奉命埋葬丧命的妇女。一名穆斯林士兵无奈地表示,即使自己无法接受如此不人道的行为,也无法接受堕胎,但为了避免受罚,他们必须服从上层的命令.有时他们在顺从与执行中感受到强烈的罪恶及无力感。

“(堕胎)在我的宗教信仰中是不被允许的,我觉得自己非常糟糕,但它是一个命令,我无能为力。”

在路透社调查报导发布后,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路透社访问的四位国际法专家表示,尽管《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Rome Statute)并未将强迫堕胎具体地定为”刑事罪”,但它仍可能被解释为酷刑或其他不人道行为。国际人权组织公开谴责,但奈及利亚军方至今仍矢口否认。

奈及利亚官方则谴责该报导是”对奈及利亚人民和文化的侮辱”。奈及利亚资讯及文化部长莱.穆罕默德(Lai Mohammed)强调,”奈及利亚长期培养军人在保护及尊重生命方面的知识和素养,因此,军方不会进行非法堕胎这样邪恶的行为”。 11月24日,领导镇压东北部反叛行动的少将Christopher Musa也回应:”我们每个人都尊重生命、尊重家庭、尊重妇女和儿童。我们尊重每一个活着的灵魂”。

但即便官方拒绝承认,调查结果却是血淋淋地呈现受害者的无止境的煎熬和处境。若调查报导属实,政府秘密强制执行的堕胎命令发生在堕胎被视为违法的奈及利亚,更显讽刺。在奈及利亚的案例中,政府公权力可谓凌驾于法律和人民的信仰和自由之上,也将女性的生命、尊严和自主权作为政治仇恨下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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