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闻记者钱明宇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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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国家安全法（NSL）推动了“laam chau”（也称为“burnism”），这意味着相互保证的破坏，这是激进抗议者在反送中运动中首次使用的术语，用于描述他们理想的检查政府。 也就是说，对香港造成的任何伤害也会对中国大陆造成伤害，许多人认为，在严酷的 NSL 下，政府本身正在自相矛盾地实现这一战略。
榄洲是香港人的俗语。 在中国共产主义文化中如何理解？ 上周我和一些朋友喝了茶，我们谈到了这个。 我们一致认为，一种可能性是“统一战线的终结”。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与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并驾齐驱。 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人们并不熟悉它，这个城市的共产党代理人往往羞于讨论它。 我还记得，在中国大陆的一次教育之旅中，一位亲北京的香港教育联会人士含糊地将统一战线称为“各方面的合作”。
共产党人强调“革命不是招待客人”，可以肯定，统一战线不是礼貌和温和的问题。 毛泽东明确表示，统一战线本质上是“阶级政策”。 因此，与谁联合以及如何联合必须基于阶级分析。 在毛泽东看来，民国时期的中国是一个有两个小目标的社会，即无产阶级是中共真正的盟友，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是中共真正的敌人，都是少数。
中产阶级，即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产阶级占多数； 他们具有双重性格，因此统一战线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利用这种性格的积极方面为中共的利益服务。 比如民国时期，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但容易与政权和解，中共可以利用其革命的一面与之联合。 新中国成立后，资产阶级如果还想剥削工人阶级谋取利益，作为政权的盟友生存下去，就必须屈服于中共“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
从以上可以推断出统一战线的第二个特点——它的目标不是中共的真正盟友。 原则上，他们是最终要消灭的敌人，在历史的某个时期，中共要对付一个大敌人； 所以任何临时联盟都被认为是有益的。
大敌没了，中共需要寻找新的敌人，老盟友可能需要从朋友变成敌人。 除了资产阶级，这种“敌友”的转变也发生在农村居民身上。 1930年代初期，在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最初实行“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的温和政策，但当国际主义者站出来时，许多富农被重新归类。像地主中农一样富农，造成不必要的痛苦。 鉴于阶级标签的流动性，有人开玩笑说，在中国，在“政治当家作主”的时代，只有农奴才能真正在政治上安全，不会引起任何斗争。
统一战线的著名例子包括 1930 年代的抗日统一战线和仍在运作的政协（政协）。 事实上，“一国两制”也意味着统一战线，因为按照中共的设计，是两个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联盟与合作。 在“统一祖国”的共同目标下，不支持社会主义的人，只要支持统一，就应该成为统一战线的对象。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1997年以前中共事实上的驻港使馆新华社的负责人，结交了香港各界朋友，向政协推荐了合适的人选。
然而，据香港资深记者程昌透露，共产党在2003年7月1日的集会之前就已经开始筹划镇压温和的泛民主派，这是香港人对政府试图推动立法的回应。有争议的《基本法》第 23 条禁止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和颠覆中国政府。 2019年反送中运动之后，就连政治温和、愿意与中联办合作的民主党也被贴上了“反中乱港”的标签。 随后在香港政治、司法、教育和其他专业领域的清洗，也符合程对共产党人“以准战争的强度进行战斗”的观察。 换言之，统一战线战略实际上在香港结束了，共产党人判断温和派的双重性格已经消失，他们现在被归类为纯粹的敌人。 共产党现在在香港各条战线上都采取强硬路线。
所有这些都造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共产党人在中国大陆庆祝统一战线政策一百周年； 另一方面，香港特首李约翰不知从何说起强制性的“正面香港故事”，这无异于在“大外宣”中承认统战失败。特别行政区。 NSL导致了移民潮，这让我想起了毛泽东在1935年主张统一战线、反对“闭门造车”时所说的话：把一大群人赶到敌人身边，只会让敌人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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