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自造访一个陌生的地方，他通过经纬度、地图以及所搭乘的一系列交通工具来确认自己的绝对和相对位置。他将在这里待上半个月，在这段时日里，必须主动与地方建立联系、反复试探、仔细体会地方给予的微妙回应。也许前面数个动作均无效，那还要持续出招，哪怕激得这个地方还以一记重拳。为了得到这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击，需要逃出舒适区，小心避开那些与自己家乡或常居地相似的元素：有 Wi-Fi 的酒店房间、咖啡馆、纪念品商店。还得克制自问自答的冲动，以免让 15 天的经历在纯粹想象与理论推导中自圆其说。他必须像一个毫无头绪的侦探一样留意周围的一切风吹草动，抑或像一个正在「漂移」的情境主义国际成员，调动自己体内的罗盘，切断特定的城市空间路线。最终，他拿到这个地方吐露的一些隐晦碎片，将之融入血液，写出只言片语。这些碎片可能很久都不会代谢掉，那么他将一而再，再而三地返回这里，最初写下的只言片语也会反复发酵、膨胀 ……
这种状态可能就是「方志小说」联合驻地写作计划的参与者所要面对的情景。发起人之一芬雷干脆将之描述为「紧急」。自 2017 年起，「方志小说」不断联合全国各地大小城镇或乡村的在地机构，招募创作者进行短期驻地，连接人与地方、本地与他乡。与艺术圈内常见的由特定机构发起的驻地项目相比，「方志小说」明确地以「地方」为对象，有点类似一个不以旅游为目的的「旅游团」。在近 5 年来的 6 期驻地项目中，已有近百名参与者访查了厦门沙坡尾、西安吉祥村、厦门后田村、云南翁基等地的 20 多个村镇空间，其成果汇集成 5 次联展，以及《碧山》系列杂志书的一部特辑。
「方志小说」用广义的「写作」来探索人与地方的关系。芬雷认为，参与该项目是「经验并实验」地方的过程，参与者必须在场，但又不能像旅游者或当地长居者那样理所当然地在场。而「经验」和「实验」这两个动作，也正对应了计划名称中的两个关键部分 —— 「方志」和「小说」。
「志」有记载之义，「方志」就是地方志，即关于地方的记载，小说则是一种虚构文学体裁。
「方志纪实，关乎现场经验；小说写虚，关乎想象历险。而方志小说将两者糅合，意在虚实并用，彼此激发，开启协商性的在地写作。」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方向构成张力，塑造出「方志小说」计划最初的规则，实际上也是促使计划诞生的两股力量。约 2006 年，芬雷在江西某资料馆翻看一些陈旧的地方志，既受其启发，又有感于少人问津的状况，便想寻找一种方法重建年轻人和地方的关系。「如何能够轻松一点，不必辛苦地读完这么多资料？」后来，芬雷参与发起了关注实验性写作的「泼先生奖」，又参与了不少当代艺术的工作坊，于是想到将艺术家那种注重感觉传达的工作方式与地方写作结合起来。
「也可以稀释一下官方的话语体系。」芬雷说。在地方志传统中，对地方的书写是自上而下的。撰写者接受了历史交付的使命，试图超越一己视角，以客观简朴的笔法写一方之志，述而不评。秦建立大一统王朝后，地方志的书写逐渐增多，明清达到鼎盛，事实上形成了关于地方疆域、建制、人口、风俗、产业等的一套官方话语体系。而另一方面，小说等虚构文本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仅在民间流传。「方志」结合「小说」，保持地方经验的同时，也可以将那些生动的稗官野史、街谈巷议、流言传说纳入，并允许个人表达。「不是真的编方志或者写小说，更强调的是跟地方打交道的经验和个体经验。」芬雷说。
对个人经验的强调，实际上反映出了「方志小说」对「地方」概念的理解。策展人龙奕瑭曾观察到参与「方志」的三个动作：概览、介入和行动。个人进入地方，「地方」就从地图上的方方块块变成了一种情景，可能是人文地理学中承载记忆、情感的地方，或空间制图学中反映权力关系的地方，也可能是社会学与人类学中民族志的书写对象。芬雷希望项目本身不提出任何一种系统性的方法，而把发挥的空间留给驻地者。但芬雷也强调，「地方志」的编目方法仍然具有参考意义：「人如何用有限的经验梳理地方上庞杂的事物？如果写一部私人地志，如何梳理个人与地方的关系？按照记忆或成长经历等等来写，就是一种编目的方法，能梳理出深刻且难以用日常语言表达的东西。」
2018 年厦门沙坡尾的驻地项目中，艺术家朱湘在当地一家旧书店发现了一摞收件人为「张似虹」的私人信件，隐晦地反映出 20 世纪 50 年代一名青年女性在介绍婚姻与自由恋爱道路之间的情感挣扎。驻地数日未找到创作线索的朱湘从这里得到了突破口，此后她又返回沙坡尾数次，根据信件中提到的地点对厦门进行了一次城市考古，并加入个人关于广东家乡的记忆，完成了作品《似虹之书》。作品在 2019 年参加展览时，呈现为 7 份档案，分别以信仰、民俗、海洋、书信等为题进行编目，又在 2021 年展览时进一步发展为一部多频影像。这件作品很好地体现了「方志小说」项目中现场经验与创作实验、纪实与虚构之间的张力，也是一份借用地方志编纂方式进行个人书写的典型样本。
「方志小说」的开展模式参考了当代艺术行业内的驻地传统，但传统艺术驻地项目一般至少持续 3 个月，与之相比，「方志小说」为期两周的驻地时间是十分短促的。因此，芬雷认为不必要求参与者在驻地期间完成作品。这让参与者的关注点从作品流动到了「地方」上，地方不是完成作品的终点，而是打开一个可以经过的通道。「方志小说」也鼓励创作者离开之后再回来，在这个过程中松动并反思最初的创作想法。
2018 年，新造空间驻地组织者许冰煌曾代表一部分参与者提出过「短而轻的驻地方式是否有利于深入考察一个地方」以及「地方经验如何有效转换」的问题。从后续的实践中来看，「方志小说」摸索出的一系列工作方式回应了这两个问题。首先是与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在地机构合作，在每次驻地前共同做好前期调研和资料梳理工作，并提出有针对性的议题。议题性在最近的驻地项目中也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包括广东顺德的「饮食」，浙江临海的「志怪」，或沿海区域的「纺织」与「丝绸」等。这些多少带有「闯入者」眼光的议题，针对的是当地居民日常经历却未必会专门深思的话题。其次是考察驻地申请者过往的创作，并预先衡量其驻地计划的可行性。再次则是针对不同的议题，对接本地艺术家和研究员等，使驻地最终成为一个公开项目，在诸多活动、对谈、行走中促成多维度的交流。在福州梁厝驻地成果展的前言中，策展人张芳提到「与艺术家、策展人、菌菇及人类学研究者、本地农业实践者及乡建工作者共同开展的驻地团聊和工作坊，让我们得以在不同的分辨率和细粒度层级中去观看和了解这一复杂系统」。最后，驻地结束时，「方志小说」往往会邀请策展人对驻地成果再次做出选择和整理，呈现为展览。
「方志小说」丹东驻地，
丹东棉纺厂旧址，摄影：施佳杰
不过，芬雷对于「写作介入地方」持谨慎态度，「这种介入可能是一种想象，也许是自己打了一套拳，别人并没有注意到你，很荒诞。」这也是「方志小说」在这一阶段更专注于城市驻地的原因，「乡村规模小而问题直接，这会给驻地者造成一种来解决问题的错觉和压力。面对乡村的驻地要求更高，需要我们再去梳理。」
连续 5 年的「游击」驻地后，「方志小说」也在今年开始探索实体空间工作栈，希望能持续邀请青年社群来到地方，通过文化艺术实践参与地方营造，共建新形式的在地社区。
今日全球性包裹下的城市在空间布局、生活方式上似乎不断趋同，另有一些地方沦为被过度消费的符号。「方志小说」驻地项目正是通过到达现场的方式挖掘隐藏的地方性。芬雷认为，不管城市表面多么相似，驻地经验从不相同，因为地方是捉摸不透的。如果说长居地提供了一条可预测的日常路线，互联网提供了一种看似自在其实十分保守的想象，真实的地方现场提供的则无异于一场冒险。这种冒险存在于地方的不确定性中，也与「写作之为写作，或者说个人之为个人」的不可把握相呼应。从这种意义上说，到地方上去写作，实际上正是人与地方的相互发现。
纳闻 | 真实新闻与历史：通过「方志小说」，虚构和非虚构的界限被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