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七君
五十年前，一位有着悲惨遭遇的女性来到了荷兰奈梅亨大学附属医院向医生求助。
她的家里出了8个暴力男性，其中就包括她的几个儿子和兄弟。一人在23岁时因为性侵姐妹而被判刑，一人因为工作不到位被老板批评后开车撞死了老板，另一人在半夜拿着刀进入姐妹的房间要求她们脱衣服，另有两人是纵火犯。
一家人里怎么会出这么多反社会分子呢？被这些亲属折磨到无可奈何后，她只能求助于研究者，希望他们能找到家中暴力弥漫的根源。
接待这个女士的是荷兰遗传学家 Han Brunner。此后，Brunner 开始了漫漫十五年的调查。
（图片来源：wikimedia）
Brunner 发现，这户人家连续5代都出了暴力分子，这数代的暴力可追溯至1870年的一个男性祖先。他还发现，这些具有暴力倾向的男性智商都不高，大约在85分左右，处于可以被诊断为智力障碍的边缘。而在这些暴力男中，只有一人完成了小学学业。
Brunner 认为，种种现象表明，这些有着亲缘关系的男性犯罪者的暴力倾向或许和他们所携带的遗传物质有关。可是在20世纪70年代，受制于当时的科学技术，Brunner 也毫无办法，只能安慰而无法给予解答。
但是到了1988年，这家人的问题开始变得严重，暴力男们持续对亲人施暴，家里的女人们不堪其扰，又来找 Brunner 求救。
好在那个年代基因定位技术有了进展，这些女生也自愿让 Brunner 研究她们的基因。接下来的4年里，通过对这个家族28人的遗传学分析，Brunner 终于找到了问题基因：MAOA。
MAOA基因编码着蛋白质单胺氧化酶A（monoamine oxidase A），单胺氧化酶A能够分解三种重要的神经递质：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和血清素。
去甲肾上腺素能提高专注力，和人类遇到紧急情况时的“战斗或逃跑”反应有关；多巴胺能带来成瘾的快感，类似于游戏胜利时的“嗨”；血清素常常被称为快乐神经递质，因为它能让人感到安祥愉悦，有点像你吃饱了以后的那种感受。
有趣的是，血清素也和抑郁症有关。一类常见抗抑郁药物——选择性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SSRI）就是让大脑有更多的血清素，从而达到缓解抑郁的目的的。
总而言之，这三种神经递质能给人积极、愉快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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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或许会以为，既然这三种物质能让人感觉清醒和快乐，它们应该越多、越久越好吧？
恰恰相反，在这三种神经递质完成使命后，正常人的大脑会重新吸收或分解它们，将这三种物质的含量控制在合理水平内。它们若维持在较高水平，则会使人“暴走”。
Brunner 推测，这些暴力男的 MAOA 基因发生了突变，导致大脑无法分解这三种神经递质，因此在压力山大的情况下更有可能做出暴力行为。比如，这户人家的两个暴力男就是在近亲去世后犯下了纵火的罪行。
由于MAOA基因位于X染色体上，而男性只有一条来自妈妈的X染色体，因此若妈妈给的X染色体出了问题，那么他们就有更高的暴力倾向。相反，女孩因为有两条X染色体，所以即使来自父母一方的X染色体带有暴力版本，它的作用可被另外那条X染色体上的正常版本冲淡。
MAOA基因位于X染色体上，荷兰家族的突变隐性遗传。（图片来源：wikipedia）
果然，这家暴力男均携带这个基因突变，家中没有暴力倾向的男性们则不携带这个突变，家中女性虽然也携带暴力版本但没有暴力倾向。和 Brunner 的推测一致，这家暴力男的尿液中有很高的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和血清素含量，说明他们的身体无法代谢这些神经递质。
1993年，Brunner 和同事将这项研究发表在 Science 上，目前这篇论文收获了超过2千次引用。这是反社会人格障碍首次和基因联系到了一起。
然而，这个荷兰家庭中代代相传的 MAOA 基因突变在人群中非常罕见，后来的研究发现，大多数反社会者的 MAOA 基因都是功能比较弱的另一个常见版本——MAOA-3R。
（图片来源：publicdomainpictures.net）
2004年，发表在 Science 上的另一篇报道将 MAOA-3R称为“战士基因”，因为冷血的反社会者可以成为更好的战士。这篇文章立刻掀起了暴力基因的讨论热潮。
当然了，携带低功能版本的 MAOA 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必定会成为反社会，因为后天的作用同样强大。
（图片来源：wikimedia）
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者 Avshalom Caspi 和同事对超过1千个携带“战士基因”的人进行了长达20年的跟踪研究，并将结果发表在2002年的 Science 上。该研究发现，不是所有携带高风险基因的人都会走上犯罪道路，只有那些在童年遭受了虐待的人更有可能在长大后出现反社会行为，成为“变态”。也就是说，暴力要通过暴力才能传递下去。
一位遗传学研究者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神经学研究者 Jim Fallon 在数年前发现，自己的大脑和反社会人格犯罪者很相似。基因测序后他发现自己就带有“战士基因”。
Jim Fallon （图片来源：Daniel A. Anderson / University Communications）
Fallon 的家族里充满了犯罪分子，亲属中有7人曾被指控谋杀。比如他的表姐 Lizzie Borden 曾用斧头砍死父亲和继母。而他的一位17世纪的曾祖父曾经弑母，这桩案件还被写成了一本书。
不过他自己并没有暴力倾向。Fallon 表示，一个携带高风险基因的人是否会成为真正的反社会罪犯取决于童年经历，在成长的过程中如果大脑“看到的是一个恶意的世界，那么唯一合理的应对方式就是也成恶人。如果大脑感到的是一个正常的世界，那么它就会变得正常。”
而他自己有着快乐的童年，因此他不但没有反社会倾向，反而有很多的亲社会行为。不过，“战士基因”在他身上也有消极表现，那就是他在和别人交往时“感受不到人情温暖。”
但是 Fallon 指出，“战士基因”也并不总是消极的，它们可以让人在高压环境中保持冷静，不被情绪操控。Fallon 说，他的认知同理心得分很高，但是情绪同理心得分很低，也就是说他能从理性上理解别人，但不会在情感上获得共鸣，所以他本人常常成为亲朋好友情绪宣泄的“垃圾桶”，因为他善于聆听但不会被同理心裹挟。
（图片来源：pxhere）
因为2004年“战士基因”论文掀起的热潮，我国也曾开展“战士基因”的研究，结果发现和环境相比，“战士基因”的贡献不值一提。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全国高等院校科学技术同行评议专家、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主任医师蒙华庆就曾经带领团队进行 MAOA 基因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对象是400个湖南、四川和广东省的少年犯，这些少年犯的罪行包括谋杀、抢劫，其中一些人在不到14岁的时候就已经走上了犯罪道路。
（图片来源：wikimedia）
这些研究者把少年犯分为两批，一批是犯有暴力罪行的，另一批是没有暴力倾向的。他们对比了这些暴力犯、非暴力犯，以及无犯罪记录同龄人的 DNA。结果发现，中国暴力少年犯和普通孩子的 MAOA 基因没有显著差别，也就是说“战士基因”在预测中国青少年犯罪方面没有作用。然而，中国青少年犯罪和吸烟、喝酒以及学校暴力之间却有很高的相关性。
蒙华庆对《南华早报》表示，几年后我国政府就逐渐切断了对这个研究课题的资助，原因是根本找不到 MAOA 让少年犯罪的证据。
他表示，和环境因素（如较低的社会支持、身体虐待以及家庭的不稳定性）相比，基因在攻击性方面的影响力微乎其微。蒙华庆还说，其他团队也有类似发现。
（图片来源：wikimedia）
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员章晓辉则认为，我国政府放弃对特定战士基因的研究资助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大脑具有极强的可塑性，“DNA 和出生后的人生对行为的影响是五五开的，基因也一般联合起作用；想要找到战士基因的话，就要在好几代人之间找到稳定的模式才行，”就像文章一开头提到的那户荷兰人一样。
发现了 MAOA 基因和反社会人格之间相关性的 Brunner 就曾告诫大家不要迷信“战士基因”。他说，还有一个影响了世界一半人口，并让携带者更具有暴力倾向的遗传物质，那就是Y染色体。那是不是携带者Y染色体的人，也就是男性都会成为罪犯呢？显然不是。
“基因给犯罪上膛，环境扣下扳机”，这或许是对先天和后天之间千丝万缕联系的最好总结了吧。
或者说，杀不死你的使你变态。
https://docs.qq.com/doc/DVFd6Zll3aGJFbm1Y
“把科学带回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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