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精英中学和宁夏扶贫中学，“努力”有什么区别？

在十八年的应试教育中，老师和学校一直努力让我们相信一个真理：只要够努力，就会有好结果。但真的是这样吗？李思宇并不这样认为。

李思宇是巴黎政治学院的讲师，从2014年起，李思雨在宁夏和北京的三所高中做了很多年田野调查，最终写完了她的博士论文，论文题目叫做《择优录取》。在这篇论文中，除了描写各地高中巨大的差异之外，李思宇还提出了一个很多人没想过的问题：

我们中国学生每天都在强调的“努力”，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讲述者  李思宇 

宁夏中学

我们先来讲第一所中学的故事。

2014年，李思宇还在读硕士，她来到宁夏山区的一所扶贫中学。刚来的第一天，这座小村子就震惊了她。

李思宇：2014年，我去宁夏山区的学生家里，跟他们一起住了一个礼拜，观察他们的日常生活。我刚进入田野点时，发现北京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特别的存在。他们会觉得北京来的人是电视上来的。我们到一个学生的家里时，他们夹道放鞭炮。一家子人，七大姑八大姨都出来迎接，有种“接新娘子”的感觉。进到屋里，一派“过年景象”。他们摆了花生、瓜子，拉我上炕聊天。

李思宇去的村子，属于宁夏的某个国家级贫困县。在当地人的心中，“北京”尤其是一个有特殊意味的词。北京来人了，那就是电视上的人来了，是一件大事，当地的乡亲们觉得自己有义务营造一种节日氛围，但谁也不知道这个热闹的氛围是为了什么。

李思宇就是在这里开始她关于中国教育的田野调查的。出于学术伦理，本期提到的几所学校，我们都不能直接说名字。这第一所宁夏的中学，我们可以简称为“扶贫中学”。

扶贫中学有着很多模仿衡水模式的影子。早晨六点，学生们就开始了一天的活动，洗漱后的第一件事是和衡水中学一样，跑操。

李思宇：跑操时每个人保持十几公分的距离。学校会宣传一个人摔倒了，所有人都会摔倒——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集体主义的练习。

跑操之后，开始早自习，一天的课程会在下午六点左右结束。一小时晚餐后，七点钟开始晚自习。但学生们是不可以慢悠悠地享受晚餐的。

李思宇：学校在宣传一个六点半现象——六点半时，很多学生会拿着书到学校的小广场开始背书——就是说学生除了赶紧把饭塞在嘴里的时间以外，学校会宣传大家把剩下的这半小时用来学习。

在军事化管理之下，学生管学校叫“监狱”。就连家长来看孩子，都只能隔着铁栏杆说几句话，送点东西。

这样的角逐里，最努力最优秀的孩子会胜出。为了促进教育公平，扶贫中学和北京的一所优秀的中学结成对子，宁夏这边每年会选择几位最优秀的学生，去北京的中学交换一年。他们称之为去北京“留学”。

李思宇：宁夏的学校每年会选一两个家庭非常困难的孩子，他们是作为一种典型被选上的。

他们家庭困难，但小学升初中时，靠自己积极向上努力，会通过一些扶贫政策进入相对好的学校，高中也是同理。在学校看来，这些孩子就是“贫困+努力”的一个化身，因此当这个项目需要这种孩子时，他们自然而然就被选上了。

这里可用一个学术用语的“表演”——不是说他们真的在演戏，是说他们需要表演自己这个社会角色。

努力而贫困的学生被选择，带着全家的希望，来到了大城市。这就像是一场教育的变形记，幸运的机会，也可能带来更多的痛苦。

李思宇：宁夏学生到北京后，会发现有一些章节他们还没学过，考试成绩就会很差。同时还有经济上的困难、融入上的困难，还有环境带来非常大的自卑感：因为北京的小孩除了学习，还会乐器、会演戏、会画画，会很多东西。宁夏学生就会觉得北京的小孩什么都做得好，我们什么都做不好。

在这样的情绪压力下，就算是最乐观的孩子，也难免会陷入焦虑。李思宇在调查中，曾经约某位宁夏交换生在学校门口的麦当劳见面。那个孩子听了之后很茫然，因为他在北京的这一年里，从来没有注意到学校门口有一家麦当劳。

在这些留学生里，一个男生被香港中文大学录取，成为了他家乡第一个、也是近几年唯一一个考到香港的孩子。但这个孩子在北京交换期间，只能每天绕着操场跑圈来排解自己的烦闷。

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

李思宇：这些宁夏学生的访谈非常难做，他们说话有一种挤牙膏的感觉。我希望可以激发他们的兴趣，但是他们可能就是一个字两个字短短的一句话，这个回答就结束了。

我问他们什么时候跟人聊天？但很多人跟自己的室友都不怎么聊天，在他们看来，聊天是一个不好的活动，因为会占用学习时间，别人怕打扰他们，也不会主动地去找他们聊天。

但这会导致他们的语言能力出问题，他们无法进行自我的表达。

我觉得口头表达是一种体现社会资源的能力。口头表达好的人，往往体现了家庭、生活环境等各个方面资源的丰富。

普通中学

李思宇调查的第二、第三所中学，都在北京，这是两个风格截然相反的学校。

我们先来说第二所。这是一所成绩中不溜的中学，既不是叫得上名字的精英中学，也不至于很差。所以，我们把它简称为“普通中学”。

和扶贫中学的衡水模式相比，普通中学的日程显得宽松许多。高一高二没有晚自习，下午3点多放学，学校六点半关门，会把学生都赶回家。

普通中学有一种浓重的北京氛围。大部分老师都是首师大毕业的本地人，学生也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李思宇也是北京人，所以很自然就融入了他们，老师们都叫她“北京小孩”。

但在李思宇的调查中，她发现，这种轻松的氛围，对于老师和学生来说未必是好事。

李思宇：宁夏的整个作息时间都是安排好的， 学生都是住宿的。

但北京的普通中学里，大家都是走读的，学校没有提供经费让老师上晚自习。直到高考前，老师都是主动自愿给大家上晚自习，但也不会陪学生待太晚。

在这所普通中学里，学校甚至没有足够的经费给老师支付晚自习的课时费，这里的学生表面很轻松，其实很无力。

这所普通中学的老师，会形容学生们是“不上不下”，整所学校也是“不上不下”。老师甚至会直接让学生不要考虑难题，把基础分先拿到。他们也不会给学生打鸡血，冲清北，老师们的重点是“争取全体上本科”，一个都不能少，所以反而会更关注游离在本科线上的学生。

李思宇在田野调查中做过一个问卷，里面有个问题是：你认为高考对人生的影响，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在这个问题下，普通中学的很多孩子会回答，高考只能影响自己考大学，影响不了自己的一生。普通中学的老师也会跟学生强调，成绩不能决定人的价值，有很多知识是学校里学不到的。

但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再往上走，看看北京的重点中学，那里的精英学生们几乎不会这么想。

重点中学

这里，我们就要开始讲第三所中学了。这所中学是北京有名的重点中学，出过状元，每年稳定地为清北输送生源。我们把它简称为“重点中学”。

重点中学的同学，比普通中学的同学要努力很多，他们也更看重高考的价值。但努力，光靠自己不行，还得看客观条件。而客观上来说，重点中学的学校和老师，都有条件支持学生的努力。比如，在这里，学生有留校上晚自习的自由。周末，学校的自习室也可以让同学们自由使用，很多学生会来学校上自习。

李思宇：北京重点中学的学生在校时间非常长。如果他们想努力，他们的环境是允许他们有更多的学习时间、老师也有更多时间帮助他们。

大家一提到和个人命运相关的问题，会更多地强调人本身、以及思想层面的原因：努力不努力？有没有内驱力？是不是积极向上？有没有追求？但我觉得这些东西是要在一个环境中衡量的。

和我们大多数人的常识不一样的是，学生的努力，其实并不直接决定着考试成绩的提高。学生的努力，其实直接响应的是老师布置的任务。在这种前提下，老师指引的方向是否正确，直接决定着学生的努力是否有效。大家或许都在努力，但努力本身并不平等。

李思宇：一些重点学校的老师，本身就是高考出题人，也参与高考判卷，他们可以给学生一个非常准确的高考引导。

在高考这个环境中，大家总是关注学生是不是用了五倍、十倍的努力？成绩怎么样？但这个五倍、十倍的努力，在不同的学校里，回报是完全不一样的。

于是，在重点中学里，老师比学生们承担着更重的任务。老师先要比学生做更多的题，然后筛选出有价值的题出给学生，飞快地批改卷子，并给出精确的反馈。老师要给学生省去做题、总结、反省提高的时间。老师多做一点，学生就能多一点时间来学习。所以，在重点中学的高三年级，重点中学老师的工作时间每天在12小时以上，有时甚至可以达到15-17小时。

在某些时刻，李思宇觉得重点中学的老师们，更像是被工具化的辅助角色，甚至有点像在做服务业。

李思宇：我现在也在法国教书，如果跟这个工作状态对比，中国的老师的工作要求真的非常高。中国老师批改速度非常快，他们给学生讲解时，还要传递大量经验和知识，他们批改作业时是有很大思考量的。

有些学生考试第二天就会跑过来，问卷纸有没有判好，如果老师没判好，他们会非常失望。我觉得这些学生没有考虑到，老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要晚上回家吃饭睡觉，而不是通宵判卷纸。在学生眼里，老师是一个工具性、辅助性的形象，而不是一个人。

这个环境也是不许他们做人。这不是学生的错，但是这个环境就会导致学生会对老师有不切实际的要求。

这些重点中学的老师，本身就是名校毕业，而且在生活中多才多艺，性格很鲜活。有的老师平时跑马拉松，有的老师对儿童文学很有研究。但在学校里，他们就是为学生服务的，没有人关注他们的个性和生活。

李思宇在《时尚先生》的采访中说，重点中学在培养新一代精英时，给了他们一种忽略身边人的正当性。老师是为自己提分的工具，学校是备考的场所，而学生也并不把在学校里的自己当作完整的人，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努力”。

李思宇在研究中，重新理解了“努力”，这个词。

李思宇：不是所有的行动都被视作是“努力”。比如学生一般都有一个改错本，老师要求他们把做错的题抄下来，重新分析记录一遍之后再反复练习。

如果学生不做这种具体的、被要求的改错学习，去做了其他事情，这个学生就会被视为一个不努力的学生。

李思宇说，重点学校用来上晚自习的阶梯教室，是一个用来展示和确认努力的场所。学生出现在这里，就会被认为是努力的。而学生看到了自己被认定为努力，感到了激励，就会越发努力下去。看到别人努力，也会暗暗比较。

只有在框架中的努力才会被认可，因此它也成为了对中国学生的一种规训。当学生走上社会之后，这个制度性的努力仍然存在。比如在工作中，怎样工作才叫努力，其实是由你的老板和公司说了算。

当一个人长期追求这种努力，他身上的敏感，或许就会消失不见。

李思宇：尤其在精英中学，学生正变得越来越乖，对老师的依赖越来越强，对老师的服从也越来越强、学习的时间越来越长。最终成绩在他们眼中的重要性也越来越高。

老师们觉得，现在的孩子比过去更不活跃了。

在我看来，这证明了学生的自主意识变少了，对自己人生的规划和思考也变少了，这肯定不是一件好事。

李思宇回忆起自己的高中生活。她05年高考，那个时候她的高中更活跃，什么样的学生都有，大家也并不都专注于学习。李思宇觉得，这种越来越乖的倾向，可能是因为学生被“提纯”了。成绩差的学生被排除在外，想出国的学生早早就被分到国际部，而重点中学的高三学生更是拥有单独的毕业班楼，可以不被低年级学生打扰。这样下来，高三学生就被提纯净化了，所有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高考奋斗。

在这个单一的价值体系里，没有人引导学生去思考自己是谁，什么令他们快乐。

李思宇：我们的教育，是希望学生根据成绩来认识自己。这个成绩都是有一个排名的，这导致学生认识自己、认识世界，都要依赖于排名。他们会认为世界就是一个大梯子，我就是应该往上爬。

这让大家始终在寻找环境中的数字，好让自己有一个定位：在学校是成绩，在社会就是工资收入。大家觉得最舒适的、最安全的，让自己融入身边社会的方法，永远是看排名。

另一种可能

在当年，李思宇自己也不是一个例外。在李思宇高中毕业，刚开始到法国留学的时候，当她发现法国的大学考试出成绩之后竟然不出排名，她总觉得似乎缺了点什么。

李思宇：我总有一种想知道自己排名的冲动。法国学校会把所有人的成绩都张贴出来，我发现我下意识地在数成绩，看在全年级排多少名。等我意识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非常可笑。

我其实是个特别不在乎成绩的人，但当我刚到法国、还没有太融入新环境的时候，我想找到自己在群体中的位置，我的方法竟然就是去找自己的排名。我这个行为挺可笑，挺有意思的。

这件小事让李思宇对考试这件事充满好奇，更想知道为什么中国学生如此看重考试和排名。在这个问题上，李思宇并不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学生，她生长在一个宽松自由的家庭，后来考上了北京最好的高中之一，但她却开始怀疑这一切的意义。

李思宇：我从初中开始对学校产生了巨大的不信任。个别老师的管理方法， 让我觉得学校是一个规训人、管理人的环境，对学生的监视，让我觉得学校对孩子的约束大于对学生的教育和爱护。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了最后，高中头两年我都考班里倒数第 11 名，因为倒数 10 名会被找家长。

在考试上，李思宇是临时抱佛脚型。但好在她所在的学校师资力量很强，考前突击也能很有效率。但她在考前短暂的努力中，感受到了一种错位的感觉。

李思宇：高考前，班里不努力的学生都开始变得努力，我也是被这个气氛带动了。这有一种错位的感觉：这不是一种很强的自发的动力，而且跟大家坐同一节车厢，整整一列车被带着往前走的感觉。

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像高考一样宣扬这种以“努力”为标准的选拔。以李思宇熟悉的法国来说，法国当然也有选拔精英的私立大学，但法国的大学教育更加普遍，他们的公立大学更像是一种义务教育，目的是人人都有学上。高中会考的通过率在百分之八十之上，而读大学的年轻人占这个年龄段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但和中国最主要的区别是，法国的公立大学录取有着更大的随机性。在每年的高中毕业季，每所公立大学都会收到雪片一样的申请信。

李思宇：法国大学老师日常做科研时间已经很紧了，没有人真的有时间仔细看这些申请信。最后每个学校的处理方式都不一样，没有一个统一的策略，随机性非常强。

如果你是一个法国学生，并递交了大学申请，那么谁处理了你的申请、他有什么喜好、他看中什么、他在每份申请上花费了多少精力，都说不准。但在李思宇看来，这种随机性，或许是另一种公平。

李思宇：这是一种政治层面的理论。大家可能觉得一个择优是一个非常公平的选拔、选举手段，但其实真正公平的政策是抽签——择优，从来没有被视作是一个公平的制度，反而是增加了随机性因素的制度，是更公平的。

法国很多大学老师是从非常精英的学校出来的， 他们总是抱怨，学生的素质很低，不具备基本的学习能力。但换个角度看，这反而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证明即便出身环境很差的学生，仍有机会遇到精英学校出身的老师。他们可以在大学里有交集，这个社会不是完全泾渭分明的。

噪音开始了：那要问一个非常中国考生思维的问题。如果我是高中毕业生，我又很努力，就想上一个好大学，但没想到申学校的时候，这种随机性把我的机会给剥夺了，这对我来说会不会是另一种不公平呢？

李思宇：我觉得不是，因为公平就不是一个人身上可以体现出来的，公平是一个群体中才能体现出来的，只有资源公平的分配在了每个人身上才是一个公平的场景。对不对？

中国人和法国人有一个重要的想法差异：在中国，人生是一个梯子，你的方向就是向上爬。但在法国，你的人生是一个广场，你可以往四面八方走。在广场上你看到西边有朵花，你可以就往西走去看花。并不一定要上了好大学才能怎么样，因为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不是唯一的。

如果这个“唯一”被去掉了，这种单一向上的方向被去掉了之后，那种“我努力了，但没拿到我想要的东西”这种不公平，某种意义上就不存在了。

噪音开始了：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不想爬梯子了，现在很流行躺平，大家动不动就说，我要躺平了，摆烂了，你觉得躺平是一个大家意识到可以不爬梯子之后的一种放纵吗？

李思宇：我的一位导师，李春玲老师，她就说过，躺平不是一个自主选择——整个竞争是一个淘汰赛，获胜者一直在不停地内卷、参与到更激烈的竞争中。而每一轮被淘汰的人，他们不再是竞争的动员对象，他们只能停止相关的竞争活动。

躺平的人是“被躺平”了，因为竞争对他们已经没有意义了，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没有再参与进这个社会的资格了。在我看来，这是因为社会是单一价值，没有给他们提供其他实现价值的方式。这种被描述为“躺平”的状态，在我看来其实是一种意义的缺失。

在脱离高考之后，李思宇用了一些时间，来重建自己认识世界的方式。最重要的是，她学会了如何让自己快乐。

李思宇：我开始非常关注自己一些细小的情绪。其中一项，就是关注自己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快乐——是那种由衷的、会傻笑的快乐。这种情绪很容易一开始忽视掉了，不要错过这种情绪，要珍视它。

不要觉得这种“由衷的快乐”只是一种感觉，我也可以把“努力”放在这个方向上，因为我们不必做每件事都靠毅力、靠坚持才把一件事做下去。

我之前听一个朋友说，每个人应该至少有三个爱好：一个爱好是让自己维生；一个爱好让自己身体强健；一个爱好是可以不停地激发自己的活力和创造力。

我觉得这也不叫爱好，这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三个必须的活动。如果生活中一直有这三种活动，就可以保持平衡，保持自己的能量，维护自己精神上、身体上的健康，我觉得那会是一个比较快乐和满意的生活。

噪音开始了，一档聚焦当下的声音纪录片。社会的噪音就是时代隐藏的线索，每月两期，我们用声波刻录世界真实的形状。

本节目由JustPod和时尚先生报道组联合制作。 

– 音频制作团队 –

讲述者：李思宇

制作人：唐池

编辑：熊阿姨

声音设计：Supermassiver

图片设计 Jessi

节目运营 小米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