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闻记者钱明宇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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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周，香港举行了多项文化活动。 文化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这样的事件传达了相当多的政治信息。
经过七年的筹备，香港故宫博物院于7月3日正式开馆。 作为“中国祖国”的礼物，它的开幕在左派报纸上进行了整版报道。 《大公报》援引受访者的话说，博物馆不仅是香港的文化新地标，也是整个大湾区的文化地标。 由于政府希望一切尽在掌握，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没有进行公众咨询，在没有正式招标的情况下，政府直接委托建筑师严迅奇设计，以确保庞大的中国存在在西九文化区得到保障。
然而，在开幕前夕，商人、前行政长官候选人唐英彦随口说，他希望开幕之时“乌云密布”（俗话说得好） ，“客人如云来”，意思是希望有很多顾客来），结果证明是预言。 台风并没有阻止习近平来港主持新政府就职典礼，但确实将博物馆的开馆时间推迟了一天。
台风还送走了两位文化巨人：多产的科幻作家倪匡和导演罗启钰，他们都在几天前去世。
他们的成就有据可查，所以我在这里不再赘述。 值得讨论的是政府和左翼媒体对他们死亡的不同处理方式。 法律声明以“文体旅游局局长兼常任秘书长”的名义发表，用约300字罗列了他的成就。 倪的声明以“文体旅游局”名义发布，不到100字，上面写着“喜欢他作品的人还是会想念他的”，其实意思是“不是所有人”香港人会想念他的。”
左派媒体的报道更有趣。 7月4日，《大公报》用了四分之三版的篇幅讲述了罗的死，剩下的那一页写给了倪，而《文汇报》根本没有提到倪的死，而是用了四分之三的篇幅来讲述罗的死。与同一页的其余部分一起死亡，一名潮剧女演员和一名当地女演员“感染了 COVID 但并不严重”。
倪为何被冷遇？ 并不是他的成就不如罗。 事实上，当天至少有四家本地报纸在头版报道了倪匡的死讯，因此他在香港文化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显然，倪作为一个一天能写两万字的多产作家，死后被对待的方式与他的政治立场有关。 他是著名的反共作家，曾在“六四”大屠杀中预言，1997年后香港将出现“悲剧”，香港将成为“香港人人有资格寻求庇护的大规模难民营”因为他们都支持反革命暴乱； 政权不听人民的； 它会将你视为推翻政权的阴谋者； 这个国家不属于人民； 相反，它属于极权统治者。” 引用最多的台词之一来自《追龙》； “要想毁掉一座城市，你不必毁掉它的建筑，你只需要去掉它的优点。”
故宫博物院要在香港成为现实，只需要一根政治指挥棒； 要让倪这样的文化巨头出现，需要一个政治宽容的社会，这是文化多样性所必需的。 这种曾经让香港引以为豪的宽容，简直成为了历史——童书《羊村守护者》的作者，把羊比作香港人，把狼比作中国大陆人，很可能会被判煽动罪； 粤语流行乐坛传奇人物张学友为共产口媒体央视发了一段庆祝香港回归中国25周年的视频，但因包含“香港，加油”这句话而被删除。 2019年，香港剩下的恐怕就是“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的研讨会，需要在各行各业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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