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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病毒研究所副所长被曝出任中共负责生物安全的官员

(纳闻记者钱明宇报导)

新闻分析

2013年新发现的一封电子邮件显示,武汉病毒研究所副所长袁志明是中共官员,曾在该研究所正式负责国际合作和生物安全。 该研究所被怀疑是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起源。

这封电子邮件是透明组织美国知情权通过正在进行的信息自由法案诉讼挖掘出的大量文件的一部分,这些文件旨在揭露美国机构持有的与流行病相关的信息。 虽然最初的一批文件是在 6 月发布的,但从加尔维斯顿国家实验室获得的与袁有关的电子邮件直到现在才被前参议院调查员 Paul D. Thacker 发现。

虽然每个中国机构最终都对中共负责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但在武汉实验室发现袁作为中共的禁卫军和生物​​安全管理员的真正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照片 美国知情权获得的电子邮件。 (截图/)

袁的学术传记没有提到他在武汉病毒研究所担任“党委书记”的职务,研究所网站也没有提供有关党委书记身份的信息。 公开信息证实,截至 2021 年 7 月,袁仍然是研究所所长。 袁声称之前曾在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丹麦皇家农牧大学、丹麦国家环境研究所和伊利诺伊大学工作。 不知道这些机构是否知道袁是中共官员。

袁还与得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国家实验室主任詹姆斯·勒杜克(James Le Duc)有联系。 加尔维斯顿实验室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建造,并在 Anthony Fauci 博士的美国国立过敏与健康研究院 (NIAID) 的主持下运作。

武汉实验室和乐德之间的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 1986 年,当时乐德在武汉实验室工作了一年。 勒德后来在他的加尔维斯顿实验室培训了武汉实验室的工作人员。

乐德也知道袁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真实角色,因为 2013 年曝光的电子邮件是应乐德的工作人员向研究所提出的要求。 Le Duc 想与“生物防护实验室主任”开会。 值得注意的是,武汉实验室一名工作人员的回信解释说,有两个主任,一个是名义上的主任,一个是“党委书记”。 像几乎所有中国机构一样,该实验室有一个表面上的主任和一个中共禁卫军。 乐德很可能知道真正的权力属于袁,他随后结识了袁。

2020 年 2 月 9 日,在美国大流行爆发的前一个月,乐德给他的“朋友”袁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要求“调查新冠病毒爆发是否是武汉肺炎研究所释放的结果。病毒学。”

去年年底,另一项信息自由法案要求发现了这封电子邮件。 Le Duc 附上了一份向袁征的问题目录,包括询问武汉实验室何时开始处理冠状病毒以及从何处获得大量病毒。

最重要的是,Le Duc 直截了当地询问袁武汉实验室是否进行了可能导致 COVID-19 产生的功能获得实验。

Le Duc 以告诫袁结束了他的电子邮件:“如果你的程序有弱点,现在是承认它们并纠正它们的时候了……我相信你会本着一个朋友试图帮助另一个朋友的精神接受我的建议在非常困难的时期。”

尽管乐德与武汉实验室有着数十年的联系,而且他与袁的个人友谊,但他从未收到回音。

2020 年 4 月,Le Duc 联系了 EcoHealth 顾问 David Franz,告诉他他与袁的接触,以及袁没有回应的事实。

EcoHealth 是福奇资助武汉实验室冠状病毒功能获得实验的组织。 目前尚不清楚勒杜克为何联系弗朗茨,也不知道弗朗茨的回应是什么,如果有的话。 弗朗茨之前是位于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指挥官。 中国当局指责德特里克堡是 COVID-19 病毒的真正来源。

与此同时,另一位前军方官员、同样位于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与发展司令部前司令菲利普·拉塞尔(Philip Russell)向勒杜克(Le Duc)发送了一个指向 EpochTV 纪录片的链接,该纪录片得出的结论是,大流行可能始于武汉实验室。 乐德回答说,他认为病毒来自武汉海鲜市场,但承认他不能“与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言论争辩”。

勒德继续说:“将全球大流行与世界面临的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挑战混为一谈,这太糟糕了。 它们都是重要的问题,但我不相信它们之间存在联系。”

正如我们现在所知——正如勒德当时所知——武汉实验室与中共之间的联系是勒德的朋友袁。

为了转移罗素对实验室泄密证据的注意力,勒德称赞了实验室主任石正丽,称她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科学家和一个有魅力的人”。

罗素没有上当,回应道:“我毫不怀疑郑立石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非常有魅力。 这并不排除武汉实验室分离出的众多蝙蝠冠状病毒中的一种感染了走出门的技术人员的可能性。 无需对病毒进行工程改造。 指向湿货市场的流行病学脆弱,市场上没有蝙蝠,未能确定中间动物宿主,中国政府采取了非常措施,包括迫害和可能杀害两名勇敢的医生,以掩盖此次疫情、为让实验室人员保持沉默而采取的措施、实验室领导层的变动,都指向实验室是疫情的源头。”

那时,勒德回答说,“肯定有可能是实验室事故是流行病的源头。” 乐德还透露,他曾就实验室泄漏问题联系袁,但从未收到他的回复。 勒杜克最后背叛了他的真正目标:“我们需要取得平衡,以免我们处于敌对状态。”

换句话说,勒德的动机似乎是不想与中共发生冲突。 类似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私下告诉福奇和他的科学家小组压制实验室起源的证据,以维护“国际和谐”。

毫无疑问,如果在 2020 年 3 月就公开了病毒起源于中共附属实验室,那么全世界对中共的压力将是巨大的。

2020 年 5 月 13 日,位于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校园内的 P4 实验室。(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