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闻记者孙寒霏编译综合报导）
中国中部河南省郑州市的市政当局正在动员退伍军人来弥补因持续的零 COVID 方法造成的工人短缺，台湾公司富士康在该市拥有最大的工厂。
本月早些时候，河南省多位公务员接到通知，动员基层干部和退役军人到富士康工作。 据中国门户网站新浪报道，地方当局在 11 月 16 日表示，“要求干部带头，工作时间至少一个月”。
全省将招聘任务下放到焦作、新乡、驻马店、信阳、漯河等具体地级市和各乡镇街道办事处。 周口市一个镇可招工150人，人口大城市200多人。
11月15日，河南长葛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呼吁退伍军人积极报名参加富士康郑州招聘活动，称富士康的安全保障设施已经装修完毕，厂区、餐厅、宿舍都进行了消毒，中国财经媒体第一财经11月17日报道。
官方通知还提醒退役军人“牢记‘有战必归’的军人身份和使命，‘有需要的地方，就有退役军人的身影。’”
自 10 月下旬以来，全球最大的 iPhone 组装基地郑州富士康生产了全球一半的 iPhone 供应量，由于 COVID-19 长期封锁和随后的次生危害，导致员工大规模外流和人员严重短缺，引发员工逃离植物。
11月22日，郑州富士康工人聚集在大门口，想要集体逃离公司。 当局部署了数百名警察，用催泪瓦斯和高压水枪镇压他们的行动。 11 月 23 日的推特显示，数万人冲出富士康工厂并与穿着防护服的警察发生冲突。 一些警察手持装备，殴打单独站着的抗议者。 有的被打得流血，有的喊着“警察打”。
2010 年 5 月 26 日，中国工人在台湾科技巨头富士康位于南部广州省深圳的工厂组装电子元件。（法新社/法新社来自 Getty Images）富士康对当地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中共地方政府帮助民营企业招工，尤其是台湾民营企业，实属罕见。
11月23日，时事评论员杨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河南省政府会很着急，担心富士康会跑路。”他指出，河南省没有其他大产业，主要依靠富士康。 .
“如果富士康跑了，河南经济将几近崩溃，”杨说。
据中国媒体报道，2020 年，郑州富士康是中国最大的出口贸易公司，年出口额达 316 亿美元，占全市出口总额的 80%，占河南省出口总额的 60%。
富士康在郑州工厂约有20万至30万名员工，考虑到这些人的衣食住行，间接地为数百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因此，富士康对拥有1200万人口的郑州市乃至河南省意义重大。
11月11日，路透社报道称，富士康正在扩大在印度的业务，富士康印度工厂计划在两年内招聘5.3万人，使员工总数达到目前的四倍。
杨说，这正是河南政府所担心的。 “河南对富士康的需求，远大于富士康对河南的需求。”
根据郑州富士康的招聘广告，员工技术要求不高，培训7天即可，并有补贴。
“富士康的研发和技术部门在台湾。 如果富士康搬迁到印度，最多损失一些工厂和设备，这伤不了骨头 [of the business]”杨补充道。
11 月 6 日，Apple 宣布，由于中国共产党 (CCP) 的 COVID-19 限制，其郑州组装厂的运营能力大幅下降。 尽管对 iPhone 14 Pro 和 iPhone 14 Pro Max 型号的需求强劲，但该公司警告称，这些手机的出货量将低于预期，客户应该等待更长时间才能收到新产品。
2019 年 1 月 31 日，人们走过台湾台北的富士康标志。（SAM YEH/法新社来自 Getty Images）更多台湾公司希望离开中国
近年来，在 COVID-19 大流行爆发后，越来越多的台湾公司考虑放弃在中国开展业务。
10月4日，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布了一份题为《时间在移动》的报告。 根据该报告，台湾公司似乎正以“远高于过去的数量”将业务迁出中国大陆。
该报告由长期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和两岸贸易的中国问题专家斯科特·肯尼迪撰写，在 7 月下旬和 8 月初对 525 家台湾公司进行了调查，其中超过 60% 在中国有持续业务。
调查显示，25.7%的台湾企业表示，他们已经将部分生产或采购业务转移到中国境外，33.2%的企业表示正在考虑但尚未这样做，加起来接近60%。 .
在两岸关系方面，76.3%的人赞同“台湾需要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67%的人赞成“台湾应该扩大对中国高科技贸易和投资的限制”。
为什么退出
肯尼迪指出，台湾企业离开中国的原因很复杂，其中一些因素是地缘政治风险：今年两岸和美中关系已接近历史低点。
台商廖金昌11月16日对媒体表示，除了中共的零COVID政策和美中科技冷战外，趋势背离中国的另一个原因是“一种被感染的感觉”。与中国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
廖在中国拥有三个工厂，涵盖制鞋、体育用品和化学工业。 在中国经营近 30 年后，他放弃了在大陆的工厂，回到了台湾。
“通常我们台湾人做生意，我们的竞争对手都是台湾人，我们知道底线在哪里，但与中国人竞争，我们发现他们没有底线，”廖说。
“价格战是中国商家抢占市场份额最流行的模式，但它不可行，即使市场可以养活10家厂商，也可能只有一两个竞争对手幸存下来，”廖说。
廖认为这是一种植根于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文化，它让人们相信“要么你死，要么我活”。 尤其是人们见面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你给我跪下，或者我给你跪下”。
“这是一种邪恶斗争的理论，与自由社会提倡的民主和平等机会的概念截然不同，”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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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告诫想进入中国大陆的台商，“如果你们仍然肆无忌惮地过海峡（到中国大陆），那将是死路一条。”
Ellen Wan 对这篇文章做出了贡献。
2010 年 6 月 17 日，一名中国工人走过位于中国南部广东省佛山市工业区的富士康工厂。（STR/AFP 来自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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